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汇聚延安的域外作家，为中国的国际形象认知拉开了书写“红色圣地”的序幕。国际视野中的延安形象，是在历史与社会所交织的文化语境中，被域外作家、记者的延安文本“合力”塑造的。革命的个人意识与较高的艺术创造力，使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具有真实的在场感和超越时代的现实意义，也是他们“延安书写”突出的共性特点。对中国民间所孕育的革命力量的“发现”，在“人民性”的追索中呼唤与塑形“大众英雄”，是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精神向度，也是其有别于本土作家的个性特点。他们的创作实践与本土作家的创作经验相辉映，将中外的延安镜像并置，在现实与文学的互文中，推进了延安文学的现代性与世界性。域外作家和本土作家一道参与中国革命历史文化的创造，将个人话语汇入中国新时代的话语，完成了其文化身份的“重述”。延安的世界认同，历经自我历史创构的艰难过程，突破了国际形象的限定，实现了中国现代历史生成的自证之路。
关 键 词：域外作家 延安书写 国际形象 文化认同
长期以来，对于延安文学的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整体而言还远远不够。这既与研究者的重视程度有关，也受制于较为陈旧的观念意识，还与狭窄的研究视野不无关系。以国内外视角而论，延安文学研究往往更加重视前者，对后者则多有轻视，从而带来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整体被忽略。就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而言，除了斯诺等著名作家能进入研究者视野外，大量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并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即使对于斯诺这样的作家，研究者也更多关注其历史史料及中国行踪的考察，其文学性却明显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这就造成延安文学书写研究的不完整和巨大缺憾，也成为新文学研究的一个短板。
所谓域外作家主要是相对于本土作家而言的，是指那些境外或国外的作家。鲁迅在《儗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有这样的话：“且决定域外著名图籍若干，译为华文，布之国内”。①这里的“域外”即有此意。本文中所说的“延安书写”的“域外作家”，就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书写延安的外国作家，他们是一个群体，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诺、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詹姆斯·贝特兰、杰克·贝尔登等。前来延安的域外作家，与其说是跨国际的外国观察者，不如说是跨族际、跨语际的域外观察者，他们的延安书写跨越了国别界限，从中国本土之外的域外视角出发，自觉地将延安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这就带来域外作家对于延安书写的独特性魅力。
国际视野投射下的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了“红色圣地”与“红色威胁”两种认知的瞬息反复。②从这个层面出发，探讨延安红色历史的建构历程，具有显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众多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为基点，讨论域外作家的群体化特征及其文本创作所达到的精神高度，并在本土作家与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对比之下，考量域外作家的创作限度及其文化认同过程中存在的心理变迁，体察三四十年代延安形象叙述及传播的世界性历史景观，以对再认识“文学历史的延安”提供某种参照。
一、域外作家的群体构型
不论研究视野、舆论场域还是媒介载体与传播方式，延安作为被讲述的对象，存在多重的“跨际性”。来自跨族际、跨国际、跨语际的域外凝视，使延安的世界传播，将纸媒、广播、③摄影④等传统媒介，与活跃于世界舞台的纪录电影⑤并轨。进入20世纪以来，“新闻文学和摄影这两种互相关联的手段”，“使普通人的世界也可以记载和呈现”。⑥第一位将中国共产党拉入国际视域的瑞士人薄复礼，在1934年与长征开拔的红军相遇，⑦展开了延安故事与延安道路的世界性讲述维度。由此，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学者、军事专家等，在延安收获了一个新的身份——作家，他们的纪实文学作品，在战争背景下的中国与同盟国读者间广泛流传。正如斯诺所言，“一个人的文章和言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唤起人们，甚至陌生的外国人，使他们行动起来，视死如归”，“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写作是有政治行动的性质”。⑧三四十年代，大批域外作家汇聚延安，作为自觉书写延安的域外观察群体，他们的群体化成型于文本外部的作家创作驱力，以及文本内部的文学创作共性。首先，域外作家大多具有内在的革命意识，出于精神元素的吸引、政治理想的追求、知识分子的“叛逆”精神，以及民族处境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促使他们将革命性的个人，熔铸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之中。
前往延安的域外作家多来自美国与欧洲，思想上颇具自由主义理想和“上帝选民”的使命意识。在海伦·斯诺、埃文斯·卡尔逊等人的认知中，延安精神中的某些文化要素和宗教教义存在相同之处。⑨在延安“发现”了“清教徒气质”、“斯巴达主义”⑩等元素的域外作家，从自身文化土壤出发，试图在“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之间探索新的交汇点，从而与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最初的吸引。其时，他们的延安文本，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延安革命存在极大误解，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混沌，甚至认为延安精神与宗教文化颇为相似。但这种被误认的某些文化要素，又激起了部分域外作家对中国革命的共鸣，也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汉斯·希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信仰共产主义的域外作家，热衷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读中国革命事业。与乡土中国社会的疏离，导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被限制在浮光掠影式的叙述层面。并非共产党员，但充满革命激情的史沫特莱，匆忙一生中创作出多部贴近中国人民的作品，是延安与中国农民的真挚友人。基于思想意识上的某种契合，史沫特莱将革命性与情感性融汇于《中国的战歌》等作品之中，空间地理意义的延安尽管是她人生经历的阶段性在场体验，但延安精神的渗透、革命视野的投射，更加延伸于作家个人和文本现实的交感之中，使她在人、文之间达成了独有的汇通。
天生具有反权威意识的知识分子，如贝特兰、王安娜、林迈可、班威廉与克兰尔夫妇、欧文·拉铁摩尔、(11)乔治·何克等，折服于其时身处“弱势”却坚决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自知识分子的延安书写，与叙述对象保持节制的情感距离，为延安观察提供了一个由上而下的俯观视角。他们并非着意与延安共呼吸，却也不仅仅停留于超脱的旁观，作品虽失却民间烟火，但无疑描绘了广阔的革命空间和深层的社会肌理。拉铁摩尔等人对延安所倾注的情感，不是来自了解的同情，而是异己的怜悯；不是来自民族与文化的共鸣，而是缘于人类生命共同体的共鸣；不是来自政治范畴的革命意识，而是基于人本主义的革命意识。
犹太民族医生汉斯·米勒、(12)傅莱、(13)罗生特，(14)记者菲利普·贾菲、(15)汉斯·希伯、李敦白(16)等人的延安书写多以新闻通讯与电讯的形式出现，对延安的亲近态度往往表现在立场而非情绪上。贾菲在《美亚》杂志刊载大量报道中国共产党真实消息的文章，与亨利·卢斯控制的《时代》杂志相抗衡。另外，爱泼斯坦、(17)冈瑟·斯坦因、白修德等犹太民族作家，其纪实文学创作将个人生命体验诉诸于中国社会革命。犹太人薄弱的国家观念、四海为家的生活态度、被压迫的民族历史，成为他们奔赴延安、致力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主要原因。犹太民族的“散居史”及其“特选子民”意识，(18)构成其超国别、超民族的崇高感与自豪感，致使漂泊意识被逐渐内化，但是与延安的相遇，唤起了他们心灵的归属感，激起了反法西斯的革命意识。而那些日军俘虏根据延安境遇创作的回忆录，(19)则侧重日常生活的朴素纪录，书写延安军民对他们的关怀尊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以及他们在逐步自我认可的同时，所实现的个人意识的转变历程。他们将昔日在日本军中的遭遇与延安新生活相比照，向读者提供了别样的延安观察视角。
