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以浙江省海宁县1950年代初期的生产自救与生产建设为例, 描述了海宁县新政权如何通过“德行”赢得民心, 通过“德治”建设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通过道德批判树立起贫苦农民们的主体性意识与“劳动创造世界”观念以及通过大生产运动组织农村干部开展农田水利、防病除虫等等, 揭示了道德重建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给当下的扶贫工作提供了启迪。
关键词：德行; 德治; 主体性; 大生产运动;
1949年5月17日, 接管海宁的山东南下干部们乘一只木船从湖州出发, 傍晚到达海宁县长安镇。三天以后, 海宁县人民政府在盐官正式成立, 海宁和平解放, 古镇盐官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旧基地上建设新中国谈何容易?!新政权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迫在眉捷, 灾荒、贫困与饥饿更让南下干部们焦虑。曾经, 武器的力量所向披靡;现在, 新政权却不得不寻找新的力量战胜灾荒, 引导贫困的农民们走出饥饿!
一、灾荒与贫困
杭嘉湖平原水道交错, 气候温和, 土地肥沃, 盛产粮食、蚕丝。20世纪30年代, 在国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蚕丝价格大跌, 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杭州湾沿线受到日本兵的烧杀抢掠, 农民纷纷逃难, 农村经济受到重创, 农民生活贫困。
20世纪40年代后期, 频繁的天灾使贫困的村落雪上加霜。1948年, “旱灾、虫灾交相肆虐, 全县粮食普遍减产, 米行存货告罄, 城乡居民面临断饮之虞。城北乡聚集百余人到乡公所要饭吃, 次日乡民代表、米商等多人又到县政府向县长请愿。后由县物价评议委员会采取凭身份证限量购粮的办法暂予解决, 每人一次限购一市斤, 郭店每人只能购五升, 每隔十天供应一次, 为缺米而发生的惨剧屡见不鲜。”[1]P591949年, 海宁全县相继遭受地方病、水灾、虫灾的威胁。1月, 长山村洑家兜血吸虫病流行, 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绝户。6月至7月, 全县最高降雨量达到542毫米, 成灾5.3万亩。该年年终全县各区初步调查显示, “今年稻子减收数目很大, 原因是招了蝗虫”, 如袁花镇的一等田减收35%, 二等田减收50%, 三等减收60%。此外, 络麻减产一半, 蚕豆、小麦减产四成。 (1)
1950年4月, 风雹袭击袁花、硖石、斜桥、两仓等区的38个村……, 春花、桑叶受损, 不少草屋被风吹倒。水稻螟害24万亩, 螟害率达27.7%, 损失粮食万余吨。9月, 盐官地区沿海塘一带高地旱象非常严重, 小河皆已干涸。1951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 海宁全县发生旱灾, 受灾面积达9万亩。6月到7月, 全县大部分地区又遭遇夏涝, 受涝面积超过16万亩。低洼地区水深达一尺以上, 一些地方几乎可以平地行舟。全县水稻、棉花、络麻、瓜及蔬菜损失惨重, 鱼塘中饲养的鱼大量外逃, 住宅、仓库等损失不计其数计。 (2) 1952年, 海宁县春荒依然十分严重, 袁花、盐官、硖石等区的各乡断粮户占20%, 缺粮户占40%。
灾荒与贫困使许多农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1950年4月, 海宁县盐官区区公所的干部调查了农民的生活情况, 留下了一份“盐官区公所一九五〇年工作的总结、汇报”, 其中记下了部分村的情况, 这里简要摘录部分内容。长乐村断粮14户, 其中两人卖儿女。闸口村共十五组, 目前断粮33户。淮里村的钱阿根、钱振松在外面讨饭, 王正权、施老太婆等家吃糠度日, 姚纪兴全家4口在吃野菜等死, 与他们同样的人还有几户。封家村第十组师子桥的邵二毛, 全家7口人, 只有土地2亩。儿子邵晋权从小在杭州学生意, 1949年3月间失业回家, 因历年无积蓄, 生活异常困难。邵二毛因父子争吵而轻身自缢, 邵晋权解释说:“父亲年纪大, 麦粥吃不下去, 引起厌生之念。”安乐村226户, 没有吃的占35%, 仅10~15天粮食的占25%。盐官镇13个村, 142组, 共7457人, 一般的情况没有饭吃。256户1028人翻树根卖柴换粮食, 5人讨饭。 (1)
海宁解放了, 许多海宁农民仍挣扎在贫困线上…… (2)
二、道德、权威与“生产建设” (3)
1950年6月, 海宁县主要领导在“海宁县第三届第二次海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 “生产救灾是我们今年主要的任务, 革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 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在全国来说:整个的战争快结束了, 今后的任务便是生产建设, 为了克服目前国家财经困难, 渡过春荒, 更必须加强生产。” (4)
“主要的任务”提出来了, 但是, 新政权面临的困难却远远不是当今贫困县的领导们可能想象的。当时, 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伺机破坏, 地方恶霸、土匪还在横行, 少数地主在暗中作梗, 这一切随时都会以“突发事件”的方式干扰新政权的工作。更麻烦的是, 浙北地区有句俗话“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兵”在农民们的心目中象征着坏人, “兵”字甚至暗含着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解放军也是兵, 更是“外人 (5) ”。因此, 刚刚解放的时候, 许多农民都对“新来的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老人们更不允许年轻人轻易与解放军接触。
怎么办?新政权首先需要赢得民众, 站稳脚跟;其次需要建设一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因为“生产建设”任务确定以后, 干部决定一切!
