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尸癖(necrophilia)”通常用来表示一种性倒错，即为了性交的目的而占有死尸(妇女的)的欲望，或者在死尸面前留连忘返的病态愿望。但弗洛姆赋予“恋尸癖”概念以更丰富的社会性含义，把它看作一种性格特征，指人的性格中的仇视生命、向往死亡的倾向。具有这种倾向的人被所有无生命的事物所吸引，迷恋于尸体、粪便、污垢及一切腐朽的东西，经常梦见凶杀、鲜血、骷髅……喜欢谈论疾病、埋葬、死亡。当他谈论死亡时，就好像恢复了生机。这种死之爱的倾向必然意味着对暴力的热爱。人生最辉煌的事业不是创造生命，而是毁灭生命。
恋尸癖倾向的人喜欢一成不变的、机械僵化的事物，怀着一种把有机物变成无机物的强烈愿望，把人看成物、看成工具。生命、情感、思想都是物。物的价值高于生命的价值，所以宁肯失去生命也不愿失去财产，并通过对财产的占有来建立同世界的联系。还通过控制他人来扼杀生命，并以此为乐。这样的人喜欢过去，害怕未来，宁愿回到黑暗的子宫里，甚至回到无机物或动物的生存状态。黑暗、夜晚富于吸引力，最值得赞美。在神话和诗歌中，洞穴、海洋深处常常得到生动的描绘。易卜生在《彼尔·金特》（Peer Gynt）中甚至将巨人写成生活在洞穴里的盲人。这些现象都可以从死之爱的角度解释其象征意义。弗洛伊德将洞穴作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弗洛姆则将洞穴视为回到过去、回到母体、回到动物生存状态的象征。
恋尸癖倾向比较严重的人，在表情和举止上有明显的表现。往往表情冷漠，皮肤看上去死气沉沉，五官好像在散发臭气。仔细观察希特勒的表情，就可以发现这些。这种人往往穿戴整洁，举止古板，毫无生气。“法律和命令”往往是这些人满足恋尸癖欲望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他们称之为“正义”的事情，宁愿去屠杀或去死。真正为真理或正义而牺牲与为恋尸癖欲而去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别无选择，除了放弃正义或真理没有任何其他活路；后者则不同，在这些人的观念中，同一件事达到同样的效果，牺牲越多代价越大就越值得褒扬，在他们看来，牺牲生命本身就是最崇高的。如果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你没有死，那你的功绩就大为逊色。
弗洛姆讲到30年代西班牙内战时期，一位将军阿斯特拉到塞托曼加大学演讲。这位将军最喜欢的格言是“死亡万岁”。当他演讲时，他的追随者高呼“死亡万岁!”这一口号。这时，该大学校长、哲学家乌拿莫诺站起来说道，刚才听到的是一个恋尸癖的愚蠢的喊叫，这使人讨厌。阿斯特拉将军是一个跛子，他是因战争致残的。不幸的是，现在西班牙的跛子很多。如果得不到上帝的拯救，还会出现更多的跛子。阿斯特拉将军代表了这样一种大众心理的模式：一个精神上的跛子总喜欢通过造成他周围人的肢体残缺来求得某种解脱。显然，这位校长是说阿斯特拉将军不仅在肉体上是残疾人，更是精神上的残疾人。听到这里，将军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他高喊：“打倒知识分子!”“死亡万岁!”随即得到了一阵长枪党党员们的欢呼。但是乌拿莫诺继续说：“这里是知识的殿堂，我是这里的最高牧师，是你们亵渎了这神圣的殿堂。你会获胜，因为你拥有强大而残忍的暴力。但是你征服不了人民的心，因为要使人信服，就要靠说服，而说服则需要理性和正义，这正是你所缺少的。”(都本伟等译，1988,第21-22页)。这个例子描述了恋尸癖的表现以及对恋尸癖的最有力的批判。
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深深地被所有机械的东西所吸引，人们关注机械这种死的物远胜于关注活的人，甚至去摧残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工业文明中的人就象人以外的整个世界一样，被生活中的、生产中的、管理体系中的各种机器训练得标准化了，成了机器人。尽管这些机器人还有性欲，但他们对异性的兴趣往往被机器的吸引力所削弱。相当多的男人对赛车、电视机、无线电、宇宙飞行和任何一种机械小玩意的兴趣，远胜过对女人、爱情和大自然的兴趣。在当今世界，各种新机械层出不穷，机器对生活的重要性比弗洛姆在60年代所描述的情形还要突出。计算机、电子游戏机进入家庭，甚至可以随身携带，这些机器对生活的意义，似乎比异性伴侣更重要。弗洛姆说他在纽约看到一幅漫画，画的是一个女售货员向一位年轻的女顾客推销一种香水，她介绍道：“它的香味就像一部新型的赛车。”这幅漫画不只是一则聪明的玩笑，它象征着一种普遍的心态。
现代人似乎总希望找到一个开关，只要轻轻一按，就能得到幸福、爱情和欢乐。许多人去求助于精神分析学家，幻想着精神分析学家能告诉他开关在什么地方。好像他们手中握着一把万能钥匙，只将钥匙一扭，问题就迎刃而解，而他(她)本身则不愿付出任何努力。
我们的文化市场上有许多书籍、报刊、音像制品，就是向人们提供各种“开关”，只要掌握了简单的开关方法，就可以得到一切：爱情、金钱、权力……现代人越来越对机械的操纵感兴趣，而生活则是索然无味的，因此对生命漠不关心，只迷恋于机械的东西，最终陶醉于死亡或同归于尽。人的技术能在几分钟之内，穿越数千里地，杀害千百万人，这是多么令人骄傲和陶醉的壮举啊!
