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1934年间，夏鼐治学方向经历三次转向，从社会学转到中国近代史，进而转向考古学。夏鼐治学转向既有时代背景，亦有家族文化、永嘉区域文化的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形塑了夏鼐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夏鼐早年治学思想，为其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是其整体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心路历程；治学风格；永嘉精神；历史哲学；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刘春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聊城大学科研基金“青年夏鼐的学术思想转变研究”（321021902）。

夏鼐（1910-1985），浙江永嘉人，是新中国考古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目前学界对夏鼐考古学思想及贡献之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①]然而，对于夏鼐早年治学思想的研究稍显不足。[②]夏鼐早年治学历程可分为三个时期：1930到1931年在燕京大学修读社会学时期，目标是“十字街头”式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1931到1934年在清华大学修读历史学时期，开始从“十字街头”进入“古塔”，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专业；1934年后决心出国留学，继续深造并顺利通过留学考试，开始了自己的考古生涯。[③]夏鼐早年治学领域经历的这三次转向，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夏鼐日记》《夏鼐文集》等为主要史料，通过梳理夏鼐早年治学的心路历程，揭示其早年治学的学术风格和基本学术趋向，并进而分析其学术风格形成的永嘉文化因素。

一、夏鼐早年治学的三次转向

夏鼐接受启蒙教育之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后各种西方新思潮传入并澎湃发展时期，也是国民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在师友同学的影响下，夏鼐对政治逐渐发生兴趣[④]，初步树立了读书报国的志向。受永嘉文化影响，夏鼐选择投考燕京大学社会系，希望通过研习社会学的途径走上“十字街头”，实现学术经世的社会理想。

夏鼐入燕京大学时，社会学系主任为许仕廉。1926年，许仕廉主持社会系时的指导方针，是要求学生广泛掌握社会学的基本知识，以便在研究社会学及社会事业时具有相当的理论基础，故燕京大学社会系在课程设置上重视理论学习[⑤]。夏鼐修习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课程，广泛阅读了中外社会科学名著如河上肇《经济学大纲》、波格达纳夫《经济科学大纲》等。社会科学思想的学习和熏陶，在其《秦代官制考》一文中得以体现，他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分析模式赋予秦代官制以时代价值，他认为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制度史的研究，“可以推测到他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社会”[⑥]。

在当时的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成为青年学子共同的思想趋势，其与实验主义方法是当时的两股思潮，甚至高过后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来批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种独特现象。夏鼐认同《二十世纪》上刊发的《批评胡适》一文的思想方法，称赞该文“批评偏重于建设的方面，有精辟处”，其优点是“能够用经济的背景来解释先秦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又能指出哲学思想本身之辩证的发展”[⑦]。

夏鼐对自己的学术成长具有自觉意识，明了个人性情决定个人的学术兴趣。夏鼐选择燕大社会学系从事理论学习显然与其“性癖近于抽象的思考”之性格特点有关。[⑧]然而，夏鼐鉴于社会科学易流于虚浮的弊端，曾萌生改科的想法[⑨]。他认为，社会学系虽重视社会科学理论，但因带有“宗教的颜色眼镜”，而且还穿着“资产阶级理论的隐身衣”，有一种“虚浮不切实”的弊病[⑩]。尽管夏鼐最终选择转学，然而燕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学习，为夏鼐后来重思想、重理论的学术风格奠定了基础。同时，燕京时期，钱穆等人扎实的史料考证工夫亦范导了夏鼐治学的实证风格。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呈现多元融合的趋势。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实证史学仍是史学界的主流。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推动了社会科学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与实证史学呈现双峰并峙的局面。夏鼐转学到清华历史系，既反映了他对自身学术取向的慎重和自觉，也是时代潮流发展的个体表现。

1931年，夏鼐通过考试成功转校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夏鼐看来，历史学科以史料为基础，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可以纠正社会学流于空言的弊端[11]。夏鼐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选择中国近代史作为研究方向。他之所以作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与当下中国关系最近，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源头，值得特别关注，用他的话说就是：“对于十字街头有些恋恋不舍，所以要攻中国近代史，以便进一步剖析当前的社会。”[12]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史来解剖和分析中国社会，显然与在燕京大学时受钱穆等人学术致用取向影响有关（详见后文）。当时清华历史系存在两种史学倾向：一是杨树达为代表的考证学派，二是蒋廷黻、雷海宗为代表的综合派[13]。夏鼐认为前者是“老派”，虽重视史料但缺乏系统性[14]，故夏鼐更认同于综合派并选择蒋廷黻为导师。

