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当前中国国力强大，民众普遍富裕，教育水平和平均寿命不断提高，每年有超过一亿的国人在世界各地旅行。另一方面，原创力缺乏，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和人口问题，政府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老化，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影响着国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价值危机”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挑战。面对这一大变革时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作为改革开放的支持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给政府提出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支持、建议和批评，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长三角社会学论坛”成立，9位社会学家以“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为主题各自讨论了治学之道，展示了社会学视角的魅力和中国社会学的实力。
不过，我想强调的不是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这马上要成为过去式，而是我对未来社会学发展的一些期待。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进一步加强对话和学术批评。比如，翟学伟教授的文章强调了面子在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仇立平教授介绍了上海人做事讲规矩、有章程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群体上海人会更不讲面子。我因此想，如果翟教授和仇教授能展开持续对话，他们之间一定会碰出大量的火花。我们也许会发觉面子在中国各地，以及各个行业和群体中的重要性其实是个变量。我们也许还会发觉我们应该给面子一个n维度的定义——其中有些维度在改革开放中被削弱了，而有些则得到了持续甚至加强。探索这些多样性，我们不但会找出造成差异的原因，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和分析使得面子文化得以延续的制度性基础是什么。我期待中国社会学家在以后的研究中能进一步加强比较。周怡教授对华西村的研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华西村的不少做法其实并不特殊，并且任何成功都会产生因为成功而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保持两头一致”也是从南宋到明朝繁荣延续了十几代的著名浙江郑家村的传统。但正是这一传统使得了郑家村与元朝统治者关系太紧，从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敌视而走向衰弱。还比如，华西村仅仅是国内“名村”中的一员，其他名村的发展与华西村的发展有什么异同？他们各自所面对的问题又有什么异同？我期待周怡教授能领导一个比较“名村”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总之，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回应周晓虹教授文章中的一个精辟的论断：“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不同，（而东西方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加强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研究。具体说就是，我们在做社会学分析的时候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叙事和具体案例之间的紧张，以及自己的叙事和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之间的紧张。我们每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反复思考如下的问题：我怎么能保证我的叙事和分析在经验、理论以及社会层面上的可靠性？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尚处空白，西方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其实也比较薄弱，我们完全可以迎头赶上。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自觉地在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寻找独特的本体性资源，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视角和叙事特色。当然，我期待我们建立的是各种能打通本体、认识、社会机制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只流于哲学层面的讨论、无法在经验上落地的社会理论。我最后期待在改革开放的60年之际，或者说20年以后，社会学能成为中国更大的显学，并且新一代的社会学家能给社会交出一张更好的答卷。
——主持人赵鼎新
社会转型：社会学人对变革时代的理论回应
文军 |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社会学具有回应变革时代、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了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对社会学而言更是如此。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从180年前诞生之时起，其命运就与不同时代的社会变革与现代性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学知识体系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一种现代形式，它既是对现代性成长及其后果的理解和阐释，又是现代性自我发展的后果和原因之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学人天然地就与各种变迁社会和现代性成长联结在一起，他们不仅是变革时代的参与者和“阐释者”，更是变迁社会的引导者和“立法者”。
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使得社会学人在理论回应变革时代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门从社会整体出发，综合研究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及各种社会现象变化发展规律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学不仅具有综合性、广泛性和整体性的学科特征，更重要的是其一直坚守的独立性、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学科特质，为提升社会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赢得了广泛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不仅如此，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来自社会实践又反过来参与到社会实践建构中去的品质，使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影响力和作用，不仅停留在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生活，而且构成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在理论上的积累和在经验上的发现给人们提供了开启理解可能世界和回应变革时代的钥匙。因此，优秀的社会学人都具有拿起手中的理论工具来回应各种快速变化社会的能力。
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历程表明，越是快速变化的社会，越容易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研究成果。就理论研究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学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从刚刚恢复和重建时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缺失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移植，为中国社会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尽管中国社会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经验研究“过密化”和理论研究“疏松化”的严重弊病，但作为后发国家和后启学科，其在社会实践和学科建设上却一直是坚持东方理论与西方理论的融合与渗透，坚持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有序衔接，尤其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西方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也为中国社会学人能够有效地回应这个快速变革的大时代提供了理论工具。
