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的这几天，除了接打几通亲戚的电话和收到数条师友、学生的祝福短信以外，就没有再与外界联系，整日地在家里工作。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多说的。长假期间，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多的是，有人还在为争取法定的三倍工资的正当权益而奋斗。

但工作场所的差异，也会让人的感觉变得不一样。比如在商场、超市、酒店、公司、工厂的工作大多是集体性的，警察、消防则是在执行公务。这类工作方式是不大可能产生孤独感的，也无需向人们证明其价值。即便是再辛苦，因为有同事的陪伴，彼此也比较容易分担生理或心理上的疲劳。那些直接为国家、集体和他人工作的，还会产生一种与国家、集体和利他主义相关的荣誉感，而荣誉感是天然具有抵消疲劳的作用的。

我所从事的人文学科的研究则不同，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在家里进行，属于标准的“坐家”，或者说天然的“宅男”。

在一般人眼里，家者，居也。居家意味着放松、休息，换言之，家是人们休息、休闲的地方，说得浪漫点儿，是休憩的港湾。与家相联系的，是做饭、带孩子、看电视和睡觉。在家里工作，差不多等于是颠覆分工，混淆概念。所以，我的那些本来在家里工作的同事，要么去了学校置备的研究室，在享受别人在工作场所工作的乐趣的同时，也让自己心安理得；要么干脆抛弃工作的意识，回归到家的本质之上，大大方方地将买菜、做饭、带孩子、洗衣服、看电视进行到底。

在家里工作是从事文史哲一类人文学科研究工作的人的生活常态。工作性质决定了工作地点，工作地点则既决定了孤独的不可避免，也让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公众认可度大打折扣。

经常出书、发表论文或文章的“名人”可能要好得多。因为作品就是社会的通行证，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一齐聚集在通行证上，信息太多写不下的话，还可以像二代身份证一样，储存在通行证的芯片里，需要展示的时候，放到读卡器上一照，便一目了然。有职务的研究者也一样，职务本身就是社会的名片。像“博导”这个“最中国”的头衔就掩饰了水平的高低和学问的悬殊，留在光天化日下的只有“博士生指导教师”。如果是“博导”加“校长”、“院长”、“主任”之类，更说明在丰厚学养之外，还有行政管理和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但“名人”或有头衔的研究者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中。因为当下中国的“名人”也好，有头衔的研究者也好，除了睡觉，基本不在家里呆，会场、酒店、饭桌、KTV和飞机机舱成了比家更常去的地方，他们不再有在家工作的习惯，或者说在家里工作早已成了过去时，成了奢望或者遥远的美好单纯的记忆了。

事实上，无论是著作，还是论文、文章，它们的“有形”成分远没有其中的“无形”如理念、观点和思维方式等内涵丰富。本来人文学科的这些漫无边际的“无形”可能给他人的理解树起屏障。可有意思的是，误解一般并不针对“无形”，反而是“有形”的部分，像工作方式，常常成为质疑的对象。

有人文学科研究经验的人都知道，写作本身并不耗费时间，真正费时间的是寻觅资料和阅读资料。大部分的研究工作既然是在找书、读书的过程中度过，那么，家里的藏书或私人电脑里的电子书、电子论文就是最可信赖的伙伴。本来这种“有形”的活动，是为“无形”的思考和研究而积累能量。可是在一般人眼里，读书乃“休闲”，说得好听点是高雅的“文化休闲”。在家里进行“文化休闲”，是多么惬意的事情，何关乎工作呢？硬生生地把生活场所的“文化休闲”说成是工作，是在严肃地思考，没人相信不说，反而会觉得你工作与休闲不分，不是内心虚伪，便是根本不懂得生活。而饭桌前和睡梦中的思考由于无法提供证明和证据，更是误解产生的源头。

因为白天在家里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且衣冠不整、姿态随意。而这种状态很可能“被想像”、“被家居化”、“被生活化”。—— 一个人在生活的居所，又没有其他人，没有上级领导，或至少有个摄像头来监督，谁又能证明你是在工作？你喝过茶，吸过烟，上过卫生间吗？邮递员来了，你一定下楼去拿过报纸。快递员曾经按过楼下单元门的对讲电话，你肯定收过快递邮件，有签收单上的签名可以证明。你一定不是总坐在写字台前，因为物业保安看到你在阳台上眺望，你心有旁骛了吧？你做饭、吃饭了吧？中午小睡了一会儿？人家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与同事聊天的时间、与朋友喝酒的时间、法定节假日休息的时间都让你给占去读书了，你这样不按国家规定给自己放假，到底想证明什么？

是啊，在家里工作或者说把家当成工作场所的人文学者想证明什么呢？这个问题如果往深里想，可能涉及社会分工，属于普通社会学家解释的范畴，也可能与学术研究的功能和特性有关，属于知识社会学的领域，还可能真与现实政治、与历史挂钩，因而成为时代标志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类的热点话题。

问题这么复杂，肯定不是一篇小文章可以解决的。在此，不妨删繁就简，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并不难的回答问题吧：我本来就不想证明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