来自文本外部的作家创作动力，形成了书写延安的域外作家群体的外部特性，而他们的延安文本内部的群体化特征，则突出表现在现代性的“风景”意识与文本叙述的距离意识。将“气候风景和人物心情混沌起来”，令感官“为想象召唤而再现”，(20)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关注点。这种被发现的“风景”，也被日本学者看作日本文学之“现代性”的表征。域外作家通过对“风景”的“使用”，力图为“风景”提供一个“解释框架”，并赋予它新的“意义”。(21)地理符号的延安作为一个革命的核心场景，成为域外作家借以注入主观意识的场域，在满足时代审美的同时，完成了从生态观念向社会文化观念的“移情”。
贝特兰作品中的延安“风景”充满诗意，以“太阳”、“阳光”、“红色”、“红星”等有温度的笔触与饱和的色调，透视生态意味背后的文化与象征意识。“延安城河以外的青山，晨雾未消，山峰隐现，一座宝塔矗立在山巅，被阳光照耀着。任何银幕导演也不会设计出这样美观的革命的背景。”(22)贝特兰的“风景”书写侧重渲染延安革命意志的渗透性和整体性，这与有吉辛治注重通过人景对话呈现延安“风景”具有明显不同。有吉辛治将景与人所构成的场景并述，使炊烟与晨雾所绘就的背景，延伸为以人民为叙述焦点的延安生活。“秋收之后显得赤裸”的土地，较之以往被形容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凸显出人与自然、人民与革命的深层互动。“原始的”、“与世隔绝的”(23)延安生态环境，被人的出场所打破。作者将现实聚焦于近景：身穿毛皮的牧民，向前引着骆驼；头戴白毛巾的本地人赶着牛车，在满是废物和灰土的道上走着。这和作为远景的、前来迎接他们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交相辉映。
陕北连绵的山丘和荒凉的地貌，令斯诺感到一派“超现实主义的奇美”景象。(24)对陌生事物的审美体验处于域外作家“风景”意识的第一阶段，随后它往往被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颠覆。旷达、粗粝的山地“风景”成为域外作家有意识地书写取向，自然风貌被纳入时代气候的表征，边区从而被创构为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文化符号。域外作家将边区生态环境的凋敝，经济状况的滞后，和社会文化范畴的神秘与遒劲相结合，对“风景”进行象征性与情感性的“阐释”，透视出域外作家对延安革命文化的认知与情感联系。
作为革命地标的宝塔山与延河，拙陋原始的窑洞，游击队员穿梭其间的青纱帐，象征坚韧顽强的高粱地等叙述背景，大量出现在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中，其与本土作家的延安“风景”呈异曲同工之妙。本土作家笔下的延安“风景”同样被赋予“意义”。初抵延安的陈学昭，对延安街道的物质性感受是“脏”与“挤”，但基于社会文化的认知，她认为自己对延安的“欢喜”更来自于“民主与自由的空气”。(25)基于对“民主与自由”的联想或置换，作者将脏乱感受与“欢喜”心情两者进行强制性并置，将客居地延安与留学地法国相联系。陈学昭的域外经验不仅体现在“风景”的意义化呈现，更昭示了延安精神的革命意识对欧洲现代经济文化的消解。
齐泽克曾以反思的角度提出认识事物的三个层面，即“设置的反思”、“外在的反思”与“确定的反思”。(26)这三个层次可借以说明作家表述世界的不同位置，分别意谓贴合叙述对象的“零度”叙述、拉开叙述距离或转变叙述方式的迂回叙述、长时间距离统摄下的“成长”的叙述。来自这三种坐标的观察与书写，往往见诸域外与本土作家的延安文本之中。
“零度”叙述要求作者个人参与到所述故事之中，内在于故事本身，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便是“零度”叙述的典型代表。另外，薄复礼的纪实文学作品《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27)以平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零度”的写作态度，在记录个人历史的同时，绘画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度。他摒弃来自宗教文化屏障的个人评论或批判，基于“零度”情感，追忆他与看守士兵的沿途对话与日常点滴，被具有苦行与献身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折服。1936年薄复礼在英国举办多场演讲，以眼见的真相驳斥了新闻界对红军的诬蔑，澄清了不实的言论，(28)为欧洲的延安观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角度。同样擅于“零度”叙述的本土作家赵树理，以朴素的农民语言，再现乡村伦理社会与革命意识。作者从文本的语言形式、反映的生活内容、深度的情感渗透等方面，将文本创作彻底贴近广大人民，其中，为解决乡村“问题”出现的“村干部”、“农会主席”、“区长”等形象，也被呈现为一种内在于人民的“声音”。
和运用“别人的眼睛”看延安不同，斯坦因试图抛弃他人的看法和自己的感情介入，置身故事之外，相对独立且迂回地书写延安。叙述者本身就是闯入者。延安生活的常态，不仅是来自延安外部的域外作家所观察的对象，更是其笔下最有价值的部分。为求得客观叙述，斯坦因将延安书写诉诸考察式的材料和描绘式的场面展示，宣称要在延安“强烈而惊奇的印象后面去探取真理”。(29)如此叙述距离无疑强化了作家创作的客观性、在场感、可信度，但是文艺技巧的缺失也降低了作品的流传度和审美价值。这种叙述距离同样表现在本土作家的创作中，如陈学昭1938年的早期延安文学作品，就呈现出与叙述对象较远的情感距离：静夜里“大船拍浪，海波滔天”的延河，令作者想到“平静的印度洋”上行驶的船只，而梦境中的船只却是驶向远离祖国的方向。(30)对拍浪涛声的审美叙述，从延河到印度洋“动”、“静”之间内蕴的情感冲动，揭示出隐匿于作家潜意识中的个人话语，与民族救亡的革命话语两者间的某种冲突，这也正是陈学昭前期创作与延安革命话语相对疏离的具体表征。孙犁则以浪漫抒情的散文笔法，书写人民乐观的反抗精神与至善至美的乡土中国，有意绕开革命斗争的“暴力”叙述，迂回书写了别样的延安革命文化品格。
史沫特莱早期的作品叙述焦点相对混乱，材料性铺陈较多，情感抒发恣肆。《中国的战歌》是她在审美投射和现实延安之间保持较远距离的作品，在时空上将延安置于她革命意识成长的一个片段，这种远瞻式的书写成就了作家所希望达到的理想高度。作者深切表白，“我总是忘记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31)运用停滞的眼光观照人物会使其限定为一个“常数”，而将发展性的视野投射于叙述对象，则会灵活反映现实的“变数”，从史沫特莱早期的作品直至《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其“成长”诉诸作家个人意识的成长和文本承载价值的增生，昭示出作家与文本共同的“成长”特性，以及作家本人与文本之间的人、文互证与互文关系。而同期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陆萍看待现存“问题”，从最初孤立的外在审视，到感性与理性的深层蜕变，也呈现为作家与人物一同“在历史中成长”(32)的过程，但丁玲对其人物的塑形与心理的体察更具深切的审视内涵。
“风景”意识作为“现代”文学写作的表征，普遍存在于域外作家与接受“现代”文学观念的本土作家的延安文本中。根植于乡村与人民的本土作家赵树理，对自然景观的描述较少“意义化”的“风景”意识，更多是对故事环境的简述和基于乡村生活经验的泛谈。赵树理源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作实践，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所谓“现代”文学批评的标准问题，以及深入挖掘与重视本土创作经验的迫切性。从叙述距离的角度对域外与本土作家的延安文本进行观照，会发现其创作是根据不同的观察对象、以不同的比例，将“零度”叙述、迂回叙述、“成长”叙述三者糅合运用。在域外作家那里，观察延安的距离倾向于书写“自己”与书写“故事”相结合的模式，但这两者是相互独立且封闭的，这就与本土作品存在明显差异。本土作家则侧重思考“个人”与“环境”的关系，正是这种勾连文本内外的“间性”，使其作品更凸显成长性和延伸感，也彰显了域外作家与本土作家的文本区别。
二、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精神向度
被公认为域外作家延安书写顶端的《红星照耀中国》，是确立“世界的延安观”的第一部作品，其价值与意义体现出历史细节的刻画与跨越时代的当下性。1934-1949年间，亲赴抗日民主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域外作家众多，但就国际信任度和世界影响力而言，并不存在能与斯诺相提并论的作家。和斯诺之热相反，公众对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接受和研究则趋于极冷，主要原因在于其作品《中国震撼世界》初版于中美关系紧张阶段。斯诺和贝尔登的纪实文学，分别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两者的叙述重点不同。前者为求得表述的准确和权威，奠定延安走向世界的域外舆论基础，作者多处转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言论，对理论问题着墨较多。后者深入多地村庄，采访许多普通农民，贯注于书写中国民众与乡村。虽然两者均将目光投向中国人民，但贝尔登的作品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如果说《红星照耀中国》的价值在于参与了历史的生成，那么《中国震撼世界》则旨在纪录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
史沫特莱曾说，“中国人十之八九都是农民，而迄今没有一个曾向世界讲述他的故事”，朱德作为一位中国农民，书写他的传记，便正是“中国农民的第一次开口”。(33)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作家将探索“人民”与“社会”主题的外延内缩，着眼民族和阶级问题。斯诺、贝尔登正是和史沫特莱一样，敏锐地将其延安书写的核心置于“人民性”之上，从族际与国际的开阔视野，拓展了“人民”与“社会”主题，在将“中国民间变革”安放于20世纪“世界革命叙事”的同时，也达到了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精神高度。
