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为满足现实的认知需要，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持续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回顾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40年，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逐步进行知识积累和发展进步的过程，其不仅在知识体系上基本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和较为规范的研究范式，初步具备了与西方社会学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而且在实践上也基本具备了能够回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能力，为中国社会建设作出了贡献。因此，立足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发展实践，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增加理论自觉和学科自主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社会学的“得”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学在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对此，我们大体上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概括。
（一）就社会学学科的外部影响而言，中国社会学的所“得”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
1.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领域，社会学的学科和学术影响力日益提升。虽然相对于同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而言，社会学无论是在专业从业人数、学术刊物、课题资助还是在各类人才计划、优秀成果评奖等方面，一直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与传统的人文学科相比更是如此。但随着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作出有关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决议之后，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社会学的整个学科和学术影响力明显上升，无论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还是在整个社会公众中，其受关注的程度都有显著提高。
2.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中国社会学者日趋活跃，中国社会学的学术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当今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学者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参与各种国际性的社会学会议，英文论文的发表数量正在快速增加。比如，如果我们在谷歌的英语语料库中检索，会发现当代华人社会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在高频次论文引用中，无论是学者数量还是研究成果本身，中国社会学者入选的比例都在大幅度提升，这说明中国社会学在世界学术舞台的话语和学术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
3.对社会公众、实践部门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全社会对社会学的学科和学术研究认知有了明显提升。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社会学在本土的社会建设实践中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学知识正在迈向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进入到实践决策部门，并被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和实践部门认知、了解和接纳，社会学学科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就社会学内部的自身发展而言，中国社会学的所“得”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
1.中国社会学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方面，其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都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以“中国知网”收录的主题词为“社会学”的论文为例（搜索时间为2019年4月9日），1979年仅有44篇文献，尔后逐步上升到2009年1585篇的顶峰，最近10年每一年仍然保持1000篇以上的发表数量（2018年为1092篇），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成果数量有了飞速增长。与此同时，在CSSCI期刊上发表的社会学论文，也从1998年开始的161篇上升到了2018年的456篇，研究质量也有所提高。在理论研究方面，中国社会学也正在突破恢复重建初期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和简单移植，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的理论建构和学术自觉正在不断加强。
2.中国社会学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越来越走向成熟，学会组织、学科和学术评价体系逐步建立。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在较短时间内基本上完成了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提出的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五脏六腑”。不仅如此，中国社会学在学会组织建设、学科知识体系和学术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也作了大量的有益探索，社会学的学会组织化建设越来越规范健全，知识体系和学术评价体系建设也在不断加强。可以说，中国社会学组织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越来越走向了成熟。
3.中国社会学研究内容日趋丰富，研究领域不断细化，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共同体建设卓有成效。随着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不断细化，有组织、成规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越来越多，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尤其在社会建设与民生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社会治理创新等三大研究领域最为突出。与此同时，社会学内部的共同体建设富有成效。比如，中国社会学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起了若干主干学科及分支学科等社会学学科体系，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和知识体系，目前，中国社会学学科类别已经发展出了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工作、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等七大学科方向，学科边界和范畴正在不断拓展。
4.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日益增加，社会学的学科渗透力在不断增强。随着学科间互动性的增加、社会学学科和学术影响力的提升，社会学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渗透也在不断加快，与社会学交叉形成的各种跨学科的分支学科日益增多，社会学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科的青睐，并成为跨学科领域备受关注和欢迎的合作学科之一。如果以“社会学”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从研究层次的分布结果来看，发现除了对社会科学本身产生影响以外，社会学对自然科学等也有一定的影响，其渗透率约为10%。
