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有朋友办杂志，约我重温八十年代文学梦。我说些什么呢？实话相告，文学与我相距已远，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告别文学”了。
想当年，不知天高地厚，后来才渐渐明白，作家除了有形象思维能力，有很好的文学语言，还必须有思想。作家不是思想家，但其作品不能没有思想。中国这么大，写作者也许数以百万计，要是有一篇文章能传下来就成功了。八十年代以来，曾有许多作家影响过我，读他们的作品，令我难忘；但今天依我看，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李慎之的《风雨仓皇五十年》， 无论从文学史还是思想史角度去读，它们都会流传久远的。为什么？因为其作品有思想深度，一百年或者数百年后研究这个时代，它是一个难得的文本。曾有年轻的朋友抬杠：“何为思想？”窃以为，就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判断，面对社会诸多问题的深深忧虑，以及对人的终极的关怀！如果没有这一点，其作品的生命力肯定是有限的。
四十多年前，我开始做文学梦，四处找书，管它禁书黄书都读。那时乡村没有电灯，就在暗黄的煤油灯下苦熬，等待文学灵光闪现。到了“激情燃烧”的八十年代，自己订阅的文学报刊就有七八种，如《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收获》《上海文艺》《文学报》等等。自己曾给同学写信说：“要是没有文学的成功，我就不结婚。”当然，后来还是结婚了，并做了人父。然而，文学依然是我的精神寄托，处在偏僻的湘西一隅，能发表几个字，哪怕是自己掏钱印刷的，也很有成就感。
我很怀念那时的文学氛围，也得益于那个文学氛围。地区文联副主席谭士珍老师是怀化的“文学大妈”，他给过我不少帮助和鼓励。我第一篇在地市级刊物上发表的散文就是他编发的，他改过的原稿我至今还保存着。我到省城小报谋生后，曾邀全国著名评论家，组织了一个“《废都》笔会”专版。写作《废都》后的贾平凹，当时压力山大，见到我推出的这个专版很是感动，给我写信说“记住一个《湘声报》，记住一个向继东”。信给谭老师看了，他很快写了一篇《记住一个向继东》在省报发表，令初到省城谋生的我感动莫名。
在八十年代，谭士珍老师就其执笔创作的长篇小说《朝阳花》曾打过一场版权官司，轰动当时的文学界。因对方是老将军了，身份的对比，在法庭上他输了，但在人们心里他赢了。因为《朝阳花》，“文革”中他被打成吹捧贺龙的“黑手”，流落社会底层二十年，而平反后申诉共同享有版权却无门，这就是中国的逻辑！十多年前，他曾把此案的全部材料给我看了，希望我能写写这个。我也认为这是值得写的，但自己偏偏抽不出大块的时间来，感到愧对了谭老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果说还有好人，我觉得谭老师就是一个。他这辈子和三位刚脱盲的老将军合作了三部长篇小说，其中两部署名排第二，一部连共同署名权都没有得到，这在中国文坛、甚至世界文坛上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作家是属于时代的。谭老师的遭遇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相信有写作野心的人，说不定哪天突然抛出一部《谭士珍和他的时代》。在“心灵鸡汤”读腻了的当下，这样的书，也许格外被市场看好。
这里还要特别说到溆浦县文联主席舒新宇兄。他是一个文学鼓动家，你如跟他谈起文学，他就会把你心中的文学欲望之火煽动起来，让你的灵魂无法安宁，去为文学而甜蜜地苦恼。如果没有他，也许不会有当年溆浦那个文学氛围，也不会产生必将会写进“中国文学史”那样的大作家——譬如王跃文——尽管那时王跃文的身影在文学社团难得一见，但大凡高人一般是不显山露水的，且喜欢独处，也只有独处才会诞生《国画》那样的划时代的作品。
我和新宇兄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他也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记得那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还没有恢复，只得与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就在自己对前途十分迷茫时，那天我带着所谓的“作品”，贸然去找他指点迷津。记得在他那个光线极其暗淡的小木板屋里，至少跟我谈了两三个小时。从他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许多中外作家的名字。那次，我的作品自然被他彻底否定了，却激起了我对文学梦的追求……
九十年代初，正值年近不惑时，我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去了省城的一个小媒体。现在想来，自己之所以能在那里立足并直至退休，也完全得益于早年的文学修炼，否则像我这样的不会遵循“潜规则”的人，也很难在那里混下去。这一辈子，我付出了，也得到了。我应该感谢文学，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到省城以后，工作性质变了，一般小报，采编合一，又编又写，忙得稀里糊涂，所以那种叫文学的东西与自己渐渐疏远了，我也看淡了。1999年，我出版第一本小书《生活没有旁观者》，以往发表的文学作品，一篇也没有收，因为自己觉得那些文字不值得保存了。在此书的“后记”里，我说自己告别了文学，并说明之所以告别的原因。这里不妨摘录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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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把这个集子名为《生活没有旁观者》时，有朋友就说：“生活还是有旁观者。”我想了想，朋友的话没错，然而我也并非反对别人选择“旁观者的姿态”。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钱物，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譬如理念的坚守等等。?