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夏鼐开始从事鸦片战争的研究，系统阅读中国近代史资料和著作。夏鼐先后完成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百年前的一幕外交冲突》等2篇有关鸦片战争的论文和《洋书辨伪》、《评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陈博文著中日外交史》等6篇书评。夏鼐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主题的选择及其历史观念，基本秉承了蒋廷黻的现代化史观，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闭关政策与世界市场扩张之间的冲突结果[15]。

夏鼐从事近代外交史研究是在蒋廷黻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而夏鼐的毕业论文专注经济问题即“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一方面则可能得益于蒋廷黻的学术眼光。蒋廷黻的回忆道：“我的兴趣越来越广泛，我又对近百年来社会及经济变化发生兴趣。大多数人把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块没有肉的干骨头，认为食之无味，而我却认为弃之可惜。”[16]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影响了夏鼐的研究兴趣。另一方面，革命思想的传播影响了夏鼐的研究选题。夏鼐除了正常课程学习之外，继续燕京时期的阅读习惯，对唯物史观类的书籍进行了广泛涉猎、系统阅读，如列宁《国家与革命》《反杜林传》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等。夏鼐还经常与好友王栻进行唯物唯心的辩论，并就马克思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推理演绎[17]。蒋廷黻和夏鼐师徒二人的学术兴趣充分彰显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力之大。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培养了夏鼐对中国经济史浓厚学术兴趣，他希望毕业后继续从事经济史研究[18]。

大学生活学习阶段，是青年思想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是人生事业的关键时期。1934年上半年，夏鼐面临毕业后的人生道路选择问题，为自己的未来出路作了诸多假设[19]，但出国留学是他的首要选择，希望通过留学继续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

然而，当年清华留学专业中并没有经济类专业，夏鼐最终选择了与历史学相关的考古学专业。虽然金榜提名，然而专业不能如愿，夏鼐为此非常纠结。“自己本来预备弄的是中国近世史，这次突然上了考古学，这样便要改变我整个一生的计划，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改变，我并没有预料到，我有些彷徨无主。”[20]夏鼐思想纠结的根源在于，从事考古违背了自己学术经世之初衷。他说：“现在忽而改读考古学，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离十字街头更远了，喧扰的市声，渐隐渐微了。在塔顶旧室中，微弱的阳光下，徘徊于蛛丝鼠迹之中。”[21]如果说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来关注社会变革，夏鼐找到了在“古塔”内学术研究的门径，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那么从“古塔”爬到“塔顶”，夏鼐对治学前景则感觉到迷茫，此时的夏鼐或许认为考古学难以施展经世致用之学术抱负。

二、夏鼐早年治学的突出学术风格

夏鼐在早期求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治学的鲜明风格，为其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决定了其后的基本学术趋向。

首先，挑战学界权威，大胆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批评风格。

夏鼐因不认同燕京社会学系的风气而转学清华历史系，彰显了其独立思考精神。他刚入清华历史系后，就对当时史学流派发表自己的间接，认为民国史学界存在老派与新派的分野。是否具有理论基础和系统性，为判断新派与老派的标准。像王国维及其弟子那样的老派学者，史料排列过于松散，“缺乏一种系统化”[22]。所谓新派，就是善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者，以中国社会史家为代表，他们引领了民国史学的新风向。在回应学界关于井田制讨论时，夏鼐展示了其对社会科学的理解和运用。夏鼐在《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一文“按语”中，批判了胡适、顾颉刚的治史方法不具有建设性，大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夏鼐认为井田制是公有制，这里的“制”包含两个层面：所有权和享有权。农夫是“私田”收获的享有者，是私田的使用者而非所有者；同样，封君只是以公务员的名义抽赋税，是村落共有财产的管理者，并非私有制。真正的土地私有者是在井田破坏以后[23]。

书评，是展示学者学术批评精神的重要方式。夏鼐认为，学者的责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要为作者提供建设性意见，故他特别重视书评并通过书评方式展开学术批评，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批评精神。夏鼐早年发表的16篇文章中，有半数是以批评为主题的。他在批评其导师蒋廷黻所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一书时，从体例和材料补正两方面大胆提出了批评意见[24]。蒋廷黻虽然对“体例上的商榷”持保留意见，还是接受了夏鼐的补正意见[25]。他对武堉干的《鸦片战争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和陈博文的《中日外交史》等书均提出了批评意见，展现了青年学子强烈的学术批判意识。

