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新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了新版。承责编张晗兄寄赠一册，装帧、印制均极好。这应该是第三版了。第一版是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的，小三十二开，锁线平装，任意从哪儿翻开，都会自然展开，不会合上，更不会断开；惟一美中不足，就是有四张“夹心纸”，但有两张在书末，所以并不扎眼。后来，中国社科将此书归入“社科文库”，印成了较为讲究的大三十二开，但打开却有些费劲；打开了，不用东西压着，就会自然合拢。北大的这一版，精装、锁线，用纸好、排版也好。疏朗、美观。与中华书局2009年为祝先生印制的《材不材斋史学丛稿》可相媲美。这样的印制，才配得上这样的书。宰相制度，是中国古代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著很多，但论深度、论贡献，我觉得，这部书是最优秀的；套用一句朋友的话，“没有之一”。
至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学界都将宰相制度作为理解中国古代制度的一个枢纽。这跟学术界讨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皇权等问题密切相关，跟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的问题，也有点关系。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中国制度的发展有个认识，那就是皇权越来越强化、专制主义越来越严重；分析秦汉到隋唐的中央政治制度的演变——皇帝身边的内臣及机构，不断外化为朝廷的机构。祝先生这本书所着重分析的尚书、中书、门下，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到了唐初，这三省的长官成了“当然宰相”，参加政事堂会议——认为其动力或根本原因，就是皇帝与宰相的矛盾，或谓之君相矛盾。这成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对明清的中枢体制演变的分析，也基本是这个框架。港台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学术论著，基本是对材料的收集、梳理，甚至是堆砌，延续的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学术脉胳——主要是政治系出身的学者的研究理路。
祝先生认为，首先要对“宰相”下一个定义，即具有什么样的权力的人或机构，才能称之为“宰相”——他认为，必须具有两项权力，一是参政议政权，主要是能与皇帝议事，参与决策；二是监督百官执行权，即能直接领导政府部门进行行政运作。不能同时具有这两项权力，即不被视作“宰相”。我们知道，所谓“宰相”，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时候是个泛称；如果不进行定义，问题就无法深入讨论。有时说了半天、争了半晌，其实大家并不在一个平台上，是各说各话，这当然不利于问题讨论的深入。
这个定义，在宰相研究史上，我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使得宰相制度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当然，这个定义是不是能贯彻到两千年的帝制当中，还可以再讨论。我倾向于把宰相视作介于皇帝与行政或政府部门之间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有时是由几个相关的部门共同组成；就人员而言，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几个人），它当然要参与最高的国是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的讨论；但对政府或行政部门的指使或领导，又具有弹性，有时是直接而有力的，有时是间接而较软弱、甚至无权直接下发指令。皇帝的终身性、世袭性，决定了这个“中间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帝制的特点，又决定了皇帝的权力具有弹性。所以，不同时代、不同情景，宰相作用的发挥、权限的大小各有不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倒未必能说明皇权或专制程度等问题。
这部书具体研究的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即汉到隋以前的七百年间的宰相制度。他用自己的定义，具体而细致地研究了三公、尚书、中书、门下这几个重要的机构，是不是宰相机构、是在什么时候、怎样一步步成为或不再是宰相机构的。所谓“具体而细致”，是指他将相关材料、特别是官文书，放到具体的政事运行过程中来加以分析和考辨。这正是近年学界所极力倡导的“活的制度史”的研究方法。正因为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就导出了他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即这七百年间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或动力，不是所谓君相之争，而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这就使原来的那种逻辑飘浮的解释，落到了实处；不是“事外求理”，而是体现在具体的运作中的“理在事中”。周一良先生曾高度评价此书，说：“祝总斌研究汉晋到南北朝的宰相制度，以这段时期皇权相权的相互关系为线索，追溯了从汉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间的演变，把八百年间中枢政权所在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146页）关于此书的具体、中肯、准确的学术评价，可参祝先生高足陈苏镇先生的书评（初刊于此书初版伊始的1991年，收入其《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大出版社，2013年）。
