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两件事，促使我写这篇文章。一是一代儒学大家汤一介先生逝世——就在汤老去世前不久，央视新闻竟花三分多时间，报道《汤一介以死编撰<儒藏>》，真可谓一语成谶；二是我如今厕身的广东人民出版社七卷本《葛剑雄文集》出版，其中一卷是《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本）。由此，我从汤一介想到了谭其骧这两个人。
汤一介先生生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儒藏》编撰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2003年，他年近八旬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一年间组织20多所高校两三百位学者投入。此项工程第一部分是编撰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的儒家典籍——《儒藏》精华本；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10亿字的儒家典籍。记得汤一介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会生命不息，编撰儒藏不止。如今他留下未竟的事业，想来继任者会大有人在，因为儒学正在“大复兴”嘛！
谭其骧要比汤一介年长一代人，要是在世，一百多岁了。谭其骧是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毛泽东晚年读物“大字本”的主要注释人。早在大学时代，顾颉刚先生就特别器重学生谭其骧，曾将谭批评他观点的书信附印于自己的讲义后，发给学生；比谭其骧年长24岁的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几乎类似辜鸿铭那样的“狂人”，做的是旧学问，穿戴是布鞋长袍瓜皮帽，对胡适常加批评，说“城里头的那个胡适，老是胡说”，但对还是学生的谭其骧却赞赏有加，并要谭住到他家里，食宿都由他家供给。建国后，谭其骧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建树颇多。主要著作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全套八册，常被作为国礼相赠世界政要。谭一生可谓穷年皓首，埋头于中国典籍，中学根底之深厚，毋容置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是学界分水岭。此后，有人消沉，有人转向，于是有了《学术集林》那样的丛刊出版，有了“乾嘉考据学派”之说。也许有人会把谭其骧列入“学术集林派”或“考据派”，因为他的研究太多都是考据。但谭其骧自有其见解，从不去迎合什么。1989年12月，复旦大学召开“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1日下午闭幕式，主事者诚邀其与会。他当时对其助手葛剑雄说：“我不懂，难道中国的未来要靠儒家思想吗？”葛剑雄告诉他：主事者再三说明可以自由讨论，并欢迎他发表意见。
那天下午，谭其骧做了短短几分钟的即席发言，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发言不长，不妨引录如下：
在我的脑子里，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扯不上关系。一定要讲两者有关系，是违心之论。
儒家思想是发生在二千四五百年前的一种学问，当时社会不管是封建制也好，奴隶制也好，领主制也好，总而言之，与现在大不相同，与未来更没有什么关联。儒家思想是历史上的一种思想，我们只能把它摆在思想史中去研究，历史地对待。孔子以后，历代都有儒家思想的发展，比如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我们都应针对当时社会的情况来研究、分析。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它们到底是先进的还是保守的，革命的还是反动的。
历史上儒家思想盛行的年代很多，政府提倡，士大夫也都读儒家的书。但儒家思想对当时社会究竟发生什么影响，我看不出。要把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是不是有点功利主义？把历史上任何思想拿到现代功利主义地对待，都不会有什么正确的结论。“四人帮”搞批林批孔，把儒家思想批得一文不值，就是一种功利主义态度，目的是想有利于他们篡党夺权。“批孔”当然不对。近年又有人认为儒家思想似乎有利于当前的社会，有利于改善道德状况和社会风气，从而出现尊孔崇儒的倾向。我认为这也是一厢情愿，是办不到的。
两千多年来，历史上崇儒的时代很多，但崇儒起过什么作用呢？我看没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西汉政权不能因为尊崇儒家而得以巩固下去，反而让一个经学大师王莽篡夺了权位。东汉号称是儒学炽盛的时代，但中叶以后政权都在宦官、外戚手中，国事日非，终至于引起黄巾起义，然后军阀割据以至于灭亡。宋朝儒学也很盛，但它对宋代也没帮什么忙。宋朝一代是积贫积弱，统治阶级陷于党争，终至于亡于金、亡于元。明代阳明之学盛极一时，但有人形容当时的官都是贪污的，所有的手都不干净。这就是大讲儒学的结果。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曾长期持续发展，汉族之所以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主要是因为长期吸收各种文化，兼收并蓄，不排斥其它优秀文化。我们今后应继续遵循这条道路，推进中国文化在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健全发展。我们应大胆地吸收外国的优良文化。建国以来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马列主义就是一种外来文化。但我们的毛病是没有学到家，而且长期地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四十年来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很不小的失误的一面。
我们不能搞民族虚无主义，如《河殇》把中国的落后完全归结于黄河、长城。“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但现在又有人说《河殇》否定传统文化，所以我们要肯定传统文化，甚至以为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那同样是讲不通的。现在如要提倡儒学，事实上已经回不到孔子那里去，倒很可能回到明清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那一套东西上去。明清时代的社会，是《金瓶梅》里面反映的社会，是《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等里面反映的社会。这四十年来，一些提倡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强调以前中国比外国强，中国的落后应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实中国落后于西方至少已有五百年历史，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落后只能怪自己。二十世纪只剩下十年了，假如还要提倡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他人的优秀文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全盘西化”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儒家思想文化也救不了当前的中国。（见《悠悠长水：谭其骧传》，葛剑雄文集第三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586—588页）