大约四年前，我在采写一篇人物访谈时，认识了一位三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老人。他本来有很好的前程，但五十年代接连不断的运动将他击倒了，因此沦入社会最低层二十多年，直到1979 年平反。我本要他谈我的话题，他却更愿意说自己的事情。平反了，工作几年就离休了。他不适于突如其来的变化，感到无奈和寂寞，甚而在潜意识里怀念那个“轰轰烈烈”的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还以过去那种思维模式看现在。改革开放十八年后，我听了他的倾诉，心里大为震惊，于是就有了收入本书的“一份备忘录”。此后，不知怎的，我也变了，变得很是关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近几年来，感时忧世，常常令我不能自已。已有朋友批评我：“你的文字怎么愈来愈激愤了?”我说，我别无选择——尽管我知道这样的文字会失去一些韵味。?
近来读到关于王实味、关于遇罗克的文字，颇有所感。王实味向往革命，结果被革命扼杀了，就因为他写了《野百合花》那几篇小文；遇罗克想“参加革命”而不得，最后也因《出身论》而血洒祭坛。对此，今天的年轻朋友，简直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历史是残酷的血腥的。面对昨天，我们反思当然是为了明天，历经磨难的吴祖光老人最喜欢题写“生正逢时”四字，我也挺喜欢这几个字，并就此作有一篇小文。也许可以这样说，当下拥有的，只是历史的一点可怜的进步。在中国迈向现代化明天的进程中，我们还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不便预言，但我愿为明天祈祷。
…………
有人说了，一个人就是一部历史。七八十年代我是一个文学迷，但在八十年代末，我似乎背叛了文学，以至现在结集的这些文字，从严格意义上说都算不得文学。我之所以选择随笔这种形式，是因为我觉得随笔更适合于表达我的思想……?
那时至今，又是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我一刻也没有闲过，但忙了些什么？我在一些报刊发表文章，需要介绍作者身份时，有时被写成“文史学者”、有时被写成“作家”，其实二者我都不敢当。我没写出过有分量的东西，也从未自称是“作家”——在中国，我甚至认为各级作家协会都不应该存在，作家为什么要纳税人养起来？对“文史学者”这个称谓，我倒是乐意接受的，但自己除了挖掘出可以写进“中国民间思想史”的武文俊（参见《华国锋时代：一封信和一个人之死》）之外，其他乏善可陈。
现在回头看看，我编的书倒是不少了，不下百余种。有朋友笑我想做出版家，其实现在的出版环境，哪有什么出版家？我做的事，也许勉强算个出版策划人吧。我编的书（包括主编的）影响最大的当属“新史学丛书”，已出版二十余种，其中高华的《革命年代》，已成畅销书，印刷十六次，发行近十万册。高华英年早逝，生前是南京大学博导，享誉中外史学界，但因故在中国大陆却从未出过书。我给他出版了《革命年代》，也使他在自己生活的国度实现了“零的突破”。今天写作此文时，正是高华先生逝世四周年的忌日，微信上看到不少朋友发文或是编发了高华的视频纪念版，令我想到了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2009年底，《革命年代》出版后，我和广东人民出版社钟永宁、肖风华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他（也是我与他唯一的一次见面），见他气色很好，没想到两年后他就去了。高华逝世时，我没来得及写文章纪念他，这里提及，也是表达一种哀思吧。
这些年我写的东西不多，仅出版过《思想的风景》、《历史深处有暗角》两本小书。因是台湾出版，自己样书很少，很多朋友送我书，我却未能一一回赠。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曾告诫我：“你是能写的，要多写一点。你再怎么编，到底是人家的。”想想也是这样。原拟退休后回归书斋，专心读点书，写点东西，但又经不住诱惑，竟在尚未办理退休手续时就被广东人民出版社聘去了。我现在履行合同中，待合同届满一定回到书斋，也许我还会写一些。
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但我看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所以平生总喜欢怀疑权力的不轨。所交的朋友，没有达官贵人，也没有大款和暴发户，只有心灵相通的书生。无论流落何处，除了工作，我大都是孤独的。我知道孤独也是一种境界，孤独才能静思反省。好的东西大都是在孤独的情景下诞生的，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如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惜我至今没有值得一提的东西。
过了耳顺之年，我又重新思考我所寄身的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人们为什么还要相信？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启蒙，今天我看还是要启蒙。我编的书，主题多是启蒙，教人读了不犯糊涂，变得聪明一点点。我喜欢潜在微信群里看朋友论争，有时忍俊不禁笑出来。一个人活到三四十岁糊里糊涂，还可以理解；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明白，不能不令人心生悲凉。活到六七十岁还一塌糊涂，那这辈子不是枉为做人了吗？人活着要说话，还要有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谁能提供这些？靠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靠谁去推动？就是你我他。
从“文学梦”到“启蒙梦”，这大约就是我一辈子走过的路吧。
2015年 12月月26日于羊城
（原载2016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