中国社会学要想逐步接近或取得在世界社会学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或特色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社会学自恢复和重建以来，其在研究定位上就带有某种残缺，其中突出一点就是在复出伊始刻意追求经验研究的性格，但随着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这种显而易见的残缺在学科知识的累积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弥补，其结果造成了所谓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大多停留在简单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技术进行描述性分析和说明的层次上，无法在理论上得以提升，在思想上得到启迪。这一症状不仅需要我们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功夫，而且需要我们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研究工作。社会学如果缺乏理论的想象和反思，就必然会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其结果势必会造成社会学功能的丧失、根基的虚化和想象力的枯竭。因此，要有效回应这个变革的大时代，就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从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开始。
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人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经验场域
如果用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来概括中国40年来的社会变革过程，我觉得“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一词是再恰当不过了。它俨然成为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都在普遍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界最富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学术概念之一，而且是社会学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变迁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如果以“社会转型”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检索，从1987年第一篇带有“社会转型”篇名的论文开始，到2018年11月底，30年来有超过2万篇相关主题的论文涉及对“社会转型”的论述，尤其是2000年以后，该类论文每年都呈现出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到2014年达到顶峰为1535篇，此后几年也几乎每年维持在千篇以上的发文量。这说明中国学术界随着社会转型实践的持续深化，需要理论上的回应和支撑的急迫程度也在快速提升。虽然“社会转型”一词并不是最早来源于中国学术界，而是源于西方早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转型”也只是社会学家对生物学概念的一个借用（早期社会学的很多概念都是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概念的借用），但中国社会学人却从中国社会转型实践出发，赋予了“社会转型”更丰富的内涵，并由此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理论研究范式甚至转型社会学这样不同于传统西方发展社会学的新学科方向，以此来回应我们这个快速变革的大时代。“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相比，少了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判断，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转型”之“转”可以以一种方向上的改变和不确定性，打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那种线性的延续关系，使得“社会转型”研究能够突破传统“发展研究”的局限，从而专注于研究当下融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
“社会转型”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为基础而开展的一个重要理论研究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更多的是共性。因此我认为，对社会转型的相关理论研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转型研究范式，可以看作中国社会学人对中国40年来这一变革时代的一种重大理论回应。在社会学人看来，“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客观呈现社会变迁与发展的问题，更意味着孕育一种新社会结构的诞生与重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都卷入了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转型的实践特质使其更偏向于发展过程中的断裂而非连续性、冲突而非稳定性、差异而非同一性。在当代中国，伴随着40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且日益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社会类型，这一社会类型既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社会，也不同于现代社会，而是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的“转型社会”（transforming society）。从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来看，其“发展”取向上的单向度性及其相对固化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使得以往的发展社会学研究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而更具备中性取向的“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的研究则有利于从单向度的趋同化取向中摆脱出来，使其在价值取向上更具差异性和多元化。毫无疑问，“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这些新的概念，对于描述和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迁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在整体上标志着中国社会学人对这个变革时代的一种理论回应和学术努力。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社会转型：研究与转型社会学的兴起
当前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学研究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双重推动导致对各种新范式、新理论的探索不断涌现。作为对变革时代的一种理论回应，中国社会学人实际上已经卷入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洪流之中，并为构建一种新的理论关怀或研究范式奠定了实践基础。这种理论回应不是简单的片段式或者碎片化的理论观点陈述，而是一种构成研究范式的系统性理论回应。这种理论回应不仅依赖于研究的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等基本准则，更在于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共同的研究方法、理论传统、世界观、文化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综合因素。就中国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实践而言，我认为要加强社会学的理论回应和范式创新，首先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努力，有明确的理论自觉和范式创新的意识。新的理论范式的生成不是某个学者单一的学术行为，而是某个学术共同体自觉开展学术创新活动而进行的集体行动。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社会转型研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转型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人而言更是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这不仅在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经验本身就已经具有了某些“转型社会”的特质，更在于其在传承与发展以往转型研究的过程中愈来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比如，在以往的社会转型研究中，既有专注于“传统与现代”这一宏大主线的社会转型总体性研究，也有基于市场转型、文化转型、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等具体领域的社会转型研究，还有导向可持续发展或面向信息化、全球化趋势的社会转型研究。这些研究背后隐藏的是社会转型理论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和细化的逻辑主线，也是学者们对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