夏鼐求学北京时，萧一山已是国内知名的清史教授。他于1923年出版的《清代通史》上卷，引起海内外史学家的重视，梁启超称赞萧一山“识力精绝”[26]。夏鼐虽然对该书评价极高，但本着学术研讨的目的，从史料、体例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严厉的批评。萧一山撰写《清代通史》时，清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尚未起步，清代官方外交文献资料亦未公布。直到1929-1930年间，三朝筹办夷务材料方由故宫博物馆整理出版，故《清代通史》在清代史料运用方面有明显的缺陷。夏鼐对该书的批评，主要集中于甲篇《评<中外之交通与会约>》和乙篇《评<十九世纪之世界大势与中国>》史料问题。他在甲篇中指出，《清代通史》材料分配布置不当，第三章“似无另立专章之必要”，且该章有剽窃嫌疑：“本书这一章的取材，即根据稻叶氏的著作，”指责萧著存在着“整理史料功夫之欠缺”。另外，他批评乙篇中列举了萧著28处史实错误、10处译文错误，认为萧著与武堉干的《鸦片战争史》都存在着史料考证不实的共同问题，并认为萧著“无甚发明”[27]。

夏鼐对《清代通史》存在问题的批评是中肯而直率的。学术批评不是意气之争，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建设。夏鼐的学术批评，是建立在自己卓越的学识和丰厚的知识积累基础上。敢于挑战学界权威，大胆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重视学术批评精神，是夏鼐早年治史的突出特点。

其次，以史料为基础，以历史哲学贯通历史研究，形成了史论结合的学术风格。

夏鼐早年对《醒世姻缘考证》的考证功夫非常赞佩，并系统总结其考证方法，他还专门找来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讲义》，认真研习顾颉刚的《尧典》考证方法[28]。在夏鼐早年发表的16篇文章中，有11篇属于从史料的考证出发形成自己观点的实证性文章。他在燕京大学求学时撰写的《秦代官职考》《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两文，均通过阅读史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前文以《史记》为基本史料，其着重点是“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如何订定了他的官制”[29]。后文则通过阅读史料补充了钱穆史料的不足。他说：“除这一条孤证外，我却又找出一条旁证。”[30]

夏鼐在清华时期师从蒋廷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实证研究风格，《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和《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可为代表作。在蒋廷黻治史风格影响下，夏鼐广泛阅读了当时能够获得的相关史料后，撰写了《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一文。他认为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虽用新材料，然而关于天津谈判这一层，“仍嫌简略，未能充分发挥。”因此，“根据夷务始末，同时参考中英文各种书籍，以图获得比较近实的记述；且以厘正诸家的错误。”[31]他对史料考证的重视，不仅表现在该文的注释和文献索引方面，还体现在该文的五个附录中。他在梳理史料基础上精心编制的《诸家记载天津谈判事迹勘误表》《天津谈判经过月日表》《林则徐之初遭斥责》《英外相致中国宰相汉字译本考》和《<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等，集中展现了夏鼐实证研究的扎实功底。

《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是夏鼐清华大学的毕业论文。夏鼐试图在史料的运用上有所拓展，不仅重视各类官书，更重要的是搜集能够反映农民负担的地方史料。[32]研究晚清经济问题，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经济史视角，亟需收集、统计各地经济情况和数据。为此，他系统阅读了《浙江减赋全案》《浙江减漕全案》《江苏减赋全案》等地方史料，并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文著中搜集经济史料，甚至前往中央研究院社会学所抄录清朝档案资料[33]。另外，夏鼐重视搜集经济数据，并依据各地经济数据制作了《湖北减漕表》《浙江十府覆减浮收钱粮数目表》《浙江裁减漕额表》《苏松太三属新旧科则表》《浙江减漕结果表》、《江苏裁减漕额表》等9个表格，以说明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同样展现了其实证研究的扎实功底。

夏鼐早年治学在注重史料考据的同时，强调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主张以历史哲学贯通历史研究。在他看来，史料考证固然重要，但“考据并不是史学的最终的目的”，“若认为考据为终极目的，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是浅薄、无聊！”[34]与王国维的学生吴其昌讨论通史写作时，夏鼐毫不避讳地指出老派学者缺乏一种系统性[35]。其所谓的“系统性”，核心是历史研究一定要以历史哲学为灵魂[36]。关于历史哲学的涵义，他言：“历史哲学便是关于历史方面的哲学，也有哲学的‘综合的’和‘最后的’二特征。历史哲学家不肯自安于零碎的历史智识，他要从大处着眼，组立一个毫无矛盾的有系统的历史观，想找出历史进化的途径和通则。”此处所谓“综合的”，是指上文所言的“系统性”；所谓“最后的”，是指历史进化的最后原因，是人类社会变动的原动力[37]。

