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抬棺者

2005年10月，一百零一岁的巴金先生逝世。在正式报道里，他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大师，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很少有读者注意到他的一个特别身份：“为鲁迅抬棺者”。1936年10月，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中，大约16位青年作家抬灵柩上车，其中就包括巴金。根据另一位抬棺人靳以的回忆，“棺材并不大，鲁迅先生的遗体也很轻”。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有多达16名的青年作家抬棺呢？或许这正说明了巴金一代对鲁迅的敬重，“抬棺”是一种仪式，表达着生者对逝者的追思。

巴金的逝世标志着“为鲁迅抬棺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另一种抬棺者却层出不穷，他们远远不止16人。1976年韦君宜去大连“学习取经”，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长，这位部长坐在将近一丈长的大办公桌后面，口气和他的办公桌一样大，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但据韦君宜所知，他们只是负责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如此夸张的行动现在已经不再多见，但是类似的抬棺者并不少见，“抬棺”成为一种象征，生者通过高抬死者获得资本和权力。从表面上看抬棺者“惟鲁迅马首是瞻”，实则“挟鲁迅以令诸侯”。

抬棺者试图为鲁迅盖棺，他们的存在恰恰说明为鲁迅盖棺为时尚早。抬棺或者盖棺，关注的往往是“棺”，鲁迅成为一个半死不活的符号，研究者借他人之名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在鲁迅逝世70周年的日子里，如何激活鲁迅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重回资料室

早在1980年代，鲁迅研究就逐渐从“资料整理”转型为“思想研究”。这无可厚非，对一个思想者的研究需要从思想入手。可是，一些学者把“资料整理”和“思想研究”对立起来，认为前者只是饾饤之学。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国家的鼓励和支持，对鲁迅的资料搜集不计工本、竭泽而渔。1万人负责10条《鲁迅全集》注释，当然是特殊情况，但至少有10名学者把自己的一生献身于搜集鲁迅的资料，如薛绥之、朱正、包子衍、马蹄疾等等。有关鲁迅的方方面面，他的故乡、他的朋友、他的讲演、他的住处乃至他看过的电影，都有非常详尽的资料搜集。可惜这些资料整理者的工作并没有受到重视，反而被后来的思想研究者不屑一顾，认为它们都与鲁迅的内心无关。后者通过关怀、悲悯、绝望等词语进入鲁迅的思想世界，却全然不顾鲁迅在现实世界中是什么模样。在用理念裁剪资料的情况下，凡是有利于鲁迅形象的都被大加表彰，凡是不利于鲁迅形象的都被视而不见。

一个将错就错的故事被研究者反复提起，用来说明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如何“围剿”鲁迅。但在我看来，它更说明了一些研究者如何通过改编资料“围剿”鲁迅的论敌。鲁迅去光华大学演讲，邀请者郭子雄曾在文章中提到次日徐志摩对他说：“你也真是有点开玩笑，去把鲁迅请到学校里来讲演，也不想到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研究者把紧随其后的一段文字略去不提：“我听了嘴里只是笑，我怎样回答志摩的责问至今已不能记起，只记得到后来志摩也笑了，好比天上掠过一层浮云，我们的友谊并没有留下这些痕迹，还是像天一样的青。我请鲁迅来讲演，不带丝毫恶意，是志摩深知的，他了解我比任何人了解我深。”（郭子雄：《忆志摩》，原载南京《文艺月刊》1936年3月1日，第八卷第三期，转引自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可以看出，徐志摩并非对鲁迅的讲演本身有什么不满，而是担心讲演有可能给邀请者带来麻烦。但经过转述，这个事情在一个叫瞿光熙的作者笔下就成为：“据说徐志摩对请鲁迅到校讲演表示非常不满，在鲁迅讲演的第二天，他板起脸责备郭子雄说：‘你也真会开玩笑，去把鲁迅请到学校里来讲演，你不想会引起怎样的结果！’”（瞿光熙：《鲁迅在光华大学的一次讲演》，原载《新民晚报》1960年4月6日，转引自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刊印，1979年）一个“据说”，就使笑着的徐志摩“板起脸”，同一件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但鲁迅的讲演记录稿和讲演消息都刊发在《光华周刊》上，未见光华大学的“新月派”有什么抵制行动。鲁迅在这次讲演的开篇即提到自己是坐汽车而来，并且表示自己没有“还没有被汽车般的价值”。从这个细节来看，光华大学对鲁迅的讲演抱支持态度。事实上，鲁迅多次前去讲演的暨南大学也有不少“新月派”成员执教，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双方围绕鲁迅的讲演产生直接冲突。