费正清评价《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34)这句话的关键词之一“出版的本身”，将斯诺作品的意义衍生到了文学以外。中外斯诺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强调个人的政治预见力，以致将其“个人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历史并行而论。历史无疑是由人写就的，也是由人创造的，更是由人阐释的，但这里的“人”是不能用“个人”置换的。普列汉诺夫19世纪末的著述(35)早已驳斥了这种唯意志论观念。斯诺准确地向世界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目标，被视作显示其历史眼光的典型案例；(36)并且在共产党员汉斯·希伯的对比下，(37)他的个人意义更得到了充分证明。
然而，斯诺关于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目标的理解，并非一贯正确。邹谠通过分析斯诺于1937年与1944-1945年间所持言论，认为他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出现混乱。(38)的确，1944年出版的《人民在我们一边》中，斯诺谈到，“中国红军一再声明，他们的方针是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深陷于‘半殖民地’革命的民族问题中”。(39)可见，即使斯诺颇具中国历史思维和政治理解力，但终归是来自域外的观察者。更何况，根植于中国乡土的社会学家费孝通，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斯诺的同代人，在《江村经济》中谈及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也不免存在偏颇。(40)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像力”概念，认为在我们认识世界与现实的过程中，“理解作为社会中个人生活历程与历史的结合面上的一个个细小交点”，(41)便是掌握“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关键。这里涉及的三个关键词，即个人、社会与历史。正如马克·赛尔登所指出的，斯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报道过多依赖于对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原话的转述，来补充他本人的亲身观察”。(42)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人物采访与观念认知的互证实例俯拾皆是，斯诺大量直接引述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红小鬼”的谈话，全文转引毛泽东与他的几次深夜长谈。拉里·平克姆认为，斯诺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影响力，“是那些仅仅长于叙述的新闻工匠远不能做到的”，“是历史造就了斯诺”。(43)汉密尔顿也曾写到，“重要的还不是他怎么写，而是他写什么”。(44)正如贝特兰所言，《红星照耀中国》堪称经典的原因，“是由于人、时机、技巧熟练的写作这三者最幸运的结合”，(45)在此，“时机”的价值被推到很高的位置。
据路易·艾黎回忆，在斯诺被告知有机会前往延安时，“开始有些疑虑”，是宋庆龄的劝说，使他明白此次旅行的“政治意义”。(46)援引这一细节无意否定斯诺对延安之行的期望与付出，而是希望我们在探讨大事件的生成时，应该更多地将个人放进历史与社会所编织的复杂语境中，从而无限接近所谓的本质或真实。对斯诺的历史判断进行过高评价，无疑会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与文化建构上的主动性相疏离。周恩来对延安交际处工作人员的指示，(47)以及毛泽东在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有意发起集体书写长征经验的号召，均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积极尝试和历史眼光。
《红星照耀中国》在全世界影响深远，除却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之外，国内外研究者认为，斯诺的个人原因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诸如斯诺淡泊、谦和、友善的性格素养，持自由主义而非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对中国文化、语言与中国共产党有一定认知的前提条件，以及乐于涉奇冒险，秉承记者职业道德与准则，追求作品的客观真实等。另外，一些域外学者认为《红星照耀中国》所写的真实故事极具传奇性，(48)故事性与传奇性虽有失历史的严肃感，但这无疑扩宽了域外的民间读者群。也有许多域外学者将此书作为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专业历史书籍，(49)由此形成了斯诺作品在民间与专业领域的受众基础与普遍认可。那么，《红星照耀中国》作品本身究竟在文学与文化层面具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斯诺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底色的深度挖掘与独到认识，使其作品成为勾连中国本土与域外、跨越不同时空与时代的主要原因。斯诺“发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与延安精神的“乐感文化”与“实用理性”。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道德自律意识等革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一面，是斯诺书写延安精神的重要方面。但更为突出的是，斯诺对延安精神内核中“情本体”的深层理解和顿悟，如刻画毛泽东其人充满情感性的真实细节：在回忆湖南饥民的悲惨处境时，他的“眼睛是湿润的”；(50)当有人向他描述卓别林的喜剧《摩登时代》的场面时，“笑得哭起来”；等等。(51)中国共产党人张扬的青春激情、“对生存的信心”、随时随地“放声高歌”(52)等精神状态，都是斯诺作品中所着意渲染的。战时的客观环境，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乐感文化”进行强化与升华，坚定的革命信念、共同的情感积淀、焕发的青春文化等成为延安精神的内在品格。这两方面的有机融合，不仅包含消解文化与意识形态差异的“共通性”元素，而且具有“形而上的皈依品格”，(53)成为部分域外作家敬佩、靠拢延安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共通的情感纽带。斯诺侧重书写他对中国人民的情感、民间艺术形式的欣赏、青春力量的肯定，因此，《红星照耀中国》成为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翘首之作。
杰克·贝尔登的创作虽面向美国读者，但政局变动导致了社会舆情的转向，使其作品遭受难料的冷遇，致使相关“副文本”(54)匮乏。拉铁摩尔曾说，贝尔登拥有一般的外国人所望尘莫及的中国体验，是他心中“传奇式的人物”，《中国震撼世界》“至今仍是一部被埋没的杰作”。(55)查尔斯·海福特认为，贝尔登的作品堪称经典，他“对战争的深刻注视，饱含着罕见的诗意”，并以其大无畏精神和深刻的洞察力，收获了来自同行的尊重，在美国新闻界几乎是导师般的存在。(56)同时代的域外观察者对贝尔登只言片语的评价，散见于国际新闻界浩繁的中国观察资料，如此境遇重申了“时机”的重要性，证明了历史与社会织就的语境对个人的影响，也促使我们将观察《中国震撼世界》的眼光“向内转”。
贝尔登以蛰伏于民间的农民真实经历为核心，深刻理解延安精神一以贯之的内在价值——人民性，他斥责美国观察者的目光，总是“左看看，右看看，还惶恐地抬眼朝天上看看，却从来不肯抱着同情心朝地上看看”。(57)和斯诺倾向书写延安精神中的“情本体”不同，贝尔登虽折服于中国人民的力量，但较少情感投射，他态度超然，是独立于中国故事之外的观察者。致力于观察乡土中国社会和广大农民的贝尔登，对中国民间所孕育的革命力量的“发现”，促使他面向世界读者重新表述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作者开篇写到中国偏远乡村的孩子们，随着他一面跑一面喊，“打走了日本鬼子，又来了Mei kuo fan tung”。如此境遇令人发窘，但他转念想到，“现在才体会到，在美国的华侨洗衣工被小孩们追逐辱骂”的时候，“心里是如何想的”。(58)这一场景投射出作者在来自中国民间的美国镜像中对“自我”的审视，进而将昔日“洗衣工”中国与如今“饭桶”美国的两种镜像进行历史性对接，暗示出对于旧有中国形象观念的怀疑以及重审。在这里，被反转的中国镜像认知，预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中国形象即将冲决固有的世界镜像，用民间的勃发生机和人民所内聚的中国力量，书写红色中国的历史创造。
贝尔登认为，中国乡村的妇女群体，既是革命力量的主体，又是革命彻底性的表征。历史压迫与现世控诉中的妇女成为了行使斗争权力的主体，这一社会文化意识上的颠覆，从抗战时期的铺垫，演变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喷发，人民的解放激情和被压抑的反抗力量，写就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史诗。曾经作为奴隶的中国妇女，“现在变成了新秩序的主人公”——克里斯蒂娃注意到，革命的中国妇女所承担的权力，内蕴着“一种升华的欲望乃至反抗”，显示出中国革命妇女，在内在驱使力与外在权力的结合下，迸发的无限性和无法遏止性。(59)