研究历史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历史哲学呢？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下，夏鼐接受了唯物史观并将其作为从事历史研究的重要历史哲学。他在《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中虽然承认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观点，即国家的起源是暴力的征服和平定，但其思想更偏向于唯物史观。他认为，奥本海末尔的国家起源说是一元，并不足以解释大多数国家，而唯物史观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他说：“我们在原始民族中，常看到因为私有制度的发达，在一个民族内发生了阶级的分化，于是产生了国家。建立后的国家，虽带有强制的政治性质；但是其起源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使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 [38]

历史研究的系统性思想，是夏鼐历史研究的重要思想，并建构了其通史观。夏鼐认为，一部通史著作，仅有史料的排比，若没有哲学基础，最终流于琐碎，甚至一篇文章如果理论思想不够深刻，也不是一篇好文章[39]。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名曰通史，实则未能将史实之各方面打成一片。盖作者自己尚缺少一种历史哲学，以贯通史实也。”[40]在他看来，民国学界“敢于”写作通史者只有两派，“一派为守旧的右派，如柳诒徵及缪凤林等……一为新起的左派。”其历史哲学前者为中国传统固有，后者为新输入的唯物史观[41]。不同历史哲学，会写出不同的通史著作，但没有历史哲学就没有通史写作的可能。

史学著作的系统性还体现在线索要清晰、史学结构和体例要合理等方面。夏鼐认为：通史写作一定要重视历史发展的线索[42]。线索不清晰，详略就不得当。他认为，“一部通史，除应注意材料的分配布置外，更应注意史实的线索，以便探求因果。” [43]另外，通史写作还要注意分期问题，他认为通史分期的标准：“历史分期，应随史事流变为转移：遇变则分；不变则不分。凡是妥当的分期，最低限度应使每一时期的史迹，看来确是自成一个体系，前后虽相衔接，而终各有特色。这样划分的时期，不仅可以年限为标题，且可以特色为标题。”[44]

通史写作重视体例，史料编纂同样需要体例，体例彰显史法。夏鼐的《评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卷上）》第一部分就是“体例上的商榷”，他说：“做史料辑要一类的书，最重要的是’取材之博与抉择之精’，但选择史料之后，还应该用最科学最明白的形式，以显示于读者之前。这便有关体例问题。”他认为，蒋廷黻材料选择的标准值得商榷。蒋廷黻认为选择材料要以“信，要，新”；而夏鼐同意“信，要”两点，但并不赞同“择其新”适于史料辑要。夏鼐认为，史料辑要最重要是办到“要”字，“至于新不新则似可不必十分注意。即使没有新知识的贡献，而在一部用了新眼光来编辑的书中，旧材料也会发生一新的意义。”[45]所谓“新眼光”，就是要通过新的视野呈现不一样的事件发展过程。

总之，历史研究需要史料和理论并重。没有史料，会流于空泛；没有理论，犹如没有灵魂。夏鼐不仅重视史料考证，而且注重历史理论，主张以历史哲学贯通历史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史论结合的学术风格。

三、承续永嘉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学术报国为众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取向。夏鼐早年治学转向的心路历程充分彰显其时代担当和社会责任，并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批判精神和新史学观。夏鼐早年的思想世界，亦饱含丰富的地域文化尤其永嘉文化因素，并以践行永嘉精神为一生之学术志向。

1.研究叶适思想，发掘永嘉文化资源

夏鼐的家乡温州瑞安人才辈出，叶适、孙衣言、陈黼宸等学人为浙东学术的代表人物。夏鼐富有乡谊情怀，搜集整理、研究瑞安名人尤其叶适思想成为其一生未能忘怀的事业。

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是永嘉学派思想集大成者。早在1930年，夏鼐尚在光华附中读书时，即注重搜集叶适资料，并写成了《论永嘉学派》一文，表彰永嘉精神的时代价值。考入燕京大学后，夏鼐开始搜集整理《叶水心年谱》，一直到建国前后，《叶水心年谱》材料搜集和写作基本完成，进入通稿阶段，并与友人张一纯约定共同完成[46]。叶适研究，伴随夏鼐一生治学，融入其生命历程和体悟。