类似的“据说”，被反复提及又经不起考辨。资料整理者已经挖掘出历史的蛛丝马迹，思想研究者却不愿花功夫拂去时间的灰尘。因此，我们需要重提一个常识：鲁迅研究不能止步于资料室，但必须从资料室出发。缺乏对事实的尊重，不管那种研究宣称自己如何深刻、崇高，都不值得信赖。鲁迅研究专家孙郁曾提到：“史料研究是寂寞的，但我以为二十世纪鲁迅研究中最坚实的部分，大约在这个领域。”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伤心，却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状。在一些思想研究者看来，把鲁迅请回资料室有隔离鲁迅之嫌，事实上这正是激活鲁迅的有效方式。如今围绕鲁迅产生的争论，很多是建立在道听途说、流言蜚语的基础上。虽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对鲁迅了如指掌，可以将他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却对鲁迅的论敌和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最终只能以崇拜鲁迅的方式埋葬鲁迅。

尊重敌人

有趣的是，虽然有关鲁迅的方方面面都有详尽的资料搜集，惟独对鲁迅论敌的资料整理工作非常薄弱。以鲁迅为标准的资料观，使得研究者形成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为什么鲁迅批评现代评论派，因为现代评论派是“正人君子”；为什么现代评论派是“正人君子”，因为鲁迅批评过他们。如此循环，一万年也不会动摇。至于现代评论派究竟是什么样子？它与鲁迅眼中的现代评论派有没有区别？研究者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对鲁迅论敌的了解来自鲁迅，这就使得他们的观点与鲁迅完全重合。这与其说是惺惺相惜，不如说是亦步亦趋。

近年来，不少学者推动对鲁迅论敌的研究，其中最为主要者当推胡适，鲁迅和胡适之争也变成一个焦点话题，并有上升为路线之争的趋势，以致出现“胡适还是鲁迅”的问题。不管“扬鲁抑胡”还是“扬胡抑鲁”，这两种观点背后的预设都是鲁迅和胡适无法兼容。不能否认，两者存在差异，但是否完全对立，却是一个疑问。胡思杜曾对罗尔纲讲过，鲁迅在三十年代初经常在报上用杂文骂胡适，他们多年不见，有年冬天鲁迅去北京，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罗尔纲从来没有闻说胡思杜给哪个客人接大衣，这次胡思杜却赶着帮鲁迅接大衣。（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年）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其他能够证明此事的证据，也没有找到证伪此事的证据。不过，可以确认的是，鲁迅和胡适之间既有冲突也有沟通。“胡适还是鲁迅”的表述，预设了这是两选一的单选题，我更愿意把它改成“鲁迅还有胡适”的多选题。现代文化史上如此重要的两位人物，为什么只能选择其中之一？两者并重并不等于否认两者的缺点，以鲁迅解胡适之毒、以胡适解鲁迅之毒，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无法做到两者并重，不妨有所分歧，认同鲁迅或者认同胡适属于个人的价值判断，也无可非议，但价值上的分歧需要以尊重事实为基础。在鲁迅和“左联”的资料整理上下过不少功夫的王宏志先生，曾提到鲁迅“还是在北京的时候，便已经跟一些支持政府的作家如陈源、胡适等有过严重的矛盾”。（王宏志：《鲁迅与“左联”》，新星出版社，2006年）这种说法就不太准确，因为鲁迅与陈源、胡适产生矛盾主要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有相互对峙的北洋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支持这一个政府往往意味着反对那一个政府。王宏志语焉不详地提到陈源、胡适“支持政府”，显然会给读者一种误导。虽然在资料考辨的字里行间，王宏志时时透露着他对鲁迅的赞赏之情，我却不打算认定上述出入是王宏志的有心之举，更愿意相信这是由于作者专攻“左联”时期、对此前的中国现代史有知识盲点所致，只是这个盲点醒目了一点。

尊重敌人，是尊重资料的前提。如果缺乏这种必要的敬意，重回资料室没有任何意义，最多只是携带一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出来，我们并不缺少这样的鲁迅研究专家。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而言，在资料室里，只有真伪资料之分，没有敌我的概念。有人说，如果鲁迅没有抄写十年古碑，他就不是鲁迅。我们没有这么多悠闲的时间，不可能在资料室住上十年。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得到“少谈些思想，多看点资料”。当然，思想和资料不构成矛盾。准确地说，我们需要少谈些没有资料基础的思想，多看点激发思想的资料。或许这样，才能在鲁迅逝世70年后将他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