就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独特性而言，我认为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转型目标上强调多元共享性发展；（2）在转型路径上呈现出渐进性的变革；（3）在转型方式上主要体现为冲突性的协进；（4）在转型结构上表现为异质性的共存；（5）在转型动力上突出“以人为中心”的人本性驱动。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这些特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经济发展为中心，慢慢演化为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变革为中心的转型社会，同时又开始在某些方面迈向了新的以社会文化和人的心理情感为关注点的社会。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由外显型社会逐步转向为内生型社会的发展过程。所以，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和新的转型社会学，其不仅要对过去的社会转型现象和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实践进行理论分析，更要密切关注和预判即将发生的重大社会转型趋势，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尤其是新的转型社会学奠定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效回应中国社会转型与时代变革方面，我们至少已经具有了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可以为我们建设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提供丰富的思想元素。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一直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观念，突出身心和谐、兼容并蓄、见利思义等思想，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打破西方长期以来占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流地位的“二元”思维模式，而且对我们系统性地认识丰富多变的当代社会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元素，也为我们进一步辩证地分析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切入路径。二是处于转型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研究场所。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快速转型，各种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不仅会刺激中国特色社会学研究的快速成长，而且会导致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的产生，从而为各种新理论、新范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是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和各种跨学科资源的运用，将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形成提供很好的技术保障。目前，中国社会学不仅可以利用日益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快速拉近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学术研究上的种种差距，而且可以凭借自己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今得天独厚的经验研究环境取得社会学研究中的“后发优势”。同时，随着当今各种跨学科研究领域的日益兴起，各种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运用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学研究完全可以利用本土的思想资源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转换，创造性地开辟自己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研究范式，从而为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学派创造条件。
当然，理论回应和范式创新不是在相同的思维框架内连续发展的，而是在不断改变思维框架的前提下向前发展的，思维框架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转变的状况就是理论的创新与范式的转换，这需要巨大的理论探索勇气和决心。对此，中国社会学人必须培养联合攻关、协同作战的“集体意识”，以在不同研究领域推动形成具有不同中国特色的各种“中国学派”，回应日益丰富和变化复杂的转型社会。同时，也要具备将社会学知识反思性地运用到对现实社会的建构之中，从而“引导”与“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事实”的能力，而不只是充当一个“解释者”的角色。为此，中国社会学人仍然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心，在逐步自觉实现从“阐释者”到“立法者”的角色转变过程中，通过为社会和学术“立法”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学术发展，以不辜负大变革时代留给社会学人的生动的社会实践和丰富的学术资源。
从控制到治理——探索一种 “权力关系”的转型
冯钢 | 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国家从上至下建立了一整套以控制为目标的制度模式。从农村的人民公社到城市的单位制度，国家通过对各种资源的有效掌握和再分配，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和整合。由于这种总体性控制模式自身的刚性特征，容易陷入一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循环过程之中。
从改革初期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到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简政放权”改革措施，再到最近政府大范围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权力清单制度，锁定了改革和管理的权力底数。放权对象既包括下一级政府，也包括社会和市场，并及时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确保与简政放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相衔接。4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成功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出现了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和以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土地经营权的土地流转制度，并且在国有企业之外产生了个体经营、私营企业、民营经济、三资企业以及各种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团体，开始了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这个过程，在政府文件和公开媒体上“治理”这个概念逐渐替代了“控制”，党和政府全面强调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为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治理”（government）这个概念最初大约是在16世纪欧洲出现。当时欧洲正处于两个过程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是打破封建制度结构，建立领土、管理和殖民意义上的国家；同时，各种宗教运动都面临着个体如何在此生得到精神引领和统治才能获得永恒的拯救的问题。相应地，西方思想界也逐渐开始改变自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以来的“习惯”，从大量的“给君主的忠告”之类的著述，转向了对“治理艺术”的探讨。一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量的相关著述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希望能够用一种治理的艺术来替代以往所热衷的关于君主如何操纵力量关系从而保持君权的那种能力。
在《治理术》中，福柯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当作关于君主保持君权能力的代表，而反对马基雅维里的人则揭示了君主与君权关系的脆弱性，认为即使具备了保持君权的能力也并不等于就具备了国家治理能力。如果说，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只是从君主的角度强调君权的绝对性，那么他的批评者们已经意识到君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本身包含着国家自身的本质和存在问题，而随后产生的强调所谓“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意思就是，国家与自然一样有它自己的理性形式——虽然是一种不同种类的理性形式）的理论家们则不再去关心如何强化国王在其领土上施展权力的问题，而是关注于如何强化国家本身的问题，强调国家根据一种内在于国家的理性原则来进行治理。
二
换句话说，如果要使国家强大，那么统治就必须遵循被统治对象的本性，这就是“治理”，也就是说，“治理”包含了三个重要的特征。
首先，治理是内在于国家的多元治理。
