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生这一代人，是从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过来的，常常会认为，一个像社科院历史所这样的单位，必须有些集体项目，才能显示出这个单位存在的必要。他在《中国史稿》第七册《后记》中说，“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人自为战的局面恐怕也不行，组织集体力量写出有价值的有系统的大部头著作，实在是这类机构的生命线”。在高校工作的学者，也常有类似的要求或期许。

何龄修先生欣开九秩，世愉先生主持的 《清史论丛》拟出专号以示庆祝。他知道我自来所后，常常听何先生讲掌故，也知道何先生对我多有关照，所以特地嘱我写文。2013年，清史室主办了隆重的庆祝会，不少受过何先生教泽的学人都赶来庆贺，如张玉兴先生就是从东北远道而来的。姚念慈先生特意精心准备了发言稿，详细谈了何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和贡献。他觉得自己发言时间长了，中间曾两三次中断，问大家是不是自己发言时间太长；如果太长，他可即刻停止。大家都表示没有关系，他才又继续发言。中午一起聚餐，大家兴致都极高。这是我来所以后，极少遇到的为老先生庆寿的学术活动。

转年，《清史论丛》“何龄修先生八十华诞纪念专集”印了出来。我的小文在刊发前，呈何先生过目，他纠正了我若干记忆有误之处。所以，我说他身体虽时有小恙，但并无大碍。此后他还参加过所里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然后，又转年的秋天，我的小书出版后，赴何府拜谒呈正时，老人已受阿兹海默症的折磨，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前一句还是清醒的话，下一句就离题万里，口里喃喃自语。其间，他还喊师母：“给小孟准备行军床啊，不然，他晚上怎么睡呢。”师母连声应道：“好好好，我给他准备。你不要着急。”看着他，真是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现在，他已经走了，我觉得对他而言，是一种解脱。我想他也一定希望得到解脱。

何先生对清史研究史非常关注，他曾写过好几篇文章，谈清史学科的成立和发展。他认为孟森先生是清史学科的奠基人，他的学生商鸿逵先生曾花了很大的精力，整理出版孟森的著作，这就是为大陆学界广为使用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明清史讲义》《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编》。但直到商先生仙逝，孟森最为重要的未完成的著作《明元清系通纪》也未能以完帙面世。何先生认为学术界对孟森的表彰是不够的，于是接受了三联书店孙晓林先生的委托，编辑《孟心史学记》。承何先生不弃，命我帮他做些杂事。他常常跟我念叨，这件事，是他们这辈学人的责任；他们不做，了解孟先生生平的人越来越少，将来更难得有人做。为稿件的事，常陪他到三联。负责该书编辑、出版事宜的孙晓林、曾诚两位先生每次都会请我们在附近吃饭；在饭桌上，我们就总能津津有味地听何先生谈往事。于是，我们就一再撺掇他写出来。他动了心，就陆陆续续，一条条、一点点写，渐渐成了一本回忆录的规模。（这本《五库斋忆旧》，经刘小磊兄编辑，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也许是受此事的激发，在这前后，他写了一篇比较详尽的《自述》。

他1933年11月出生于湖乡县，祖上据说是咸丰年间从江西迁来的客家。光绪年间，左宗棠在湘乡招兵，他的曾祖父投入行伍，随左氏西征。后来左宗棠内调，他的祖父也回乡成家，开设酒席馆；因自小学习烹调，技艺精湛，成为县中有影响的厨师，擅长燕窝烧猪、生炒肚丝、汤泡肚尖、蛋糕杂烩等名菜。他祖父生二子，他是长子所生，但出生即过继给他叔父。他的叔父即养父继承了他祖父的厨艺，并且能出蓝跨灶。有次，听他讲起往事，说过去的厨师都有些窍门或绝活。比如，某道菜，需要先将整只鸡过水煮一下；但这一煮，往往会使鸡皮发紧，不好嚼。他祖父就有一招，把水里先放点什么（他告诉我，我忘了），就可以使鸡皮不会变紧。2002年，我随侍何先生前往广州暨南大学参加纪念陈乐素先生诞辰百年的会议。那时，他已患帕金森病，但症状并不太明显，只是在夹菜时往往手抖得比平常更为厉害。他也不无自嘲地说，这病，就是不能紧张；平常在家也没事，越是场面就越抖。所以我总坐他旁边，帮他把菜夹到他小盘子里。一次餐会后，他笑着对我说，“你小子，不会吃”。我说，您怎么知道。他说，“会吃的，不是你那种吃法”。我忙叩问所以。他继续笑着说：“每道菜上来，只吃一点，是为品尝。像你那样，三下五除二，菜还没上完，你就先吃饱了，还怎么品尝呢？你那是为吃饱。”我出生在北方农村，一出生就是“文革”十年，哪里能想到“品尝”呢。他又说：“品尝，不难，就是要多见世面。这跟读文章一样，读得多，自然知道高下好坏。”说完，又笑呵呵加一句，“你就是没机会吃好的。”他虽然深得祖父的疼爱，但大家庭的种种纷争，特别是他养母的被迫离异，还是让他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也增强了生活的自理能力。

（本文原载“学术专著出版”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