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方面要与世界融为一体，避免与世界分离，避免孤独，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维护自我的独立性和整体性，这是人的存在的矛盾性。弗洛姆认为，只有发挥人的生产性(productiveness)才能解决好这一矛盾。

爱的力量使人能突破把人与他人隔开的屏障。理性的力量使人透过表面现象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爱和理性是相互依存的，但爱体现了情感的力量，理性体现了认知的力量，因而还是可以对它们分别加以讨论。

“爱”在现代是一个非常模糊、混乱的词。从爱吃冰淇淋到爱听交响乐，从一般的同情到最强烈的亲近感，好像都可以说是“爱”。但真正的爱是生产性的爱，它是一种主动的能力，一种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的能力。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之感，同时也使人成为他自己。

爱是一种主动的活动。爱的主动性特征体现为，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接受。对给予的最普遍的误解是，认为给予就是“让出”什么东西，就是被剥夺，就是牺牲。非生产性倾向的人就是这样看待给予的，所以他们一般都拒绝给予。有的人以给予为美德，也是因为把给予看成一种牺牲，一种痛苦，所以给予是善，人应该给予。对生产性倾向的人而言，给予则是潜能的最高表达。正是通过给予，我体验到我的力量、我的财富、我的能力，体验到生命力的流动，体验到真正的快乐。正是在给予的行动中表明了我生命的存在。

在物质范围内，给予意味着富有。并不是一个人有许多财产他才富有，而是他给予了许多他才富有。尽管给予取决于一定的物质条件，但给予与财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穷人往往比富人更愿意给予。然而，给予的范围最重要的不在物质领域，而在人的生命。一个人所给予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生命的活力，他的欢乐和悲哀，他的旨趣，他的理解、知识、智慧和幽默感。在这种给予中，他使另一个人富有，他提升了自己的生命感，也提升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感。给予不是为了得到，给予本身就是极大的快乐。给予意味着使另一个人的生命得以复苏，使另一个人也成为给予者；意味着“爱是一种产生爱的力量”。(Fromm, 1956/1974, p.21)。

除了给予这一因素，生产性的爱还包括一些基本因素，就是关心、责任、尊重和理解。这些因素在一个生产性倾向的人身上是相互依存的，是一些共存因素。它们都是内在于人的性格中的，而不是从外界强加的。

爱作为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倾向，决定着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联系性，而不只是与特定的对象相联系。如果一个人爱的只是某一个特定的人，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那他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一种放大了的自我主义。

一个人要获得爱的能力，并没有现成的处方，必须通过亲身的实践才能获得。这种实践的基本要求是：

1.要严于律己。现代人在工作时所守的纪律是外在的纪律；工作之余，就没精打采，想“松弛、松弛”。总之，在两种情况下，都缺乏自我纪律，即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看成一种需要认真对待的过程。

2.要集中。现代生活方式使人朝三暮四、见异思迁。现代人往往同时做许多事情：阅读、听广播、谈话、抽烟、吃、喝。对每件事都漫不经心。对爱也是如此，不能集中注意力地对待爱的对象。

3.要有耐心。工业文明追求的是迅速。现代人也用这种态度对待爱。耐心意味着浪费时间。这是现代人缺乏爱的能力的一个原因。

4.要全力以赴。也就是要对爱的对象给予最大的关注。

总之，爱是对人的存在问题的真正解决。任何排斥爱的社会，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都必将腐烂、枯萎、以至毁灭，因为他否定了人的本性中的基本要求。谈论爱决不是说教，因为爱是每个人的终极需要。

生产性的思维即理性(reason)。要明确理性的特征，可将其与智力(intelligence)进行比较。智力是人达到实际目标的工具，体现在处理有关的知识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问题本身、目标本身、对“理智的”(intelligent)思维所依赖的前提则不应该去怀疑，而应视为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些前提也许合乎理性，也许不符合理性。理性是透过表面发现本质，发现真理。理性与智力的这种区别可以从分析偏执狂患者得到说明。偏执狂患者的前提是：所有人都密谋反对他。这一前提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在这一前提基础上的思维过程，往往表现出非凡的智力。他把所观察到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并进行逻辑推理，这种推理本身往往极富说服力。当然，这只是病理现象。大多数情况是，人的思维只为了达到实际效果，而不关心前提的正确性，也不是为了追求真理。

追求真理，现在变成了一种陈腐的观念。人们关心的只是智力。智力测验中的绝大部分，所测验的与其说是人的理性，毋宁说是人对某种特定环境迅速适应的能力，可以把它们贴切地称为“心理适应测验”。在这些测验中，所有的问题、条件，都同样值得注意，而不是对特定的现象及其性质进行分析。思维和知识仅仅被当作是达到某种效果的工具。

在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中，作为关于人自身的知识的心理学，历来被认为是一门确保德行、幸福、健康生活的学问，现在变了质，蜕化为在市场研究、政治说教、广告宣传及其他方面更好地操纵别人和自己的工具。

这种思想对现代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入小学到大学毕业，学习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主要用于应付市场需求的资料。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学生接受教育的动机，不是对课程或知识本身的兴趣，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交换价值。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人们对知识和教育虽有极大的热情，但那些只涉及真理、在市场上无交换价值的知识或学科，被看成是无用的、不切实际的东西而遭到怀疑和蔑视。

在生产性思维中，主体虽极为关注客体，但不仅仅或主要不是出于功利，而是出于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关注。佛佗看到一个死人、一个老人和一个病人，他自己是个年轻人，却深深地为人的不可逃脱的命运所感动，这促使他思考生命的本质，形成了普渡众生的理论。

生产性思维的思考者出于对对象的关切，受对象的影响并对对象作出反应，他对客体怀着浓厚的兴趣，但这些主观因素并不妨碍思维的客观性。思维者尊重客体，按客体的本来面目来认识，而不是凭主观愿望歪曲事实。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认识和情感的统一是生产性思维过程的一般特征，也是整个生产性倾向的一般特征。

生产性的工作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特征。这种工作不是为生活所迫，不是为强权所迫，也不是为了克服无聊和空虚，而是出于生命的本性，通过工作，实现人的潜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生产性思维并没有脱离生活的实际目标。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51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