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君主作为统治者，是国家内唯一的、并占据一个外在的和超越的位置的。而在众多关于“治理艺术”的著述中提及的治理却是内在于国家的，因而是多样化的。比如治理家庭、治理家务、治理儿童、治理地方、治理宗教秩序、治理灵魂、治理修道院等，治理实践的多样性涉及各种各样不同的人，如家庭的家长、修道院的院长、儿童的父亲、学生的教师，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内在于国家的。也就是说，“治理艺术”是内在于国家的、具有多样性的治理形式。既然治理必须遵循国家的本质，那么内在于国家的特质就必定是具体的，治理的实践也必然是多样化的。“治理艺术，并不是在超验的规范、宇宙论的模型或一种“哲学－道德”的理想中寻求奠定自己的基础，而必须是在构成国家的特定的现实的东西中寻找自己理性的原则”。换言之，在治理的语境中，权力是分散在国家和社会的各种不同领域之中，并根据这些不同领域自身的特征来进行治理实践的。
其次，不同的治理形式之间是连续的。
福柯在《治理术》中以勒瓦耶给法国王太子的教育著作为例，分析了其中谈到的三种治理形式（自我治理、家庭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在此，治理艺术实际是在上下两个连续性中产生：向上的连续性是指君主如果想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就得学会如何治理自己，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君主教学法”，其中不仅有道德教育，还包括君主如何治理家业、治理自己的财产等，是君主“自我治理的艺术”。关键是向下的连续性，即在社会层面的治理，用魁奈的话就是“经济的治理”。这实际上就是指“家政”，是让国家的良好治理所遵循的同一原则传递到个人的行为和家庭的运转中去，要关照家庭内的人、物、财产等。这就是说，在国家和社会内部相互交织的治理形式中，依然贯穿着某种特定的能够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治理形式。不同领域的特征决定了治理形式的多样性，但是治理的原则是一贯的，那就是遵从治理对象的理性原则，因此，不同的治理形式之间是连续的而非矛盾或断裂的，治理是系统性的。
再次，“对事情的正确处理”。
在前面勒瓦耶列举的三种治理形式的背后，各有一门特定的学科作为支撑，自我治理背后是伦理学，家庭治理背后是经济学，国家治理背后是政治学。如果说“治理就是为了便利的目的而安排的对事情的正确处理”，那么这种“对事情的正确处理”依据的是各种具体的“知识”和“手法”，而非君主的统治权或主权及其法律形态。“如果说主权的目的内在于主权，并且主权自身固有的手段就在主权的法律形态中的话，治理的终极目的则存在于它管理的事情中，存在于对治理所指导的过程的完善和强化中；治理的工具不再是法，而是一系列多种形式的手法。”这也就是说，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理念，它的目的并不是权力本身，而是通过运用权力的治理艺术来达到“对事情的正确处理” 这个目的。
三
这当然不是权力的消解或弱化，而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权力关系，不仅与国家行政机构的全面发展、与各种政府机构的出现相联系，而且与各种“国家知识”的出现相联系。很明显，既然治理必须遵循国家的本质，那么了解和掌握国家的具体特质就成了治理国家的前提，因此，涉及领土、资源、人口、城市、安全等，一份处理方式的清单便罗列出来，“统计学”（statistics，意思就是关于国家的科学）似乎成了国家治理的基础知识，与其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人口学、卫生学、医学等，所有今天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的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知识，都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了一起，它们都是关于国家各种不同的因素、维度和权力要素的知识。难怪福柯会说“知识即权力”或者直接使用“权力/知识”的概念。
不过我们确实不能那么简单地来理解“知识即权力”，福柯在这里说的“知识”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浅层次的知识（connaissance），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像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法学家、精神病学家等提出来的理论思想；另一个是“深层”的知识（savoir），它不只是科学的知识，更像是一组假定的规则，是指一种“框架”，据此可以判定在某一领域中，哪些主张可以被视为“真理”而哪一些却必须是“谬误”，即通常人们认为的“真伪系统”并决定何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何为相关的论点和证据。所以，浅层的思想理论正是在深层知识的“框架”中才获得了意义。这种深层的知识，似乎就像对应于治理实践的“需求”，决定了各种思想理论的“供给”。
这让人想起康德所谓决定逻辑思维之或然疆界的、固定的、综合的“先验知识”。福柯也欣然接受了“先验的历史”这个说法。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某个社会存在着一些基本条件，决定着哪些现象可以成为知识的对象，哪些知识通过哪些实践过程可以被视为“真理”。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竭力要从一些“不成熟的科学”中去发现这种“深层知识”，比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等，因为在那些“成熟的科学”中，这种“深层知识”已经隐藏得很深，不太容易再被发觉。
还是让我们回到福柯的《治理术》，看一看他对“重商主义”的分析可能就更明白了。他说重商主义是对作为治理实践的权力行使的第一次理性化，随着“重商主义”的出现，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作为治理手法的关于国家的“深层知识”的发展。但是，17世纪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危机，巨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紧张从头至尾折磨着17世纪，这种庞大明显的“历史理由”阻碍着治理艺术的发展。其次，是17世纪的其他阻碍因素，福柯称其为“制度结构和心态结构”，归结为“主权行使优先性”。他说“只要主权制度还是基本的政治制度，只要权力行使还被认为是主权的一种行使，治理艺术就不可能以一种特殊的、自主的方式发展。”然而，重商主义恰恰是由于把增强主权者的实力作为根本目标，使用的手段是法令、规章等传统的主权武器，从而使“治理艺术”受到了抑制和限制。一直到18世纪，随着人口扩展及其与日益充裕的货币的联系，以及与此关联的农业生产的扩张，治理艺术的发展才又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人口理论。
面对庞大、抽象而僵硬的主权，治理理论受到纤细、无力且脆弱的家庭经济的牵制，而人口理论则突破了家庭的限制，从而使经济主题在一个全新的层面上重新获得了中心地位。“正是由于对人口特有问题的认识，以及我们称为经济的那个现实领域被分离出来，治理的问题才最终得以在主权的法律框架之外被思考、反思和计划。而‘统计学’，在重商主义的传统中只是在君主行政的范围内并为了君主行政的利益而发挥作用的，现在则成为突破主权障碍的主要技术因素，或主要技术因素之一。”
四
福柯的例子告诉我们，所谓“先验的历史”就是强调思想理论是受历史条件，特别是治理实践嵌入其中的社会基本条件限制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关于治理的理论思想是在治理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因而也是具体的、带有本土性的。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实践来说，有一个笔者本人曾经参与其中的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著名的浙江温岭“民主恳谈”，最初只是作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新形式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随着国内外学者纷纷前往现场观察和深入研讨，“民主恳谈”逐步深入，渐渐地被定义为“一种新型基层民主形式”。2004年这一“形式”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后，“民主恳谈”成了地方政府为洞察民意提高执政能力而采取的与民间对话的普遍形式，进而学术界又开始尝试从“协商性民主”来认识其价值和意义。2006年温岭新河镇首开先河，把“民主恳谈”推进到一直由政府掌控的公共财政预算领域。笔者参与了温岭泽国镇“2008年公共预算民主恳谈会”，直接的体会是其几乎重新建构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大推动了地方政府的民主治理，至此，“商议-合作型治理” 模式才成为地方治理的一个典型。
理论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幽灵”，知识也不是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逐渐累积，它经常是处于“断裂”状态。理论思想是对变化中的各种现实关系的不断认知和思索，而知识则是不断变化的求知过程中某种相对稳定状态，只有当某些思想对应于现实的需求成为可能的时候，那些“深层的知识”才会为现实的实践提供所谓的“真理”依据。
改革开放40年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如何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切实地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之路。鉴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社会发育程度并不理想，如何能在现有条件下培育各种不同的社会治理主体，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是社会治理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例如，在社区治理探索中，我们就碰到了“谁的社区，谁来治理？”的问题；在工会治理的问题上又遇到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工会”难以处理市场社会的劳资关系问题；在考察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时，又面临如何构建“社会多元复合主体”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改革和治理实践中逐步地深入探索，同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已经获得的经验和理论启示。