关于战争，首先要分析其政治经济根源，但也不能忽视在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心理因素的作用。自卫、经济利益、解放、荣誉等以前各次战争的理由已经不能成为核战争的真正理由。当一个国家的千百万人在数小时内被烧成灰烬，当文化中心被摧毁，侥幸存活的人回到原始野蛮的生活状态并被肉体的和精神的战争后遗症缠住不放的时候，还谈得上什么自卫、利益、解放和荣誉?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影响说明，核战争不仅仅造成一部分人的死亡，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也会被“魔鬼”缠住不放，甚至给后几代造成残废、疾病等各种痛苦。核战争的结局是同归于尽，不存在胜利者或失败者，这已成为常识。尽管如此，为什么还持续不断地进行核军备呢? 为什么人们不能阻止核军备呢? 当然，8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核裁军已迈出可喜的步伐，这是弗洛姆在世时没有料想到的。但裁军进展步履维艰，人类离真正避免战争威胁的前景还遥远得很。为什么不能把庞大的军费开支用于改善生活，而热衷于发展毁灭生命的东西呢?
弗洛姆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机械化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对生命的体验也日益被机械化了，我们只管生产物品，并且崇拜高技术产品。核武器就是一种高技术产品。人们热爱机械装置远胜于热爱生命。同时现代管理系统则把人当作物来管理，它只把人看成客体，只看到人的共同性，只用统计方法来研究大众行为，对活生生的个人，则不感兴趣。现代管理系统的基本特征就是漠视个人的生存状态，漠视个人的喜怒哀乐。人变成了物，因而人的毁灭仅仅是物的毁灭。人们并不热爱生命。在每个人都被当作物来对待的时候，大家就会被死亡甚至共同毁灭所吸引。既然生命已不被看作生命，那还不如死了好，至少死还可以提供一种曾经生活过的证明。当然，这是心理学的解释，而不是当事人自己的解释，就是说当事人在意识层面上不是如此明确的。
在日常的娱乐生活中，电影、画报、报纸都充塞着刺激性的东西，充斥着破坏、虐待、兽行的报道。人们过着无聊而又舒适的生活，没有什么比凶杀更能使人兴奋，不管是谋杀案还是汽车比赛中的伤亡事故。
简言之，理智化、数量化、抽象化、官僚化、物化——正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当它们被运用于人而不是物的时候，就是用机械的原则代替生命的原则。生活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对生命毫不关心，却迷恋于死亡。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把刺激与兴奋误认为生命的快乐。只因为拥有许多物品，便以为生活得很好，这是在幻觉中生活。然而，对核战争的容忍、冷漠的态度，说明我们已经陷入了死亡的深渊。
只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对生命的漠视，对速度以及所有机械的东西的赞美才日益明显。但早在1909年马里纳特(Marinetti)在其《未来主义的创始宣言》中就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1. 我们要为危险的爱情、力量和勇敢而歌唱。
2. 我们诗歌的基本素材将是勇气、挑战和反抗。
3. 迄今为止，文学歌颂的是思想的平静、荣耀和昏睡；我们将赞美攻击性行为、狂热的失眠、快步前进、翻筋斗、打耳光、拳击。
4. 我们宣告，世界由于一种新的美、即速度的美而增添光辉。赛车，带着长长的管子，象喘着粗气的蛇……一辆吼叫的汽车看起来像一颗榴散弹，比萨莫色雷斯岛的胜利更为壮观。
5. 我们要歌颂操纵方向盘的人，他们驾驭着理想的航船，在围绕地球轨道疾驶的同时，又能使地球停止转动。
6. 诗人必须具备激情和才华，必须慷慨大方，以便为原始的自然环境增添热情。
7. 只有在斗争中才存在着美。没有一件杰作不带有攻击性。诗歌必须猛攻那些不可知的力量，使它们屈服于人类。
8. 我们必须站在许多世纪的顶峰……当我们必须冲开不可思议的神秘之门时，为什么还要回头一顾?……我们创造了速度，创造了永恒的现在。
9. 我们要赞美战争——这是有益于世界人民健康的唯一途径——赞美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武器，赞美对美的摧毁和对女人的蔑视。
10. 我们要破坏博物馆、图书馆，为反对伦理主义、女权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以及功利主义而战。
11. 我们要歌颂沉浸在劳动、娱乐和造反的喜悦中的伟大群众；歌颂现代资产阶级城市中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的革命浪潮；歌颂在强烈的令人兴奋的月光照耀下，军火库和工厂在夜间发出振动的声音；歌颂贪婪的车站吞噬着冒烟的长蛇；歌颂因缕缕炊烟而悬挂在云雾中的工厂；歌颂像体操运动员那样跨越酷似尖刀般地沐浴在阳光下的河流上的大桥；歌颂追逐着地平线的冒险的大炮；歌颂奔驰在铁道上的高大的火车头，它们就象拴上长长缰绳的巨大的铁马；我们还要歌颂滑翔的飞机，飞机上螺旋桨的声音既象来自迎风飘扬的旗帜，又象来自热情喝彩的观众。(孙月才等译，1989, 第47-48页)。