如何去做?阅读解放初期浙北农村的故事, 体验故事中所包含的精神,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三个重要概念:德行、德治、勤政。
其一, 德行。
浙北的农民们历经日本兵的烧杀、国民党兵的横行,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 解放军战士给他们留下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
1988年, 我们初次到陈家场开展田野工作, 年近70的陈玉莲向我们描绘了她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战士的情景。那一天, 她正在河边的石栋上洗尿布, 1岁多的儿子在她脚边玩耍。突然看见走来两个背着枪的军人, 她紧张极了, 正想站起来逃跑, 两张笑嘻嘻的娃娃脸吸引了她。两个解放军战士主动与她打招呼, 此刻, 她一下子轻松了, 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好人”。以后, 她总是自豪地说:“我的直觉是很灵的。”
在2008年的深度访谈中, 联民村一带还有不少人讲述了他们对解放军印象。联民村周福章家就在老沪杭公路北侧, 1949年, 一部分解放军战士曾住在他家里。解放军自己带来粮食与蔬菜, 晚上打地铺睡在泥地上, 态度和蔼, 官兵平等。与日本兵、国民党兵相比, 他对解放军有了好感, 主动参与一些工作, 不久就担任了塘南村村长。 (1) 沈张宝是丁桥乡农民, 1949年经乡农会主任介绍“出来工作”, 后来长期担任红江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他在回忆中反复说拥护解放军, 解放军来到海宁农村, 老百姓“很欢喜”。他说:解放军“来之后到老百姓家里不进去的, 他们来之后, 睡啊, 不进去的。睡在马路边, 老百姓那, 他们怕进去后影响他们, 他们很受欢迎, 他们很懂道理的”。 (2)
2014年, 我们与盐官镇87岁的施顺荣老人谈起当年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的情景, 他告诉我们, 当年他是自卫队队员, 在盐官列队欢迎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军与其他军队不一样, “那时候解放军看不出是解放军”, “他们跟乡下人一样”。“我们去欢迎他们, 我们又不认识, 跟自己人一样。还是毛主席教育得好, 不来欺负老百姓”。他还不断称赞毛主席的政策好, 解放军不打扰镇里的居民, 都住到乡下去, 住在乡下的庙里。
诸如此类的小事何以可能令人印象深刻, 以至于数十年后仍可津津乐道?恰恰因为这些小事给浙北农民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解放军的战士道德化行为颠覆了世代流传的旧观念, 引导农民们去接受解放军, 认同新政权。而政治认同是贯彻领导意志的前提, 政治认同程度越高, 领导的效率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 南下干部、战士们的道德化行为与生产救灾、生产建设具有不可忽略的关联。
其二, 德治。