谭其骧在当时那个背景下讲这番话，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他说：“我还是要说真话，绝不说假话。”说过之后，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唐振常当即起立说：“谭先生说得好，是我们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遗憾的是谭其骧1992年就去世了，使他没能看到此后20多年儒学发展之迅猛！要是他老人家健在，又会作何感想呢？
如今，儒学已经成为一名显学，几乎大多名校都新设了国学中心或儒学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金上不仅有保障，有的甚至是很充裕。文章开头说到的汤一介老的《儒藏》运作，经费应该不成问题吧。我所想的是，要是那9700多卷《儒藏》精华和5000部儒家典籍出版了，定价肯定不低，它卖给谁？就算全国省级以上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是其目标买家吧，可他们有这笔经费预算吗？就算赠送吧——那么多书至少也要几个大书架放吧，还有书架摆在哪儿？谁会去借读这些书？这些或许都是问题。窃以为，与其放在那里占地方、显摆，不如出个光碟本，成本太太降低，让有志于此的个人也可以买，且买了又便于收藏和保存，何乐而不为？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国力大大增强了，不在乎这区区之数了……是的，我们富了，有的是钱。自己开口闭口“大国”如何如何的，恐怕这底气就因为有钱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儒学的世纪”，现在办到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否就是儒学走向了世界？或许就是切切实实地向此目标迈进吧。可我总觉得，自己脚下这块土地，尽管有些地方肥沃了，但还有太多的贫瘠，如这次鲁甸地震那倒塌的土房的主人，他们一年的收入才四千元啊。鲁甸位于地震带上，农民为什么世代盖不起抗震房？没钱。钱能不能再向底层加大一点投入？还有，在全民教育和医疗上也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啊。
儒学曾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构建的理论基础。儒学精神也许可以概括为道德理想主义、普遍和谐、自律和内在超越等方面。道德理想主义以道德完美为人生最高追求，建立功业以道德修养为基础。它对工具理性发达、人文价值失落的现实文化偏向有匡正作用。普遍和谐包括自然界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肉体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和谐，这对人的健康发展，人与环境的谐调，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很有现实意义。自律原则把人的道德选择的主动权、培养理想人格的精神动力提到突出地位，重视精神境界的提升，主张内在超越等等，这对当今浮躁的人心与社会当然有它积极的意义。
但中国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指望已经固化的儒学提供驱动力肯定是白日做梦。从根本上去看，儒学不就是一种历史文化嘛。凡是历史上出现的东西都将在历史上消亡，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我想儒学要逃脱最终消亡的命运也是不可能的，来者自来，去者自去。当我们面对某种文化思潮时，切不可被眼前的利诱所局限，一定要登高而望远。谭其骧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一个人如果只知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了。当下的儒学热浪高流急，貌似热烈前所未有。笔者见有研究者把80年代的“新启蒙”和“文革”划等号，说“文革”是以激烈的“反传统”开场的（如“破四旧立四新”）；80年代的“反传统”比“文革”走得更远，实际上就是“后文革时代”——此论实在不敢苟同。“文革”如何定性，党的“历史决议”已经白纸黑字，它本来是一场由领导人错误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怎一下就降格为一个“文化思潮”了？
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很好，言简意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共24个字。其实在我看来，只要真正而又彻底落实了“民主”和“法治”这两条，中国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偏偏“民主”和“法治”不是来自儒学，而儒学里只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令人奇怪的是，最近有人撰文认为：当年邓小平南巡解决了市场经济社会“姓社姓资”的对立问题；而习近平2013年11月26日在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的讲话，在意识形态内解决了“姓马与姓孔”的对立问题——这里把两千多年的孔子和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相提并论，也难免牵强附会；其主张马克思和孔子“可以并行不悖，分途发展”云云，真是闻所未闻！
著名学者、走向世界丛书主编、韬奋奖获得者钟叔河先生曾说：传统的封建文化不能导向民主和科学，中国之现代化也无须熟读孔子和离骚。要完成中国社会转型，必须吸收当代世界一切先进的文化，为我所用，否则要现代化只能是缘木求鱼。我这里重提“谭其骧的儒学观”，也是提醒学界面对当下的儒学热潮，要保持应有的审慎，以避免“本想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到了另一个房间”。
就在本文发稿时，从10月7日新华网得到消息，山东曲阜拟“推行一村一名儒学讲师制” ，“深入每个村庄举办国学讲座，推广儒学知识”，“突出仁、义、礼、智、信”……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五四运动时期的“读经”论战，想起上世纪30年代由湖广率先发起的“中小学开设读经课”的论争。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我看这话说绝对了，“重演的历史”往往更滑稽。
(首发《温州读书报》2014年10月号，《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