回到生活实践：中国社会转型的风险和机制
仇立平 |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在40年的中国改革中哪些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哪些领域的变化相对缓慢、哪些领域或许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这个问题是每个研究中国的学者无法回避的。
“上海”：来自生活实践的体悟
笔者在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时，比如社会阶层结构等，深切感受到如果不能搞清楚社会转型，很多问题无法解释清楚。对此问题的思考，最初来自笔者的生活实践。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知识背景往往是一个学者研究社会的起点或视角，或者说当一个学者的生活实践及其社会化与一定的知识背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构成了提出问题的基本逻辑。
笔者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从记事开始经历了“文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深刻地体验到上海人是如何成为“上海人”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包括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和东北都是共和国的“长子”，尤其是上海，在很长时期内上缴给中央的财政一直占据全国第一位，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上海相对于东北来说，转得更为“成功”，而东北却相反。从笔者的生活体验来看，上海的社会转型相对“成功”虽然离不开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以及上海的地域优势，但更重要的是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所经历的市场经济的洗礼和市场文化的熏陶，即使在1949年以后的革命与建设中，市场文化也一直潜移默化地主导着上海市民的行为。
2013年曾经和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讨论城市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的矛盾，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在中国的地方文化或者都市文化中，上海文化受到市场文化的影响最深刻，当然也包括殖民统治带来的西方文化。因此，北上广三个城市中，上海文化最具有或者最接近西方文化的底蕴，虽然再分配经济差不多要消解了它的生命力，好在历史没有更多地停留在这个阶段，改革开放后又开始重新焕发出它的活力。
上海文化的特点就是它具有相对严格的科层制，办事讲规则、有章程，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很多外来“精英”都体会到，相对于其他地方，上海生存要比其他地方“简单”得多，如果在上海你感到还不能生存的话，或许是你的能力还不够。这也是很多外来精英，虽然会排斥、（有的）甚至怨恨上海，但又不舍得离开上海的原因。
因此，相对于其他地方，上海“原住民”率先完成了“市民化”或城市化的过程，即由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现在多数上海“原住民”往往具有这些特征：乡土观念消解了，身上几乎很难看到任何乡土气息和对家乡的记忆；亲属关系简单化，除了直系亲属还保持一定的联系之外，其余的亲属关系按上海人的说法都是一种“客客气气”的关系，很少有直接沟通的联系，即使在一个城市也如此；金钱关系契约化，私人之间即使是兄弟姐妹、好朋友，除非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不会发生金钱关系；朋友之间只是一种纯粹的友谊关系，有时间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喝喝茶（咖啡）、吃吃饭，可以就共同的话题说上几句，彼此之间很放松，也可以很长时间不需要见面。
如果按社会学的解释，“市民化”或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首属群体简单化，次属群体疏离化，社会成员碎片化，个人成为“孤独者”游走在这个世界上；个人遇到问题主要依靠制度去解决，一个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应该基本上满足人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虽然不可能全部解决。上海人的口头禅“啥宁要侬管”（谁要你管），其中背后的逻辑就是如“文革”中一些工人师傅所说的，只要“不赌、不抢、不偷、不搞腐化，不反党”，“‘生活’（沪语中指工作）‘掼’得出（做得好），谁都管不了我”。因此，在上海人那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法律、道德和政治的边界一清二楚。
学社会学的都知道，这就是现代性的结果，所谓社会转型就是个体与社会现代性的获得过程，而我们正在走向这条道路，只不过上海“小市民”因为历史机遇走在了前面。虽然“小市民”有很多毛病，比如眼光短浅，自私自利等，甚至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但在我看来，这要比依靠权力追逐利益高尚得多，比狂热的民粹主义好很多。
经历市场化或城市化后，完成了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才有可能转变为真正的公民，从农民→市民→公民，没有市场化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生活实践给笔者的启示就是，虽然上海还处在转型过程中，但是相对于全国来说，上海的社会转型还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上海市民化的程度在全国也是最高的，这都有赖于上海开埠以来150多年的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
“风险社会”下的社会转型
如果说上海的社会转型经历了150多年的历史才初具雏形，那么对于全国来说，真正的社会转型是在改革开放后开始的，要在短短的40年时间里实现社会转型和“弯道超车”，具有很大的“风险”，即使如西方社会那样，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社会转型也充满了“风险”。
根据乌尔里希·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任何社会转型或制度改革都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这种风险有可能被放大。
如同西方社会一样，中国社会在开始它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历程时就进入风险社会了（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文化）。它不仅表现为生态风险，而且还具有风险社会理论所推导出来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既是逻辑的，也是非逻辑的”风险性。也就是说，当代中国进入工业社会的路径选择本身就面临非预期性后果的风险。
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转型的制度性变迁。1949年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制度变革（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实际上就是制度选择的“实验”，每一种“实验”都会产生社会风险，并且和进入工业社会发生的生态风险叠加在一起，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双重风险社会”，即制度选择风险和生态风险。
在风险社会理论中，一般认为风险社会内生于工业社会或现代性的制度结构之中，即风险社会是与工业文明或现代性相伴随的，如果将此称之为“内生性风险”，那么，中国作为巨型国家的崛起，还面临着“外生性风险”。外生性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对中国作为巨型国家崛起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崛起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二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近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蹒跚，战争、政治运动、各种社会思潮，不仅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且严重影响到文化的传承。
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或历史逻辑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考察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影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逻辑或力量主要是强国家逻辑、平民主义逻辑和市场逻辑，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在本质上正是受到了强国家逻辑及其主导下的平民主义逻辑和市场或资本逻辑的重要影响，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格局。
1949年后，强国家逻辑始终在社会转型中处于主导地位，反映了后发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动和重构。简单来说，国家既是一个具有高度认同的“想象共同体”，也具有强大的行动能力。