海宁县刚刚解放的时候, 随军南下的干部只有66人, 再加上后来派来的一些人员, 全县外来干部也仅有200多人。新政权不得不利用地方人员开展救灾与生产建设。由于根本没有时间考察、审查, 解放初期的农村干部队伍鱼龙混杂, 所以, 新政权地方治理的最重要任务是“组织建设”。1990年, 我们访问了原海宁县红江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沈张宝先生, 他在谈到当年的组织建设时说, “在土地改革时期, 共产党像一把抖动着的筛子, 土改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像筛子上的沙粒, 随时会被筛子筛掉。”海宁县委办公室1958年的一份材料印证了他的“筛子说”。该材料中说, 据土地改革结束时统计,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 全县“经过土改斗争锻炼的好干部里被提拔为乡干部的计有1 079人, 其中乡长47人、副乡长31人、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 001人;提拔为村干部的有5 556人, 其中雇农62人、贫农3 109人、中农2 203人、其他182人。” (1) 土地改革中提拔的干部如此之多, 说明运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被“筛”掉了。
那么, 什么样的干部会被“筛”掉呢?干部治理的准则是什么呢?毫无疑问, “硬指标”被排在最重要的位置, 包括“历史问题”、阶级成分, 但干部的道德状况也一直受到高度关注。在当年留下的各种农村基层档案中, 可以看到许多批评农村干部的文字, 一些小事都被提高到思想道德的高度。例如, 在一份土改总结报告中, 工作队批评部分乡村干部喜欢出风头, 只想“做大官”, “你看不起我, 我看不起你”。“村干部有事只找区长、指导员, 好像没有乡政府一样。”有的做工作自以为是, 自搞一套, 错了不检讨, 只骂下面“你们懂得个啥”。部分乡村干部“爱面子思想浓厚”, 有的反映说, “如果干部不要我当了, 那我出门也不出去了, 没脸到街上去了”。 (2)
我们把以道德甄别干部的方式称为组织建设中的“德治”, 当年, 组织对于基层干部的道德要求几乎接近完美!祝会乡的张觉天是土改前参加工作的干部。他出身下中农, 积极破除迷信、减租减息, 在土地改革中做了大量工作。他初小毕业, 聪明能干, 是联新村里“有文化的人”, 在祝会地区小有名气, “走过会龙桥街上, 个个都会打招呼”。1953年, 他被推荐到盐官供销社工作。也在这一年, 张觉天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盐官区党组织的调查、考察, 大家觉得张觉天同志基本上已符合共产党的标准, 并把他纳入培养发展的对象。
一切似乎都十分顺利, 张觉天也心情舒畅。1953年底, 盐官区召开干部大会, 张觉天从供销社里拿了一些香烟去卖给参加会议的干部们。买烟付钱, 递烟寒暄, 两天的会议很快就过去了。第三天, 张觉天到供销社里去结账, 从一个布袋里拿出卖烟的钱, 一算, 竟然缺了好几元。他一下就不知所措。“缺钱, 一定是有人没有给钱!”他这么想着, 但是, 怎么也想不出谁会不给钱。这是一个现金十分稀缺的年代, 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最快地填上缺口。这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气氛的年代,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有人很快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盐官区党组织也雷厉风行, 专门讨论了张觉天的问题。张觉天的个人表现受到了质疑, 他此后也无缘走进党组织的大门。
其三, 勤政。
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以后, 讲到土改前后的农村干部, 熟知那个时代的人们也会为你描述一个个风尘仆仆穿行于乡间小路中的干部的形象。当年留下的工作笔记记录了他们辛劳奔波的足迹, 透过那些潦草的文字可以看到, 那时的许多干部确实勤于为政, 任劳任怨, 不计个人得失, 乐于为贫苦农民服务。我们这里摘录原祝会乡副乡长江少青的一则回忆, 他清楚地在祝会乡工作的情景。
