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15日的《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书评。讨论了保罗·霍朗德（Paul Hollander）的两本新书。作为一名1956年逃到西方的匈牙利移民，霍朗德对苏联的痛恨溢于言表。这种来自个人的仇恨又令他对美国的左翼知识分子恨之入骨。《纽约时报》中评论的两本书便正体现了霍朗德的这两种情感。一本名叫《衰落与不满：共产主义与今日西方世界》（Decline and Discontent, Communism and the West Today），共300多页。另一本叫做《反美主义：来自国内与海外的批评，1965-1990》（Anti-Am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e and Abroad, 1965-1990），厚达500多页。

《反美主义》出版前不久，1990年9月11日，老布什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于国会发表了其“新世界秩序”的演讲；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正式解体。作为坚定的反左翼分子，霍朗德并没有对这场胜利表示出多大的喜悦。相反，他更关心的是美国实践全球霸权过程中，在海内外激起的一系列反对声音。

在《反美主义》出版前的十年里，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姿态在尼加拉瓜这一个南美小国里展现地淋漓尽致。随着1979年尼加拉瓜左翼政权“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 （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胜利，里根政府便开始对尼加拉瓜民族独立政府实施一系列颠覆和破坏活动。当1983年底里根开始调动军事力量，对尼加拉瓜开始进行封锁，并逼迫其政府交出权利时，不但尼加拉瓜的政府与人民开始了激烈的反美斗争，连美国国内也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活动。仅仅在波士顿，就有550人因为抗议美国封锁尼加拉瓜而被逮捕。

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国内的抗议浪潮更多针对其削减社会服务开支等服务大资本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基层教师、农民、钢铁工人等纷纷起来抗议共和党政府这种为大资本与军事集团代言的路线。1983年，在马塞诸塞州弥尔顿学院的毕业典礼讲话中，儿童保卫基金会主席马里安·埃德尔曼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共和党的政策。他说：“从1980年起，我们的总统和国会开始把我们的国家之犁变成刀剑，并以牺牲穷人为代价，讨好有钱人……儿童是主要的牺牲品”。在他看来，这个国家正在“道义和经济破产边缘徘徊”。

即使面临如此强大的民众反对声音，共和党政府在选举中仍旧接二连三地获胜。特别是1988年乔治·布什当选，美国舆论将之称为“山崩”与“压倒性的胜利”。然而，兴奋的媒体有选择地忽略了一个重要信息，在里根1980年当选时，有将近一半人口符合投票资格的人口没有去投票。而1988年选举时，老布什虽然赢得54%的选票，但却只占符合投票资格选民总人数的27%。另一方面，1990年12月《华尔街杂志》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现显示，84%的被调查者赞成向百万富翁加税，51%的人甚至赞成提高资本利得税。然而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执政的多数党乐意这么做。民意与大资本的意志孰轻孰重，在此表现地淋漓尽致。

在霍朗德的书中，“反美主义”（anti-Americanism）指责这些1980年代美国媒体、学界甚至教会批评共和党社会政策不公正的声音是受了左翼共产主义影响的结果。霍朗德认为，美国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思想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不爱国因素”（dangerously unpatriotic elements）。

书中，霍朗德花了很大精力描述尼加拉瓜事件造成的影响。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他对875名大学生进行了“世界观”调查。他还将考察范围扩展到了欧洲、中东，以及一些来自加拿大与墨西哥的知识分子。试图勾画一种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倾向”影响的反美浪潮。霍朗德认为，“反美”这种“主义”里，融合了民族主义、对“现代化”的抗拒，以及马克思主义影响几种重要因素。同时，他还将美国国内的抗议声音描述为一种“令人惊讶”的有悖“真正美国价值观”（true American values）的错误想法。并将美国国内的左翼学者的批评言论描述为“荒谬不堪”。在他点名批评的美国学者中间，便有《美国人民的历史》作者霍华德·泽恩（Howard Zinn）。

中国读者可能更熟知1992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历史的终结》。毕竟在冷战末期，美国胜利的国际氛围下，美国制度优越的论调更能让人向往。然而，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精英来说，霍朗德的危机论调则更具吸引力。霍朗德认为，这种美国国内的“反美主义”，其根源在于美国精神中那种“永恒的敌手文化”（a permanent adversarial culture）。然而，有趣的是，虽然霍朗德将此视为“反美主义”的根源，然而在其他美国保守主义知识精英看来，这恰恰是霍朗德对美国精神的完美刻画。

