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五十年代中国研究”系列讲座第一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930会议室举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奠基——1950年代浙北村落里的新中国”。本场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高原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仝志辉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浩评议。诸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参加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张乐天教授便强调195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这一个时代给中国人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冲击，给众多家庭带来了不安、动荡、甚至还有兴奋，是全体中国人最难以忘怀的年代。解放、土地改革、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数亿人走进人民公社等重大事件，搅动了众多人的心灵。同时1950年代也是一个复杂的年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去解读它。假如我们把观察50年代的视野拉长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正是1950年代打下的基础，让新中国走到今天，而且越走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那就是思索1950年代我们到底打下了什么基础，我们何以打下了这些基础？张乐天教授将这些基础归结为三个方面，即民心、组织和制度，并对每一方面作出了细致的讲解。

第一个方面，民心。张乐天教授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共产党如何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与拥护。第一，道德。中国是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在传统的村落文化中，血缘地缘建构着伦理的差序，“自家人”与“好人”观念是农民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在浙北农村，最初“征服”农民的是解放军、南下干部的日常行动，并且往往是一些小事，树立起了他们好人的形象，建构起农民大众的“国家认同”。第二，翻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身是和道德紧密相关的。土地改革中斗争地主、富农，使农民大众翻身做主人，这有利于激发出农民中的感恩意识，并进一步引申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新中国的热爱。第三，民生。农民是现实主义者，农民们更关注新政府做了些什么来促进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例如救济赈灾等。第四，希望。大生产运动、婚姻法颁布、妇女解放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以及全民扫盲运动广泛开展，这一切使得农民从党的各种工作中看到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美好愿景。

第二个方面，组织。即使从现在来看，农民也是很散漫的，难以管理。但是，在解放以后短短的十来年时间里，新中国却把农民变成了全世界最有组织的存在。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主要有两方面的推动作用。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延续到现在的党政权力体系。如何在农村地区建立强有力的党政组织体系或许是新政权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浙北的故事告诉我们，农村党政组织体系的建立经历了一个充满着权力斗争的过程。第一步，最初的农会与政权建设。第二步，通过土地改革特色基层干部（土改干部），进行整理组织，基层党建与民主建政。第三步，1954年，成立选民区，开展普选，进行民主建政。第四步，1958年上半年，通过大力发展党员，建设基层党支部。第二，单位（人民公社）组织，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把全体农民慢慢“组织起来”。

第三个方面，制度。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范或者行为准则。制度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规训的过程，而制度一旦形成，就有一种延续的堕性。1950年代，浙北农村慢慢建构起一些重要的制度，这些制度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此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第一，中国式科层制度，形成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层层报告，样样审批的运作特点。第二，计划经济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粮食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合作，并最终走向人民公社，终止了人口的流动，于是，到1950年代后期，计划经济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计划经济制度不仅影响了此后的三十年，实际上一直影响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第三，土地制度，即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之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结部分，张乐天教授提到1950年代是中国当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代，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所以想要理解当代中国，应该从1950年代开始，研究该时期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动状态，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人、中国的人际关系以及中国社会。

在评议阶段，仝志辉教授首先感谢张教授为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五十年代中国研究”系列讲座首讲，张乐天教授基于亲身经历、丰厚资料和总体思考提出的对于五十年代中国的理解很有见地。仝志辉也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从民心角度出发，共产党进入农村社会之后所开展的各项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并不一定有争取民心的总体目标，那这些充满变革性的各种工作是怎样成功开展的，这些具体是怎么获得的？

第二个问题关注党政权力体系，在研究中国的党政政治体系时，应注意到不同的地域是有不同的历史条件的，这些不同的历史条件是否会影响不同地域政治体系的建立？讲座提及的党政体系的内部逻辑和目前对于民主集中制等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第三个问题，仝志辉想要了解年轻人在那一代的政治参与的经历带给他们后来的政治态度有什么影响？

社科院何浩研究员充分肯定张乐天教授的讲座内容后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何浩认为新中国以来影响特别深刻的一些制度基本上是在1958年前后形成的，但是我们既然选择将1949年建国前后纳入研究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新旧社会形态在快速的碰撞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怎样的？

第二个问题，在农村未形成完善的基层组织的情况下，干部是如何开展工作并获得民心支持的？特别是群众路线，为何在当时一提群众路线，效果立竿见影，而在今天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第三个问题，共产党在进入农村地区之后，需要尽快建立基层组织，推选管理干部。不同于北方农村地区依靠地方基层劳模带动，浙江地区在没有足够基层干部情况下是如何实现有效管理的？

张乐天教授对两位评议人的问题做简短回答。他表示，中国的发展并不是由党和国家单方面规划好的，而是很大程度上由民众参与决定。建国以后任何事件的发展都不是预定好的，没有预设。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仅仅将之归于领袖身上。这对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进行调查，结合实际材料进行研究。要理解是中央的力量、干部的力量以及群众的力量构成了一种合力，推动着中国不断向前发展。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多方演绎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关注中国民众中存在的历史取向，越清楚地了解这种取向，才能更了解中国。

张乐天教授还对现场多位同学有关建国初期民心形成的社会基础、如何从细小故事产生研究性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有制度的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改革等的提问给予了精彩的回答。在讲座的最后，张乐天教授强调他和很多学者一样，目前还不得不用一些西方的概念来对过去的历史和社会进行分析总结，但是中国本土的经验非常丰富和富有深度，希望研究者能对中国经验多做研究，能够形成中国学界自己的理论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