因搜集、研究叶适资料，夏鼐对永嘉学派的学术源流尤为关注，并自觉弘扬永嘉精神。1930年代，夏鼐先后写作了《永嘉学派之哲学》、《二程的人生哲学》，探索永嘉学派的学术渊源和思想价值。闲时，夏鼐经常以“闲话”的形式写作有关乾嘉学派的随笔或考证，比如《永嘉四灵的诗》、《元南戏与永嘉的关系》、《<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47]并对家乡期刊《瓯风杂志》予以褒奖，对永嘉文化表示强烈认同：“身卧斗室羁幽燕，魂绕乡关到温州。”[48]

夏鼐对永嘉精神的传承，既体现在研究叶适思想、发扬永嘉文化方面，更内化为其学术活动的指南。他说：“一个社会中具有善心的人已经稀少了；若这班人又只以洁身自好为止，不思轰轰烈烈地替社会干一番事业，这种社会便难进步了。我以为就社会的实际利益而言，永嘉学派的学说含有不刊的真理。”[49]同时，夏鼐对永嘉精神的传承，亦是20世纪30年代青年学人的文化使命，即以科学的精神复兴传统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永嘉文化，他说：“我不知道这些（儒家）礼仪只是前一时代的生活的残余，在前一时代中是合于生活的需要的，因之也是合于当时的人情。到了后一时代，已经完全失去社会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上找不到根据，只好推之于不可捉摸的天理。”因此，夏鼐继承传统，却“不要那些曾产生过‘吃人的礼教’的儒家伦理”[50]。

2.传承经世致用之传统

理学在南宋时期迅速发展，影响广泛而深刻。理学家逐渐暴露出空谈性理、轻务实之学的弊病，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面对南宋王朝的危机，浙东学者尤其是永嘉学者以批判的精神针砭时弊、力排理学空疏腐朽的学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作为一种传统儒家政治思想，永嘉学派的经世价值，受到近代学人的重视。夏鼐认为，“宋儒中永嘉学派，是另有一种动人的地方。虽然没有那班谈性谈心的玄妙，然自有令人爽快的径直处。斩断了一切牵丝扳藤的玄虚迂阔的见解，径直以为除开‘实用’外别无所谓‘道’，这是何等精辟的言论。”[51]永嘉学派经世价值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为批判精神，并受到后学的继承[52]。夏鼐在批评学人学术、学术书评中形成的独立批判精神，继承了这一永嘉精神。

夏鼐对于永嘉学派经世价值的认识，影响着他治学方向甚至修习课程的选择。夏鼐修习了钱穆、张尔田、陈寅恪等学人的诸多课程，并在与学人的交流中探寻自己的治学领域如制度史、经济史等。在与近代学人的交流总灰姑娘，夏鼐对钱穆印象最为深刻。1930年秋，钱穆在顾颉刚的介绍下进入燕京大学授课，其治学精神为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实现致用之价值。夏鼐修习了钱穆的国文、战国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夏鼐日记》详细记录了钱穆讲授学术传承尤其是颜李学派、浙东学术、今文经学等考试科目[53]。受钱穆学术思想启发，在“战国秦汉史”课程笔记基础上，撰写了《秦代官制考》和《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两文。这两篇文章彰显了夏鼐与钱穆学术思想的相通，夏鼐将历史当殷鉴看待，前文表露了夏鼐对制度革新的兴趣，他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都是人类利用以适应环境的工具，政治制度便是此中的一种，时代变了，需要变了，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也不得不随之而改变。”[54]后文则显示他对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视，并批判了孟子的井田说、钱穆代表的“修正派的井田制”、以及胡适的“井田沿革说”等观点，提出了建设性观点[55]。该文得到钱穆的肯定，认为“按语”观点“大体尚佳”[56]。

夏鼐此时的读书、治学兴趣影响了他的专业、职业选择，他最终选择清华历史系，并以经济史作为自己的治史方向。他以“十字街头”表达自己的经世初心，早年以从事中国近代史作为经世之门径，以学术研究洞察社会，为变革现实提供历史的借鉴。虽然夏鼐最终以考古学为自己最后学术方向，但仍为忘怀史学经世的情怀。譬如西北考古时期，友人嘱其为文《汉代用兵西北之供养问题》，供国民政府加强西北边防之借鉴[57]。闲居家乡时，则应友人之邀撰写《抗战时期温州经济情况》，备浙江经济部门之参考[58]。

