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21年春天，在武夷山下的朱熹园，习近平总书记一番话意味深长，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底蕴，揭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作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宗教工作，尤其需要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中寻找智慧之源，建立历史自信。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指引下，深入推进宗教中国化，是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中进行的，背靠的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广袤大地上进行长期的社会文化实践而凝结的智慧。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来自于对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的自信。
中国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相互交织、彼此会通的宗教互鉴文明体。中国宗教蕴含着各种信仰元素，既有远古的，又有现代的；既有外来的，又有本土的；既有源于农业定居生活的，又有源于游牧生活或海洋生活的，形成了一个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相互交织、彼此会通的宗教互鉴文明体。
在远古的发端时期，中华文明就呈现出“满天星斗”的格局。不同地区的文明既形成自己的特色，又在交往交流中互鉴通和，在深度学习中形成更高层级的综合体。中原的华夏文明，既吸收了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又深刻地借鉴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在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形成之后，通过陆地和海洋上的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外来宗教开始进入中国。佛教来到中国之后，在深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八大宗派。明清之际，基督宗教（当时主要是天主教）、伊斯兰教分别通过“补儒合儒”“伊儒会通”的文化会通形式，开启了各自的中国化之路。秉持“和而不同”的精神，这些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之内不断重组、相互激荡，会通交融、推陈出新，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
中华文化的包容精神贯穿在中国宗教历史当中。从文明起源的远古石器时代开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就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既有面向太平洋的沿海区系，又有面向欧亚大陆的内陆区系；既有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又有黄河中下游的粟黍文明，还有燕山南北的游牧文明。将差异如此显著、张力强劲的多元文化统一在一个共同体之内，中华文化显示出无与伦比的包容力。
当各种外来宗教如佛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沿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之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继续得以深化。较早来到中国的佛教，与儒家、道教相交合流，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随后来到中国的伊斯兰教亦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特别是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将中华文化的核心符号之一“太一”嵌入其思想体系之内，以“真一”“数一”“体一”来阐述伊斯兰信仰的终极实在对天地万物的创造及护佑。天主教于16世纪第三次来到中国，利玛窦等经过长时间的历史与思想的考察，他们不是以音译的方式来翻译其信仰的终极实在，而是嵌入中华文化对“天”的信仰之内，以“天主”命名。19世纪，基督教在特殊的背景下来到中国，但在翻译和诠释《圣经》、表述其上帝降生成人这一信仰核心时，嵌入中华文化中对“道”的信仰，将耶稣的降生翻译为“道成肉身”。总之，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激发了这些外来宗教在其信仰深处融入到中华文化的话语与概念系统之内，既保持其自身的独立性，又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
一部中国宗教史，就是一部中华文化与中国宗教互鉴史，就是一部我国宗教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中华文化的包容、开放，使得它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各个宗教在中国乐于发挥自己的潜力。无论是佛教中国化、伊斯兰教的伊儒会通、天主教的补儒合儒、基督教的本土化潮流，都实在地证明着中华文化对外来宗教产生的巨大吸引力。
中国宗教互鉴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中国各宗教依照宗教自身的发展规律，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儒家以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天地崇拜、孝敬祖先、尊圣敬贤等形式，将华夏民族整合在一起，并成为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对话融通的桥梁。道教以天道信仰、光明忠孝、功德成仙等理念，为众多少数民族的精神信仰，如白族的本主信仰、壮族的布洛陀信仰等提供了理论基础。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佛教在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回儒们通过“伊儒会通”，将源于华夏民族的儒家思想资源接引到中国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之中。历史上的士大夫基督徒，继承并发展利玛窦提出的“补儒合儒”路线，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各宗教与中华文化、各宗教之间的互鉴通和，助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不仅是对先辈取得的历史成就的自信，更是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自信。以宗教中国化为重要内容的新时代宗教工作，应置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两个大局”之下加以考虑。事实上，五千年的中国宗教史也一直向我们揭示出“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的重要意义。深深嵌入中华文化之内的中国宗教，内部存在着宗教多元而又一体的模型，它本身对于深受多元宗教纷争的世界来说，就具有普遍性意义。采用“以中国观世界，以世界观中国”的新观点、新方法重整及书写中国宗教史，将奉献给世界一个可供参照的文明互鉴模式。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自信，需要以辩证视角来看待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受制于激进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在近代文化史上有人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宗教取代论”，诸如“以美育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等。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需要我们既将宗教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它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文化，又认识到整体的中国社会文化对中国宗教的性质及历史道路的决定性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在考察宁夏时的讲话所指出的：
“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嵌入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
中国宗教与中华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的产物，都是“中华精神陶铸过的自然”，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表里、相互成就、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这就是宗教与文化之间的“互成论”。探究中国宗教与中华文化之间如何互成、为何互成，必将有力地推动宗教中国化。
深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最长远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形成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与现代精神相一致的中国特色的宗教思想体系。梳理中国各大宗教思想发展历史，探索其中的思想资源、创新精神和成功经验，进而深入把握每一个宗教体系的根基性宗教经典、基本的信仰核心、主要的教规教义、普遍的礼仪制度等，才能以学理学术支持各大宗教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与中华文化的深度对话中，做好宗教经典在中国社会文化处境内的阐释，建设好中国特色的宗教思想体系。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作者：游斌，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