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有一个说法越来越盛行，就是美国科学在衰落。在美国是否也有类似的议论？
谢宇：很久以来，许多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民众就对美国科学的发展前景信心不足，各方面的言论不断地为美国科学界敲响警钟。
200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医学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失去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报告发布后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一年里国会就收到了几十份议案。
不过，这种“警钟观点”也受到了一些来自权威机构的挑战：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表报告认为，美国的科学现状并没有那么令人担忧。
在美国，有这些争论是非常正常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在2012年出版了《美国科学在衰退吗？》一书，就是对这些争论的回应。
《财经》：从哪些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科学仍然保持优势？
谢宇：美国科学本身还是很好的，比如美国科学劳动力的规模在增长，美国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支持度依然很高，美国高中生选修的数学和科学课程更多且成绩在提高，美国科学专业毕业生人数在持续增加，获得科学学位的大多数毕业生都找到了相关工作……这些方面的数据否定了悲观主义者的看法。
美国科学为什么会继续保持优势
《财经》：在未来的多中心的科学生态中，美国科学还会保持优势吗？
谢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美国科学的最大优势不是钱，也不是人，而是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也就是文化。
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有三个特征：普遍主义、重视创新、致力于增进公众福利。美国文化与科学的三个特征相契合。
普遍主义是美国一直坚守的原则，它是“人人机会平等”观念的基石。与曾经有长久的贵族阶级特权统治历史的欧洲不同，美国推崇“个人主义”文化，非常重视个人的独立思考，而非一味尊重权威。不断接受新移民就是美国个人主义的一个体现。
一个美国人的成就大小或贡献多少只取决于他做了什么，这就是普遍主义的原则，也是科学一直强调的文化规范。
《财经》：问题在于，普遍主义的原则虽然被推崇，但并没有被完全践行。不断有人批评说，美国社会阶层流动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通。
谢宇：尽管没有完全被遵守，但它在美国社会是根深蒂固的信念，它的存在会鼓励美国人去追求科学。这种普遍的社会信念会影响那些面临多种职业选择的年轻人的观念，进而影响他们最终的职业选择。
再者，美国文化强调创新。欧洲文化也欣赏创新，美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普通民众创造力的鼓励。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美国人“扫除了挡道的特权，而为平等竞争敞开了大门”。科学因创新而发展，科学的繁荣反过来又会促进创新。美国历史就是一部技术创新史。
除了普遍主义原则和强调创新的观念，美国文化还认为，每个个体的成功都能改善整个社会，高水平的成就会增进社会福利。
因此美国社会少数取得辉煌成就的人能获得大众的赏识和认可，人们也对社会不平等有较高的容忍度。美国人对那一小部分拥有极高声望和财富的群体很少表现出愤怒、不满或嫉妒。
所以，普遍主义、重视创新、致力于增进公众福利，这些科学所具备的特征，也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从世界看，两者的结合在美国是最好的，因此孕育了强大的科学创造力。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能够保持世界科学中心的地位。
《财经》：文化是有持久力的，所以你对未来美国科学继续保持优势仍然有信心？
谢宇：美国文化是多元的、开放的、自由的、推崇个人创造力的，对科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文化，是科学发展的“软实力”。换句话说，科学的软实力就是一种支持个人创造、反权威的创造性工作。这种“软实力”很难复制。
从长远来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才是美国科学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尽管美国科学面临一些困境，但是美国科学发展的软实力没有下降。
在竞争激烈却又高度开放、人人能够受益的社会环境中，美国科学会像过去一样持续繁荣下去。如果某一天这样的环境消失了，那才意味着美国科学的真正衰退。
《财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对科学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科学研究的重要参与者。
谢宇：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因为科学进步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所以世界各国都将科技投入作为一项国家战略。中国的研发经费增速惊人，高等教育也在普及，科技人员的规模迅速扩大。设备完善的科学实验室越来越多，中美两国科学家的收入差距在缩小。
中国一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已经能提供总体上相当于美国较好的研究型大学的待遇和科研条件。此外，中国还积极争取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特别是海外华人科学家，尤其那些在美国的科学工作者。因此中国科学与美国的差距确实在缩小。
《财经》：很多人认为，中国科学赶超很明显，将来是有可能超过美国的。有些人就预言，如果更多地砸钱，二三十年中国也可能出现诺贝尔奖井喷现象。
谢宇：这是可能的，得了诺贝尔奖并不能说明我们的科学赶上美国了。因为有些诺贝尔奖可能是机遇造成的，有些诺贝尔奖是通过实验靠钱砸出来的。问题在于，来自中国的原创性的、前沿性的科学创新太少了。
科学的精髓在于创新。中国现在有钱、有人才，但缺乏创新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化强调下级服从上级、晚辈听从长辈、尊重权威。这样的文化更倾向于做重复劳动或者是扩大规模性质的工作，你做十，我做一百、一千，这不是创新。
《财经》：经济学家钱颖一说过，创新就是从零到一，中国则擅长复制，因为人口基数大。
谢宇：中国的技术性产品是很成功的，因为产品是标准化的、同质性的，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和技术性产品不同，科学的不可比性非常强。一所大学有几篇文章、几个院士、多少个学生，都可以计算出来，但是科学成果不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完全量化。
一个好的想法可能比500个想法都要好，一篇有创见的文章可能比500篇文章都要好。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不是等价的。
《财经》：因为中国文化不鼓励创新，所以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也受到了质疑。
谢宇：到美国留学、就业的中国人也很有创造力，所以中国人不是没有创造力，而是文化环境压抑了创造力。年轻人从读书考试一路走来，一直在强调尊重权威，压抑个人创造力，压抑反权威的不同声音。即使读到了研究生，也是跟着导师做“跟班”。这种文化对科学发展是很不利的。
《财经》：也就是说，科学发展的“软实力”是中国的一大短板？
谢宇：中国在科学发展的“软实力”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这种“软实力”不是金钱能够买来的，也不是人多就可以堆积出来的。中国如果不改变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原创性的基础科学是很难有大突破的。
未来中国科学要有大发展，要在多中心的科学生态中占有优势地位，就要从改善文化、改善体制入手。
中国太强调客观指标了，喜欢GDP，喜欢SCI，因为这样使考核和排名更加简单和易于操作。但是，科学成就不是简单的行政认可，而是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认可。
假如有一天，最有名最活跃的科学家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科学中心，是源源不断的科学原创思想的诞生地，那么中国科学就在多中心的科学生态中真正占据了令人景仰的优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