由于对中国女性革命力量的“发现”，贝尔登在域外作家中脱颖而出，他从中国乡村中选取几位妇女，以她们的革命路径，揭示农村社会变革的深广度。《中国震撼世界》的第一个高潮，由被汉奸迫害导致家破人亡的妇女三花所点燃，批斗会上的三花，从旧时代权力的底层，一跃成为新社会权力的行使者。走上批斗台“神坛”的妇女们，体验着革命带来的欢乐，揭开了中国女性革命事业的序幕。三花的经历是裹挟着高昂激情的女性斗争个案，此外，作家还敏锐地发现了妇女革命内蕴的隐性倾向：妻子对地主丈夫表现的微妙情感。她温柔以待即将被处决的丈夫，但面对其尸体也并未流露任何感伤。作者以女性在社会、道德与身体等层面崛起的反抗意识，来解释这看似吊诡的场面和矛盾的情绪，故事的戏剧性张力完全不亚于虚构小说。作者深刻体察中国革命女性思想意识的颠覆，无论这一过程是显性的，隐性的，还是刚性的。
现代以来中国妇女的刚性倾向伴随着鸦片战争的觉醒发展而来，叙述这类女性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延安时期延伸至20世纪70年代末。刚性妇女形象是在战争中应运而生的群体，也是始于延安的，广大妇女根本性解放的表征。民兵梅素，正是贝尔登在现实中发现的刚性妇女代表，她“没有丝毫的娇姿媚态”，“满腔热情，干劲充沛”。(60)在现实与文本的互证中，中国女性打破了“柔”的狭隘意识，冲决了“美”的一元化观念，超越了作为财产、欲望、审美的旧时代的符号化象征。
从三花、梅素等丰满且典型的形象，可以发现作者尤其注重人物刻画。囿于纪实文学的写作原则，作者摒弃人物心理活动的再现，以语言描写透视人物的思想意识。贝尔登作品的叙述动力是以人物为视点，从人物活动、人物间关系的变化，拉动故事发展的同时，也凸显其延安书写的时间意识。贝尔登以人物推动情节的理路与赵树理以故事带动人物的手法迥异。在贝尔登看来，赵树理“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的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61)其实，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与贝尔登同样，作品都体现着延安文学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向度——人民性，但是，基于不同的文学传统，贝尔登以“西方”原则为统一标准，无疑遮蔽了中国本土作家对民族形式的坚守与尝试。
浦安迪曾就神话与原型的角度，探讨中西文学叙述传统的差异，认为西方神话注重细节描写，中国神话仅保留故事的“骨架”与“神韵”，缺乏对“人物个性和事件细节的描绘”。(62)中国叙事传统，在赵树理那里表现为“讲故事”的过程，故事的呈现借助紧凑的人物对话展开，以边区政府的干预力量，解决乡村社会“问题”为叙述动力。在贝尔登看来仅为“梗概”的故事“骨架”，正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基本单元，精练的乡土俗语为空间化、粗线条的故事，增添了中国民间情趣的独特韵味。
贝尔登常被邀看边区的民间文艺表演，对此也十分欣赏，但是，当面对中国作家以民族化、大众化原则所创作的文艺作品时，他却持较低的评价姿态。贝尔登总是对中国文化形式的界定标准不一，在文学范畴内往往将“民族”与“现代”安放于极端对立的位置。实际上，秉持民族化、大众化的本土延安文学创作，并非“现代”或非“现代”能够一言以蔽的。“现代”本身内聚着驳杂的异质性元素，“现代”也绝非文学作品高下的唯一逻辑，仅仅围绕所谓的“现代”去定义或判断文学作品，无疑带有极大的偏见。文学作品的复杂性意味着它不可能是一个维度单一的“均质”存在，任何绝对的理论标准都会扼杀文学作品的多重价值。所以，域外作家更应该拓展视域，不但看到中国民间的反抗精神，也应该看到中国本土的延安文学创作对传统文学经验的执着坚守，甚至领会这些作品在救亡图存的现代中国所达到的现实力量。域外作家与本土作家更应以丰富、多元的跨文化视野，扩宽并实现延安文学遗产的世界性意义。
三、域外作家的延安叙述主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的中国文学，在波伏瓦看来，不但没有回避社会现存的“矛盾和冲突”，反而将其作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丁玲与周立波的作品是中国现实的“生动描绘”和深刻的反映。(63)五四文学、延安文学，直至当下的文学创作，“呼唤英雄”和“寻父”一直是不衰的话题。对英雄形象的渴望，和寻父寻母的求索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同源的，其均指涉新生、重生的过程。其中，延安时期的英雄叙述，出现了“来自底层民众的所谓英雄”，这类形象作为“‘大众英雄’开始崛起”，对“大众”英雄的发现和书写，体现了“历史主体性与阶级自觉性”，并“被作为叙事的焦点而得以展开”。(64)延安时期的“大众”英雄，不同于以往和之后的英雄，如金戈铁马的战地英雄、传奇怪诞的民间英雄、背靠金光的历史英雄。(65)延安文学的英雄叙述，具有人民性与原生性，诸如各行业的劳动模范、民间艺人、乡村能人、基层干部，他们均指向从被压迫的中国土地中走出来的人民大众。然而，同样关注延安“大众英雄”故事的域外作家，又和本土作家的英雄叙述有何不同?
周立波根据在晋察冀边区的真实所见，创作《徐海东将军》、《聂荣臻同志》等报告文学，其中《小哨兵》一文，书写了群落式青年英雄的诞生。作品集中展示了几个场景，再现真实的同时，预示了中国革命群体中青年一代的成长。小哨兵用歌声迎送路人、儿童团孩子的上课情况、父亲将儿子送来军队、小哨兵在野外守卫——这几个场景，和全文开端与收束处严肃的小哨兵那句萦绕耳际的亲切询问“带路条了吗，老乡”，(66)在语言与场景中，共同构成少年英雄通向圆满的循环旅程。作者将叙述距离拉近，把“大众”英雄与初生少年相结合，烘托出“大众”英雄的成长氛围和童真色彩。少年英雄同样存在于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中，海伦·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解放了中国青年，(67)青年正是筑就中国革命力量的主要部分，并逐渐成为新中国革命的英雄群体。域外作家借助态度认真和工作热情的“红小鬼”、具有崇高使命感的红军战士以及积极抗争并争取解放的青年，表达他们对少年英雄的敬佩和期望。少年英雄群体在本土作家笔下，侧重革命群体成长的象征意义，以及他们与中国革命愿景的深层互文关系；域外作家更关注少年成长的心路历程，观察视野往往不是向前延伸，而是向后回望，着重凸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青春文化与革命力量。叙述角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说明域外作家观照及书写的中国革命历史，较之本土作家而言缺乏对中国革命文化的深度认同感与主体性想象。
历史从来不缺少英雄，“‘历史’与‘英雄’一直是两个被捆绑在一起的概念”。(68)讲述中国故事、书写延安经验的域外作家，同样将目光投向延安的“大众”英雄，以及具有“大众”英雄元素的革命领袖。不同的是，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往往淡化本土作家所关注的英雄的“荣光”，反而冷静直视光芒下的“阴影”，书写隐遁于“阴影”之中的苦难的褶皱。毛泽东与人聊天时“心不在焉地松解裤带，搜寻着某个寄生物”，(69)诸如此类的细节呈现，正是斯诺把英雄拉回民间，书写英雄大众化的尝试；《伟大的道路》中的朱德作为战斗英雄，其大众化元素由他深受苦难的农民身份延展开来，成为了“大众”英雄成长史的经典文本。
边区高度精神化、崇高化、意义化的吴满有，在斯坦因和哈里森·福尔曼的笔下俨然成为寻常的田间老汉。同一个英雄故事，本土作家倾向于阶级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延安革命模式”的讲述，而域外作家则更青睐“个人奋斗模式”的想象。中国文学传统惯于书写个人所置身的社会与历史筑起的波澜图景，突出环境与人的“间性”关系。因此，即使个人被赋予英雄、模范的意义，延安时期的本土作家大多仍然倾向于对社会与时代的抒情，内在于时代的个人从而被一同时代化、历史化、崇高化。由此观之，域外与本土“英雄”的书写之“异”，似乎暗合了中国文学的家族叙事传统，这与美国、欧洲文学的家世叙事传统不同，域外作家更强调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个人的意义。
父权之“父”，由于历史中男性长期占据显在地位，使得权力之前冠以“父”之名，但实际上这个权力的行使者主要涉及家庭、亲缘。父权之“权”，在五四新文学以来的语境中，往往意谓残余封建观念、家庭与亲缘对个人所造成的束缚及压制。个人抛弃家庭，由“失父”、“无父”，转而投向一个新的包容性力量，这个力量即被泛化的“父亲”。个人寻父与社会变革相伴，个人在时间与空间中成长，其“父”也呈现为一个包含着“变与不变”的统一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说，“寻父”是具有传染性和革命性的旅程，暗示出个人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同构。
在斯诺的观察下，个人的“寻父”归宿，正是具有内在文化聚合力的延安和中国共产党。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写了一位基层干部傅锦魁，他们在去往前线途中留宿农家，那夜的长谈使作者意识到普通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在谈话中农民们将傅锦魁看成他们的儿子，“他也的确是农民的儿子”。(70)他既是真实农民之子，更是中国人民和土地的儿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在此，农民、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现实中紧密结合，汇聚成中国民间不竭的革命力量。《创业史》中的“新人”梁生宝，正是在思想上与养父发生断裂之后，转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儿子。“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是通过他完成的”。(71)梁生宝的“寻父”旅途与时代的成长轨迹偕同，两者相伴相生。