北大历史系中古史老先生的课，我几乎都旁听过；但听得最多的，是祝先生的课。我听过他开的史学史、法制史、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史；他还开过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不知何以我错过了。新版的这部书，就是他当年的授课讲义。1990年初版《后记》中，祝先生说：“这是我多年讲授的专题课‘两汉魏晋南北朝制度史’中，有关宰相制度的一部分内容，经过整理、扩充，1987年秋撰成此稿。”我在北大三教旁听这门课时，这部书正在印制过程中。课间请益时，祝先生曾说此书出版，送我一部。但印出来，没赶上祝先生开课，所以没能像其他学生一样，得其赐赠。他的学生韩树峰兄跟我最熟，力劝我拜谒索讨，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自购一册，并随手写了一则题记：“一九九一年购于鼓楼社科出版社服务部。前此则于三教听祝先生授此课也。”据北大的同学说，田馀庆先生很乐于给学生赠书，但不大愿请学生吃饭；祝先生则正好相反。我得田先生赐书甚多，几乎每出一部即蒙他赐赠一部，但确实没吃过田先生的饭（在他晚年，某年元宵节前后与韩树峰、侯旭东二兄趋谒，闲聊间，蒙师母赐食汤圆。我想，这不能算）。祝先生日后也曾赐予其论著，但我却也从没吃过他的请。所以，这等传言，大概只有与他很亲近的嫡传生徒才能证明吧。
祝先生八十岁生日，正逢中华书局出版其《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古史中心为他举办了贺寿座谈会。会上祝先生说，自己早年定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完成百万字的成果。他说，自己七十年代从法律系转入历史系，主攻魏晋南北朝史，但连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都没用过。我想，这个“量化”的指标，是他对自己的鞭策和要求。况且，那时大家哪能知道“文革”何时结束，什么时候教学、科研能真正走上正轨呢。他在《我与中国古代史》（《学林春秋二编》，朝华出版社，1999年）中所说，“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不得其门而入；逐渐摸索出一点门径的过程中，大量旺盛精力又被迫消耗在无谓的‘运动’‘文革’之中。改革开放，好日子到来了，已垂垂老矣。”可谓真实写照。这个指标，在当时看来，实在也是不易达到的。
2006年，在各出版社经济效益不是太好、大家都不大愿意印行学术论著时，张国安兄积极张罗，几经努力，终于请三秦出版社为祝先生印行了两册（分别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共计七十馀万字的《材不材斋文集》。在《后记》里，祝先生说：“这是我1982年以来教学之馀，所写古史文章的结集，内容上起先秦，下及明清，而以魏晋南北朝和古代政治制度史为主。”他在《我与中国古代史》中，也说：“从我的经历看，应该说直到八十年代五十岁时，才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发表反映自己观点的文章。”
从1982年到写这篇《后记》的2004年，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加上1990年印行的近三十万字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正好百万字。在进入“角色”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百万字的学术论著，并不容易。何况，论集所收，均为专门性的艰深研究，没有一篇是常识性的介绍。就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既有法制史，又有史学史，还有思想史甚至文学史（他本是学文学出身）；既有他所倾力专攻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也有宋代、明代和清代。无论是断代，还是研究内容，跨度都很大，这也意味着作者必须付出更多的精力，才有可能真正掌握相关问题的基本史料和相关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在一个领域里的深耕细作，与跨出领域之外的开垦，投入的精力是成几何倍增长的）。周一良先生在《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曾从宏观上总结过祝先生的成果：“祝总斌先生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能够观其会通，诚如司迁说‘通古今之变’，他的宰相制度的研究是其一例。”（《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83页）
祝先生虽谦称自己“真正进入中国古代史‘角色’”较晚，但事实上，他的知识面很宽，特别是在小学方面下过大功夫。这在历史系他的师友中是有共识的。他的藏书也很多，有1972年以后的整套《考古》。这在一个以研究文献见长的学者的书斋中，是少见的。