乡政府里没有休息的日子, 星期天也没有的, 休息日子也没有, 早上8点左右开始学习文件, 学习到10点钟结束, 上午就过去了。下午分头下乡, 下乡呢你管哪个村, 分头的, 到村里了解情况, 群众的要求, 群众的意见, 群众的思想, 去了解。下乡呢一般到3点多回来, 因为都是靠步行走下乡, 了解一些情况之后呢, 做记录, 晚上回来一般每天都要安排会议, 晚上呢一百天的话有八、九十天是开会的。吃了晚饭就开会, 开会一般是开小组会多, 小组里开会, 开大会少, 大会的话一个月大概2、3次, 开群众大会。开小组会呢, 今天这个组里开, 明天那个组里开, 要按时间算好, 什么时候到哪里开会, 那个时候事情很多的, 中心工作是到征粮的时候征粮, 动员群众交公粮。 (1)
1950年代初期, 在浙北农村, “德行”打下了新政权的社会基础, “德治”建设起一支有能力领导贫苦农民摆脱贫困的干部队伍, “勤政”描绘了农村基层干部们日夜奔波的场景, 吸引着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他们与贫苦农民们共同开河筑坝、垦田插秧的场景, 去揣摩他们生命的追求以及对于彼岸世界的想象……
三、道德批判、主体性与生产自救
灾荒与贫困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人, 是一种“弥漫性的现实”, 因此, 摆脱贫困, 单靠干部们的积极性是不够的, 更需要广大农民的努力。20世纪50年代初期, 海宁地区的贫苦农民们不畏艰苦参加劳动, 全力以赴开展生产自救, 这才使农村较快摆脱了灾荒。虽然谈不上富裕, 大部分农民也都“有一口饭吃”。
我们看看联民村陈家场的情况吧。
小事之一:1950年前后, 海宁农村地区稻螟虫成灾, 导致水稻大面积减产, 农民生活贫困。农村因灾致贫, 脱贫必须抗灾。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治螟虫农药, 政府号召农民们采用挖深坑掩埋消灭稻螟虫越冬虫卵子。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劳动, 农民首先要找到被虫害的稻根, 带土挖起, 装到土箕中, 挑到深坑掩埋。陈家场的陈林宝从小因小儿麻痹症瘫痪, 走路人一倒一倒的, “像摇河船”。他早年在上海“学生意”, 解放前夕失业回家, 为了抗灾, 他也投入“掘稻根”的劳动中。祝六宝后来回忆说, 想想真罪过呀!林宝连走路都不稳当, 也拿起一付土箕去挑稻根。那一天, 他挑着稻根走在黄牛河旁的一条小路上, 眼看着他走几步就摔倒了。他把落到地上的稻根重新拾起来, 装入土箕中, 摇摇晃晃再上路。祝六宝追上去叫林宝不要再干了, 林宝却坚持着干了一天!
小事之二:1950年前后, 肥料的缺乏也是减产原因, 在生产自救中, 农村开始了大规模的积肥运动。在陈家场, 有些小脚妇女从来没有下过田, 却也参加了挑河泥劳动。2011年, 我们在访谈陈家场褚三宝时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她说, 二阿太裹了小脚, 那一年也去挑河泥, 她哪里能挑啊!只能与其他人“抬河泥”。有一次, 二阿太与五奶奶一起抬河泥, 五奶奶脚大, 力气大, 她在抬河泥时故意戏弄二阿太。“跟你说五奶奶挑河泥, 跟二阿太两个人抬, 二阿太被她压下去的, 讨饶的, 叫五奶奶不要装下去了。你知道五奶奶装河泥装下去, 她‘啪嗒啪嗒’一锄头一锄头装下去, 装下去这个河泥要塌开来的呀, 塌的跟饼泥一样, 倒都倒不出来, 重的要死要活的呀!” (1)
这两件发生于陈农场的小事使我们感受到1950年代初期海宁县普通农民参与生产自救的广泛性、自觉性以及不畏艰苦的精神, 而这一切正是当年农村经济较快“缓过气来”的因素。问题在于, 为什么农民会如此自觉?