柳青1945年创作的《土地的儿子》，不单讲述农民对土地的归属，更侧重描写这场“寻父”之旅的主人公，即“二流子”李老三。将叙述对象设定为“二流子”，提升了教育与改造的难度，正如哈里森所言，“最得意的劳动英雄是二流子的劳动英雄”。(72)李老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二流子”，作为旧时代的牺牲品，他被迫“过着这种冒险生活”，(73)以致父亲早亡、家庭离散、邻里质疑。回归土地、重获新生的李老三，竟也作为劳动英雄，成为群众自编秧歌戏的剧本原型，由此，“寻父”过程所弥散的传染性力量得以强化。哈里森笔下的无赖流民刘森海，是作为旧时代的投机者，对这种顽固的“二流子”的改造最为困难。然而在边区群众那里收获的尊重与温情，使刘森海们意识到曾经“舒适”生活的不堪，由此，他们将羞愧感转换为内省的自救意识，进而启程追随至亲般的中国共产党的呼唤。可以看到，在“二流子”叙述中，延安时期的本土作家往往强调改造中的阶级认同，而域外作家总是将这种革命文化的身份认同，置换为社会道德的文化认同。由此，对中国革命缺失理解力与信念感的部分域外作家，在阶级与民族的角度之外，为延安提供了别样的叙述。
贝尔登笔下的金花，其真实存在的成长与革命历程，正是现实真实与文本真实的互文。旧社会的媒妁婚姻，迫使金花颠覆家庭伦理，控诉懦弱的母亲和黑暗的社会：“你还记得你年轻时的情形吗?”“我不听你摆布!你这个老蠢货!臭娘们!混蛋!”(74)极其注重封建礼教的中国农村还处于革命初期，金花的出现无疑是最具革命性的代表，向旧时代宣战，也与旧家庭决裂，成为了天然的无父无母之身。丁玲所塑造的贞贞，和金花一同，为改变被压迫的命运参与革命，为反抗婚约而出逃，却被日军掳走，和家庭诀别进而永别。革命初期的客观环境没能使金花即刻投向党的怀抱，出嫁的宿命与来自旧家庭的痛楚一道，成为她革命的伤疤。令金花得以持续革命的动力，来自她在夫家所遭受的凄苦生活，这恰与曾经的纯真爱情相映照。而贞贞则处在被激化的社会、家庭、乡邻、旧有观念等多重困境中，与金花相比，贞贞的革命意识、解放意识表现得更为曲折和极端。奋起参与革命的金花，处于中国民间大规模变革与妇女集体革命意识的开端，其开创性意义在于女性革命力量的群体化，“妇女会”将积压多年的女性苦难境遇质变为集体性的革命热情和驱力。因此，贝尔登侧重书写金花解放意识中所包含的被动性与追随性，这与贞贞由个人悲惨遭际所生发的革命觉醒明显不同。丁玲笔下的贞贞，其解放意识的萌生与实践，均凸显出个人的信念感，表现出革命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发意识。
持续地在革命中成长，这一主题延续至中国“十七年文学”，杨沫的《青春之歌》将一袭白衣的林道静置于中国革命的浪潮之中，被教育、改造、成长。林道静身边的三位男性形象见证了她不断抛弃与蜕变的思想历程。和林道静不同的是，金花的成长是在女性群体的关怀和帮助下完成的，同时她自身也担负了解放女性的新时代使命。由此，中国农村妇女得以实现经济、政治、身体方面的根本性解放。无父无母之身的金花，在投入党与革命的怀抱之后，成为了革命的女儿。金花的反抗斗争，体现出女性的性意识觉醒和对爱情的追求。1947年前后中国乡村的思想解放还停留在初级阶段，“追求爱情”似乎颇具资产阶级情调，与后来被极端发展的“爱情政治化”、“政治道德化”的文本意图不符。从追求爱情出发，寻求个人解放的金花，在革命所绘就的图景中，容纳了对新时代“翻身”的经济与政治诉求，和她对新时代婚姻问题的构想。
贞贞的个人成长是脱胎换骨的，而金花的婚姻追求也同样是以服务革命为旨归的，奋起革命后的金花，她的视野与生活中，曾经的恋人是缺席的。曾经恋人的不在场，正是因为革命意识的在场，解放社会、解放自我的追求，成就了她们，也成为了她们的全部。正如金花，她将自己纳入了时代的需要，对新婚姻配偶的选择也同样出于革命的考虑，“我想找个思想进步的对象”，“他应该是个无产阶级”，“为人民服务”，(75)这一切侧面反映出中国革命妇女阶级意识的形成。金花选择追求幸福婚姻，而贞贞则决定去延安学习，她抛弃了曾经的恋人、家庭、乡邻、故土，以及伤痕累累的自己，开始新的生活。无父、无母、无根的贞贞，投入了血亲延安的怀抱，在自我解放中重生。金花、贞贞、林道静等的“寻父”旅程，为中国妇女命运的改写提供了一个缩影。这种从旧至新的成长，以延安为肇始，呈现为现实与文学、作家与文本的互证过程。
从改造“二流子”与中国妇女革命二者的“寻父”过程看来，域外作家似乎消解了“寻父”的庄严感与史诗感，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背景看作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契机，由此，中国共产主义政治文化中的阶级觉悟被彻底边缘化。然而，在本土作家的延安叙事中，中国革命青年的“寻父”过程具有必然性与彻底性，延安所代表的包容性力量，是革命的起点，也是支撑反抗力量得以延续的核心。由于本土作家满怀对中国革命的深切体认，作品中往往以强烈的情感渲染与激越的民族想象，再现中国青年的革命旅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虽然为读者提供了延安历史生成的细节真实，但本土作家的创作则更能捕捉到中国革命的脉搏，并且理解延安精神对个人旧有意识的改造，由此，得以触动中国青年“寻父”旅程的本质真实。
四、域外作家延安书写的限度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存在冷热之分，媒介承载的信息量小、清晰度低、人的参与度高、包容性强，多存在于“落后国家”(76)的媒介为“冷”媒介，反之为“热”媒介。当来自“热文化”土壤的美国记者遭遇“冷文化”的延安，必然会发生一场变革。在极热媒介环境中，个人背离以往通往所谓理性的、进步的、目光向上的“冷”文化传统，从个人主义的“热”文化，逐渐向“冷”文化靠拢，孤立的个人趋向集体，成为部分域外作家将其个人话语自觉汇入新时代话语的表征。延安这个包容性强、参与度高的新时代社会，无疑对曾经具有游离性、排斥性的部分域外作家进行了重塑。域外作家的多重身份，暴露了他们的认同困境在延安与世界的双重投影。斯诺与印度、苏联和20世纪20—50年代的美国，(77)在思想文化领域存在某种程度的冲突，而通过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重启了他的身份与文化认同。史沫特莱早期在印度等地从事革命活动，但身处中国的她，在延安找到了精神归属，弥留之际仍期望重返中国，“亲一亲它的土地”。(78)由于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新闻，被美国军界排挤的卡尔逊，日后在太平洋战场将延安经验与实际作战结合，(79)实现了他的人生转轨。域外作家对延安的想象性表述，在互动与对话中，容纳了有关主体、对象、环境、时间等诸多因素，这种被裹挟的所有想象性关系，即拉康所说的“主体间性”。(80)域外作家在个人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找寻诸多新的结合点，正是域外作家与延安主体，在变化着的时空中所呈现出的深层互动。
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那些觉得自己的责任和灵感是要‘深入群众’，画出群众疾苦的真实画作，并且帮助他们奋起的人来说”，“根本问题是‘现代性’”，“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刻意拒绝了西方模式，并转向俄国文学”，正是“非西方世界”(81)作家创作路径的典型代表。弗雷德里克·詹姆森也曾谈到，“我们很难适当地欣赏鲁迅本文的表达力量，如果我们体会不到本文中寓言式的共振”。(82)这些观点旨在思考文学与人、社会、政治的关系问题。部分域外作家对新时代话语和延安语境的某种融合，说明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动、个人历史的转轨、文化身份“重述”的出现，这三者具有共生性。20世纪是一个“大众时代”，“艺术是由普通人创造的，或是为普通人服务的”。(83)中国新文学以“为人生”的文学为肇始，经由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巩固与推进，直至近年来的“底层文学”，“感时忧国”的中国作家，以其一贯的低垂目光，注视着中国社会和人民。与中国作家对社会的内在反观不同，源于欧洲文学传统的外国作家，大多选择诚惶诚恐地望向上帝、眼光倒转审省自己、或是闭起眼睛假想。一些持这种文学传统的外国作家对大众的“观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文学运动的内驱力，即逃离与否定大众的冲动。(84)
走入延安视野的域外作家，由于深刻领略中国民间的大众力量，作品饱含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沉情感，斯诺、贝尔登、史沫特莱等人的延安文本便是最佳例证。斯诺悲痛回忆中国流民的凄惨景象，(85)史沫特莱对“红小鬼”沈国华亲人般的深情，(86)都显露出中国人民的力量将他们的文学传统强力扭转的痕迹。索尔兹伯里注意到，斯诺对中国人民的观照和追逐政治领袖的记者不同，他“采访普通男女，甚至‘红小鬼’的故事和他们的观感”，这本“有关发现的书”，(87)发现的不仅是“红星”延安，更是人民的力量。贝尔登的观察正是通过中国普通农民的生存和死亡，折射深层的社会矛盾和革命根基。他说：“你听到关于死亡的叙述，你没看见母亲躺在坑里，双手搂着惊恐的孩子；也没看见他们埋土的情况，更没看见那种恐怖的情景以及那些最后望着天空的眼睛”。(88)眼见的现实内聚真实民间的力量，而虚构只能诉诸无力的想象。域外作家的纪实文学以其现实批判力和干预力，正跨越文本与现实的界限，成为联结个人与世界的媒介。