《新共和》杂志的编辑莫顿·康德勒克（Morton Kondracke）在给霍朗德《反美主义》一文写的书评中描述，这种反美精神“不会随着苏联倒台而在美国社会中消失”。言下之意，美国则需要时刻准备迎接、甚至主动寻找下一个敌人。不过，作为保守主义知识精英，康德勒克对霍朗德这个新移民过分明显的紧张态度表示不屑。在他看来，美国完全有能力消化并吸收那些“激进的英雄”（radical heroes）。康德勒克表示，虽然在美国一些新闻媒体中，左派的思想“逐渐开始获得了些注意”，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大学校园、新教与一些天主教会的官僚”中间。但是，“今天的美国没有一家马克思主义或是反美的媒体，甚至连一个媒体专栏都没有”。这句话道破了美国少数派统治精英肆无忌惮的自信。评论以这样一句颇为广为流传的话结尾：“虽然有那么多嘴上抨击美国的人，但是那些喷子（haters）们少有真正离开美国的。”

这种充满着实用主义态度的骄傲不但流露出了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精英们的自信，更表达了对国内反对声音的置若罔闻。这种少数派执政的特点在美国全球霸权的扩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共和党精英们还未等苏联这个敌人正式倒下，便开始用枪炮和弹药在阿拉伯世界塑造起了他们眼中的“世界新秩序”。一个由石油和军工资本家们裹挟政治与知识精英们共同掌握的世界。

在这种精英主义的霸权态度背后，潜藏着用反共包裹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的暗流。2009年，霍朗德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反美主义”的新书《唯一的超级大国》（The Only Superpower, Reflections on Strength, Weakness, and anti-Americanism）。书中他开篇便将“反美主义”称为“世界级的仇恨罪”（world-class hate crime）。书中他继续十多年前的基调，将所有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视为道德与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并将伊斯兰激进主义、纳粹与共产主义共同列为“反美主义”的三大敌人。而对于美国国内的种族压迫与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大量失业情况，则不仅仅视而不见，甚至继续将那些美国国内微弱的批评声音视为受苏联影响的“激进反美主义”（radical anti-Americanism）的产物。与“纳粹”与“阿拉伯恐怖分子”同类。

在保守主义政治精英对“反美主义”威胁的鼓吹中，反共始终是一个屡试不爽的宣传工具。它通过抹黑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达到将美国的霸权主义诉求包装成为道义冲突的目的。同时，也能掩盖在这种霸权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的底色。并将其表述为“文明的冲突”。其潜台词是支持“红色”的“非西方”世界，永远在密谋着要破坏“西方世界”的自由。

与霍朗德相比，新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的类似论调更为人所知。在《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中，他更明确地将中国视为美国21世纪世界经济霸权的头号敌人。虽然，在近些年美国年青一代公共媒体中流行的自由派论调下，纳瓦罗老派保守主义的威胁论观点在其2011年发表之初招来了不少奚落。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在美国政治的幕后，恰恰站着的是纳瓦罗这群保守主义老派政治集团精英。

美国始终在寻找下一个敌人，试图用用“美国价值”和军事扩张主义，来掩盖这个由少数人领导的世界帝国内部的种族与阶级矛盾。这种战略，在保守主义者亨廷顿2004年的《谁是美国人》（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中得到了很好的叙述。

在《美国人民的历史》的结尾，泽恩写到：

麦迪逊就曾对“多数派”感到害怕，并希望新宪法能对其加以控制。他和他的同僚以这样的一句话作为宪法导言的开始语：“我们人民……”，并……用包罗万象的实物和口头的象征物如国旗、爱国主义精神、民主制度、国家利益、国家防务、国家安全等等来支持这种矫饰之词。这些口号和说法已深深地渗入了美国文化。这就像西部平原上围成一圈的大篷车，白人和多少有点特权的美国人从里面射杀外面的敌人——印第安人、或是黑人、或是外国人、或其他也想拧开车门挤进去的白人。商队的老板们则在安全距离之外，远远地观望着，当战斗结束原野上摆满了双方的死尸时，他们就冲过来夺取这块土地，并准备另一次的远征，去争夺另一块土地。

然而，泽恩并不相信这就是我们人类历史的全部。少数派的霸权终将让位于觉醒的多数人。1979年《洛杉矶时报》上报道了这样一幅场景，一位美国记者在埃及阿斯旺大坝基址前为一位“衣衫褴褛的工人”拍了一张照片，随后，记者要给这位工人小费。工人立刻感觉受到了侮辱。记者写道：“许多埃及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一种民族尊严，一种全民族正在有所作为、有所向往的感情。”

对于被压迫者而言，没有什么能比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能给我们带来自豪与尊严。战争已经到来，帝国终将倒掉，我们只需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