弗洛姆认为恋尸癖倾向的人存在于所有现代工业社会中。他认为在这方面，前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的企业资本主义的相同之处比两种制度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更重要。这两种制度的共同之处在于官僚机器的运行机制，而且二者都在为全面的毁灭作准备。这是对当年以美苏为代表的东西方冷战的尖锐批评。
与恋尸癖相对立的是恋生癖(biophilia)，是生产性的完整展现。具有恋生癖倾向的人为生命和生命的成长过程所吸引。喜欢创造而不是维持现状，喜欢新生事物而不是因循守旧，以有机的方式而不是以机械的方式对待生命。
纯粹的恋尸癖是变态的、危险的；纯粹的恋生癖则是圣洁的。大多数人的性格处于二者之间或是二者的混合，但有一种占优势。我们可以在卡列宁与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冲突中看到这两种性格的一些典型特征。卡列宁身上有很多优点，但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热爱；渥伦斯基身上有很多缺点，但他不缺一种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热爱，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了安娜的爱。
弗洛姆关于恋生癖与恋尸癖的理论来源于弗洛伊德的生本能与死本能的理论。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提出了人具有生本能和死本能两种对立力量的理论，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人的破坏性行为。在此之前，他认为人所具有的两种本能是性本能与自我本能。一次大战后，他修正了这一理论，认为这两种本能都是为生命或生存的目的服务的，可以统称为生本能，另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力量是死本能。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这本书中阐明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系统发生学的原则，即“强迫性复归(repetition compulsion)”,就是说生命具有一种复归到先前、最终使有机的生命复归到无机物的初始状态的倾向。弗洛伊德指出：“如果说生命在不可认识的、遥远的过去，以一种不可想象的方式从无生命的物质中产生出来，这一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按照我们的假设，本能在那时就已出现了，其目的是再次扼杀生命，重新确立事物的无机状态。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一假设，承认这种本能中所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把这种动力看作是死本能的体现，这种本能在一切生命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存在的。”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既可以向外反对别人，又可以向内反对自己，而且它通常与性本能结合在一起，这在施虐狂和受虐狂的性变态中是屡见不鲜的。与死本能相对的是生本能。当死本能起着分离和瓦解的作用时，生本能则起着联结和综合的作用。它将有机物与有机物、以及有机物中的细胞结合起来。这样，个体的生命就成了这两种本能相互争夺的战场。生本能力求使有机体结合到更大的实体之中，而死本能则力求瓦解生本能正在设法实现的目标。
弗洛姆说弗洛伊德是犹豫不决地试着提出了这一新理论，但其理论基础——“强迫性复归”这一假说只不过是一种尚未证明的思辨。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以顽强的毅力为生存而战斗着，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有人企图毁灭自己。而且每个人所具有的破坏性也大不相同，有一些人具有特别强烈的破坏欲望，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如此强烈的破坏欲。不具有强烈的毁灭他人的欲望，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具有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欲望。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相同量的死本能，只是向外或向内表现的方向不同。