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在世界读者中取得了极高的创作成就，但他们所讲述的中国故事还是在复杂的世界语境中显得无力。美国学者反复申明，书写延安的美国记者，“仅仅代表了美国一些私人对共产党发生兴趣”，(89)这是美国“民间的热门话题”。(90)据白修德回忆，在一次美国决策会议散场后，一位准将冲他喊道，“像你和埃德加·斯诺这样的人所说的共产党游击队及其所占区——他们的实力是你们这样的人所虚构的”，“他们只存活在纸上”。(91)此言提供了美国官方看待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角度，“只存活在纸上”的延安，或许并未超出媒体以外，延安的国际形象和报纸上的文字一样，非黑即白。如此看来，新闻记者固然参与了历史的记录，书写了历史的“初稿”，(92)但也仅仅是“历史长河中”“浮沉的泡沫”，(93)“泡沫”之中藏匿着他们的无奈和叹息。
需要指出的是，存在于美国新闻界的一个传统特点，便是记者趋向书写名人、政要及国家决策，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发展到极端。曾有美国记者坦言，“‘名人’对于年轻记者相当于银行存款；他们是信用参考；他们通向其他可接触的人物，其他资源；他们的邀请函等于熟人圈，从而孕育出新闻报道”。(94)虽然，这仅代表部分美国记者的态度，但企图通过新闻报道参与国家决策，的确是三四十年代许多美国记者的理想。为得到最为可靠的政策来源，有的域外记者专意寻访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热衷于采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而对边区普通人民着墨较少，对日常生活的描绘往往流于概念化。他们详细引述在延安采访财政专家、文艺工作者等人的对话，几乎没有主次之分。这样的书写是带着答案寻找例证的考察之旅，而非斯诺、史沫特莱等人的“成长性”历程，非但没有写出生动的真实所见，还难免让人怀疑他们奔赴延安的初衷。
自《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延安就被一种特殊的氛围笼罩着。不管是对越来越多的倾向社会主义的记者，还是对其他人来说，共产党管辖地之行都成为最流行的事”，他们“不管持怎样的政治主张，都觉得有必要打破监管者强加的束缚，而争取延安之行就是宣称自由独立的方法之一”。(95)以白修德为例，他和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再现边区人民的生活和革命精神，表明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96)但回国后几年，他的态度发生反转，由此可见，美国新闻界的确存在着这类趋名趋利自觉合唱的新闻记者。(97)
部分奔赴延安的域外记者，拥有专业的学院训练背景，曾就读于以新闻系闻名的大学。受雇于亨利·卢斯控制的杂志记者更是顶级名校出身。(98)学院化的知识储备和纯熟技巧，运用于新闻报道、通讯写作，固然能发挥其语言简练、条理明晰、眼光独到等优势，但以通讯写作的方式进行纪实文学创作则不免存在局限。首先，部分记者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感到陌生，对“民主”的内涵理解狭隘、浮泛，甚至将延安精神和宗教相提并论，这不仅造成外界对延安的误解，也令其作品的思想探索显得苍白。最后，奔赴延安的域外作家从来不缺少同行者，他们一同向毛泽东提问，并同时听取讲话，采访的机构、人物有限，常常多人同行前往。这些现象难免使他们的延安书写趋于雷同，作品中大量存在面面俱到的政论性分析，叙述手法较为平面化，对采访材料的合理安排与使用有所欠缺，这无疑降低了作品的审美品格及流传度。最后，部分域外作家创作手法单一，造成文本艺术性的流失，学院化的专业背景，或许对他们文学艺术的创造力有所限制。
作为域外代表作家的斯诺，认为新闻记者写现实生活，必须要有“文学修养”，“写通讯特写时，一定要尽量有点文学味道”。(99)就斯诺的文学审美观念来看，本土作家中将报告文学的“文学味道”发挥到极致的应推萧乾。萧乾将散文与报告文学两者交织渗透，创作出极具文艺色彩和中国情调的报告文学。其文艺性不是来自夸张比喻或激扬的抒情，而是“京派”滋养的文学情趣。在德军溃退后的欧洲战场，萧乾眼中的莱茵河凋敝肃杀，天空“蔚蓝得令人发愁”，大森林“阴惨惨似是隐遁着千万的冤魂”；被炸的奶牛，虽已“牢牢地死了”，但仍“四腿挺着劲”，“铜像般”地站着，用两只“钝而挂血边的”眼睛，“垂视着卧在地上的同伴”……(100)风景、动物均被作家人格化，彰显出情感的力度，“心灵和文字，全是崭新的”，“比画更鲜亮的描写”“随处可见”，“写景写人都能抓住神韵和气氛”。(101)
在讽刺现实方面，斯诺和萧乾均以展示场面和人物语言的方式，不动声色地表明态度，而非插入式的个人批判。《红星照耀中国》的结尾，斯诺将延安和西安对比，(102)言语中暗含对国民党的讽刺；萧乾的通讯文章，将罗斯福的逝世和两周内“空前伟大的鸡尾酒会”(103)般的旧金山会议开幕这两个场景并述，以“戏化”手法揭露美国新闻业的众生相。在展示现实世界方面，斯诺较少情感注入，作品具有极强的政论色彩。斯诺关注基层干部和儿童，借以展示延安精神的侧影，而萧乾书写被轰炸的英国，着眼于伦敦废墟中的一个孩子，以此辐射整个顽强的欧洲战场。(104)萧乾眼光始终向下，注视苦难中的人民，他在《鲁西流民图》中聚焦于儿童、老妪，(105)用丰满的人物光影映现整体画面，利用小说技巧绘画人物，散文笔法点染氛围。斯诺在《复始之旅》中描绘旧中国，将记忆中的画面一帧帧回放，目之所及均浩浩荡荡出现在读者面前。和萧乾的点状投射不同，斯诺对人民的投射是散状的，他们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如妇女、老人、儿童、军人、饥民……(106)将中国人民的凄惨境遇进行平面化、视觉性、铺排式的呈现。
如果说萧乾的现实描绘侧重书写“人情”，那么斯诺的现实展示则着重再现“世情”。与萧乾生动、鲜活的语言相比，斯诺的书写显得严肃老成，他拒绝想象，一切人与景都是被定格的，它既可以借助历史成为永恒的瞬间，也可以被历史遗忘永远停滞。而在萧乾的描绘中，一切都被生灵化，无论人、物、景，都有魂有骨，将现实“诉诸感官”，让读者“看得见，闻得出，摸得着”，(107)由此，成就了报告文学将艺术情调与眼见真实天然融合的文学高度。萧乾的创作运用声、色、光的艺术，小处着眼，写意传神，语言诗化，以及“滋味”、“韵味”与“至味”的艺术情愫，均脱胎于中国文学传统。就斯诺对纪实文学的审美要求来看，萧乾的报告文学已经超越了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虽然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在创作初衷、思想认识、叙述手法、艺术审美等方面存在不足，但他们的文学实践成就了国际社会第一次大规模进行自觉主动地靠近中国、书写中国的历史景观。同时，他们的创作也为本土作家提供了一定的文化与艺术资源，促使本土作家借镜域外，放眼世界，在本土与域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中达成更为多元、理性的文化融通。
近现代以降，世界的中国形象往往围绕着“身体”描述，不论是指涉其体量之大、人民之众，还是将其“符号化”为睡着、躺着、卧着、跪着，甚至幽灵般地飘着等消极状态。(108)被认识的主体中国，也将自身诉诸为“身体性”的“翻身”、“站起来”等形态，似乎成为了一种回应。将“身体”意识形态化，不单来自对未知的焦虑与恐惧，更缘于欧洲与美洲诸国文化潜意识领域所隐匿的臆想。国际视域中的这种以图像形式呈现的视觉叙述，是其所牢牢根植的意识形态叙述的互文。“身体”的原始意味，凸显出这些国家为中国形象所附加的“原罪”，即从物质化的身体到意识形态化的精神，中国都是作为想象性的异端，存在于一些国家的潜意识中。正是因为认识的缺失和恐惧心理的弥散，中国形象在外部世界的投影，也往往存在畸变。
域外作家的身份认同，在时代浪潮中瞬息变幻，他们对其文化身份的重新反思，在斯图亚特·霍尔那里是一种对超脱于固有民族化的意识形态之外的身份所进行的重新表述，是寻得被“重述”的文化坐标的结果。个人的身份认同或后起的国家身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反复被社会与历史语境所定位、调适、“缝合”。(109)以斯诺为例，20世纪60年代他再次前来中国，被美国认可的“记者”身份，与被中国共产党所重申的“作家及历史学家”身份之矛盾，便说明了特定语境中，认同镜像所发生的变异。面对这种变异，域外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进行“重述”，或是在固有坐标以外寻求“缝合”便成为可能。无疑，“影响每个人的历史是世界历史”。(110)从30年代开始，域外作家将其个人话语自觉汇入中国语境与中国历史，已经说明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与中国创造的无限引力与生命力。在此，当年斯诺的回答似乎成为了一个隐喻，“有什么区别呢”，“历史学家，作家，新闻记者，谁在乎呢?重要的是故事本身”。(111)
在域外视野中，《红星照耀中国》可被视作热奈特提出的“元文本”。斯诺的作品经过流传与阐释所产生的“文本间性”，(112)在某种程度上被特殊历史语境借用，从而陷入被历史结论专意加身的“原罪”。以20世纪40年代末为开端，斯诺与同样有书写延安经历的美国记者，均遭遇“麦卡锡集团”的诬蔑与打击。(113)在生存空间与话语权被剥夺之下，斯诺远走瑞士，史沫特莱寓居伦敦，海伦·斯诺偏安一隅过着“潦倒”(114)晚年，斯特朗被逮捕后长居中国(115)……美国政策与国际环境的急转，无疑会诱发他们与旧有意识形态的搏斗，对曾根植的国家身份认同的怀疑，甚至对“西方式”的所谓民主和道德价值产生虚无情绪。域外作家的文化身份“重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延安的文化包容力和聚合力，在世界视野的投射下，域外作家个人及其文本自觉汇入中国的新时代话语，无疑昭示了“非西方”的中国文化传统所内蕴的超越本土与时代的生命力。
费正清认为，斯诺作品“出版的本身，就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此言强调第二个关键词“中国史”。他谈到，斯诺的红色中国之旅，“不仅要去报道重要的内幕消息，而且要为中国历史的记载作出贡献”。(116)虽然此言出于后来者对尘封历史的总结，但也暗示了一个关键，即斯诺之于中国的意义，大于美国或者世界的意义。斯诺及其后来者所建构的有理可依、有章可循的世界的延安观，看似根基深厚，实际上却在数年之中，经历着“红色圣地”与“红色威胁”的二元断裂。形象学所指涉的主观性和碎片化观念，必然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呈现为一个历史性的复合状态，而非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
