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再次访华，是一次“务实之旅”。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52项协议。中日关系有望进入新阶段，但是两国之间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机遇与挑战将交替出现。新形势下，要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还需中日两国各界不懈努力。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其主要标志之一是中日两国领导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正式互访。继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成功访日后，同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访华，有力推动了中日两国务实合作，使中日关系重新走上正轨。
中日首脑互访来之不易
首脑互访对改善和增进中日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中日关系往往会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干扰和影响。从这个角度看，21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每阶段大致为六到七年时间。2018年中日关系似乎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1年至2006年。由于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治右倾化抬头，导致两国高层互访中断。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至2012年。在此期间，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抵制，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并发表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两国关系明显改善。第三个阶段是2012年至2018年。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以时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胁迫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鼓舞”下，宣布“购买”钓鱼岛，导致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认知争议加剧，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最突出的问题。加之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于2013年末再度参拜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雪上加霜，造成七年间中日领导人无正式往访。
有人认为，安倍此次访华是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促成的，这一观点似乎忽视了中日双方近年来的努力。2018年中日领导人恢复互访，经历了一个从多边场合接触到双边会谈，再到正式互访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日双方的首次接触是在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主席表示，中日互为近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对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习近平主席强调，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2015年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应约会见安倍。2016年7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蒙古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应约会见安倍。2016年9月5日，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安倍。
其后，中日双方都希望利用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改善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安倍内阁外交乏善可陈。尽管安倍竭力与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建立良好关系，但效果不佳。美国接连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都令日本感到错愕。与此同时，安倍政府与韩国关系僵冷、与俄罗斯关系停滞。此外，日本经济界强烈希望改善日中关系。2017年，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外贸的比重约为7%，而占日本外贸的比重则高达约22%。安倍为巩固长期执政基础，实现任内修宪目标，不能无视日本经济界的意愿。
因此，2017年安倍对华外交设定了恢复领导人互访的“三步走”目标。第一步是借2018年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之机，实现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日；第二步是安倍首相正式访华；第三步是邀请习近平主席2019年访日，并出席在日本举办的G20峰会。在此基础上，安倍政府将争取在2019年日本新天皇登基、使用新年号之际，完成战后首次修宪，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创日本的新时代。
2018年3月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无视自由贸易规则，对华进行单边贸易制裁，对日本也通过双边谈判施加压力。这使中日双方加强经济、金融合作，共同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等共同利益的迫切性上升，但中日首脑互访的初衷并非针对美国。
安倍此次访华的成果与限度
安倍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首次访华，因而备受关注。安倍访华前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把日中关系推向新阶段。中日两国恢复高层互访，共同努力促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中日领导人互访促进了两国务实合作
2018年10月25—27日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确认继续遵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根据《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在政治、安全方面，中日两国领导人深入交换看法，取得积极进展。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时提出，中日要开展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构建建设性的双边安全关系，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安倍首相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日中互为邻邦，应当按照互利合作、互不构成威胁的精神，根据两国间四个政治文件确认的共识推进双边关系，并为国际和地区和平和维护自由贸易作出贡献。这些重要表态，与过去安倍在日本国内外的一些言论相比有很大变化，展现了与中方相向而行的积极姿态。
在经济、资金合作方面，中日两国从日方“援助”中方变为中日双方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2008年以后日本停止了对华新增日元贷款，只保留了少量无偿援助，而从2018年起日本将终止所有对华官方开发援助（ODA）。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时，中日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10月26日，安倍访华期间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由中日双方共同主办的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双方共有约1400人出席。中日两国金融机构、企业和经济团体等共签署了52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同日方务实合作的新起点、新气象。
