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完全回归，本来是十九大报告定下的民族复兴基本任务，也是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的远景目标。但是，对于这一目标，不仅岛内诸派认为遥遥无期，普遍存在拖延心态，甚至以拖待变，寻求“完全台独”历史契机，而且大陆内部不少官员及学者也存在观望懈怠的取向，对于积极寻求两岸统一具体路径和框架缺乏责任伦理和时间意识。对台政策宣传与人心统战长期聚焦于较为空乏的“九二共识”，对于“一国两制”则少有集中性论述及作为，也难以凝聚两岸面向终极统一的宪制共识。即便是“九二共识”，不仅存在民进党的截然否认之压力，也存在国民党的“各自表述”误区及“中华民国”这一法统硬梗。从“九二共识”向下衍生出的“和平发展”、“两岸一家亲”等偏于经济社会层面的两岸默契与共识，不足以支撑终极统一所必要的认同基础。既往基础既已薄弱，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以来更是全力摧毁这一基础，导致两岸陷入“冷对抗”僵局。
国民党执政时代，两岸有着“九二共识”的模糊认同，刻意不触及“一个中国”的具体内涵及其宪制本质，在“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之间实际上留出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在此前提下，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得以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两岸终极统一的人心与社会基础。但国民党无意于积极推动统一，在两岸交往方面亦有一定的限制与限度，甚至被揭露为奉行作为“割据政权”的“独台主义”。民进党执政，无论是之前的陈水扁，还是2016年以来的蔡英文，均采取了回避“九二共识”及寻求偏向“台独”之替代性论述的立场。随着台湾民主巩固及本土化深入发展，“台独”逐步取得话语和政治主导权，国民党本就消极空乏的“中华民国”法统大厦正面临“定点拆除”的宪制风险。修宪、释宪、公投等均可能成为终结这一法统的宪制武器，党产处分与转型正义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但2018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对此趋势有所缓和，给两岸关系回暖带来一线生机。
从大陆立场而言，完全统一固然已经不可能再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甚至也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台湾内部政局的起伏变迁，只是“维持现状”在不同压力格局下的左右腾挪，不涉及对完全统一真正严肃和积极的思考。因此，从十九大报告以来，大陆“主场统一”的对台方略已经成形，习近平2019年1月2日纪念《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更是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挂钩，开启两岸政治协商实质性进程。这就使得最初专为台湾问题而设计的“一国两制”回归初心。“一国两制”回到了它最初针对的问题上，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意志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赖清德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那么习近平就是“务实的统一工作者”。不能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就没有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存在巨大缺环，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及国际化就始终面临着正当性与完备性危机。借用胡风1949年的诗意表达，时间开始了。
回避统一的李登辉根源
台湾岛内“统降独升”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有着复杂的历史与政治渊源，但其结构性突破及泛本土主义话语的成熟，则导源于李登辉。在两蒋时代，国民党的“大一统”正统意识尽管不断遭受打击并实际下滑，但“一个中国”原则坚定不变，“台独”遭受国家建制框架的严格排斥。有一定的历史证据证明，在蒋介石时代两岸存在“密使”来往，探讨过统一框架，大陆提出的“一纲四目”已具“一国两制”雏形。蒋经国时代也出现过两岸政治商谈的一定空间，尤其是改革开放带来两岸政治心理与经济交往的更大便利及演变期待。但为什么两蒋都最终没有接受统一呢？或者说对大陆的“一国两制”存在较强的心理排斥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其一，体量与实力对比上，大陆超过台湾，回归后无论实行何种体制，大陆决策权均超越台湾，这对于具有国家民族情结的两蒋是一个心理挑战；其二，冷战格局下，台湾政治并非完全自主，若无美国的终极认可，台湾很难独立决策走向统一，而两岸统一在较长时段内并不符合美国利益；其三，台湾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相对大陆走得更快，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存在实质性差异，台湾担心统一之后无法确保自身优势与特性；其四，台湾本土主义的强势成长与实际政治压力，对两岸统一议题及其操作化构成较为严重的内部制约。这些因素时至今日并未削弱，而是有所增强，持续困扰着台湾统派及两岸致力于统一的官民各界。