3.研习新史学

浙东学术的价值在于经世致用，而重心则在史学，近代永嘉学人宋恕言：“浙学故重史，而永嘉为最。”[59]浙东史学向重史观，具有朴素唯物论特色。叶适言：“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叶适《习学记言》）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反复论证“道不离器 , 犹影不离形” 、“道因器而显 ,不因人而名” 、“道寓于器” 以及“即器而言道”。近代以来，“道”经历了“道出于一”到“道出于二”的转型[60]，西学的传入是重要推动因素。浙东史学在近代形成了第二和第三次高峰，其中第三次为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碰撞之际，永嘉学人兼容并蓄，推动了浙东学术的现代转型，代表人物为温州宋恕、陈黼宸、孙诒让等。[61]这一代温州籍知识分子在文化路线上超越国粹派和西化派，融会中西，以科学的方法延续永嘉精神。表彰乡哲，复兴永嘉文化，亦是夏鼐学术生命之素愿[62]。

20世纪30年代，中国进入革命时代，各类“主义”盛行，社会科学理论广泛传播，为永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夏鼐言：“（中国思想运动）目下虽觉稍有停滞，好像波澜不兴，水面静谧；但我以为并不是已‘海不扬波’了；却是在准备着更雄壮的排山倒海而来的怒潮惊涛，为着这未来的运动之准备。”[63]以科学方法复兴永嘉史学，清末民初夏鼐之乡谊陈黼宸等已有尝试[64]，而唯物史观等社会科学方法广泛传播则提供了永嘉史学转型的新机遇。

夏鼐治史重理论，强调历史哲学的贯通，融合了传统经学义理因素和现代科学尤其社会科学的方法。浙东学术重视辨证道与器、义与利的关系，具有了朴素唯物论特点。夏鼐解释说，“虚悬的道义，可以离开功利，而真正的道义，决不能离开功利。而永嘉学派的特点便在此处。”[65]夏鼐对永嘉学派“道义”精神的把握，从其个人性癖重哲学，到早年从学重“义理”的倾向中可见一斑。燕京时期，从选修张尔田的“史学概论”课程，认同张尔田所撰《史微》着重义理的思想，并以《史微》立言完成了自己的期末论文，论证了驳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六经皆史论、古史辩平议、今古学抉征、中国史统表等史学观点[66]。夏鼐对“重义理”治学路径的认同，还表现在他对以康有为未代表的今文经学派批判精神的赞赏[67]，认同康有为挑战权威、改革政治，实现传统经学经世的思想。为了弄清今文经学的发展，夏鼐系统研读了皮锡瑞的《今文经学》[68]，到欣赏康有为代表今文经学的批判精神，再到系统研读皮锡瑞的《今文经学》[69]。今文经学所强调的以义理为治学基础、以经学经世为价值取向，深深吸引了夏鼐并影响了其早年治学思想。

北平求学时期，夏鼐切身感受到了为考据而考据的学术氛围，对张尔田“讲义法”“遭藐视”的处境表示同情。在夏鼐看来，传统治学之“义理”“义法”所蕴含的儒家“道统”观必须经历一次科学的洗礼，才能真正彰显其其经世致用之价值。首先，史学研究一定要有历史哲学的理论基础，才能有现代意义。进入20世纪30年代，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是不可阻挡的新趋势。求学时期，夏鼐大量阅读社会科学著作，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在他看来，考据仅是工具而已，如果作为目的，只能视为“浅薄”“无聊”，甚至从事整理国故运动的胡适也已然落伍了，胡适本人也成为新史学批判的对象。夏鼐之治学努力，反映了其运用社会科学工具开出史学新境界的理论自觉，体现了永嘉精神传承的时代特色。其次，以历史哲学贯通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治学方法，还是一种思想立场。夏鼐尤为重视唯物史观方法的运用，反映了他的思想立场。他认为，唯物史观强调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赋予了研究者以民众的视角看待社会改革乃至革命的标准，拓展了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视野。夏鼐本科毕业论以经济问题“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为选题，反映了其治学风格和民众立场[70]。同时，该文选题的目的重在为国民政府提供历史借鉴，国民政府的改革能否达到咸同间改革的目的，夏鼐对国民政府的民众立场和制度保障没有信心[71]。夏鼐甚至认为国民政府的官僚具有封建色彩，已经是“社会前进障碍物”[7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永嘉文化孕育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和学人。夏鼐自觉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以社会史的视角关注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发展，是对传统永嘉文化的时代性传承。