上述故事中的人物都已入土为安, 我们无缘与他们交谈。但是, 他们留下的录音资料仍给我们以启迪, 许多20世纪50年代的档案更带我们回到那个年代, 使我们渐渐领悟到农民们广泛参与生产自救的动因。
解放伊始, 新政权就立场鲜明地宣布代表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 为贫苦农民谋幸福;同时, 当时的大多数农村干部们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贫苦农民服务。因此, 当新政权号召农民们开展生产自救的时候, 农民们可能行动起来。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民自身的变化。我们注意到, 当年开展的土地改革、妇女解放、破四旧等运动批判了旧道德, 唤醒了贫苦农民们的主体性意识, 树立起“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新道德在批判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 并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推动农民们参与生产自救。
解放初期, “到底谁养活了谁?”成了长三角一带农村的“流行歌曲”, 而歌曲的流行引发了农民们“打破沙锅问到底”。结论显而易见。农民们不仅毫无悬念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概念, 还把剥削与压迫概念“本地化”, 赋予经济事实以强烈的道德感。1951年1月, 斜桥镇河石五村在没收地主家具时, 没收了一个马桶箱, 农民指着马桶箱说:“地主阶级大便带用箱子, 这都是我们穷人的血汗呀!” (1) 在土地改革中, 该村“……结合了农民惨痛的史实, 使其忆起以往的剥削压迫……等痛苦, 地主要租, 狗腿子要租, 利打利, 利滚利的盘剥, 租交不上来要抽地, 伪保长抓壮丁、派壮丁, 苛捐杂税, 多样性剥削农民用血换来的劳动果实, 这就是穷人的穷根呀!通过这样的会议后农民普遍认识到地主的罪恶。” (2) 土地改革推翻了“罪恶”的地主, 使贫苦农民“翻身”解放, 成了农村的主人;由此而形成的主体性意识影响了农民的行为。
在土地改革中, “算帐”是新政权重要的策略, 算帐从“劳动创造世界” (3) 的观念出发, 也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念。海宁县解放不久, 新政权选择伊桥乡作为土地改革的试点, 1949年8月19日, 中共海宁县委的《通报》中谈到了算账的问题, “开第一次大会一定要开的好。根据伊桥的经验, 这个会最好以漫谈的方式收效较大, 群众容易接受。例如伊桥有的使用了这种方式, 用算账对比的方法, 如种一亩田须用多少种子, 多少人工, 多少肥料, 最好的收多少, 一般的收多少, 拿多少租子等与群众算细账, 这样群众很易接受并热烈地座谈起来, 这样一算把他们提醒了, 觉悟到为什么整年忙来忙去还是受穷, 找出了穷的根源, 谁养活谁的问题也解决了。” (4)
当然, 主体性意识需要强化, 新道德还需宣传。在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的过程中, 新政权仍不断与批判旧思想, 1950年6月, 县领导就在全县大会上强调“要正确认识阻碍生产的各种思想”, 例如, “存在着单纯的依赖观点, 靠借吃、等救济及依赖政府”;“存在着靠天吃饭、命运天定的思想, 不能设法克服困难”;等等。那时候, 好吃懒做是不道德的表现, “懒汉”几乎就成为坏人的代名词!县领导指出, “发动地主二流子参加劳动, 必要时可强制;二流子有家者, 可通知其家属进行管制, 无家者, 由群众组织管制改造教育。” (1)
除了土地改革以外, 妇女解放运动大大增强了农村妇女的主体性。解放前, 妇女除了做家务活, 还养蚕、养羊、养猪、养鸡、织布、缝衣等, 不过这些都是围着家庭的副业生产。在联民村一带, 田间地头的重体力重活儿, 主要由男人们干, 女人只是做些轻活儿, 如采叶、种豆、削地、种菜等。解放后, 政府号召农民积极参与大生产运动, 妇女也被组织起来参与春耕播种、夏收夏种、秋收冬种、除虫灭害、挖稻根等田间劳动, 而且, 她们还敢于参加开河挖沟、兴修水利等重体力劳动。“妇女要顶半边天”。在浙北地区, 妇女大众的积极参与对于生产自救、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道德升华与大生产运动
农民在土地改革、妇女解放等运动中形成的主体性区别于单纯的个体性, 而具有阶级性的含义;当时农村基层干部与贫苦农民中的主体性意识区别于个体意识, 其中包含着社会共同体意识、国家意识。因此, 我们在救灾过程中看到了募捐活动与积极的捐赠, 而在新政权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时候, 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农村基层干部的无私献身精神, 更看到了无数贫苦农民为了社区的利益投身到水利建设、积肥运动、技术改造中去。这一切最终使浙北农村走出了饥饿, 恢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