弗洛姆认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应当进行如下的修正：生本能与破坏性之间、希望生与希望死之间的矛盾，的确是存在于人身上的最基本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两种固有的本能，而是指当人未能达到生的目的的时候，死的倾向才显现出来。按照这一观点，死本能是一种有害的倾向，它不断出现并占主导地位，致使生命得不到发展。死本能属于心理病理学，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属于正常的生物学。因此，生本能是人的原始性的、主要的潜能，死本能则是人的继发性的、次要的潜能。一旦具备适当的生存条件，原始性的潜能就会得以发展，正如一粒种子只要具备适当的水分、温度等条件就能生长一样。如果不存在适当的生存条件，就会出现恋尸癖的倾向，并且在人身上居于支配地位。
那么，哪些条件会导致恋尸癖倾向呢?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生本能与死本能的力量是永恒不变的。对于死本能来说，仅仅存在着向外或向内的选择。环境因素只能说明死本能发展的方向，而不能说明它的程度。如果以一种新的观点即强调环境条件的观点来看，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恋尸癖或恋生癖倾向得以发展? 特别是，哪些因素促使特定的个人或群体具有较强或较弱的死之爱的倾向?
弗洛姆说，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他不能做出全面的回答，但他试图根据自己从事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以及对群体行为的观察和分析，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尝试性的回答。
促使孩子热爱生命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让他与那些热爱生命的人生活在一起。生之爱与死之爱一样具有感染力。它不需要通过语言、解释，更不需要通过诸如“人应该热爱生命”之类的教义来感染人，它是通过手势和音调，而不是思想和语言起作用的。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整体气氛、而不是从那些明确的原则或规定中观察到这样一种感染力。对于发展恋生癖倾向而言，特别重要的是这样一些条件：在婴儿期间，父母必须给孩子以温暖，并使之与他人亲近；不威胁恐吓孩子，并使其自由地活动；身教重于言教，让孩子获得内心的和谐和力量；用生活的艺术指导孩子；注意他人对孩子的影响以及孩子对他人的反应；找到一种有趣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些条件的对立面，则会增强恋尸癖倾向：生长在死之爱的人群中；缺乏积极的影响；恐吓；单调、枯燥无味的环境等等。
从宏观的社会条件看，如果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解决饥饿和安全问题，那么生之爱就会受到抑制，恋尸癖倾向就会发展。发展生之爱的另一种重要的社会条件就是废除非正义。这里所说的非正义是指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并且将一种不能使人的丰富而健康的生命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强加于另一个阶级身上。换句话说，一个阶级不能与其他阶级分享生活的乐趣。总之，非正义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人不是他自己的目的，而是他人目的的手段。
有利于恋生癖倾向发展的最后一个重要条件是自由。但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是政治自由，仅仅摆脱政治上的束缚还不是恋生癖倾向发展的充分条件。要发展热爱生命的倾向，更需要行动的自由：创造与建设的自由，惊奇与冒险的自由。这种自由要求个人是能动的和负责任的，而不是奴隶或机器上被上足了油的齿轮。
总之，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热爱生命的倾向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是一个安全的社会，每个人都具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一个人可以选择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不必受到饥饿或流浪街头的威胁；这是一个正义的社会，没有人成为他人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能动的、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弗洛姆强调说，最后一点特别重要。即使在一个既安全又有正义的社会里，如果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得不到进一步发展的话，那么这种社会也不可能促使生之爱的发展。仅仅满足于人不成为奴隶这一点是不够的。如果社会与人都被机器控制，那么后果将是死之爱而不是生之爱。