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表明，包括国家在内的共同体崩溃，才是近代中国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泛滥的重要因素：当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个人不能得到共同体的庇护时，沦为原子化的个人必然会采用最原始的方法维持自己的生存，社会也就可能变成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
放眼全球，即使像美国这样所谓的“民主的典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运动”中也经历了所谓“元治理”时期，即依靠政府权力的强制性或权威性重塑抗衡力量之间的平衡，政府直接承担“公共利益的实现者”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德国和日本这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和宰制。
但是，如同亨廷顿、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福山等指出的那样，如果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无法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得到满足，或者形成以榨干多数人的利益、为极少数人服务为目的“攫取性体制”，那么都会导致国家的失败。也就是说，强国家逻辑主导下的社会转型，如果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国家行为仅仅服务于极少数利益集团而忽视平民与市场的利益，社会转型就将失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信息革命的推动，平民主义的权力扩张获得更多新的来源，形成了许多对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社会运动，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本和行政权力的扩张。但是，当平民主义诉求超出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所能承受的范围，社会组织的壮大和权力超越国家之上，不仅社会改革无法进行，而且也会出现所有的国家政策朝向有利于甚至是迎合社会大众的方向运行，出现米格代尔所言的“社会将侵蚀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呈现的市场或资本逻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强国家逻辑和平民主义逻辑，成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条件。市场经济一方面推动了市民社会的发育并为其创造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要求建立一套与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市场规则才能正常运行。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或资本逻辑的渗透会逐步改变强国家逻辑的表现方式，即通过法律法规体现国家意志，进而规范市场与社会。同时，伴随着流动性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现代性获得，将会逐步改变传统的平民主义逻辑。实践证明，大城市的法治化程度相对较高，市场化传统遗留的市民意识，以及伴随工业化过程的工厂制度的“规训”等，都将有利于形成理性的平民主义诉求和表达方式。
因此，在面向实践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加快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将千百万进城务工农民转变为市民，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慢慢获得“市民性”，将具有盲动性质的、追求极端平等的平民主义转变为具有理性倾向的平民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强国家逻辑主导下的社会转型中，市场或资本逻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它将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新的制度孕育在旧制度的萌芽中；或者如吉登斯所说的那样，系统存在的结构性因素将会否定系统本身。市场逻辑或许无法改变强国家逻辑的性质，但将有可能改变强国家逻辑的表达方式，也有可能改变平民主义逻辑的性质，逐步形成具有理性诉求的平民主义，从而形成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互动互强的权力格局，实现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
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基于华西村实践的观察
周怡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共同体意识（community consciousness）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促发生机的重要性，社会转型期尤为如此。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明显存在两大转型：一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计划再分配时代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型。二是2013年以来，由“中国梦”“新常态”启动的新时代，在政治经济层面上表现为“摸石头过河”向“顶层设计”稳健发展。前一转型在激发民间活力的同时，创造过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后一转型将在深化改革开放、全球化进程中更凸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及其实践。而理论上，假如社会发展是一个无尽的由分化到整合、再分化到再整合的前行过程；那么伴随高速经济增长的前一转型隶属拉开档次的分化；转入常态化的后一转型则可被归纳在整合、治理的范畴。国家的发展是这样，一个村庄的发展亦基本囿于它所在的国家发展框架。华西村就是这样一个始终饱有“家（村）国同构”意识的共同体典范。
随着现代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当今社会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程度日益加深。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意识，既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潜在体现出中国人“和为贵”的传统价值理念。华西村个案一直以来在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学界的发展模式分析，以及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坚守集体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农村建设样板。显然，作为象征符号的“集体经济”“共同富裕”话语，与共同体意识有亲和性关联。撇去发展道路上的意识形态之辨，即便存在各种不同性质的转型，即便有后现代思潮强调的碎片化、多元化趋势，在人类历史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任何阶段，我们的生活世界都必然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规模的命运共同体。“命运”一词极富宿命色彩，但它被当作“共同体”前缀时却有其不能不是的社会事实。否则，人就无所谓“社会之人”，社会亦无所谓“秩序”可言。最现实也浅显的例子是，世界上转型的对话或谈判都建立在试图维系或改善关系上。事实是：一方面，几乎所有可知的行动都发生、成长于不断进行的关系历程中，关系构成共同体的基础；另一方面，共同体的概念要获得有意义的存在、理性和道德，应该发生在大家携手同行的共同行动（co-action）中。因此，以下我们围绕共同体意识及其行动，拟从家（村）国同构、村际合作及村内凝聚三个关系层面，重读华西村集体的改革实践。
保持两头一致的“家（村）国同构”
“保持两头一致”是华西村两代带头人新老书记恪守的价值传统，即村庄发展始终要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与老百姓保持一致。在4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华西人真正践行了这样的“两头一致”。其中，“共同富裕”的核心价值及其成功的改革实践，已经作为村庄共同体的标志兑现了完美的“对下一致”。这里，我们着重谈“对上一致”，即探讨村庄（华西村）与国家结为共同体的种种表现。从2002年开始去华西田野，每次我的直觉里都有“家（村）国同构”深深的感触，一切在国家层面发生的内容（故事），在华西都有其一一对应的微缩为村庄事实的表征或实践。（表1）
尽管村庄在中国属于最小的基层行政单位，它完全可以有较为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但华西村主动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紧随、并肩齐步甚或有超前。在实践上，这一点应该是华西村能够保持“一路走红”成为改革标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在理论上，制度学派认为声誉既受制于社会认同，又受制于社会抑或国家的主流制度环境。同时在文化上，村庄“对上保持一致”的共同体意识，亦具体再现了中国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国是家”的传统价值。