域外作家在为中国共产党寻找文化象征符号之初，默契地汇聚于相传为拿破仑所言的“睡狮”或“醒狮”中国。(117)这个存在已久的符号化中国形象不仅在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中复活，而且也将他们的期待和隐喻投射其中，充分渲染出“红色中国”的“圣地”色彩。相反，解放战争中后期直至抗美援朝战争之后，“红色中国”镜像的“威胁论”发展到了极端，(118)甚至有美国人发问，“成吉思汗又回来了”。(119)短时期内的社会巨变，反映出在“形象”概念之上，政治与历史所占有的不可抗拒的介入和想象性建构。探讨当代的中国形象，并非是对“红色圣地”与“红色威胁”两种认知“缝隙”的弥合，而是对国际形象概念的解构。因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延安道路，在自我主体性认同的过程中，早已逸出了“西方形象学”的话语边界，冲决了二元对立的形象框定。当代中国所历经的，是以中国的方式对历史与政治文化进行传承与重塑，在完成自我确认的同时，进行自我型构的艰难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来自外部力量的国际形象认同，已是自曝其依附性、脆弱性和西方式的弊端，反证了它所远远不及的中国共产党自我历史书写和创造的价值。
“诗无达诂”的困境、时空的距离、多元文化的异质性，必然是域外作家的延安文学创作所遭遇的屏障。然而，他们的延安文本无疑见证了“文学历史的延安”，如同“琥珀”(120)一般捕捉真实历史发生的瞬间。他们的作品呈现的是凝结着纷杂头绪、无目的的历史细节与无尽猜想的故事，这也是他们的延安文学作品较之本土作品的根本区别。本土作家基于对革命文化的认同及延安模式的服膺，创作表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与愿景式的观念，它赋予了延安文学所特有的历史感与崇高感的华光。由此观之，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恰恰成为了延安红色历史建构的旁证，为本土文学的主体性叙述提供了另一种历史发生的未知叙述。从延安开始，中国红色革命文化正式参与世界话语体系，步入多元的互动空间，延安文艺与世界文学的深层互动，凸显出物质性自立与身份性自主，(121)以及主体性信念为中国作家所带来的文化认同感，也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借鉴性、融通性以及无限可能性的文化遗产与资源。
①鲁迅：《儗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8页。
②参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94页。
③1946年9月底李敦白来到延安，成为第一位以广播为媒介向世界介绍《王贵与李香香》的国际友人，之后与斯特朗合作翻译，向海外传播优秀的延安文学作品。(参见李敦白、贝内特：《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丁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④纪录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为吴印咸等人主持的延安电影团提供摄影器材等物质支援。(参见司徒慧敏：《伊文思的中国情》，孙红云、胥戈、基斯·巴克主编：《伊文思与纪录电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第286页)
⑤域外记者前来延安并拍摄纪录电影，如分别于1938年8月和1939年5月抵达延安的瑞士记者沃尔特·博斯哈德(《通往延安之旅》)和苏联记者罗曼·卡尔曼(《在中国战斗》、《在中国》)(参见朱纪华主编：《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5年，第228—232、265—275页)；伊文思的《四万万人民》，出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军事会议的场面，以及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袖。(参见张同道：《一位电影人和一个国家的传奇》，孙红云、胥戈、基斯·巴克主编：《伊文思与纪录电影》，第318页)
⑥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马凡、赵勇、李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6页。
⑦瑞士传教士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在贵州一带传教，1934年10月被开拔西征的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扣留，随军长征18个月，后根据这段经历创作两部回忆录。(参见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张国琦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第6页)
⑧《斯诺文集》第1卷，宋久、柯楠、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31页。
⑨“在山西我看到八路军和人民实行的学说同基督的教义是那样地相像……”(参见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
⑩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A Memoir,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1984,p.276.
(11)欧文·拉铁摩尔和《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与时任美国外交政策学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恩来，于1937年6月初一同前往延安。(参见托马斯·阿瑟·毕森：《抗战前夜的延安之行》，张星星、薛鲁夏译，沈阳：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第1页)
(12)参见中村京子口述，沈海平撰文：《两个洋八路的中国情缘》，中国福利会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4页。
(13)参见江国珍编著：《我的丈夫傅莱：一个奥地利人在中国的65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第3页。
(14)参见卡明斯基主编：《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杜文棠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德文版导言”，第5页。
(15)参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郑志宁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248页。
(16)参见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文：《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17)参见《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沈苏儒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2页。
(18)徐新：《犹太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8、82页。
(19)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磋商决定，在延安成立日本工农学校，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将俘虏聚集延安，加强思想教育。日军俘虏战后回国出版回忆录，如铃木传三郎《日本俘虏的回忆》，张惠才《从鬼子兵到反战斗士》，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小林清《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等。(参见野坂参三：《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05页)
(20)萧乾：《创作界的瞻顾》，《萧乾全集》第6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21)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页。
(22)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林淡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23)迪恩：《纪念有吉辛治：一位在延安的美籍日裔大兵》，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24)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Grove Press,1978,p.27.