余论

每位学人的思想皆经历成长、发展、成熟等不同阶段，前后的继承性为常态。夏鼐早年学术思想的形成既有地域文化因素亦有时代背景，永嘉地域文化涵育了夏鼐经世致用之思想，革命时代背景推动了夏鼐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夏鼐治学的批判精神，形塑了史论结合的治史方法。夏鼐早年治学的转向和学术风格，奠定了其学术发展的基础。

1934年，夏鼐走上考古之路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即考古何以经世。英国留学时期，在梁思永的建议下，[73]夏鼐曾尝试师从以唯物史观治考古学的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74]。因各种因素，夏鼐未能如愿，但对柴尔德的评价极高，他说：“此君学识，可谓博而深，此书虽题材非其本行（史前考古学），而仍能表现其组织材料之能力，不可多得。”[75]受柴尔德的影响，夏鼐认为考古学发展一定要有世界眼光，要注重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和批判[76]。回国后，夏鼐对考古的理性认识，引导了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夏鼐通过科学研究否定了安特生线性进化的史前文化“六期说”，确认了齐家文化晚于甘肃仰韶文化，并提出晚于马家窑文化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77]。在考古何以经世的思想下，夏鼐的考古学研究，通过科学研究否定了安特生的文化西来说，确定了考古学文化的中国立场，彰显了其学术经世的一贯立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夏鼐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考古发掘和研究，并于1959年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体系[78]，推动了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因此，夏鼐在考古学上的贡献，得益于他早年形成的批判精神，以及史论结合的广阔学术视野。

学人的学术形象，多因成熟时期思想而定型，与其早年学术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所不同，因而也误导了后人对其学术思想的认识。在考古学界，区别于“理论派”，夏鼐被视为“实证派”代表人物，在治学风格上颇有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风[79]。对夏鼐治学实证风格的研究，确实反映了夏鼐学术思想的重要面相。事实上，夏鼐治学虽重实证，然而是以实证的方式呈现丰富的学术和思想世界。新材料，引出新问题。自2013年，学界先后出版了《夏鼐日记》《夏鼐文集》，为学者深入夏鼐的思想世界提供了新材料。这些新材料，一方面证实了夏鼐治学的实证风格，另一方面呈现出其治学注重理论、系统的学术风格。因此，夏鼐学术思想的复杂性，还需继续深入、系统的研究。

注释：

[①] 代表论文有：樋口隆康《夏鼐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1期第199-202页）、梁加农《夏鼐的丝绸史考古研究》（《考古》2000年第4期第93-94页）、王仲殊、王世民《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考古》2000年第3期第81-93页）、姜波《夏鼐先生的学术思想》（《华夏考古》2003第1期第100-112页）、斯蒂芬·夸克《夏鼐先生与古埃及串珠研究》（《考古》2014年第6期第101到104页）、王兴《夏鼐<<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后记撰写缘起及内容旨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2期第101-112页）、汤惠生《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65-186页）等。

[②]《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夏鼐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的出版推动了夏鼐早年学术思想的研究，代表性论文有：宋广波的《从<日记>看夏鼐的学术人生》（《中国文化》2011年第2期第147-164页）及《胡适与夏鼐》（《传记文学》（台北）2012年第1期第91-103页）、尹媛萍的《夏鼐与蒋廷黻的一段学术因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第119-127页）等。

[③] 夏鼐：《夏鼐日记》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

[④] 《夏鼐日记》第1卷，第8页。

[⑤] 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编辑部：《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⑥] 作民（夏鼐）：《秦代官制考》，《清华周刊》1932年第12期，第51页。

[⑦] 《夏鼐日记》第1卷，第95、100页。

[⑧] 《夏鼐日记》第1卷，第21页。

[⑨] 《夏鼐日记》第1卷，第29页。

[⑩] 《夏鼐日记》第1卷，第20页。

[11] 《夏鼐日记》第1卷，第71-73页。

[12] 《夏鼐日记》第1卷，第265页。

[13] 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179页。

[14] 《夏鼐日记》第1卷，第91-92页。

[15] 《夏鼐日记》第1卷，第130页。

[16]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5页。

[17] 《夏鼐日记》第1卷，第89-91页。

[18] 《夏鼐日记》第1卷，第241页。

[19] 《夏鼐日记》第1卷，第157-158页。

[20] 《夏鼐日记》第1卷，第264页。

[21] 《夏鼐日记》第1卷，第265页。

[22] 《夏鼐日记》第1卷，第91-92页。

[23] 作民（夏鼐）：《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1933年），第798-799页。

