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人们纷纷质疑中国大陆“花钱买稳定”的做法，批评天价“维稳”，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劳民伤财；基层官员也对此怨声载道，抱怨花费过万进京“截访”，既违背了“维稳”的初衷，也偏离了政府工作的方向。这些批评与抱怨都有一定的道理，他们至少指出了“花钱买稳定”的不合理性。但是，事实上，水涨船高的“维稳”开支只是中国天价“维稳”的一个表面现象，在其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刻的结构性危机，那就是，地方财政有可能因为“维稳”而陷入危机之中。

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维稳”经费开支中，中央与地方之间大概维持三七开的比例，中央承担30%，而地方承担70%。地方政府在“维稳”开支中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别，越是发达地区，经费投入越多；反之亦然。在过去15年中，对公检法司与武警的总投入，排列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山东，而倒数前五位的则是贵州、甘肃、青海、西藏与宁夏。2008年，排名第一的广东省仅仅在公检法司和武警方面的投入就接近4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77亿6500万新元），而排名垫底的宁夏则只有19亿。

如果把社会保障的投入也算作“维稳”开支的话，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如公检法司的开支一样，发达地区高而落后地区低。2008年，上海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接近340亿，而西藏仅仅有28亿。

地区之间投入总量的上述差距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中央并不是按照财力大小，要求地方政府按照全国统一的“维稳”标准进行开支，而是要求地方政府执行全国统一的“社会秩序”标准，这就等于把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放在同一个水准上来考量。为了能与发达地区在社会秩序的维持上旗鼓相当，落后地区只能按照全国统一的“稳定”标准花大钱、保平安。

2008年，上海只有6.34%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检法司和武警的支出，而落后地区的宁夏，这一比例则高达28.4%；在社会福利开支方面情况则更为严重，还是这一年，上海只有14.2%的财政收入用于社会福利，而宁夏则达到惊人的91.6%。人均开支则能进一步说明问题。2008年，青海省人均社会福利投资为1184元，为广东省的三倍，而公检法司与武警人均支出为368元，比山东的184元高出一倍以上。这些数据表明，落后地区在“维稳”方面的经济压力，要远远大于发达地区；而且，更大的财政压力意味着，很多省份是因“维稳”而负债经营。

既然落后地区的政府在“维稳”投入方面入不敷出，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些政府进一步加大“维稳”投入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维稳”与“投入”之间的悖论：“投入”越多产出越少，而“产出”越少则“投入”更多。媒体报道显示，在过去两年中，万人以上大规模的集体抗议事件，绝大多数是发生在经济落后地区。这种巧合在政府看来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而是政府维持秩序的能力不强所致，提升这种能力的有效办法就是，继续花更多的钱。在中国，“维稳”投入不是一种理性的算计行为，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则更是如此。

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天价“维稳”将给当地政府与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其影响是全方位的。仅仅就经济而言，为了能让政府运转起来，政府不得不想尽办法去填补因“维稳”而形成的财政“窟窿”，长期的财政赤字会极大地驱动政府将压力向社会转移，乱收费、乱摊派将难以避免；高度财政赤字将严重地影响地方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不仅地方经济没有生长点，民生问题也无着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是落后地区还是发达地区，目前的天价“维稳”模式是建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之下的，一旦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如果继续维持这种模式，将会使落后地区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社会秩序的维护将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