(25)陈学昭：《延安访问记》，朱鸿召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26)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71页。
(27)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
(28)钟文、郑艳霞编著：《见证长征的外国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55页。
(29)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李凤鸣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页。
(30)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4—25页。
(31)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New York:Da Capo Press,1975,p.506.
(32)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25、228页。
(33)Agnes Smedley,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56,"Prelude",p.3.
(34)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党英凡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序”，第1页。
(35)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王荫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36)参见John S.Service,"Edgar Snow: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he China Quarterly,no.50(April/June 1972),p.218.
(37)共产党员汉斯·希伯在《太平洋事务》发文驳斥斯诺的观点。(参见山东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希伯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5—356页)后来毛泽东说，希伯“犯了严重的错误”。(参见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33页)
(38)“1944年6月10日发表的题为《六千万人失去了盟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美国与共产党没有官方联系，因而在抗日战争中不能利用他们和他们的基地而表示痛惜。他认为他提倡的利用中共军事潜力的计划是合理的，原因是他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5—206页)
(39)Edgar Snow,People on Our Side,New York:Random House,1944,pp.290-291.
(40)“如果《西行漫记》的记者是正确的话，驱使成百万农民进行英勇的长征，其主要动力不是别的而是饥饿和对土地所有者及收租人的仇恨。”(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41)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42)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后记”，第269页。
(43)拉里·平克姆：《斯诺和亲身经历的作用》，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第42页。
(44)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柯为民等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页。
(45)詹姆士·贝特兰：《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中国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编：《〈西行漫记〉和我》，第78页。
(46)路易·艾黎：《对埃德加·斯诺的回忆片段》，刘力群主编：《纪念埃德加·斯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47)周恩来指示延安交际处工作人员，要以外国记者为工作重点，以“强调宣传坚持抗日、坚持民主、坚持团结”为工作核心。(参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01页)
(48)参见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44页。
(49)参见Owen Lattimore,"Edgar Snow's China: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mpiled from the Writings of Edgar Snow.By Lois Wheeler Snow," The China Quarterly,vol.93(March 1983),pp.162-163.
(50)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72.
(51)Edgar Snow,The Battle for Asia,New York:Random House,1941,p.287.
(52)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61.
(53)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5页。
(54)“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是他人留下的标志……”(《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55)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序”，第1、8页。
(56)Stephen R.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43-44.
(57)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3页。
(58)贝尔登认为，“Mei kuo fan tung”意谓“美国饭桶”。(参见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25页)
(59)参见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赵靓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2、188页。
(60)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265页。
(61)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17页。
(62)浦安迪讲演：《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1页。
(63)参见西蒙娜·德·波伏瓦：《长征：中国纪行》，胡小跃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15页。
(64)赵学勇：《天地之宽与女性解放——延安女作家群述论》，《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65)夏济安：《中共小说中的英雄与英雄崇拜》，《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万芷君等合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0页。
(66)周立波：《小哨兵》，《周立波选集》第5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63页。
(67)参见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68)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291页。
(69)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72.
(70)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251.
(71)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3卷，第228页。
(72)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陶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72页。
(73)柳青：《土地的儿子》，刘润为主编：《延安文艺大系·小说卷》上，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460页。
(74)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351页。
(75)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383页。
(76)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0—41页。
(77)由于厌弃物质崇拜的美国，从而选择离开的斯诺，在和父亲1920年的通信中已经表明，“在全美国”所弥漫的社会心理中存在着“有毒”且“危险的东西”。(参见埃德加·斯诺：《斯诺家书》，翁贝托·艾柯等：《知识分子写真》，董乐山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78)《史沫特莱文集》第3卷，梅念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前言”，第1页。
(79)参见Edgar Snow,People on Our Side,p.288.
(80)《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67页。
(81)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195—196页。
(82)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
(8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196页。
(84)参见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吴庆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85)详见《斯诺文集》第1卷，第293页。
(86)详见Agn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pp.463-475.
(87)哈里逊·索尔兹伯里：《红星照耀世界》，翁贝托·艾柯等：《知识分子写真》，第292、290页。
(88)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319页。
(89)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郭济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80页。
(90)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译者序”，第1页。
(91)Theodore H.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New York:A War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1978,p.316.
(92)详见董桥：《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93)陆铿：《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285页。
(94)Theodore H.White,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p.142.
(95)保罗·法兰奇：《镜里看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的驻华外国记者》，张强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年，第284—285页。
(96)详见Theodore H.White and Annalee Jacoby,Thunder out of China,New York:William Sloane Associates,1946,pp.227-228.
(97)白修德大学毕业后担任《时代》杂志记者，同时受雇于国民党并为其“大唱赞歌”；1944年前往延安后创作《中国的惊雷》；50年代宣传“冷战思维”；60年代开创“舆论时代”，跟踪报道肯尼迪等多位“美国总统的诞生”。(参见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象——白修德传》，胡友珍、马碧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6—67、101、110、118页)
(98)如《时代》杂志记者、哈佛大学毕业的白修德和耶鲁大学毕业的约翰·赫西等，后者著有报告文学经典《广岛》。
(99)萧乾：《斯诺精神——纪念斯诺逝世二十周年》，《萧乾全集》第4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77页。
(100)萧乾：《从伦敦到法兰克福》，《萧乾全集》第3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0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133—134页。
(102)“我们到了南部边界”，“风景很美”，“我在这几天里就同一些农民和红军战士打野猪和鹿”，“前线一片宁静，红军在这里只驻了一营兵力”。而后我“到了西安府”，“街上停止一切交通，城门口的所有道路都遍布宪兵和军队的岗哨。沿路农民都被赶出了家。有些不雅观的破屋就干脆拆除”，“原来是蒋介石总司令突然光临西安府”。(《斯诺文集》第2卷，董乐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68—369页)
(103)萧乾：《美国印象》，《萧乾全集》第3卷，第104页。
(104)参见萧乾：《银风筝下的伦敦》，《萧乾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
(105)参见萧乾：《鲁西流民图》，《萧乾全集》第2卷，第16—17页。
(106)《斯诺文集》第1卷，第293页。
(107)萧乾：《老报人絮语》，《萧乾全集》第4卷，第936页。
(108)中国形象的图像表现，见诸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和美洲国家媒体通过报刊杂志，以漫画形式所呈现的视觉化中国形象，图画中的中国往往被画作龙、狮、猪、猴子等。最为著名的是19世纪末由德国皇室根据想象画就，在欧洲诸国间馈赠、流传的，被命名为《黄祸》的画作。在那幅画中，“中国”正是幽灵般地飘着。(参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第354页)
(109)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2页。
(110)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第2页。
(111)Edgar Snow,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Red China Today,New York:Random House,1962,p.77.
(112)《热奈特论文集》，第64页。
(113)参见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A Memoir,p.124.
(114)萧乾：《海伦·斯诺如是说》，《萧乾全集》第4卷，第177页。
(115)参见Tracy B.Strong and Helene Keyssar,Right in Her Soul:The Life of Anna Louise Strong,New York:Random House,1983,pp.248-249,3.
(116)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序”，第1—2页。
(117)“睡狮”或“醒狮”论，据传为拿破仑所言，“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着了的狮子，这只狮子一旦被惊醒，全世界都将为之颤动”。拿破仑的“睡狮”或“醒狮”论，经学者考证，并不可靠，但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参见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20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75—288页)“睡狮”或“醒狮”形象，出现在王安娜、海伦·斯诺等人的延安书写中。(参见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李良健、李希贤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第414页；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第1页)
(118)哈罗德·伊萨克斯认为，“成吉思汗和他的游牧部落”，“通过毛泽东那如洪水般横跨鸭绿江的‘人海’，再次得以活灵活现，此时数量众多的野蛮人不是手拿大刀，而是以大炮、坦克和喷气式飞机武装起来”。(参见哈罗德·伊萨克斯：《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119)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36页。
(120)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序二”，第10页。
(121)经济发展与国际关系范畴上的自力更生，被认为是延安精神中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参见James Reardon-Anderson,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pp.170-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