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是我的恩师。
我本科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那时的人大历史系，中国通史讲两年，其中近现代史讲一年、中国古代史讲一年。古代史是几位老师按断代拼接着讲的，原始社会史，黄崇岳先生；先秦和秦汉史，郑昌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马欣先生；隋唐五代史，沙知先生；宋辽金元史，金文发先生；明清史，毛佩琦先生。一九八八年，我本科毕业，继续在系里随沙知先生读书。但系里给研究生开的专题课很少，我只记得周继中先生讲过监察制度。这门课排在下午，周先生几乎每次讲课都是微酌后红着脖子来讲的，所以印象格外深刻。研究性的课，大概就是韩大成先生讲的明代史料学了。鉴于这种情况，沙先生建议我到北大历史系旁听。我就是打着沙先生的旗号，找到吴先生的。
那时，吴先生正在担任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主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的主要工作，是不是就是给相关老师排课，我不得而知，但每学期新课表下来，吴先生都告诉我，有哪位老师、在哪个教室、讲什么课。那时不像现在，这类课程安排，能上网供人任意浏览；外校学生如果想了解这些详细情况，没有“内线”，绝无可能。关照我的，不是同学，而是身为教研室主任的吴先生。
有吴先生的关照，我听遍了历史系当时还在开的几乎所有中古史的课。我1994年毕业分配到历史所工作，次年，真正北大毕业的陈爽兄也入历史所。我们常常在返所时胡聊北大历史系的掌故和八卦，比如当时久播于学生之口的对中古史三位先生的“概括”，即王永兴先生是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张广达先生是买办资产阶级史学家，吴宗国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类。同仁很奇怪，陈爽兄玩笑说，我听北大历史系的课比他还要多。
读研究生期间，我在人大听的课极少，但学分是需要修满的。这就很麻烦。如果要北大给我出学分，那北大历史系就要跟我收钱；如果不能拿到学分，我又不能毕业。我把这个苦恼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给我出了个主意，把我在北大听的课，算作是外请老师到人大讲（现在才知道，沙先生赴英国期间，七九级的隋唐史课，就是请吴先生来人大讲授的）。具体操作，就是把人大历史系研究生修学分的登录表，交给吴先生；吴先生填上相关课程，并请授课老师签名，交给我，我再交回人大，算成我的学分。如果没有吴先生“滥用公权”，我真不知道自己的学分如何修满。
正因为有吴先生的关照和提携，我蹭了那么多课，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听某门功课被责问、被轰出来的情况，而且我每每反客为主，表现得比本系的学生还要张狂。
吴先生为了让各个断代的研究生对中国古代史能有更直观、更深入的整体认识，而不会仅仅局限于自己所学的那个断代，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吴先生常讲，每门学科的研究者都应对这门学科有一个直觉的感受、认识和把握。研究物理，要有物理感；研究历史，也要有历史感），同时也为了让学生对学术界的情况能有更多的了解，第一次在系里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生主持开设了“中国古代史研讨”的综论课。大概因为刚留系教书的丁一川、陈苏镇两位青年教师的课时不够，他就请他们两位作这门课的助教。当时主要是选一些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先让同学们熟悉相关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核查相关原始史料，然后写成初稿，组织讨论；有时也会请系内外的专家学者作报告（日后大概后一种形式较多，我们那时却是以前一种形式为主的）。我后来发表过的一篇讨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所谓史学理论的文章，最初就是这个课的作业，在这个班上讨论过。日记1989年3月17日：
今天下午到北大上课，该我讲，题目是《中国没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原因》。似乎很得意。……吴宗国先生作了总结。
作为旁听生，按理说，我应该缩着点。但事实，完全相反，几乎是每课必发言、发言必争辩。有一次讨论什么问题，跟瞿剑兄争执了起来，瞪着眼睛，脸红脖子粗。现在想来，实在是够招人烦的。绝大多数的争论，是对方不愿理你了，不是你真的把对方说服了。争论，其实是给第三方听的。有名人说，上帝给人两只耳朵、一张嘴巴，就是要人多听少说的。我常自嘲，自己耳朵背，听得少、吃了亏，只好多说一些来弥补；我如果能管住自己的嘴，早就当上领导了。其实，说到底，不过是自己爱出小风头而已，浅薄之极。
在确定硕士学位论文时，我也常向吴先生请教。如，日记1990年4月27日：
昨天到北大上课，和吴宗国先生谈及论文事，极有启发。
9月28日：
下午到沙知先生处，谈及论文，说我下论断太过武断，太过绝对。……关于论文，很想请教一下吴宗国先生。
其实，从跟吴先生上“中国古代史研讨”课开始，吴先生就一直对我多所鼓励。最后一学期，沙先生应孟列夫的邀请，到圣彼得堡读敦煌卷子。临近学校规定的论文答辩的最后期限，沙先生回来，给我组织答辩。这期间，正是论文修改、定稿的关键阶段，因沙先生不在家，我主要是向吴先生请教的。我对唐代的藩镇问题感兴趣，选定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唐代的宣武军；吴先生总是提醒我，要注意徐州、注意张建封；不断启发我，眼光要突破自己所研究的汴梁。我在论文中提出，唐后期中央对江南要实现控制，就要先控制住运河沿线藩镇；我概括为“节级控制”。这个认识，就是吴先生不断提醒、启发的结果。