中日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的特点是：第一，合作领域广泛，包括金融、保险、基建、能源、运输、物流、信息科技和产业（IT）、节能环保、人工智能（AI）、医疗保健、智慧城市等诸多领域；第二，金融保险业合作协议居多，约达13项，为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第三，中国沿海省份及大城市与日方达成的合作意向最多，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浙江、江苏、海南等地，新疆、吉林等内陆省份也有参与。
在金融合作方面，中日两国迈出新的步伐。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约合3.4万亿日元），协议有效期三年，其目的在于维护金融稳定，减少美元汇率变动带来的交易成本，促进中日双边贸易和金融合作的发展。日本与中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的同时，也与印度达成总额为750亿美元的相同协议，金额甚至超过中日货币互换协议的一倍以上。可见日本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加强规避美元金融风险的实际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要在战略上摆脱美国。
在加强海上危机管理方面，中日双方就建立外交磋商机制达成共识，中国交通运输部与日本外务省签署了《中日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中日双方为管控分歧，就海洋和安全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达成多项共识，其中包括2018年内举行首次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会议；两国防务部门、海上执法部门之间的交往、互访；尽早举行“中日高级别海洋事务磋商”和“中日安全对话”等。
二、日方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暧昧”
2017年底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访华后，于2018年1月10日向安倍首相作汇报，在谈及“一带一路”倡议时，安倍首相表示，“对于个别案件，日本能够作出积极回应的话一定要认真回应”。于是，日本媒体猜测，所谓“个别案件”可能是指日本加入亚投行。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安倍的意思是日本不会整体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但围绕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个别项目则可根据具体情况认真对待。2018年以来，日方不再提“一带一路”倡议，而只提日中第三方市场合作，并附加了所谓透明性、开放性、财政健全性、合作收益性等前提条件。
此次安倍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李克强总理也表示，欢迎日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中日互利合作推向更加广阔的舞台。然而，安倍首相并未像中日两国媒体所期待的那样表示支持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而是与中方保持了一定距离。尽管中方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已有五年，与相关各国合作广泛展开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安倍仅重申“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而回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日中第三方市场合作。2018年10月26日，安倍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关于‘一带一路’，包括日本在内，国际上有许多担心，所以我们同中方举办的是‘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日本外务省官员私下强调，日方支持在第三方市场的中日民间合作，不等于参与“一带一路”，不必非贴上“一带一路”的标签。笔者认为，这并非日方立场发生了变化，而是安倍政府原有基本立场的不同表达方式。
安倍提出日中要从竞争转向协调，主要是试图缓和日本推进“印太战略”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时遇到的来自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竞争，所谓“协调”最好是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纳入“印太战略”。为同中国竞争，安倍政府2015年5月宣布，2020年之前日本将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100亿美元。但实际落实并非易事，因为中方在基建土木工程及劳动力成本方面占据优势，日本跟中国在第三方市场搞恶性竞争将付出很大代价，日本企业的利润空间会被大大压缩，这使得安倍政府不得不转向日本企业所期待的与中国进行协调合作。然而，安倍政府的态度转变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华战略整体上已从竞争转向协调。
目前，日本的决策思想仍未摆脱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和传统地缘战略思维的束缚，并受到美国态度的制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副首相麻生太郎曾针对中国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与“日美澳印四国联盟”等地缘战略构想。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对日本战略构想的对冲、突围和挑战。尽管如此，在国际经贸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日方不得不谋求同中方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方对此也采取求同存异、趋利避害、舍名求实的合作态度。中日双边和地区务实合作的潜力巨大，但有待释放。
中日结构性矛盾仍需关注
伴随日本国内外形势变化，未来中日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可能交替出现。这是由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和形势发展变化所决定的。目前，中日在历史问题、钓鱼岛归属问题、南海问题、安全保障及国际战略等方面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
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观和战争观是中日结构性矛盾的焦点之一。安倍晋三在此次访华前不久，再次以总理大臣名义献贡品的方式，间接参拜了将甲级战犯合祀为“英灵”的靖国神社。这是他在坚持自己历史观的同时，考虑到同邻国的关系所作的一种策略调整。在2018年10月23日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的讲话中，安倍也未对日本明治政府平均每10年发动或参与一场对外战争作出任何反省。就安倍的历史观、战争观而言，他继承了其外祖父、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前首相岸信介的政治衣钵，这是他在日本国内公开承认的。但在这次访华时，他又说自己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是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官房长官。安倍晋三的这种两面性是由其家族背景和社会存在决定的。
安倍内阁谋求修改宪法，推出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反映出中日结构性矛盾的另一焦点。安倍首相访华后，将争取在国会提出自民党的修宪法案，并在2019年7月日本参议院选举前完成国会审议程序。一旦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为在其后的国民投票阶段赢得日本民众对修宪的支持，安倍政府就可能抛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甚至在东海、南海、台海生事。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针对中国的一面更强。
从长远看，日本能否修改宪法及如何修改宪法，涉及其未来战略走向。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最近指出：日本的和平宪法是样板，值得马来西亚借鉴。如果日本修宪是允许自卫队走向战争，那将是历史的倒退。由此可见，一旦日本修改了战后《日本国宪法》，亚洲邻国可能要全面重新审视日本。
