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临近时，妻老在我耳边絮叨：“今年回去吗？”其实，回去不就是在父母坟前烧几堆纸钱吗？而这对故去的父母，又有什么意义呢？
父亲是2001年患痛风瘤去世的，前前后后病了一年多。开始阶段，父亲还能坚持种菜，后来就只能呆坐或是躺在床上了。我们兄弟都在外面忙乎，隔三差五回去看一下，陪伴他的就只有母亲了。我拍过母亲为父亲清洗伤口的照片，每每翻看，难免自责。有一次，父亲独自爬到楼上摸摸索索的，母亲问他做什么，他说：“痛得不想活了。”母亲说：“你也要为三个儿子想想呀！你如寻了短，乡里传出来好听吗？”
父亲是条硬汉子，身上有再大的痛，从不呻吟的——正由于不呻吟，我们不知道他一直在忍受着巨大的痛。他的死，是因为左手背上长了个瘤子，县人民医院大夫诊断为痛风瘤。吃过不少药，我从省城也为他带过药，但药物对他好像没作用。后来一江湖游医给他瘤子划开引流，还用口吸了浓，这一弄，反而使病情急转直下，终于不治……
如今想来，我最遗憾的是没能把他接到省城做一次全面的检查。论那时我的经济条件，也许不能满足很好地治疗，但做一些起码的治疗还是可以的。有一次回去，我本说通了父亲，答应跟我来省城做一次检查，可第二天他又变卦了。我说即便不做检查，看看省城也好啊。父亲说，人老了，看不出什么名堂了。我觉得，父亲多半还是心痛我花钱。那时我在省城谋职，没高铁，回去一趟要七八个小时。在父亲生病期间，我十天半月回去看一次，但也纯粹是看看而已，面对父亲的病痛毫无办法。我每次给他钱，他又舍不得花。我也知道，那时父亲需要的不是钱，但我又能给他什么呢？
父亲严厉，呵斥起来很吓人，可在我记忆里，父亲从没打过我。大概是1975年，我正在大队（现在叫村了）小学当民办教师，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学，也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考试”，明明我的成绩比别人好，但最后被推荐去上学的却是另一个人，没办法，别人有背景。记得那天消息发布后，我足足睡了一下午。父亲从来不说多话，那天却走到床前叫我：“六儿（我的小名），起来，锄头把底下不误人！”父亲走了，我爬起来，又像平常一样做自己该做的事，一点也不敢懈怠。
那时候，我正做着文学梦，把十里八里外缺了封皮的书借来读。没有电灯，就用墨水瓶做成的简易煤油灯，熬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母亲唯恐我多用了煤油，总是一遍又一遍催促我睡觉，可父亲一次也没催过我。母亲是文盲，父亲上过两年私塾，毛笔字也写得像模像样，但他从来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大概是八十年代初，我写了篇《父亲》的散文，投给我所在地区的文学内刊，居然发表了。收到样刊后，我在灰暗的煤油灯下读给他听，未等读完，父亲流泪了。当时农村已分田到户，父亲虽六十好几了，但还是一把劳力。由于大哥在县城里教书，家里的田地就靠嫂子去打理了。嫂子能干，可犁耙活儿自然不是女人干的。我虽年近而立，犁耙活还是外行，就只得靠父亲了。有一次，望着父亲在泥田里吆喝大水牯的背影，我突然有了想写父亲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篇小文。也许，是那篇稚嫩的文字中的真情，刺痛了父亲的泪神经……
在我印象中，父亲是闲不住的。小时候，家里烧的柴火都是父亲在劳动小憩时砍的。沟边溪旁，一丛丛老鼠刺别人无处下手，父亲戴上母亲特制的帆布手套，三两下就砍了一捆。记得十几岁时，有天傍晚父亲收工回来，嘴巴动了几下，我忙问他吃什么，他有点不耐烦地说：“吃亏！”可能，这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对劳累的感叹。我刚高中毕业那几年，当了大队民办教师，每年“双抢”时节，因为我能写些顺口溜，钢板字也刻得不差，所以我就不用参加繁重的“双抢”劳动了，只需每天刻写一份《双抢战报》，印了发到田间地头。
过去农村“双抢”时节，人人都是泥一身水一身的，我则做完了自己的事，可以潜伏在家里读小说。傍晚父亲要给自留地里的菜浇水，他也从不叫上我，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做了。有次我说去帮他，他说：“我去算了，你去了人家看到影响不好。”他不像电影包氏父子那样对儿子读书寄多大希望，他也不知道我读的那些书，对我将来会不会有用。
父亲活到八十二岁。八十岁生日那天，我们兄弟都回去了，父亲笑着说：“自己好像还是孩儿样的，怎么一下就到八十啦！”我们兄弟要他什么都别做了，他说，菜还是要自己种点，不能老去买，再说，活动着人也舒服些。有次我回去看他，他正挑着粪桶浇菜回来。我要他不要挑了，他说：“挑得起，就是腰有点直不起了。”当时他已经七十八岁了。
在家里，母亲是领导者，一般事情大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不善多言，也不多说话，母亲却是“刀子嘴”。有时，把父亲逼急了，偶尔也会做出激烈的对抗。大概是六十年代末期吧，那时虽然吃饭基本糊口了，但要吃肉不容易，一个月难得一次，只有到农忙或是过年过节时队里才杀一头猪，每人可分到三五两，四口之家也就是一两斤吧。那时生产队分肉，都是会计远远地大喊：“下一个，一斤八两的！”等屠夫秤好后再叫上是谁家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让人自己去选精择肥。那年“双抢”时杀猪，父亲分得一斤半肚皮肉，拿回去被母亲数落得急了，他干脆丢进粪桶不要了。母亲这下急了，只得忙从粪桶里把肉捞起来。那年月，谁舍得把那么大一块肉丢掉？只得洗了又洗，还是吃了。
三年大饥荒时，我六七岁，饿得皮包骨，晚上做梦吵着要和自己同岁的“三多”“毛坨”换饭吃——因为他俩的妈妈是食堂里的炊事员。父亲饿成了水肿病，人快不行了。还是母亲灵活，把最小的弟弟过寄到油洋大山区，在那里换来一些红薯米，好不容易才熬到散了食堂。此后，母亲总是向我们重复说着父亲的一件糗事——
原来统购统销时，父亲是个积极分子，他作为互助组长到县城里开了三天会，相信了将来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人每天半斤肉，四两水果糖”的幸福生活。当统购统销工作组来到家里征粮打封条时，母亲故意把楼上的一木桶稻谷隐瞒不报，父亲知道后，狠狠批评了她。母亲说：“将来要是没饭吃，怎么办？”父亲说：“你莫憨好吗？将来实现社会主义，每人每天半斤肉、四两水果糖，你还愁没饭吃吗？”后来过苦日子，父亲饿得全身浮肿，九死一生。几十年过去了，只要一说起过苦日子，母亲总是奚落父亲说：“果然是每天吃肉、吃水果糖，脸都吃成水瓜勺了，脚也吃成木桶了……”每每这时，父亲呆坐在一傍，苦着脸，只顾抽他的闷烟……也许，父亲后悔当初了，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但又岂止是父亲一人被忽悠？
十多年来，对父亲我一直心怀愧疚。我曾对子女说：将来自己化作一缕青烟后，不要墓碑，也不用你们清明牵挂了，骨灰就撒在爷爷奶奶合葬的坟头，并书“你们的不孝之子回来了”，和着纸钱烧去，以慰双亲在天之灵。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7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