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以来，中国法治建设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动向：其一，科学执政思路下的党政制度性融合；其二，全体系反腐败框架的探索与成熟。2018年修宪对五年改革探索的主要成果予以宪法化，构建了以《监察法》为主干法律的反腐制度体系，走出了“制度反腐”的一条新路。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反腐败与廉政法治不能仅仅依赖刚性的制度，还需要廉政文化、教育及社会体系的配套。也就是说，中国式反腐如果要走出单纯“制度反腐”的可能局限，就必须立足自身的文化和政治语境发展出中国自身的廉政科学。

湖南商学院邓联繁教授的新著《建设廉洁中国：时代新篇章与廉学新视角》就是这样一种适度超越“制度反腐”而发展一种体系化廉政科学的学术尝试。“廉学”是本书最大的概念亮点。作者在导论部分坦言，这一概念之选择或发明乃是经历了廉政法治研究的三个阶段，从“廉政学/廉政法学”到“廉洁学”再到“廉学”。作者认为“廉政学”在学科意义上不够独立，从属于政治学，而“廉学”则具有一级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和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可以兼容廉学原理、政廉学、商廉学、法廉学、比较廉学等二级分支。

该书尽管属于时评性质的公共评论合集，但在基本思路和学术努力方向上已经超越一般的“廉政学”层面而进行着“廉学”的宽泛范畴与制度讨论。作者基于对廉政科学的范畴拓展，将学术建构的目标指向了“廉学”这样一个可与法学、政治学并列的新时代学科，属于“新时代中国学”的重要分支。“中国学”一度成为海外理解中国的学术专利，在新时代重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框架下，“中国学”正在回归“中国”，成为中国人自我理解及传播自身文明的思想话语。“廉学”有望在“廉洁中国”的领域整合文化、社会与制度规范，成为“新时代中国学”的前沿学科分支。  

该书具有一些显著的语言特征和学术风格：其一，政策解读性强，善于从十八大以来涉及廉政建设的新论述中寻找“廉学”的思想与制度渊源，解析政策文件背后的话语逻辑；其二，问题导向性强，善于从具体的廉政法治案例中分析出“廉学”更深层次的文化与社会规范内涵，揭示廉政法治的背景规范；其三，语言通俗简约，适合广泛社会群体阅读和思考，有“公民启蒙读本”的性质；其四，逻辑层次感强，全书既有“总论”部分对“廉洁中国”新形势、新战略、新进程的宏观政策解读与总体思路梳理，也有“分论”部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层面的精微分析与制度性评判。

略显不足的是，该书有许多思想火花及创新性概念提法，但限于文体及篇幅要求，难以形成周全系统的论证。该书绝大部分篇章发表于报刊评论版面，尽管作者在汇编成书时也尽力进行了逻辑上的整合勾连，但总体来看仍然有着显著的“时评”痕迹。就单篇文章而言，作者往往能够融合政策、法理、制度与文化加以精彩评述，但就每一章的学术系统性和概念精致化论证而言，则仍然显得疏松单薄。此外，廉学研究必然涉及对中国古典廉政文化资源与论述的内在解读与创造性转化，作者在这方面的学术积累和聚焦论述尚有一定欠缺，中西比较有所呈现，古今贯通尚不充分。

我理解，作者全部的学术雄心和志向都隐藏在该书“导论”之中，而正文只是整个“导论”总体目标的初步答卷。如作者自陈，“廉学”才是其最终的学术目标，“发展前景令人神往”。

总之，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新阶段，中国的廉政法治必然会从制度的严密性与严厉性走向制度的深层文化基础与科学体系建构。中国的廉政法治迫切需要向其上游进行思想回溯与建构，将自身打造成为一种更加普遍化和内在逻辑自洽的融贯体系，最终构成当代中国整体性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邓联繁教授从廉政学向廉学的拓展研究及其学术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学术话语和制度成熟的典型个案。期待这项研究逐步完成从“时评”向“学术”的理论转型，将思想火花和法治中国建设责任凝聚成“廉洁中国”的系统学理和创新性制度体系。

（原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9年3月14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党内法规研究会常务理事，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