一
我已经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刚过了而立之年，就已显出苍老的面孔和略带佝偻的身躯却总是会浮到我的眼前来。
记得我头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只觉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琐的样子。当时狱警拉开牢门时，他毕恭毕敬地低头弓背面对牢门，满脸堆笑，活脱脱一个油头滑脑的老犯人。
那天我刚刚从一个北京炮局看守所拉回工厂去批斗了才拉过来，连东南西北都没弄清楚。看到他，马上就想到电影里见过的那些坏人。因此，当狱警在我身后把牢门哐当一声锁上后，摸不清状况的我完全没有想要搭理他。
没想到，狱警的脚步声刚从门口离开，他就一步跨到用高低不平的十几根光溜溜的半圆木拼成的床铺上，从我手里夺过狱警给我的一床薄薄的、里面的棉絮满是窟窿的被子，帮我叠好放在床的里头。并告诉我，我刚进来，肯定还不习惯这个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经习惯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点的中间让给我睡。同时压低嗓门一一告诉我牢房里“政府”——他总是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上——定的各种规矩。如平时起床要叠好被子放在床里头，犯人不能站在床上或地上，必须要下床面对门坐在床头；床头的塑料桶是马桶，一定要盖严，否则屋里味道太大；每天上午几点会放人出去倒马桶，必须在几分钟内抓紧倒净洗完返回号里，否则会被罚；一周有几次放风，每次放风会放多长时间，经过楼道下楼时千万不要停下来，也不要东张西望，如此等等。
同屋还有一个比我稍小些的犯人。当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四五”天安门事件进来的。他是在4月4日当晚下夜班后没事，陪着师傅到天安门广场看热闹，意外被抓了个现行，抄了进来的，一直关到这个时候。只被审了几次，就再也没人理他了。一提到他的师傅和他的家里人，他就会扑簌簌地掉眼泪。
我刚进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天天被押去审问。一审就几个小时。每次被提出牢房后，他们两人都会偷偷地扒着窗户，透过油漆剥落的玻璃缝隙，看我被穿便衣的警察从一楼侧门押着走出去的情形。每次回来，牢门刚一关上，老犯人都会马上把已经凉了的饭菜递到我的手上，催着我把饭吃完。
监狱里的饭千篇一律。每顿一个窝头（一周会有一次给吃馒头），一碗菜汤，菜汤面上会有几片闪着亮光的明油。我的饭量不大，关在狱里又不运动，一个馒头也还凑合。但那个才19岁的徒工就不行了，因此，我进来后发现，几乎每顿饭，老犯人都会把他的馒头或窝头分一半给他。
老犯人在牢房里最拿手的余兴节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错，虽然不敢让狱警听到，声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声哼唱的那些我听也没听过的各种中外歌曲，还是会让我觉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时候过得也还算得上心旷神怡。我也因此从他那里学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二
其实，被关进这里几天后，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经历。先是小犯人告诉我他是小偷，然后是他主动告诉了我他从十几岁开始，因偷窃，几次被教养，到被判刑的经过。说起来，我和父亲去干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门买棉衣等。就在公共汽车上，被小偷偷去了全部准备买衣服的钱和积攒了将近一年的布票、棉票。因此，对小偷，我曾经十分反感和愤恨。可是，当老犯人把他的经历讲给我听之后，对他我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
说来奇怪，我过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穷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书香门第。其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母亲还是北京市某名牌小学的校长。家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从小就学过弹琴，会识五线谱，很喜欢音乐，而且看了很多闲书。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因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连着两天没回家，跟一个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东西被抓，母亲因为觉得有辱家门，坚持不去领他，后来经父母同意，把他送进了工读学校。从此他就和更多的坏孩子走在了一起，学了更多的偷窃手法，再也改不掉偷窃的习惯了。
当然，每次被抓到后，他都想过要改掉偷窃的毛病。但他告诉我说，染上这个毛病后，人就像是吸了鸦片上了瘾似的，一有机会在眼前手就痒得不得了。终于，他在15岁时被送去劳教了几年。出来后，因为生活无着，家里也不理他，再度偷窃，再度被抓，又赶上了“严打”，作为屡犯，又超过了法定年龄，因此被判了7年刑。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将近30岁了，既无工作经历，又没有单位接收，城里几乎无处立脚，于是街道上一纸报告，把他定为“四类分子”，送去延庆山村里交贫下中农实行管制劳动。
这个时候，我已经大致弄清了关押我的这个地方。这是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又叫半步桥监狱。
三
1976年7月，我入狱两三周后的一天半夜，突然间天摇地动，把我们全都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满楼道里犯人们大呼小叫，砸门哭闹，恐慌至极。但是，因为监狱把牢房的门统统换了包有厚厚铁皮的沉重木门，只在齐眉高的地方为方便狱警监视犯人的动静，从外面开了一扇小铁窗，必须从外面拉开才能打开。对外的窗户，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们几乎无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况。尽管所有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极剧烈的地震，因狱警全无声息，犯人们声音再大，也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
我们号里的小犯人喊哑了嗓子，兀自坐在铺边哭泣。老犯人虽然搂着小犯人的肩头未吭一声，但是牢房每震颤一次，他都会神经质地嘟囔一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直到余震消失。
记得在那个白天，老犯人一反往常笑嘻嘻的一脸轻松相，一声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发呆。我当时试图和他讲话，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两声而已。直到晚上熄灯之后，他才突然在我耳边小声地问我：“你想你家里人吗？”我记得我应了一声。又过了一会儿，他长叹了一口气，说：“我妈今年60岁了。”
整整一个晚上，他把自己的头包在被子里面没有出来。我分明听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过了一个多月，因为没有报纸，没有广播，除了白天黑夜，我们谁都搞不清楚是哪一天。只知道清晨突然间听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续不断地响起震耳的哀乐声，我们当即猜测是毛主席去世了。又过了一周多时间，小犯人意外地被释放了。那天老犯人也显得十分激动。他悄悄地告诉我，按照他所了解的各国的惯例，他估计新的领导人应该会实行大赦。但是，他似乎对自己的前途并不乐观。他问我：“如果实行大赦，是不是应该所有犯人都能赦免呢？”我当时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小犯人的释放，并不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的样子，也听不到甬道里有更多犯人被释放的声音。但是我还是告诉他，如果真有什么大赦，他这种小偷小摸的犯罪，应该都会被赦免。