李登辉正是在这样的内外格局下接手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尽管李登辉是国民党系统内部“认证”的政治接班人，但其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实质背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国”立场。李登辉背离国民党传统立场的基本要点是：其一，去中国化立场，即不存在关于“一个中国”的国家民族情结，从政治情感和认同来源上无法与两蒋站到同一位置；其二，皇民现代化史观，深受日本文化与殖民史影响，将日本视为优越于大陆的先进文明，从而将台湾视为日本殖民遗产而守护；其三，对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政治适应，即通过发展出一种有利于台湾本土利益的政治论述来确保长期执政及符合岛内意识形态发展趋势；其四，渐进式台独，一方面以空乏的“一个中国”在战略上欺瞒大陆及党内统派，另一方面则以积极的本土化论述吸引民进党支持，甚至反向建构和规训正在成长中的民进党。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暂时性政治事实被李登辉发展成一种较为精致系统的“独台主义”，其基本逻辑是：其一，“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其二，中华民国的“主权所及”与“治权所及”存在分离，不具备恢复完全主权（反攻大陆）的条件与可能性；其三，中华民国的民主政体与政府管治应集中于“治权所及”范围，即台湾。这就严格背离了国民党的传统立场。国民党在观念上将“台湾”与“重庆”类比，只是“陪都”，不是久居之地，更不是独立于中国的分离性地区。中华民国的政府机关设于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只是台湾。不过，沿着这一逻辑进一步极端化，陈水扁试图论证“中华民国是台湾”，这就完成了台独的基本理论建构。如果“中华民国是台湾”，则台湾人民就是中华民国的完全主权主体，就可以不经大陆人民参与及同意而单方面进行公投，选择任何一种新的国号，比如“台湾共和国”。
因此，李登辉的理论逻辑中同时包含着“独台主义”和“台独主义”的成长空间，国民党发挥了前者，民进党接续了后者。对当下台湾整体意识形态之塑造，总根源并不在两蒋，而在李登辉。在李登辉的逻辑链条上，“中华民国”与“台湾”逐步等同化，治权事实经由民主巩固和本土化而逐渐向主权事实展开回溯性建构，而台湾法制中的公民投票法正可在适当时机用于“公投独立”的政治操作。李登辉成为台湾多元意识形态的整合者。李登辉之后，国民党与民进党内主要政治势力及政客，或明或暗地接续了李登辉的基本理论逻辑并各自运用于具体政治目标。在民主选举与本土化的双重压力下，民进党利用中华民国法统的框架“借壳上市”，再从内部寻求宪制颠覆，而国民党在民主化条件下已丧失威权控制的可能性，在选战与意识形态上节节败退，不断向“台独”立场妥协，终于沦为政治上的失败者。
“九二共识”产生于两岸开放交往初期，当时的李登辉尚受到国民党内多方力量牵制，且自身政治韬晦与理论正在成熟之中。然而，“九二共识”无论是达成的过程，还是之后的实际理解与执行，都是非常艰难甚至勉强的：其一，九二共识没有形成正式的协议文本，而是海基会、海协会交往中以口头形式表述；其二，即便在口头形式上，两岸实际表述并不一致，最大的分歧是“一个中国”的具体政治含义；其三，九二共识的主要功能是解决两岸经济社会往来的政治前提问题，促进两岸事务性协商的具体开展，但本身并不触及和解决两岸实质统一问题。也因此，国民党认可的“九二共识”侧重“各自表述”，侧重对中华民国主权与法统的守护，并不包含两岸实质统一的具体承诺。所以，习近平主席此次讲话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等同，实质推进两岸统一进程，必然触痛国民党的政治神经，而对于连“九二共识”都不承认的民进党而言则在其政治料想之中。
一国两制与原初承诺
在2019年1月2日的正式讲话中，习近平重述了大陆立场下的“九二共识”，即“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如果说“九二共识”达成以来的两岸政策侧重于这一共识的前半句的话，那么新时代对台工作发生了显著的重心转移，即需要落实后半句。因此，当“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严格挂钩时，“国家统一”就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观念认同，而是一种积极的宪制建构。
对于什么是“国家统一”，即便是偏向统一的台湾人士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想象与设计。这里可能存在一个需要澄清的前提性问题：邓小平时代的“一国两制”原初承诺是否仍然有效？这是台湾许多人特别关心的问题。1980年代初在针对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论述中，大陆开出的统一条件非常优厚，甚至包括了保留军队及完整的党政机构，以及高度自治的一系列安排。在严格的宪法学者看来，这样的宪制安排对主权国家秩序做出了超越常规的偏离，必需要有充分的“国家理由”才能予以证成。这样的“国家理由”在港澳模式中是存在的，我将之概括为“国家对港澳的非常规授权与港澳对国家的持续贡献力的理性结合”，即港澳回归的特别宪制安排，不仅是保障港澳的繁荣问题与高度自治，还必须有助于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如果1980年代初台湾回归，其对国家整体现代化与国际化的作用会比香港更大，因此可以用于解释“更高度自治”的正当性。