“一分五统”制度下的村际合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邻里通常会被纳入共同体关系的熟人圈范畴，“远亲不如近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与国家层面上推动的“一带一路”全球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相比，华西村早在2001年通过村民100%的签字同意，便实施了将周边村并入“大华西”共同发展的规划。统计资料显示，到目前为止陆续已有20个（后合为13个）周边村加入大华西规模发展圈。村庄面积从原先的“0.96 平方公里扩大到约35平方公里，人口由1528人扩为35000人”。
规模扩大、村际集聚而产生的集群合作效应，以及统一规划发展的样貌都十分令人赞叹。至少，在视觉上我们看到的“大华西”共同体已经被山水分割成完美的三块区域：山北是农业区，山南依水乃工业区，中间镶嵌美妙的生活区。如果说1992年成立的华西企业集团曾象征华西彻底告别农业而多少让人质疑其“村”的内涵的话，今天它的“村”涵义却在大华西的发展进程中做了一个华丽的回归，这个回归明显是村际合作的结果。今天我们去华西，可以在原来的澎嵩村，也就是现在的华西九村，看到一望无际的金灿灿稻田，并在那里相遇到种田养鱼的七位来自“华西中心村”的新型农民。“七人是经过严格筛选，在二三百人的竞争中得到这个（科技）农民岗位的”“完全智能化操作”“农忙时会聘请原村农民来打工帮忙，其实是帮他们种田”“这里的稻米定位在城市中高端人群”（访谈资料）。也就是说，是华西中心村的小伙子带着他们的高科技技能，来到山北这块原先较为贫瘠的土地种田；而原驻地（周边村）村民是提供劳动力的积极打工者；收获的稻米惠泽城里人。中心村-周边村-城里人在这里浑然一体，组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日常食物链”上的命运共同体。
然而，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村际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并非容易。首先，需要有制度保障，这就是18年前村民一致通过的“一分五统”制度。华西村人早就率先全面进入小康，富裕起来的人并不愿意他人侵占资源或财富。之前，就形成“大华西”并村格局而言，本村人有过不少争论、反对和不理解。当年的老书记坚持自己“唯善”的价值理念——“一村富不算富，全国都富才是富”——去说动村庄人，制定出“一分五统”的并村创新制度。所谓“一分”，就是村企分开。也即，“大华西”概念是村与村的合作关系，与各村的企业无关。“五统”，就是资金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以及村建统一规划。其次，需要村际间的理解、忠诚和包容。实施大华西战略的初心是“扶贫”，事实是并入大华西的13个村庄原本“收入达不到江阴市的要求，都市贫困村”，且由于苏南人不愿种地，土地抛荒严重。并村的初心为“善”：帮扶，以达共同富裕。这种善心在大华西战略实施的初期周边村百姓曾经有过误解或矛盾，但华西人用时间、真诚及其实际的帮扶行动，让3.5万村民看到了形成规模后的集聚绩效。再次，需要有富足充裕并能真正兑现的经济实力。访谈新书记时他非常直率地说，“父亲当年要进行大华西规划时，我是反对的。是父亲的坚持，让我们不得不坚守。”他的坦言中裹挟满满的道路自信，这是成功者的坦率和自信，未来在这片乡村本土上将托起一个自主建构的新型城市，它将标志中国独有的城市化道路。
帮扶周边村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说到底是村庄人依赖地缘上的亲近、土地和人力资源的重新分配、村际合作关系而打造的一场地缘共同体行动：村与村携手共进的发展实践。
“选择回村”：华西第三代人的村内凝聚
改革以来，大多数乡村的农业人口纷纷向城市流动，表面上是趋同西方城市化道路，但暗里却呈现一个奇妙的过程，一种“候鸟式”生活方式悄悄展开，他们的流动已经再也不是以定居为目的。其道理在，乡土依然有他们无法割裂的东西，包括土地利益、情感以及熟悉的生活方式等。类似地，今天许多家长都希望看到孩子接受教育，但又担心孩子外出学习不再依恋自己家的生活方式。显然，在与土地联系更为紧密的乡村，这类担心更为普遍。
可是，华西村不存在上述情况。因为其一，华西的第一代人从不外出打工，惟有外村人为华西打工；其二，华西的孩子们，不管第二代还是第三代，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念书，完成学业后都会选择回村工作。2002年调查时，一位厂长夫妇的女儿在南京著名高校读书，对孩子“毕业后是否回华西”之问，这对夫妇表示会尊重孩子的选择，孩子自己的选择第一重要。后来得知他们的女儿毕业后回到华西，工作和生活都相当圆满。相隔15年重回华西时，最令人欣慰的发现是：华西的第三代孩子们，99%学成后毅然回村。被问及“为啥回村”，他们的表情里会自然流露出对此提问的反诘即“我们为啥不回村”。在他们那里，华西村有自己成熟的产业，“在由父辈搭建好的平台中完成自己的事业，远比自己创业要容易”，同时“家在这边，也有一种责任”。富足的生活环境，自由“放养”而不失前辈楷模力量的家教和村风，使这群年轻人相比其他同侪人来说，既有坦率、单纯和务实一面，也有对事业投注满腔热忱、勤奋工作、谦逊低调的宝贵特质。尽管华西一直是荣誉簇拥下的中国名村，面对粉丝经济的商业市场，他们深知自己的首要身份是“华西人”：爱护华西品牌就如同爱护自己的荣誉一般，这点思想共识体现在他们的村民大会发言、提交的企业建言以及积极参与的“智慧论坛”中。华西第三代回村的事实充分说明，华西村内部的凝聚并没有随时间、随代际的更替而消失；相反，村庄共同体意识早已被植入到华西所有人的精髓，转变为他们伦理行动的道德罗盘。
在外出打工、地域流动成为常态的中国乡村，“不外出、外出读书后依然回村工作”的华西现象成了另类。我不相信对于一个集体抑或组织的热切投入是可以“制造”出来的，纵然其中可能有利益、规则和美好环境的诱惑。但日积月累的族群荣誉、族群共同体意识，却是能够在华西人身上寻到的实在。
总之，40年来华西村尽管可能存在诸多其他瞩目的改革实践，但村与国、村与村、内村百姓三种不同关系层面发展或保持的共同体实践，是村庄转型及其发展始终处于良性运行的基本保证。换句话说，正是共同体意识所催发的“携手同行”关系，以及在各类关系中由关系双方相互从事于意义、理性和价值的创造，才有了华西村既存的且持续饱有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实践形态。而“一路走红”的集体经济形态又会进一步强化村庄人的共同体意识，付诸于又一轮崭新的共同行动实践。任凭转型及其风险，共同体力量基本上就像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世界一样，给这个村庄注入了非同寻常的活力。
于无声处：从社会生活资料中探索大历史
张乐天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8年9月下旬，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在图书馆办一个资料展，布展基本完成后，中心让我给展览取名，我琢磨着，脑海里跳出四个字“于无声处”。
社会生活资料及其特点
在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中国民间有许多资料，它们没有被纳入国家档案收藏的目录，却极其详细、非常鲜活地记录着人们工作与日常生活的故事。我把这些资料统称为社会生活资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资料正在大量流失。
社会生活资料是“无声者”的记录，是人民大众社会实践的描述，有极其重要的价值。2010年，我向复旦大学领导建议“抢救资料”：在全国各地搜集基层社会资料，建设一个观察、了解中国的资料平台，使中国的年轻人有机会看到他们的父辈们如何想、如何说、如何做，使国外的专家学者、友好人士有条件读到真实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从而可能更准确地了解中国。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复旦大学校领导的认可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的支持。经过七年多的努力，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近五十万封个人书信，四千多种个人日记与工作笔记，一百多万份社会基层单位的文书资料与数据资料。从2017年下半年起，复旦大学图书馆直接参与社会生活资料的整理、编目、扫描以及数据库工作，第一期数据库工作已告一段落，今年年底将对大学生与研究人员开放。
社会生活资料区别于其他文字资料，尤其是书信资料的特点值得关注。
其一，细节丰富。在缺乏其他任何信息交流渠道的情况下，身处两地的恋人、夫妻、亲戚或者朋友以书信为唯一的沟通方式，这种“唯一性”促成了书信资料中充满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远方的丈夫为了让城里的妻子安心、放心，会在信里详细描述自己日常的工作与生活；更有丈夫在信中如此地关心妻子，以至于会叮嘱油盐酱醋之类的“小事”。前线的战士会在信中把军旅生活描述得充满活力，而家中父亲的来信也总是反复叮嘱那些“小事”。岁月冲淡了人们的记忆，书信中留下的社会生活细节难能可贵！
其二，相对集中。解放以后，扫盲运动、户籍制度等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书信写作的大量增加，但每封信只有薄薄几页纸，极易流失。只有少数人会认真保留书信，而这些被保留的书信流入到社会上，并最终被我们搜集，更充满着偶然性。正是这一系列“偶然性”使得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搜集的书信具有“相对集中”的特征，这就是说，书信不是分散、杂乱的，而是相对集中在收信人手中。我们统计了已经扫描的53581封书信，共涉及收信人516人，人均收信84封，其中收信最多的是一对上海夫妻，两人从小青梅竹马，1971年男的下放到安徽农村插队，女的到上海大厦做服务员，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通信。两人共收信789封，全部信件文字超过80万字。
其三，情感、道德与价值观的表达。在很多情况下，书信是恋人、夫妻、亲子、亲戚、朋友之间交流情感的最重要方式，这成就了书信资料的一个最重要特征：极其丰富的人际情感记录！我们从其他任何资料中都很难看到这种文字。此外，书信资料中还有较多的道德表达与价值观陈述。
当然，书信资料的“不足”也是明显的，例如，资料的碎片性，难以验证性。书信是两个熟人间的互动，他们有着许多共享的知识，读者可能读不懂基于“共享知识”上的文字。
书信与研究方法
社会生活资料都是人们日常工作与生活的记录，丰富却十分琐碎，生动却无法验证，如何有助于人文与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准确理解大历史?我们需要进行研究方法的思考。
（一）“多样性回归”