在讨论了恋生癖和恋尸癖概念与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之后，弗洛姆进一步讨论了恋生癖和恋尸癖与弗洛伊德提出的“肛门欲(anal libido)”及“肛门性格(anal character)”概念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性格的人具有三种性格特征：整洁、吝啬和固执。整洁包括特别关注身体的整洁以及特别负责、忠诚、守纪律，其对立面是邋遢和疏忽；吝啬是过分贪婪的表现形式；固执则常常与挑衅、发怒和仇恨联结在一起。这三种性格特征常常结为一体，构成一种性格结构，这就是肛门性格。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本能欲望是通过身体的一定部位获得满足的，这些部位包括口唇、肛门和生殖器。在不同的年龄，这些部位的意义不同。根据儿童主要通过哪一部位满足本能欲望，弗洛伊德将6岁之前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口唇期(0－1岁)、肛门期(1－3岁)、生殖器期(3－6岁)。如果在某一时期，儿童的行为受到过分的限制或过分放纵，致使其本能欲望未能得到适当的满足，就可能导致人格发展的停滞或固着(fixation),也可能在发展到以后的阶段时遇到某种挫折而导致人格的退行(regression),从而形成相应的性格。如1－3岁的儿童，本能欲望的满足，主要通过大小便时所产生的快感来获得。如果这一时期的发展不顺利，特别是父母对其大小便及卫生习惯管制过严，就可能使这一孩子形成肛门性格。他长大后，就表现出过分爱整洁、吝啬、固执等性格特征。
具有肛门性格的人不仅在财产方面特别吝啬，而且热衷于对无用的物质的占有，通常他们还表现出虐待狂和破坏性的倾向。根据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肛门性格的根源在于肛门期的力比多即肛门欲，这种欲望与个人早年所接受的排便训练的经历相结合，使得这种人比正常人在成年后表现出特别强烈的肛门欲。
弗洛姆认为，从精神分析的临床资料来看，确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着这一种性格类型的人。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论解释，弗洛姆却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将作为性欲组成部分的肛门欲视为这种性格的根源是缺乏根据的。
弗洛姆说，这种性格的人都对粪便怀着极大的兴趣，但粪便只是他们所感兴趣的无生命事物的一部分。粪便是从人体中排出的废物，但它们对肛门性格的人具有吸引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所谓肛门性欲，而是因为他迷恋所有无生命的东西，如污物、废弃之物、以及仅仅作为占有物而不是作为生产和消费手段的财产。那么，这种人为什么会对无生命的东西感兴趣? 弗洛姆认为应从他的生存环境中去寻找根源。其中父母的性格、特别是母亲的性格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母亲对孩子的排便训练特别严格，并且对孩子的排泄过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那么这位母亲就是一种对无生命的或死的东西特别关注的人，她的性格影响了孩子。这位母亲往往缺乏生活的乐趣，没有活力，死气沉沉。她的焦虑导致她的孩子害怕生活，从而被无生命的东西所吸引。就是说，造成肛门型性格的原因并非儿童的肛门性欲在排便训练中受挫，而是由于母亲的性格。母亲对生活的恐惧或憎恨通过对孩子排泄过程的过分关注而表现出来，并以这种方式及其他各种方式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
所以，弗洛姆将弗洛伊德所说的肛门性格与他所说的恋尸癖性格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即都对无生命的、死的东西感兴趣。要有差异也只是程度上的，恋尸癖性格更强烈、更有害些。但二者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限。
通过对恋尸癖性格的研究，可以将弗洛伊德早期提出的以力比多理论为基础的肛门性格概念，与他晚年提出的从纯生物学的思辨中推导出的死本能概念联系起来。同样，通过对恋生癖性格的研究，也可以将弗洛伊德提出的生殖器性格与生本能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
所以弗洛姆是在改造弗洛伊德的死本能和生本能、肛门性格和生殖器性格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恋尸癖和恋生癖这一对概念的。同时这一对概念也是对施虐狂、破坏性、囤积倾向和生产性倾向等概念的发展。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85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