“国家理由”在习近平的讲话中也有显著体现。在谈及“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时，习近平指出：“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这实际上确立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国家理由”或宪制前提，即“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概括也是大陆官方在总结港澳模式时的用语。这就将“一国两制”的港澳台模式予以横向比较和贯通了。任何“一国两制”都必须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里还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即只有“和平统一”，才谈得上按照这样的“国家理由”进行“一国两制”的具体设计。
由于中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构成、两岸实力对比及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具体战略的变迁，邓小平的原初承诺必须按照上述“国家理由”而加以适当的修正与更新，在某些方面可能调低台湾的自治程度，但在某些方面可以提高。比如军事组织权，当下的台军已经不是昔日的国军，而是高度本土化及依赖于美国的地方军事组织，因此不能满足“国家主权、安全”的制度要求，必须加以教育、改组和整编，而且不可能完全驻防台湾及承担防务责任。比如司法权与教育权，为确保国家统一的质量和可靠性，塑造国民的国家认同，应当吸取香港基本法的教训而建立中央更有效的监督机制。不过，在参与国际事务、“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台湾可以享有更为高度及灵活的授权及特别安排。
这些具体设计并无定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各阶层的参与程度。如果两岸还在“九二共识”上打太极拳而不聚焦于“一国两制”的具体设计，尤其是台湾不参与大陆主导的“新政治协商”框架，就等于拱手让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参与权和塑造权。以大陆的政治文化，在主权事项上绝不松口，但在具体治权及利益分配事项上则大开大合。“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有着丰富的协商空间及制度设计的灵活性。如果固守起始阶段的“原初承诺”，不切实际，不思进取，缺乏国家民族担当，只谋求一政党、一地区私利，反而可能给统一后造成长久的动荡隐患，也无法塑造完成具有文明内涵和宪制典范意义的稳固治理秩序。
价值鸿沟与美式平衡
观察对“习近平讲话”的回应很有意思。民进党乘机“撕卷”，彻底遗忘“通关密码”，“小英派”成了“小鹰派”。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进党士气一度低迷，蔡英文即刻做出的情绪性反应短期内凝聚了一定的网络人气。但民进党显然也是在政治冒险，这种靠向“深绿”的决绝立场，无助于打破两岸“冷对抗”僵局，必然进一步恶化两岸关系及损害台湾人民具体利益。民进党并未深刻吸取“过度政治化”的教训，而是玩弄更为彻底的对抗政治，这对其2020大选未必有利。事实上，九合一选举并非“蓝绿”转向，而是台湾民众对“蓝绿”政治的共同反感与反抗，转向“政治素人”和“民生政治”。蔡英文的“深绿化”实质加速了民进党的政治衰落，为偏于中间路线的政治新秀带来了巨大的进取空间。
然而，不容小觑的是，两岸价值观差异的根本性影响。两岸一家亲所诉诸的“亲情文化”不足以取代作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台湾的高层次“政治—法律”认同。“九二共识”的一个中国前提，因其偏于抽象及模糊，和台湾实际存在的“国家”认同有出入。在蔡英文激烈反应之后，有不少岛内学者甚至原住民发表声明予以支持，甚至也有大陆内部学者表达同情与支持。这反映出“一国两制”立足的国家主义立场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上仍然遭受着“台湾民主”的价值观挑战。尽管习近平讲话中提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但不存在孤立的“制度”，任何制度背后都有着成系统的“哲学基础”与“价值观”。美国是“台湾民主”价值观的原产地，美国在《台湾关系法》（1979）、《台湾旅行法》（2018）、《亚洲再保证倡议法》（2018）中反复确认“台湾民主”的典范性地位及美国的保护性承诺。
因此，两岸实质统一不仅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压力，也面临着美国民主的价值压力。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平衡线包含了台湾一环，如今中美又陷入了长期化的贸易战，这就使得中美通过结构性谈判解决或“交易”处理台湾问题的空间与可能性受到压缩。台湾情形与港澳还有不同。港澳回归前，民主化与社会自治尚处于较低阶段，“一国两制”中的民主化与自治化承诺具有实质吸引力。如今台湾已经是民主化与社会自治的成熟政体，“一国两制”所开放的宪制空间吸引力对台湾可能不大，而变通性的国际空间安排多倾向于“利益”层面。故如何进一步提升大陆的治理现代化水平及文化软实力体系化，也是两岸终极谈判及统一的必要条件。
（原载《多维CN》2019年3月号，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驻站研究员，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