[24] 夏鼐：《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图书评论》第1卷第6期（1933年），第35页。

[25] 《夏鼐日记》第1卷，第135-136页。

[26]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海：商务印刷馆1932年国难后第1版，第5页。

[27] 夏鼐：《评萧一山<清代通史>》，《图书评论》，第2卷第5期（1934年），第25-46页。《夏鼐日记》第1卷，第135页。

[28] 《夏鼐日记》第1卷，第161页。

[29] 作民（夏鼐）：《秦代官制考》，第51页。

[30] 夏鼐：《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1933年），第782页。

[31] 夏鼐：《鸦片战争中的天津谈判》，第43-44页。

[32]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第416页。

[33] 《夏鼐日记》第1卷，第210页。

[34] 夏鼐：《编后》，《清华周刊》第39卷，第342页。

[35] 《夏鼐日记》第1卷，第91-92页。

[36] 《夏鼐日记》第1卷，第183页。

[37] 作民（夏鼐）：《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清华周刊》第40卷第5期（1933年），第28页。

[38] 作民（夏鼐）：《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清华周刊》第40卷第5期（1933年），第36-38页。

[39] 《夏鼐日记》第1卷，第159页。

[40] 《夏鼐日记》第1卷，第183页。

[41] 《夏鼐日记》第1卷，第205页。

[42] 夏鼐：《陈博文著<中日外交史>》，第44页。

[43] 夏鼐：《评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6页。

[44] 夏鼐：《陈博文著<中日外交史>》，第43页。

[45] 夏鼐：《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图书评论》第1卷第6期（1933年），第35页。

[46] 《夏鼐日记》第4卷，第226、231页。

[47] 《夏鼐日记》第1卷，第184页。

[48] 《夏鼐日记》第6卷，第326页。

[49] 夏鼐：《论永嘉学派》，《夏鼐文集》第5册，第5页。

[50] 作民（夏鼐）：《二程的人生哲学》，《清华周刊》第40卷第1期（1934年）第21页。

[51] 夏鼐：《论永嘉学派》，《夏鼐文集》第5册，第3页。

[52] 张家成：《叶适暨永嘉学派与儒家传统的重建》，《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75页。

[53] 《夏鼐日记》第1卷，第54页。

[54] 作民（夏鼐）：《秦代官制考》，《清华周刊》1933年第12期，第66页。

[55] 作民（夏鼐）：《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1933年），第798-800页。

[56] 作民（夏鼐）：《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1933年），第801页。

[57] 《夏鼐日记》第3卷，第286-288页。

[58] 夏鼐：《抗战时期温州经济情况》，《夏鼐文集》第5册，第425页。

[59] 宋恕 :《外舅孙止庵学行述略》，《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325页。

[60] 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4-20页。

[61] 蔡克骄：《“浙东史学”再认识》，《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5-47页。

[62] 夏鼐：《<叶适年谱>叙言》，《夏鼐文集》第5册，第351页。

[63] 夏鼐：《五四运动发生的原因之探究》，《夏鼐文集》第5册，第10页。

[64] 陈安金：《融会中西，通经致用——论永嘉学派的近代命运》，《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第45-49页。

[65] 夏鼐：《论永嘉学派》，《夏鼐文集》第5册，第4页。

[66] 《夏鼐日记》第1卷，第61页。

[67] 《夏鼐日记》第1卷，第38页。

[68] 《夏鼐日记》第1卷，第120页。

[69] 《夏鼐日记》第1卷，第38、61、120页。

[70]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第416页。

[71] 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第473页。

[72] 《夏鼐日记》第1卷，第69页。

[73] 《夏鼐日记》第2卷，第301页。

[74] 《夏鼐日记》第2卷，第30页。

[75] 《夏鼐日记》第2卷，第38页。

[76] 《夏鼐日记》第2卷，第52-53页。

[77] 参见夏鼐的《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考订》和《临洮寺洼山发掘记》，《夏鼐文集》第2册，第3-93页。

[78] 夏鼐：《<考古学论文集>编后记》，《夏鼐文集》第1册，第492页。

[79] 汤惠生：《夏鼐、苏秉琦考古学不同取向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65、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