1950年6月, 海宁县政府就提出了开展“长期的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号召, 这个号召本身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其一, 这是“大生产”, 而不是“小生产”。以“大”代替“小”意味着, 政府组织或者倡导的各种生产劳动不只是为了小家庭利益, 更为了超越家庭的更高利益, 为了“我们大家”, 为了国家。其二, 这是一场“运动”, 因而具有政治的含义。对于政府来说, 能否帮助农民摆脱灾难、恢复与发展生产, 关系到政权的巩固, 关系到共产党能否在新解放区站稳脚跟;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来说, 是否积极组织生产是政治态度问题。海宁县政府精心组织、全力推动大生产运动, 在基层干部的协同努力与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参与下, 大生产运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成功。
其一, 兴修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疏竣河道、建设水闸等工作, 除了防灾抗灾, 更多是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的灌溉系统。为了战胜灾荒, 恢复农业生产, 海宁县从解放初期就组织农民义务兴修水利。联民村一带的老人们至今仍记得当年“开河”的情景:每年开河都安排在冬春农闲季节, 开河任务由上级派到村和小组。派到的农户必须抽出劳力去工地;如果不去, 需要出钱相抵。他们自己带着铁耙、土箕等工具, 以小组为单位到开河工地。开河工地上划出一条条石灰线, 标示着各个小组开河的任务。开河工地上热闹非凡, 有时会开展劳动竞赛。 (1)
从1950年初起, 海宁县政府每年都组织水利工程,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 1951至1952年春季, 海宁全县共有37 800人参加奔赴开河工地参加开河劳动, 投入劳动力超过40万工, 挖土28万立方, 疏竣上塘河长达44里。此项工程受益田地17万亩。1952年, 海宁县又准备开挖盐官区的脂胭港、孔泾港, 开挖盐官镇通往袁花镇的袁花60里塘河以及硖石区的桐木港, 合计需挖土407 109立方米, 投入32万民工。此外, 长安镇、斜桥镇以及许村等地需要开挖的河道也多达60条。这些水利工程的完工大大改善了海宁农村的农业生产条件。 (2)
其二, 防治病虫害
病虫害是农业生产的大敌, 各种不同的农作物有不同的病虫害。在传统农业中, 农民们想尽各种土办法来对付病虫害, 但效果寥寥。1950年, 海宁县政府派遣大量农业技术人员和干部组成小组下乡办培训班, 他们召开防虫除害宣传动员大会, 向农民介绍流行病虫害的情况并传授防治知识。海宁县在各乡成立防病除虫指挥部, 各村成立防病除虫委员会。1952年, 海宁县政府把掘稻根列入入冬农业生产中心工作之一, 建立充实了各级治螟组织, 鼓励个人掘、集体掘, 开展掘稻根竞赛, 提高农民对防虫工作的热情。 (3)
例如, 据1950年《盐官区八月份工作总结报告》介绍, 该区诸桥乡以原有的组织为基础, 又动员了自卫队、民兵、妇女会、少儿队、商人等新生力量, 防病除虫发展成为全乡性的运动。全镇每天配合干部下乡防病除虫的有100多人, 全镇打响了一场防病除虫的人民战争。诸桥乡的宣传鼓动有以下几条经验。其一, 积极做好宣传, 在镇上召开群众大会, 做到人人知道防病除虫的重要意义, 个个为大生产运动做贡献。其二, 召开村干会, 各村都在会议上研究虫灾情形, 努力把原有的除虫组织恢复起来, 在新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其三, 镇政府用实际例子宣传教育群众, 由教员亲自下田挖出卵块给群众看, 用实际例子破除迷信。经过全区各个乡的共同努力, 全区防病除虫工作成绩显著, 据统计, 仅8月14日至24日, 盐官地区共采卵块345 394块, 点诱蛾灯9 598只, 捉到螟蛾690 280只, 捉稻苞虫992斤14两28 977条, 捉棉花虫6 584斤13两, 剪枯心苗36斤243 814根, 稻苞虫蛾1 280只, 豆牛2斤半。 (1)
其三, 积肥运动与引进养蚕技术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积肥运动, 一直是海宁农民记忆犹新的大事。海宁乡村有许多塘和溇, 长年蓄水, 里面的河泥深达七、八十厘米, 这些都是农民罱河泥的好地方。政府开展积肥运动, 大家通过相互协作, 共同把河泥挑到田地里, 效率大增, 克服了个人单干罱河泥的困难。除了积河泥以外, 当时政府还号召农民用水草或干草沤肥、积草木灰等办法积肥。