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对我讲了实话。原来，他这次并不是因为偷东西进来的，而是因为“反革命”！
一个小偷成了反革命，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但却是真的。
他的变化原因很简单。他被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作为“四类分子”，在农村中就像麻风病人一样，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每天清晨四点钟就被赶起来打扫村里的街道，天亮以后再被赶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来，大部分时间都被人看管着。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烂，经常吃不饱饭，离村还要打报告，节假日别人放假他们照样要劳动。至于年轻人想娶媳妇，则连门儿也没有。被管制了几年之后，他和另外一个年轻的四类分子终于觉得生不如死，下决心逃跑了。没想到，两人没经验，以为到城里找钱容易，想着一路从各城市南下跑出境去。却不料城里的革命群众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几天后就给抓了回来。这回更惨，两个人被接二连三地斗争不说，还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死去活来。
此事之后，两人老实了一段时间。但不知道他们从什么渠道听到了台湾的广播，里面说得天花乱坠，说是只要给香港某信箱写信，就可以得到经费。于是，这两个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为真，想着写封信就能拿到钱，然后再往境外跑。老犯人于是自封什么“燕北支队参谋长”，然后按照广播中的地址给香港这个信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自然落到了公安机关的手里，他们两人也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听了老犯人讲的情况，我半晌没说话。我怀疑他们这种人会不会得到宽宥。虽然当时我并不清楚我有没有得到特赦的可能，但也没有把握认定他的罪状会比我的轻。他却明显地充满了幻想。他始终认为，他并没有反革命的意思，实在是因为在农村作为“四类分子”，活不下去，想用这个办法逃出去而已。并且他认为他实际上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他会吸取这次的教训，应当能够得到宽恕。
我在一个月后被换到另一个号子，然后在1977年1月初被无罪释放，以后随着天安门事件平反而得到彻底平反，从此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听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这一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布告，赫然看到了被打上了红×的他的名字。尽管我这还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写的，但他名下的罪状，分明可以锁定是他无疑。罪状的大意是他阴谋勾结国民党反动派，蓄谋秘密组织反革命武装，自封燕北支队参谋长，最后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几个字。布告张贴出来之际，他已经被处决了。
四
这位年不过30多岁的“老犯人”的悲剧命运，让我产生了很多疑问。为什么像他这样一个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样轻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抛弃了？为什么一个犯了错误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样的方法来惩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无以自拔？为什么当时要制定什么“四类分子”的政策，而将有过这种那种犯罪经历者逐出城市，送去农村管制劳动，从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剧呢？
实际上，自1980年代以后，这个社会上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四类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连“反革命”也已经不能入人之罪了。过去被视之为反动的“人性”“人道”等观念和意识，也开始出现在官方语言当中了。换言之，如果老犯人能够活到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他应当不会为他当年冲动和愚蠢的行为付出生命的代价了。
我是幸运的，赶上“四人帮”被打倒，“四五”天安门事件被平反，而且有幸读了大学，并且竟然做起了学问。我很庆幸我有机会从事了现代历史的研究，它让我能够利用我所学的专业，回过头去努力澄清我内心中多得不可胜数的疑问，去思考这个社会怎样才能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过上平静的生活。不错，对于众多学者来说，这可能有点不务正业。因为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关在象牙塔内，更认同高雅和专业。但是，面对历史上和社会上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我却无论如何也高雅不起来。这不仅是因为我的学养问题，而且是因为我的经历、性格和对所剩时间的紧迫感，因为我无法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构成这个社会的芸芸众生的命运来思考问题。
而且，在我看来，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换言之，我从不认为，学问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样学术，学识如何广博。我不相信，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学问，是因为学问家必须要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我认为，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用中国亚圣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用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一切研究都必须以达到人类的最高目标，即达到人类的改善为归宿。”
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让每一个关注历史的读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学会因关注他人的命运而养成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进而达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质量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研究反而会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造成更多的仇恨、对立甚或伤害，那我说，这种学问不要也罢。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认定此道，“虽千万人，吾往矣”。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8年第6期，作者系文史学者、本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