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也是中日结构性矛盾的焦点之一。在安倍来访当天，日本自卫队舰只还在南海相关海域游弋，并接受美国军舰的供油，日美双边联合军演照样进行。一位东盟国家的外交官私下称，其实大家很清楚，日本介入南海就是因为在钓鱼岛问题上理亏，目的是摆脱在东海的不利处境。
据日本媒体报道，根据2015年修订的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两国政府正争取在2019年3月前针对钓鱼岛制定首个自卫队与美军对华联合作战计划。为此，2018年3月，日本首次组建了“水陆机动团”，决定在2021年之前购买17架美国鱼鹰战机，并计划在2024年前在日本全国部署51架鱼鹰战机，为使“出云号”战舰增强航母作战能力，日本还拟购买多架美国F35战机。
复杂多变的中日博弈就像三种同时在下的大棋：双方在历史、台湾、钓鱼岛问题上似乎是在下象棋；在国际安全战略和外交方面则是像在下围棋；在第三方市场合作及货币互换问题上则像在下跳棋，跳过了中日结构性矛盾而达成多项经贸、金融务实协议。不同的棋路和规则有时难免相互影响，但很难彼此替代。这三盘大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涉及中日结构性矛盾的象棋大棋局，而跳棋的棋局则难免受到象棋或围棋棋局的制约。因而观察中日关系切忌以偏概全或意气用事，而要正视矛盾，创造条件，促其向有利于中日长期和平合作的方向发展。
中日两国应信守承诺务实前行
展望未来，中日关系改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会交替出现。一些不愿看到中日关系改善的势力，恰恰可能在中日关系改善的机遇期闹事生乱。因此，要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还需中日两国各界不懈努力。
一是着眼2022年，充分把握和利用各种机遇，不断推动中日关系继续改善。2019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中日青少年可以在交往中了解历史，珍惜和平，共创未来。2022年，中日两国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国将主办北京—张家口冬季奥运会、杭州亚运会，中日体育交流、人员往来将更加活跃。中日韩三国将轮流主办三国领导人会议、中日领导人互访等，也将有利于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促进中日韩自贸区（FTA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二是中日关系改善可为中美关系改善创造条件。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使两国关系具备了政治和法律基础，并促进了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从而为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政策，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40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纪念和约缔结40周年，努力改善关系，同样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安倍此次访华曾表示希望中美进一步对话，消除摩擦。这是因为此时中美关系因经贸摩擦加剧而继续恶化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和外交节奏。2018年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40周年，中美应把握机遇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这也有助于形成中美日关系互促的良性循环。
三是温故知新，继往开来，切实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是两国老一代领导人和外交部门共同努力并以文件形式确立的两国关系的准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出中日两国应当遵循的十五项原则：1、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原则；2、日方遵守“一个中国”与《波茨坦公告》的原则；3、日方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往来的原则；4、和平共处、互不使用武力原则；5、不称霸与反霸权原则；6、睦邻友好增进交往原则；7、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原则；8、和平友好合作原则；9、求同存异、友好协商原则；10、增进政治互信原则；11、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原则；12、全面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互不构成威胁原则；13、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原则；14、反对核扩散原则；15、开放、透明和包容的原则。
这十五条原则的相关内容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均可找到。它们相互关联、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整体。其中，第1至5项原则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基础和前提；第6至12项原则是中日两国关系的目标与保障；第13至15项原则是中日在地区、多边与全球合作的立场与政策取向。
今后中日关系能否在正常发展的轨道上继续前行，并不取决于中日是否发表第五个政治文件或提出新的原则，而取决于中日双方能否切实遵守上述四个政治文件所述各项原则。“信乃万事之本”，正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指出的，日本对中国不能一只手伸出去握手，而另一只手却攥起拳头。
四是中日两国有必要开展“知的外交”。首先要真正知道中日关系重大问题的相关事实及是非曲直。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福田康夫曾先后访问南京，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就是践行“知的外交”。2018年6月24日福田康夫到访南京后表示：“日本人对过去的事实要有掌握，能正确了解过去的事实。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日本人能够去参观纪念馆。我们今后要在了解事实的基础上，增进日中之间的彼此交流。”2017年，村山富市曾表示：“对日中两国来说，更应该去了解从卢沟桥事变到邦交正常化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去了解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少苦难。像去年访问美国珍珠港一样，如果安倍首相访问中国，理所当然应该去访问当年侵华日军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场所。”目前看来，安倍首相还缺乏这种“知的勇气”。日本一些受到右翼思想影响的人正是由于无知而对前往南京的日本前首相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这反而说明，中日两国“知的外交”确有必要。
关于钓鱼岛归属的事实真相，不用说日本民众，即便是日本外交官一般也只知道政府表态的口径，很多人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刻意回避史实，甚至歪曲编造事实。日方不敢正视钓鱼岛从明清时期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大多数民众不知道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的20年日本海军省就已认定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台湾东北岛屿；不愿承认《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对日本战后领土归属的法律效力，而《旧金山和约》对中国来说毫无法律效力；并不了解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声明主张“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领有权是1972年3月8日，比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钓鱼岛主权的声明晚两个多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很难有根本改善。因此，中日之间通过人文交流和青少年交流，开展“知的外交”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