积肥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 1952年, 大部份地区比1951年多罱河泥一倍到两倍, 还有一些过去没有罱河泥习惯的地区, 也很快采纳了这种积肥办法。据统计, 1952年, 海宁全县积河泥49 219 106担, 厩肥4 409 336担, 杂肥2 674 678担, 平均每亩积肥80担。1953年, 全县积河泥62 831 886担, 厩肥4 853 984担, 杂肥2 937 460担, 平均每亩积肥100担。1953年全县肥总量比1952年增加37.5%。[2]自从1950年以来, 政府年年号召农民积肥, 增加土地的肥力, 1952年, 海宁县农村积肥的数量已经十分大了, 1953年的增加实属不易。俗话说, 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群众性的积肥运动对于战胜灾荒、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技术多种多样, 解放初期, 海宁养蚕技术却因两大原因受到关注, 一方面, 新技术可能较大幅度提高蚕丝产出, 有助于提高农业产出, 摆脱贫困;另一方面, 新技术引进洋蚕种, 需要突破单家独户养蚕的传统, 实现小蚕共育, 建设“共育室”。新技术的引进最初遭到了部分农民的抵制, 随着海宁县政府“大生产运动”的推进, 农民们的“大我”意识也有所提高, 洋蚕种与“共育室”很快就得到了大部分蚕农的拥护。于是, “共育室”这个新鲜事物广泛地出现在各乡各村。至1952年3月底, 全县合计洋蚕种11.2万张, 共育室1 036个, 训练共育室干部2 200多人, 土蚕种基本上已经消灭。 (2)
五、道德的力量
1952年年底, 海宁新政权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海宁摆脱了灾荒, 走出了贫困, 建立了基本的农业生产秩序, 从而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展开、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基础。在短短三年中, 海宁县水田面积从365 450亩增加到375 620亩, 净增加水田10 170亩;旱地面积从131 089亩增加到171 481亩, 新增旱地40 392亩, 增幅高达30%。[3]海宁主要粮食作物是水稻, 水稻亩产从1949年的每亩138公斤增加到1952年的208公斤, 增幅51%。海宁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蚕茧与麻, 二者在三年中的发展令人鼓舞。1949年, 全县产蚕茧1 030吨, 1952年增加到2 337吨, 增幅高达127%。1949年, 全县麻总产9 039吨, 1952年增加到39 920吨, 增幅创造了历史记录, 达342%。蚕茧与麻的增产使海宁县农民们有机会稍稍改善生活。
20世纪50年代初期, 海宁县的这些成绩来之不易!那时候, 国家很穷, 百废待兴, 拿不出钱支援海宁, 还要从海宁抽取资源。面对着这样的情景, 海宁县的干部农民们似乎特别有能耐, 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手, 进行生产自救与生产建设, 在大生产运动中大干苦干, 自己帮助自己走出了贫困。为什么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的阵痛没有把人们压倒, 反而激发出生产的积极性?其秘密潜藏于道德重建的机制中。
解放前夕, 历经战争与自然灾害的一次次冲击, 海宁地区的无数贫苦农民生活艰难, “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但是, 他们却被深深嵌入在家庭、宗族与村落结构中, 牢牢束缚在旧风俗、旧传统、旧思想的道德教条里。解放割断了套在他们头颈上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 帮助他们从传统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他们第一次作为个体站立起来。土地改革更帮助他们挣脱了旧道德的精神枷锁, 他们成为新时代的主人;他们第一次作为主体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中的少部分人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在道德化治理中变得高尚起来, 成为生产自救与大生产运动的先锋;农村的脱贫有他们的贡献。大部分贫苦农民依然是普通老百姓, 主体性意识却让他们把“劳动创造世界”演绎到了极致;他们是大生产运动的主力军。20世纪50年代初期, 海宁农村的道德重建极大地改变了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精神面貌, 人民的精神一旦改变, 就会创造出奇迹。
逝者如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弹指一挥间, 但钱塘江畔那些挥汗举锄、挑担飞奔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令人感慨, 发人深省, 教人反思, 给人启迪。
参考文献
[1] 海宁市粮食局.海宁粮食志[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2] 海宁市委办公室.海宁县农村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历史简编[Z].内部出版物, 1958.
[3] 海宁市农业局.海宁农业志[Z].初稿, 2008.