读书信，给人最大的冲击在于：原来中国人那么多样，中国社会那样复杂！这就是说，读者可能从书信中看到此前从未想象过的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智慧圆滑的中国人，看到此前难以置信的许多社会行为与社会现象。这些知识对于理解当代中国宏观历史有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格尔茨曾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谈到怀特海的自然科学研究准则：“寻找简单并怀疑之”。多少年来，意识形态把当代中国历史极大地“简单”化了，却一直没有对此提出质疑，从而可能把曲解历史的“简单”当作历史的“真理”。社会生活资料正是怀特海笔下的对于“简单”的怀疑，进而实现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实践真实存在的“多样性回归”。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特别是理解毛泽东时代的大历史而言，这种“多样性回归”有助于研究人员从真实的社会实践出发重新理解中国社会与中国道路！
我们的“重新理解”可以借助于两种重要方法。一是个案与拓展的个案。由于书信资料本身具有“集中性”，特别对于那些集中程度比较高的书信组，我们可以把这些书信组看成是当年写信人在长期通信过程中记录下来的个人与家庭生活史资料。二是从特殊-普遍角度看，每一组信件作为一个特殊收信人的收藏，都潜藏着普遍性。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从来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以群的方式存在；而此群区别于他群，就是因为每一个群都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的东西。进一步反思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从属于不同的群，每一个群都有“所属的道理”。因此，我们可以把每一组信件都看成“作为群存在的个案”。我们认真阅读分析某组书信，就可以对收信人或者写信人所属的某个“群”有更好的理解。当然，为了更好地把握某一类人群的普遍性，我们可以选取几组甚至几十组同一类人群的书信。例如，我们想研究知识青年，可以选取几组不同知识青年的书信，通过阅读与比较发现有关知识青年的“普遍道理”。
（二）“自然选择性抽样”
我们可以把随机留下的信件资料看成“自然选择性样本”。从20世纪中期到2000年，由于民众文化程度的提高、政治运动、户口政策等因素，中国的人通信频率大大提高，信件数量极大地增加了。信件不易保存，绝大多数信件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只有极小一部分个人信件被我们搜集起来，收藏于社会生活资料中心。或许，每一组信件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但是，那些迷人的情节早已被时间的流水冲刷得无影无踪；最终留下的只有一封封信件。这些信件都不是研究人员根据某种规则选择的，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自然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是“自然选择”，并因此提出“自然选择性样本”的概念。假如同一个类别的书信达到一定数量，我们就可以进行类似定量研究的工作。目前，资料中心已经搜集了近五十万封书信，我们有机会根据“抽样”原理展开研究。
大历史探微
我曾经觉得自己对中国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是随着资料搜集工作的展开，却惊讶地“从旧纸堆里发现了新世界”！这是我从“文献田野”里发现的大历史，从无声者的言说、底层人的书写中体察到的中国道路。
1978年，我从浙江海宁农村走进复旦大学。浙江农村的生活是清贫的，但决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大多数人包括本人，很难想象人民公社会消亡。30多年后做研究，一个问题老是在我脑海里盘旋：中国改革的政治、社会、历史前提在哪里?仔细研读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的书信，有两类特殊的信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一类信称为“申诉”信，亲友之间讨论申诉的策略，朋友之间证明申诉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向有关部门要求“平反”。这类信都指向某一场运动，都强调运动中“搞错了”，因而至少要求“恢复名誉”或者要求“恢复职级”。有趣的是，我还看到了大量各级领导在“申诉”信上的批示，说明他们的申诉得到了正式处理。另一类信称为“揭发”信，这类信通常都是写给各级组织部门的，说某某人现在担任某一类党政职务，该人在某次运动中是积极分子，犯有什么样的事，应该把这个人“拉下马”。我在大量调查中发现，革命运动中靠着“造反”上台的人，1980年前后确实大多“下台”了。两类信情况不同，却都是指向历次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最终，随着绝大多数人被“解放”，阶级斗争也实际上被彻底否定了。那时候，报纸上时而还出现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文字，会议中也常有这类声音，我们从无声的书信中体察到了历史的潮流。民众以悄然无声的行动创造着改革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前提。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松绑”，那么“松绑”以后，无数中国人如何想，追求什么，又怎么做? 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走向。人的追求与想象支配着人的行为，而无数人的行为总会赋予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以烙印，总会约束着社会演化的路径。1980年代数万封家信引起我的关注，特别是“松绑”的关键一年，1984年的书信给我启迪。信中所呈现的中国人的心态与行为方式隐含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
1980年代中期，书信中已经很少能读到革命的豪言壮语，人们渐渐把目光聚焦到了自己身上，重新定位个体、家庭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国家“松绑”后，亿万人的“中国梦”凝聚成一股巨大力量，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前行。
其一，知识。读1984年的书信，当年人们追求知识的精神让人动容！江西一群农村青年，生活困难，却相互鼓励着、支持着刻苦学习，有的浑身“有一股用不完的钻劲”。上海建平中学的女孩考进清华大学外语系，感觉如同进了“天堂”似的。南京的一位父亲，每次收到部队儿子的来信，总会一字一句帮助其改正文字、语法的错误。上海一位技术干部春节期间到广州进修，除了到一位老师家吃年夜饭，其余的时间都在读书，他信中说：“这一年的春节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是最充实的一年。”许多人已“拖儿带老”，仍“挤”时间学习业务知识，想着“把虚度的时光夺回来”：上海照相机厂有几个去日本进修的名额，有的人说要“拼命复习，争取被选上”。江苏省兴化农村的几个高中生，两次高考失败后仍努力追求知识，有人在信中写到“前途是光明的，但需要百倍的信心和顽强的毅力……考不上我也不气馁。以后，我只有到知识中寻找乐趣。我想：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催化剂。知识也是前进的火把。同时，我也只有从知识中索取营养。”诸如此类文字，动人的故事，书信中随处可见；追求知识成了那个时期的潮流！
其二，自我追求。1950年代，中国建构了“国家优先”社会秩序，在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中，个人被放在最低的位置。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松了对个人的约束和对企业的管制，个人的积极性被迅速调动起来。读书信可以明显地感受到，1984年无数人心中的所欲所求。曾经，无数人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城市，离别亲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无数人不顾集体甚至国家的需要，只求实现夫妻团圆、亲人团聚。上海一位医生写信给离别30年的姐姐的信说：“我们是骨肉同胞，是水总要汇集在一起，是情总要缠绵在一起，只恨是相会何晚。在此，我深情地叫您一声：姐姐。”亲情是自我之梦，发财则是一部分人的强烈追求。从几位乡镇企业厂长的书信中，一位浙江省黄岩农村“顶替”到上海的职工的书信中，一位环境保护局基建处处长的书信中，我们看到了大量讨论“生意经”的文字。令人惊讶的是，一位上海的基督徒也积极参与生意， 在信中感谢耶稣基督的保佑、赐福其坚忍不拔地追求财富的勇气与力量，并把追求财富比作“马群凌空之梦”：“古有‘天马行空’之谚，愿上主吉成！惟主首是瞻，阿门！”
其三，关系。自我发展的强烈意愿会转化成强大的行动力量，如何行动?特别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怎么办? 书信给出了答案：以最大的可能充分利用关系。1984年前后，许多书信涉及夫妻分居、恋人相隔、知青回城等，为了调动，人们激活关系，找关系，拉关系。一位来自黄岩农村的上海顶替职工，1984年前后收到来自家乡的几百封信，有的信出自朋友的朋友之手，信写得挺客气，其实都“有所求”。令人惊讶的是当年“拉关系”路径的错综复杂，“攀关系”手段的灵活多样，以及关系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程度：连购一张火车票甚至买一块豆腐都要“找关系”！
2018年10月，秋高气爽，我坐在窗前读着改革开放初期的书信，于无声处，感悟着那萌生于改革初期却一直影响着改革进程的潜流。无数人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的努力慢慢积淀成伟大的生产力，助力于经济发展与转型。发财的欲望与亲情的聚合激发出中国人的智慧、“敢为人先”的勇气与百折不挠的韧性。关系把这一切编织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演绎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不断地被经济社会发展所改变。
关系的改变与人的改变是一块铜板的两面，共同构成理解当下中国的关键话题，也一定会左右中国未来的走向。于无声处，社会生活资料提供了更全面、准确理解当代中国大历史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