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研究生小P来信说，“最近一期的《读书》上有文章说，陈寅恪如果写出了他的《中国通史》，也许轮不到黄仁宇提出大历史观了。我以为不然。陈寅恪常年深陷书斋，沉迷于故纸之中，想弄出个大历史观来恐怕是困难的。我这样说不知道对不对，请老师指点。”
我回信说，很高兴他有这样独到的观察力。一个学者如果不能在对现实的关怀中产生思想为基础的洞察力，是无法完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史的，至少写不出通古今之变意义上的解释性的通史。我觉得现在的知识界把陈寅恪过于神化了，陈先生是学院派，是个博学型的大学者，但他有学术而缺乏思想，只有思想才能具有那种对需要解释的历史的统摄力，以及对历史大势的洞察力，而博学型的学者，却无法籍助于思想与理论，把他观察到的东西予以深化的理解。
十多年前，我读过一篇纪念法国的年鉴派史学大师马克 布洛克的回忆文章，其中许多内容都忘记了，但其中引用了这位史学家的一句名言却让我终生受用:“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对活着的事物的理解能力”。这句话足以成为历史学研究者的座佑铭。
有人说，陈先生花那么大的精力去写他的《柳如是别传》实在太可惜了，在我看来，大概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学者，还很难脱离考证学派的思维方式，陈先生也不可能超越他那个时代。
近读陈寅恪1948年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的记录稿)，读后的第一感觉确实是失望。陈寅恪的作品很精致，但他的中国问题关怀，他的宏观通识，似乎很难从他现有的著作中体现出来。这种想法我从不敢公开说，一则担心是自己学力不够，以至于我还没有真正读懂他。二则也无资格讲这种对学圣不敬的话，我们多么需要先贤这种的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来鼓舞精神上贫乏的我们。怎么可以对大师说三道四。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其实，蒋廷黻就用平白如话的常识语言，写出了充满现实精神的《中国近代史大纲》。
实际上，我觉得顾准倒是有那种“有以独断于一心”的、具有能写大通史的史家气质的前辈，他的历史学笔记中时时会透露出力透纸背的深刻的识见与判断力，从《顾准日记》来看，顾准虽然以经济学与西洋史为主，但他的思想的力度与统摄力，确实是超越时人的。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他并不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在史才，史学，史识的三才中，顾准有史才与史识、但史学的准备却相对不足。他的《历史学笔记》大多是批驳吕振羽、李亚农食俄不化的教条主义。那些古史分期问题，现在看来都是假问题，对推进史学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钱穆当然是有通史的大家。只是他对中国文化也过于浪漫化，他在《国史大纲》卷首指出，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学者要有“温情与敬意”，这主要是针对五四以来知识界中盛行的激进的全盘的反传统主义思潮而言。但怀着“温情与敬意”研究历史，就难免带感情色彩，陷入“求善高于求真”的陷阱。不利于客观认识历史现象。为了求善，往往会牺牲历史之真，犯了史家的大忌。当然这也难怪，当年是国难当头，国人需要从自己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中吸取民族救亡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中国人历来具有把历史当作宗教的传统，这样做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读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讲演录》后，我觉得陈先生有两个问题，一是他用的大多是归纳法，似乎无一字无来处，学问根底很深，但归纳法很容易出错，例如他根据晋书《苏峻传》等两条史料得出结论说，凡坞堡都是由推举产生。这就与事实不合了。至少我在《元史》中的“汉人世侯列传”中发现，1213年蒙古入侵引发的贞祐之乱以后，金末中原大地上的大多数的坞堡，都是地方强人利用自己武装，独占一方，大批流离失所的农民为了人身安全与躲避盗贼而投靠他，这种强宗依附型的坞堡，在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历史上，应该是大多数，金末与晋末情况相似，都是大乱后出现无政府状态。此类强人无须推举，他有足够的资源，人家投奔他都还来不及呢。
事实上，归纳法是无法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真知的，尤其是只根据少量资料来进行归纳。例如，正如逻辑学上著名的例子，当我们到的全是白天鹅，于是自然而然地归纳出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事实上。澳洲确实有黑天鹅，只不过你没有看见而己。通史靠归纳是写不好的，要归纳的东西太多，你归纳什么是好？再说，在一般情况下，归纳者心目中其实早有定见，所谓的归纳只不过由主体把自己原来的定见用材料来证实而己。最后还不是要回到主体性上来？那么主体性靠什么来判断真假？关键要有大识见。
另外，陈先生说桃花源里的“避秦”就是“避前秦”，也过于附会。这种思维方式与当下红学家们一样，于是全国各地都冒出无数曹雪芹故居与大观园原址。一个记忆力特强的人，很容易从自己的知识信息库存里找到与自己见到的被考证物相似的地方，这里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引证冲动，于是附会就产生了。其实，无数史料中总可以找到与桃花源描写的某一具体细节相似之处。这里像，那里就不像。
在我们这个学界里，考证派是很沾光的。思想者则未必，而中国最需要的还是思想。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尤其上世纪五十年代万马齐喑的文化气氛中，能执着于自己的学问事业，更何况双眼失明，是非常了不起的。更何况陈是近世以来少有的博学大家，在一个过度世俗化的时代，他的人格力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我们对前人的评论中，无非是寄托我们自己的心志而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