注释
1 参见海宁市档案馆, 编号:1-1-3, 《县委一九四九年九月份工作的总结报告和硖石区情况及伊桥乡十保征粮工作的材料》, 1949年;《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宁市志》, 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5年, 第101页。
2 参见海宁档案馆, 编号:55-1-90, 《盐官区公所一九五〇年工作的汇报、总结》, 1950年;海宁档案馆, 编号:1-1-43《盐官、斜桥区委关于征粮组织农会等工作汇报总结》, 1950年;《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海宁市志》, 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5年, 第101页。
3 (1) 参见海宁档案馆, 编号:55-1-90, 《盐官区公所一九五〇年工作的汇报、总结》, 1950年。
4 (2) 直到1952年春天, 我的调查点联民村陈家场仍有两人外出讨饭。
5 (3) 在海宁县留下的所有地方档案、工作笔记等原始材料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反贫困”、“贫困治理”这样的字眼, 海宁的干部们更愿意用“生产救灾”、“春荒”、“生产建设”等概念来指称当年的贫困治理工作。
6 (4) 参见海宁档案馆, 编号:55-1-90, 《1950年海宁县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开幕词, 曾永源、宋杰之的工作报告、决议、会议总结》, 1950年。
7 (5) 联民村一带的农民们区分出“自家人”与“外人”, 他们带着好奇、疑虑的眼光看待“外人”。例如, 每年阴历八月十八看潮节, 他们不看潮, 看“大脚白头颈”, 即与自己不一样的“外人”。
8 (1) 访谈周福章, 联民村, 2008年11月20日。参见《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口述历史, ZLX-20081120-周福章。
9 (2) 访谈沈张宝, 海宁市盐官镇, 2008年10月30日。参见《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口述历史, SZB-20081030-沈张宝。
10 (1) 参见海宁县委办公室编, 《海宁县农村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历史简编》, 内部发行, 1958年。
11 (2) 海宁档案馆, 编号:1-1-72, 海宁县委:《海宁县斜桥区河石乡土地改革工作的总结》, 1951年3月15日。
12 (1) 访谈江少青, 海宁市盐官镇, 2006年3月10日, 参见JSQ-20060310-江少青。
13 (1) 访谈褚三宝, 海宁市联民村陈家场, 2009年12月28日。参见《中国田野调查---张乐天联民村数据库》, 口述历史, CSB-20091228-褚三宝。
14 (1) 参见海宁档案馆, 档案号:101-51-31, 《河石、华光、祝场、丰墅、联群、仲乐、黄墩等七个乡和路仲、斜桥、庆云三个镇关于土改问题的总结 (不全) 》, 1951年。
15 (2) 参见海宁档案馆, 档案号:101-51-31, 《河石、华光、祝场、丰墅、联群、仲乐、黄墩等七个乡和路仲、斜桥、庆云三个镇关于土改问题的总结 (不全) 》, 1951年。
16 (3) 中共海宁县委1949年8月19日通报“伊桥六保的农协是怎样组织的”中写到, “进行劳动创造社会的教育, 从种田、住房子……等事实说明社会上没有劳动人, 什么都没有, 劳动人最光荣, 并说明只有劳动人才能给劳动人办事情, 今后是劳动人的天下了, 为自己办事情大家拥护, 也是最光荣的。”参见海宁档案馆, 编号:101-49-15, 《海宁县伊桥乡第二届农民代表会议的记录和伊桥乡六保农民协会是怎样组织的通报》, 1949年。
17 (4) 参见海宁档案馆, 编号:101-49-15, 《海宁县伊桥乡第二届农民代表会议的记录和伊桥乡六保农民协会是怎样组织的通报》, 1949年。
18 (1) 海宁档案馆, 编号:3-1-41, 《海宁县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词, 曾永源、宋杰之的工作报告、决议、会议总结》, 1950年。
19 (1) 当地人称“疏浚河道”为“开河”。参见访谈陈雪淮, 联民村, 2009年8月11日。
20 (2) 海宁档案馆, 编号:3-1-169, 《海宁县生产办公室五一年---五二年的工作意见、总结、汇报》, 1952年。
21 (3) 海宁档案馆, 编号:30-1-171, 《县府关于掘稻根、清理公房整藉、税收、水利防汛工作汇报、计划、总结》, 1952年。
22 (1) 海宁档案馆, 编号:1-1-43, 《盐官、斜桥区委关于征粮组织农会等工作汇报总结》, 1950年。
23 (2) 海宁档案馆, 编号:3-1-169, 《海宁县生产办公室五一年---五二年的工作意见、总结、汇报》, 195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