俗语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放在祝先生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字，精瘦有力，一丝不苟。讲课时的板书尤为好看、醒目。文字表达，精干乃至于有些硬。逻辑清晰、严密，常常是一二三、甲乙丙、123。这有点像语言学的论文，当然还没有到语言学论文每一段落都加标序号的程度。写作时，他常爱自设问句，但回答时，常用一“否”字。比如“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否！”然后，详引史料，一一切加辨驳，清晰透彻，令人信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大历史系，中古史最强。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来说，老辈是出生于1913年的周一良先生，中间是出生于1924年的田馀庆先生，最年轻的就是出生于1930年的祝总斌先生。田馀庆先生在《周一良先生周年祭》（《师友杂忆》，海豚出版社，2014年）中说：“周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说到八十年代以来他在历史系与祝总斌先生和我三人‘形成系内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松散而亲密的联盟’。此事是我与祝先生出于对周先生的敬重，希望他能领着我们开展研究而向周先生提出的，多少有拜师的意味。周先生当时用‘松散的联盟’五个字一锤定音。至于‘亲密’一词，是他根据后来十馀年来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联系而加上的，准确反映了实际情况，表达了他自己的感受，对我来说，也是荣幸。”这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可遇而不可求的学术小环境。三位先生治史各有擅长。祝先生以研究制度史知名。事实证明，这也确实是非常适合他的一个领域。有像《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这样的成果，可谓良有以也，虽然，祝先生总有些予人以“掩映”在周、田两位先生之下的感觉。研究的课题，有难易和重要与否之别，但无好坏之分；能找到自己喜欢同时又适合自己专长的学术专攻，实在是很重要的。
祝先生的为人，可谓“有口皆碑”。这不是形容，不是泛称，而是实录。私下聊天，他也极少月旦人物、评说是非。我总觉得，“人人背后都说人、人人背后都被说”，说人与被人说，是常态。我很乐意说人；人说我，我也无所谓。反正这又不是装入档案袋中的组织部门的评鉴，既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地位和前程，也不会削减他的成就和贡献。本着这样的目的，跟祝先生请益聊天，我就难免觉得“不带劲”。说的话，可以给任何人听，那就不容易有亲近感（我这是典型的“小人之交”）。祝先生即使是对学生，也“不随便”，聊天时甚至让人感到他有些拘谨。同时，他又极为客气。我们趋府拜谒，他必定送下楼，有时还会陪着走至小区门口，方才转回。我总觉得，常去拜谒会增加他的负担。
他的谦退、平和，是出了名的。我听他的一位老学生说，某次拟赴外地参加学术会议，说好，是随田先生一道去的；临了，田先生有事还是身体不适，不能成行，他也随之取消了行程。问他，他说，有田先生，自己就可以不用说话（不发言）；田先生不去，他就得说话，于是，就索性也不去了。那时，我听了这事，颇有些不以为然——田先生去了，固然由田先生发言；田先生不去，自己发言，又有何妨呢。现在痴长了几岁，终于可以“感同身受”了。场面话，不能精彩，那就不如不说。会议，规模越大、规格越高，仪式性就越强；参加会的人，主席台就坐的，也有不少是“陪客”，坐在台下的，就更像是民工。我曾玩笑，这种会议，主办方完全可以雇民工坐台下充数，气氛会更热烈，成本还要更低，何乐而不为呢。至于宣读论文，更不必在意；有价值的论文，一定很快就会公开刊布（特别是现在这种考核，找部手稿都难，更不用说藏之名山了），实不必非与会才行。
祝先生直接指导的研究生并不算多，但通过听课受他影响的学生却比较多。甚至一些并非以秦汉魏晋南北朝为专攻的学生，也认为自己在学业上受了他很大的影响。祝先生对学生的鼓励、提携也是出了名的。据说，他跟田先生都参加某博士生的答辩，面对几十万字的论文，田先生说，这里面能有多少东西是心得呢；祝先生说，就是抄成这么多（那时还是手写，既不能检索，也不能拷贝），也不容易。是否实有其事，姑置不论，这确实反映了两位先生的性格。平心而论，这部日后正式出版的书，是有心得，但也确有史料堆砌、表达啰嗦行文枝蔓的毛病，所谓有水份是也。年轻学子，得老师鼓励，自然容易对学问产生兴趣。但对学生鼓励太多，有时也未必是好事；这很容易让学生飘起来，于学问不知深浅，以为变成铅字就是成果，虽然这与老师当初的鼓励已无必然关系了。
我很荣幸，参加了祝先生八十华诞的座谈与贺宴；也很庆幸，有机会参与了他的两部论文集的编校工作。本书出版时，祝先生年近花甲，但身体却犹为壮年，编校等一切琐事均亲历亲为，没有机会为先生效力；现谨以此小文，藉这部已成名著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新版，恭祝先生身体康健，寿登期颐！
日前随韩树峰兄往中关园拜谒祝先生。除因胯骨损伤（他说这是因他个子小，长期骑28自行车，车座较高所致。我疑心与他七十年代在江西鲤鱼洲劳动，常扛百十斤乃至两百斤麻袋的重体力劳动有关。他那时的体重也才一百来斤吧），不良于行，手有些颤抖（病因不明），他的精神状态甚好，头脑十分清晰，听力特好，谈话反应极灵敏。这次聊天，知道了他早年的一些情况。他1949年入华北革大，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干部政法学院工作（曾短期至昌黎参加甄别志愿军的“三反”。在阜宁一带调查，为安全，得佩枪。他风趣地说，也曾在讯问资本家时，拍着胯上的盒子枪，威胁“不老实交待，毙了你”，但却惴惴然，生怕走火。与同事“破一大案”，所谓某人贪污数百万，乃子虚乌有也）。1954年调入北大法律系，教法制史；1972年调入历史系。文革结束，拔乱反正，邓广铭先生任系主任，他任副主任，协助邓先生工作，曾受命接洽外请老师如王利器、刘乃和、胡如雷、宁可等先生来北大讲课。长期从事魏晋南北史的教学与研究，直至离休。他指导研究生，总是带着学生读《通鉴》，现在这似乎已成了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研究生的“必选科目”。
2017年5月，于新都槐荫室
（本文原载《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