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次大会是我国作为主办国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文明对话大会，在深层次上反映出中华文明的精神理念。
作为欧亚大陆的重要一员，中国长期处于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相互碰撞、动态交流之中，对于多元文明和宗教传统有着深入的了解。在对各民族、各宗教和各文明的接纳、治理和融合中，形成了多元文明对话的重要理念和实践。因此，在向亚洲乃至世界各文明体阐述中国的文明对话主张时，有必要对中华文明中内蕴的文化对话思想与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理念梳理，使中华理念、中国经验引领当今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从而切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一个中华文明理念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它出自《礼记·中庸》，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国智者的深沉思考，它强调每一个体、群体的个性，反对将某一种单一的价值原则强加于不同的个体、民族或国家。在这里，“道”是一个复数。它为中国智慧的核心价值“和而不同”提供了一种更具本体性的思考。所谓“并育”，不仅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共存，而且指万物之间彼此促进、共同成长的平等而互惠的关系。
这一理念是对中华文明多族群、多宗教、多文化共存的历史现实的高度概括，其价值提炼对于当代世界如何处理多元文明间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事实上也构成了历代中国贤达面对多元文明共存这一现实时的实践取向。
对今天进入地球村的人类来说，文明对话的一个基本起点就是尊重各文明所具有的平等价值，承认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启发、相互丰富。差异性是文明对话的起点，也贯穿在整个对话过程之中。文明或宗教对话的目的不是要达成一种“统一教”或“万神教”，也不是要以某个普遍的、抽象的概念施加于具体文明或宗教之上，而是保持并深化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而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二个中华文明理念是“修己安人”。“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重要伦理原则，是从“修己以敬”的个人德性修养向“修己以安百姓”的太平社会理想过度的中间环节，它也可以成为不同文明或宗教间对话所应追求的理想。它不将“修己”与“安人”分为两件事，而是将其视为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它所理解的“己”与“人”，是两个平等、并列的主体，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另一个的工具。“修己”是使自己得到巩固与提升，而“安人”则在于发展出主体与他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将“修己安人”的理念用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活动之中，就是说，对话是“修己”之途，“安人”是对话之果。对话不只是自说自话，也不只是一种同异的寻找，而是一种深度的互鉴，通过看见他人，发现并建构更好的自己。通过“修己安人”的文明对话，“己”与“人”之间进入更密切的关系之中，各文明在对话中都能实现共同成长。
在以中华文明理念引领文明间互鉴交流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世界文明的一个普遍现象，即经典往往是一个文明的源头和基础。经典决定了文明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厘定了世界和人性的本质，提出理想人生和社会的形态。因此，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在深层次上就是经典之间的交叉互读，就是通过后世形成的文化传统而在不同经典之间的比较对话。
基于这一认识，中央民族大学成立“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正是希望通过比较经学，也就是对不同文明经典的深入研究和比较对话，贡献于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经典传统，几大文明在对自己经典的阐述中形成丰富的思想体系。更进一步讲，中国宗教以“道并行而不悖”和“修己安人”为基本理念，通过经典的互读互释，即所谓比较经学的实践，来进行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互鉴与融通。
以儒、释、道三家来说，各家所尊崇的经典都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家的代表人物兼通数教，普遍具有比较研究的学者气象。《道德经》是道教的经典，又是大儒们的思想资源，还是佛教名僧争相注释的文本。中国的“回儒”们也走上了“以儒诠经”的道路，以儒家的经学资源、术语体系来建立伊斯兰教的思想系统。他们一方面忠诚于伊斯兰教传统，另一方面又真诚地进入儒家的经典体系之内。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也回归到儒家的古代典籍，以儒家的经学为基础，阐释天主教的信仰体系。在他的影响之下，无论是来华的传教士还是皈依的中国士人，都以回归儒家原始经典、旁征博引“四书五经”为能事，以至于中国天主教的思想成果，最初是在儒家经学里面建立起来的。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交流、互鉴的目的在于各种文明的发展。这也正是比较经学的目的，它的目的不是增加新知识，而是每一种文明或宗教都在比较之中将并行不悖的“道”发扬出来。换言之，它寻求在比较和对话中实现各文明或宗教的创造性转化。由“经学”而道学或理学，在比较中寻求启示或智慧的新可能。
总之，比较经学仍在路上，没有既成的方案与系统。但它期望既能对中国的文明对话智慧和理念有深入的继承，又能吸纳当代国际文明对话各方案中的有益因素，使中国的文明对话智慧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