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教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每章聚焦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共同展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不同面相，揭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概括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和特点。这本书短小精悍，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学术化与通俗化相结合的阐释。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是一个比较艰深复杂的问题。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等对此都有过讨论。正如郭教授在前言中所交代的，他在前贤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和体认，提炼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六个特质的，即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这一体认与总结堪称全面。

讲特质应当相对於确定的参照系统而言。郭教授指出：“要讲清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一定要建立在与外国文化，特别是与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比较背景之上”。这表明他自觉运用中西对比的方式，来突显中华文化的精神特质。书中提出的这六条，对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政治哲学、思维方式等都有精准的概括，其中一些特质具有内在的普遍性。例如“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这些特质作为精神价值不仅仅适用於中国，可以说对世界文明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作者在相关段落中表示：“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文化的真髓，养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诚的理念，作为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的仁爱思想、浩然正气、正道直行、人格修养等内容，大大地弘扬出来。”这是郭教授的宏愿，也是我们当代学者必须自觉承担的共同使命。

中国哲学是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作者有深厚的编写中国哲学史教材的经验，很早就形成了其关於中国哲学精神特点的认识。他在综合吸收20世纪新儒家论中国哲学特质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哲学七个方面的精神和特点：自然生机、普遍和谐、创造精神、秩序建构、德性修养、具体理性、知行合一。这七条是目前对中国哲学特质的一个较好的概括，值得学界注意。

如何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是体现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文化一贯重视做人的道理，其人生智慧都要求落实於日用常行之内，指导人生和做人，儒释道三家皆如此。作者指出，儒家突出的是德性与礼乐教化的智慧，道家突出的是空灵、逍遥、放达的智慧，佛家突出的是解脱、无执的智慧，从而揭示出这三家人生智慧最突出的特征。由书中论述可见，儒释道三家人生的智慧，确实可以成为现代人修炼身心、涵养性情、提升境界的重要资源。作者在这方面的主张，是很有意义的前瞻性思考。

今天，我们需要全方位地努力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资源。在社会教化、个人修身以外，传统儒、道两家的管理智慧与方法，也是值得吸取和借鉴的重要方面。郭教授对此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他指出：“老子的‘道’的智慧、‘无为而治’的管理和孔子的‘仁’的智慧、‘导德齐礼’的管理，可称为大智慧与元方法”。这种大智慧作为元方法，可进一步扩充为系统观念、经营谋略、管理价值理念等等。这样一来，优秀传统文化便可与现代社会或企业管理之道相结合，构成今天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依据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引申并提出了中国管理哲学的元方法，即交融互摄、动态平衡、变通创造、有机联系、整体和谐。这也是很精到的。

把传统文化和现代观念结合起来，求得二者的融合，是文化创新的方向。本书的几篇附录，是作者对此类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如关注国学教育与推广、探索儒学与民间社会的互动、阐发传统道德的普遍价值等，体现了作者在深厚学养基础上的现实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教授对文化儒学的参与。近年来，即使是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到儒家传统未必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障碍。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还有待於澄清。即从学理上作出分析，反驳一些不切实际的批评和责难。此外，更要回应现代世界范围内儒学研究的挑战。郭教授长期投身於思想文化问题的讨论，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民主、社会正义、公共福利、个人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建设等问题从儒学角度发出了声音。他的一些论点，对全面了解当代的儒学讨论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复兴的今天，对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质进行提炼、总结和阐释，是非常必要而且有现实意义的。该书抉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义理和价值，叙述简明，持论平正，便於广大受众理解。该书的出版，无论在学术还是文化意义上都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