二、中国社会学的“失”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始，其在学科发展和研究定位上就带有某种残缺，其中最为突出一点就是在重建之初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取向和对经验研究及其功效的刻意追求。学科发展的自主性不强，研究方法的拓展有限，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和主动作为的行动意识都有待提升。具体来说，我认为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的所“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严重不成比例，理论自觉和学术自信心亟待提升。比如，如果分别以“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为主题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历年发表的论文，“社会学理论”论文通常不到全部“社会学”发表论文的3%。中国社会学在恢复重建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重“应用社会学”轻“理论社会学”的现象，大量没有理论支撑的所谓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带来表面繁荣而背后却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其结果势必造成所谓的经验研究、应用研究大多只停留在简单运用社会调查统计技术进行描述性分析和事实性陈述之上，因缺乏理论观照而无法在学术思想上得以提升。
2.整体而言，中国社会学主动引导和建构社会的能力有限，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只是充当一个“解释者”而不是“立法者”的角色。社会学的重要功能不仅体现在对各种社会现象的客观分析，更体现在对良性社会的主动引导和积极建构之上。而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学者就不能仅仅充当一个既有社会的“解释者”，对现存社会结构和秩序采取无批判的肯定，相反，应该时刻抱有反思与批评者的立场，主动作为，充当社会的“立法者”而去引领社会进步和良性发展。
3.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还相对陈旧和单一，许多新方法的运用还比较欠缺。与发达国家日新月异且多样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相比，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存在不少的差距。目前许多大学对研究方法的教学仍然停留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的传统方法范畴，没有充分关注到跨学科研究领域和新方法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大数据、网络技术、空间建模等研究方法层面的宏大视野不足，高级模型、复杂性方法的学习和研究运用较为欠缺。
4.中国社会学联合攻关、协同作战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还相对不足，在不同研究领域推动形成具有不同中国特色的各种“学派”或“理论”任务艰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了，但许多研究仍然缺乏共享的学术问题意识，单打独斗比较多，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和集体行动不足，不仅导致集体攻关的重大项目和重大标志性成果难以产生，而且也会最终导致在不同研究领域很难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派”或“理论流派”。
5.与世界社会学展开对话与沟通的能力有限，学术视野还需要大幅度提升。对中国社会学发展而言，不仅需要我们跳出对西方学术话语保持长期依赖的“惯习”，更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将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与生活概念提炼出来并加以推广，使之成为全世界学术界能够普遍读懂、理解并逐步接受的学术概念和理论思想。因此，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全球化建设都非常重要。只有让全世界先读懂了中国，同时具备与世界社会学同行沟通的能力，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全球性的学术对话，而这个过程对中国社会学而言，仍然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三、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学及其出路
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40年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是基本一致的。今天，我们仍然处在一个加速变迁的社会发展阶段。随着中国新时代的来临，中国社会学者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如果要试图理解并巩固这种社会变革，对主流社会学理论与观念就不能不进行彻底反思”。今天的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十字路口，其所处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依然存在很多限制性因素，需要不断进行反思。
比如，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新兴学科与方法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自身理论与方法没有新突破的前提下，中国社会学如何去应对学科整体的知识困境与转型？尤其是作为后发性学科，中国社会学如何才能立足本土实践，既可以回应世界范围内后现代、全球化的挑战，又可以回应当下中国快速变化的各种社会事实，以满足社会大众的知识需要和知识期待？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学者实际上陷入了难以抉择的双重约束之中：一方面，为了保持自己专业的纯洁性和独有性，不得不承传自己所谓的专业知识，从而可能陷入只是简单机械地套用学究性常识来代替日常性常识的误区之中；另一方面，如果抛弃过去所谓的专业知识，又可能失去学术传统所赋予的知识工具和话语方式，从而可能成为只能依靠自我启迪的业余社会学家。
在这种状况下，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会学，我认为要特别警惕的是其研究“走样”：（1）形式化：研究样式过于依赖西方所谓的“规范化”、“标准化”，导致研究形式和结构单一，学术论文写作沦为新的八股文；（2）数据化：研究过程中过于强调研究技术的介入，定量数据的处理，导致一些实证调查缺乏质感和经验感受力；（3）琐碎化：研究选题过于醉心于细小的具体“事实”，缺乏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系统观念，导致很多研究无法从整体层面回应社会变迁规律；（4）分裂化：研究共识与价值观难以达成，导致同一研究主题的研究结论差异过大，研究的科学性普遍受到质疑；（5）浅层化：研究呈现过于停留在描述性的分析和介绍层面，缺乏对现实的反思与理论建构能力，导致很多研究学理性不强，理论对话严重不足；（6）庸俗化：研究结论过于停留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表层解释，缺乏对复杂现象的关联性和系统性思考，导致所谓的社会学解释实际上非常平庸肤浅；（7）依附化：研究立场过于依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引导和反思的能力，导致很多研究就像意识形态式的论证和宣传，学术研究成了政治表态；（8）封闭化：研究视野过于封闭和在地化，缺乏全球视野和国际对话，导致很多研究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全球性不足。
面对中国社会学的“得”与“失”，中国社会学者必须学会自我反思，并对自己的处境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社会学家把自己看做可以解决任何社会问题的“圣人”，那么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的（社会学至今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就是一个例证）。尽管，新一代的社会学者所受到的学科训练中关于社会学的知识非常之多，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是干什么的可能并不清楚，这或许正是当代社会学五花八门的原因。未来中国社会学走向何处？这是一个很难却亟需回答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可能就是社会学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未来中国社会学人才的培养要着重于以下六个方面的能力提升：一是现实研判力，即培养具备准确研判现阶段及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的能力；二是规划实践力，即培养具备对理想社会治理方案的规划、设计与实践能力；三是社会引导力，即培养具备将社会学的知识反思性地运用到对现实社会的建构当中，从而“引导”与“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事实”的能力；四是协同攻关力，即培养具备联合攻关、协同作战的“集体意识”和学术创新能力，以逐步推动形成社会学的“新中国学派”；五是全球对话力，即培养具备转化中国本土化学术语言，开展全球性对话的学术能力；六是理论建构力，即培养具备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社会学理论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