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大湾区建设进入快车道。大湾区战略属于国家级战略，是国家更高水平改革开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撑性战略。中国面向世界的新技术标准和制度标准有赖于大湾区的先行先试与实践成熟。大湾区借助“一国两制”的制度差异性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制度间良性竞争与高效模仿的红利。一国，两制，三个单独关税区，是大湾区建设的起点和依据。      

“一国两制”的制度差异性呈现为一种制度势能，在一定的宪制框架与政策管控下可以产生双赢，合理转化为发展动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港澳回归以来的具体实践证明了这一点。但这种差异性也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制度壁垒和制度摩擦成本，对港澳与内地更高程度的融合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妨碍大湾区内部的人员、资源、技术、服务的充分自由流动。因此，法治层面的协调管理就成为大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大湾区的法治协调，主要目标在于实现湾区内人员与资源的充分自由流动和最佳化配置。

在“两制”相对分立、融合不足的改革初期，法治协调的压力和挑战并不十分突出，人们抱着“井水不犯河水”的心态，利用“一国两制”下港澳的制造产能优势获得利益和发展。今天的形势则完全不同，港澳的制造业已经内地化，港澳服务业有待于进一步进入内地，而内地市场对港澳各界尤其是青年人和专业界意味着巨大机遇，也构成强有力竞争。内地与港澳经济呈现出更深的融合发展需求，客观上需要超越之前的“前店后厂”模式，采取更多的要素合作与共同开发模式，强调共同创新与融合发展。这就倒逼大湾区制度加快调整与融合，在法治层面寻求基本制度与政策上的协调性。                        

大湾区必然带来港澳与内地之间更大规模的人员流动，而人员从来不是单纯的自然物体，而是负载着具体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制度配置的有灵存在。大湾区要想深度融合，留住人，吸引人，最终整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意义共同体，就必须不断消除过大的价值分歧与制度差异性。法治协调正是着眼于这一层面的规范性保障。

大湾区法治协调的主要议题至少包括：其一，“同等待遇”的普遍可获得性，即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应可获得与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和权利地位，这方面近年来已在就业许可、创业支持及居住证方面大有突破，规划纲要更是在企事业单位任职及公务员资格方面有进一步扩展；其二，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协调，即大湾区城市在社会保障的相互承认、便利可携带以及社会服务方面将逐步寻求可比较的标准与对待；其三，创新科技中心的合作打造与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需要国家及粤港澳层面进一步消除制度壁垒，采纳共同标准，创制鼓励创新的制度机制；其四，优质服务业的标准化与一体化方面，需要内地城市向港澳尤其是香港的先进服务业学习，整体提升大湾区服务业的标准化与综合竞争力；其五，大湾区支撑“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措施和路径方面，需要国家指导与地区参与相结合，需要发挥香港联系英美主流市场、澳门联系葡语国家共同体的独特优势，在产业、金融、贸易、旅游休闲、人文交流、仲裁与纠纷解决方面推动大湾区的制度整合及对外交流合作；其六，湾区内自贸区带建设的制度配套，包括广州南海、珠海横琴、深圳前海等，都需要港澳与内地的深度合作及制度机制上的协调和创新；其七，税务协调与税负的合理化，这在居住证制度推行后已有提出讨论，但并未完善解决。      

法治协调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加快经济特区配套性立法。发展规划提出要合理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加快构建适应开放型经济体的法律体系。这就意味着深圳、珠海的特区立法应以“开放型经济体”为中心展开，加快与港澳的制度对接及相互适应，并逐步带动其他湾区城市的配套法治建设。发展规划还明确提出了港澳与内地的法律事务合作及法律服务业整合性发展的思路，包括律所联营及律师业开放，这既有助于拓宽港澳律师的执业资源和业务空间，也有助于大湾区法律服务标准及法治化水平的逐步适应与均衡化。

总之，大湾区建设，法治是基础和保障。但法治协调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涉及多方利益、不同法系与标准的相互理解与沟通整合，也需要国家、地方乃至于具体行业的分工合作，积极作为。法治协调是在“一国两制”框架内进行的制度疏通与更新的必要工作，是大湾区有序发展的规范保障。      

（原载《明报》2019年2月22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