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性(destructiveness)作为一种性格倾向与施虐—受虐狂常常混杂在一起，因为它们有共同点，即敌视他人。尽管如此，二者还是有基本的区别：破坏性不是旨在与对象共生，而是旨在消灭对象。施虐狂是要使对象受苦，受虐狂是在受苦中得到寄托，二者都深深依赖对象。无奴才可统治，或无主子可依靠，都让人活不下去。而破坏性则是要去摧毁、消灭对象，置对象于死地。

破坏性的性格倾向不是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不受侵犯所采取的反击性行为，不是这种合理的敌对行为，而是一种深藏在人心中，时刻等待发泄的癖性。但一个人没有客观的“理由”，无端地发泄破坏性，那此人就会被看成是心理病态。在大多数场合，人要发泄破坏性总要想方设法找到合理的理由。当然他并不清楚地意识到他是要发泄破坏性冲动，才有意识地去寻找理由。他的意识告诉他，自己是出于责任、良心、正义感，是为了民族、国家或革命理想。也许不能简单地将一切合理的理由都归结为破坏性冲动的合理化，就是说不排除确实存在着正当理由的“破坏性”行为。但这里分析的破坏性是一种性格倾向，一种被压抑的激情。一旦找到合适的理由释放出来，他本人会感到强烈的兴奋、快乐、以至崇高和伟大。这样，破坏性行为本身会带来这些强烈的体验，即它本身成为人追求的目的。合理的“破坏性”与破坏性性格可能引导人去做同一件事，但在两种人的心理上造成的后果是不同的。如出于战略战术的考虑，必须炸掉一座桥。作战的需要，是这两种人的炸桥行为的共同理由。但对前一种人，炸桥是一种不得已的措施，爆炸不仅不会使他感到兴奋和快乐，反而使他感到痛苦，感到人所创造的文明设施被摧毁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而对后一种人，桥梁的爆炸会使他欣喜若狂，他会为自己的英雄行为而自豪。

如果具有破坏性性格倾向的群众在一面“崇高的”旗帜下聚集起来，那就意味着灾难即将降临。几乎所有的侵略战争都是在民族、国家、以至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发起的。如果出于各种原因，一个具有破坏性倾向的人不能将这种激情引向外部世界的人或物，他就很容易把自身作为破坏的对象，这样，他很可能会患病甚至自杀。

破坏性倾向也是根源于人的孤立、无助和渺小之感：我与外部世界相比是如此相形见绌、微不足道，一旦我起来攻击、破坏这个世界，我就会从那种糟糕的个人感受中解脱出来。如果我消灭了外部世界，它的淫威就不再能压倒我，我也就得到了拯救。

人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必然会产生焦虑(anxiety),而破坏性行为往往是焦虑积累的最常见的反应。人的物质或精神利益受到威胁，也必然导致焦虑。破坏性是由于害怕自己营造的世界(囤积)被侵犯而主动地非理性地去消灭、摧毁对象。如果受害者知道威胁来自何处(何人或何物),那么破坏性可能会指向这些造成威胁的人或物。如果威胁来源不明确或威胁者很强大，不是对手，那么受威胁者可能将破坏性指向较弱小的人或物，比如一个人在单位里挨了批评，回到家里可能会冲着家具或家人撒气。一个人如果持续不断地受到外界的威胁，相应地也就持续不断地产生焦虑(尽管他自己可能是潜意识的),而焦虑的积累是导致破坏性的一个原因。

人的孤立无援的处境所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就是生命遭受挫折，而挫折是导致破坏性的另一个原因。人在这样的处境下不可能顺利实现其感性和理性的潜力，生命力受到压制，因为他缺乏实现生命潜力的基本条件：内在的安全和自发性。就是说一个人在受到各种禁锢和威胁的情况下是无法去健康地生活、爱和工作的。挫折的积累会促使一个人去破坏，正如焦虑的积累导致的结果一样。显然，挫折和焦虑本身就是密切联系的。

弗洛伊德晚年将破坏性归咎于人的死本能，这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所作的解释，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不同的个人、团体所具有的破坏性在份量上有极大的区别。而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破坏性的总量是基本不变的，只是方向(指向自己或指向他人)不同而已。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不同的人或社会团体在破坏性的份量上差异极大，例如欧洲下层中产阶级成员的破坏性，要比工人和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阶级的破坏性要严重得多。人类学的研究也证明，有些人以破坏性冲动为主要特征，破坏性特别严重；而有些人则较少破坏性。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破坏性冲动的总能量与他的被压抑了的生命能量大致相当。这里所说的被压抑了的生命能量，不是指本能欲望，而是整个受压抑的生命力，指无法自发地得到发展和表现的人的感性、理性等各方面的潜力。生命有自己的内在动力，它需要使自己得以发展和表现。如果这种倾向受挫，那么这些能量就会转向以破坏为主要目的的方向。生本能和死本能(如果沿用弗洛伊德的概念)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相互依赖的。生本能遭受的挫折越大，死本能就越强大，破坏倾向越强；生本能实现得越多，死本能就越弱，破坏性就越弱。“破坏性是生命遭受挫折的产物。正是那些使人的生命遭受压抑的个人和社会的条件，使人滋生了破坏性冲动，而这种破坏性冲动又构成了人们对自己和对他人怀有敌对情绪的主要根源”。(陈学明译，1987, 第243页)。

弗洛姆认为，下层中产阶级的破坏性倾向是法西斯主义得以崛起的心理基础之一，纳粹主义诉诸这种破坏性，并利用它来发动反对其敌人的战争。而下层中产阶级的破坏性的根源在于其特殊的处境，在于在这种处境中导致的孤独感和生命力的受压抑。

显然，破坏性也不可能使人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如果外部世界真的被摧毁了，就会使人更加孤独和无能为力。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68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