1991年，我硕士毕业。我一毕业，沙先生即办理退休手续。
我想考博士。
现在北京的学术界，各单位治唐史的学者似乎比其他断代的学者为多。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了。念唐史而想调个单位，大概都比较困难，因为哪个单位都不缺这个断代的人。那时学唐史的人不少，但指导唐史方向的博士生教师却并不多。北大历史系，指导唐史的老师是张广达先生，当时已滞留海外。中国社科院，有张泽咸先生，那年好像没招生。北师大的何兹全先生，虽主要治魏晋南北朝史，但也指导唐史方向（宁欣先生跟他读在职博士，作的就是唐史论文）；我也到何府拜谒过，但那年好像也不招。那年招隋唐史方向的，只有北师院的宁可先生。我最后选定报考的学校和导师有两位，一位是北大历史系田馀庆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另一位就是北师院历史系宁可先生的隋唐五代史。其实，在此之前，我曾想考政治制度史的博士生。日记1989年11月25日：
昨天中午碰到吴宗国先生。他告我说，祝总斌先生和他申请的政治制度史的硕士生点批了下来，博士点可〔晚〕些批下，看来我退路又有□□。
末二字，实在潦草，自己都已认不得；所谓“退路”，是指我硕士是定向生，只有考博士才能改变这个“身份”。遗憾的是，一年半后我毕业，这个博士点尚未被批下来。
北大的考试、招生都进行得较早，好像是三月份。北师院考试是在六月份。考田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名落孙山，于是背水一战，全力备考北师院。
那时，宁先生是敦煌吐鲁番学会的秘书长，秘书处设在北师院；沙先生家住城里，为学会一些杂事，有时命我到师院跑跑腿。这种机缘，使我有幸拜谒宁先生，并向他表达了想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愿望。
报考前，适逢沙先生远在俄罗斯，所以，一切推荐信等，都是请吴先生给我写的。推荐信中有一项，是说推荐者与被推荐人之间的关系，我怯怯地问吴先生：“这该怎么填？”吴先生扫了一眼，说：“当然是师生关系嘛。”我听了，心里一阵温暖。
那年报考北师院的有两位，另一位是任教于温州师院的吉成名兄，研究唐代盐业经济，已有论著发表。考完之后，吉氏总分比我高23分，我通史和隋唐史两门，高出吉兄这两门21分。这样的分数，使我极为忐忑；哪一位被录取，都在情理之中。论总分排名，可取吉兄；论通史和专业课，我考得似乎又稍好一些。那真是有在火上烤的感觉。随后，就是面试。面试时，宁先生住院，由蒋福亚先生主持，再向宁先生汇报，决定去取。
我入学后，一次到蒋福亚先生家上课，他问起我跟吴宗国先生的关系，并告诉我，为我入学事，吴先生特意给他打过电话，极力推荐我，说我知识面较宽、勤于思考、有培养潜质，等等、等等。我听了，真是感激莫名。这些事，吴先生从来没有给我提及；我也不知道他与蒋先生有如此交情，否则我早就请他帮忙了。吴先生对学生的提携、关照、帮助，犹如家长对自家的子弟，从不会因为顾及自己的身份、地位等，便迟疑、推脱甚至袖手旁观。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吴先生，我想没有比“忠厚长者”更确切的了。不计名、不计利，提携后学、宽厚待人，在吴先生那儿，是真正做到了的。石云涛兄受基金资助，出版了一本讨论唐代藩镇幕府的书，请吴先生作序。前辈作序，当然是以鼓励、奖掖为主。荣新江先生约我写一书评。平心而论，石兄是有心得之见的，但写得实在是芜杂，有用没用的材料，大段大段抄录，堆在一起；倘能砍掉一半，一定会更精彩。于是我在写书评时便颇多苛刻之词。写成，交荣老师；荣老师说，约写书评，想怎么写，是书评者的权力，他不干涉，但他提醒我，这书是吴先生作的序。他要求我改，改得平和一些。我虽然改了，但那时心里仍是气鼓鼓的，当然不会改到位。过了些时日，《唐研究》印出来，一看，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有失厚道。于是，约了陈爽兄，到蓝旗营吴府登门谢罪。吴先生见我们来，很高兴。坐了一会儿，我才很有些不好意思地吞吞吐吐说明来意。吴先生一听，反倒劝起我来，让我不要多想，全然没有令他难堪的不快。
吴先生终生治唐史，尤以研究制度史名家。他关于科举制与唐后期高级官僚世袭的论文，充分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专长和睿智。这大概是治文学史而考订科举制的学者所做不来的。他的治学特点、学术贡献，应有专文来探讨。
现在的师生关系，似乎严格限定在研究生；只有当了研究生，才能算登堂入室，得列门墙，似乎连本科听过课都不算了。用这个标准，我只能作吴先生的私淑弟子。如果从听课、从受教、从学业影响、从蒙受提携来说，我完全是吴先生的学生。1991年10月初，我返乡结婚。返京后不久，即拜见吴先生。日记10月21日：
上午到吴宗国先生处，给他送喜糖、喜酒。
是什么糖、什么酒，日记没记，我也全然忘了。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好糖好酒。我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沙知先生请吴先生作答辩委员会主席；用北大学生习用的说法，吴先生是我的座师。我想用这样的一篇不像样的文字，恭为吴先生八十华诞寿！祝吴先生身体健康，万寿无疆！
2014年5月10日，参加于人大国学院举办吴先生八十华诞贺寿会后作
本文摘自《不够专业》，孟彦弘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