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18年，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塑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从改革开放前一个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成功？日前，在“中国智慧·筑梦中国”致敬四十年盛典上，“致敬四十年杰出社会组织”奖获得机构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接受了凤凰网财经的授誉专访。
姚洋表示，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中有三点值得总结：
第一，务实主义。中国人思维方式里头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民族性格里头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务实主义。这个务实主义就是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的改革一定是渐进的，一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第二，赋予地方积极性。回顾改革开放，凡是我们改的比较成功的，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基层的创新。比方说农村改革，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出自小岗村。但是事实上这个改革比小岗村还早，在四川，在安徽，很早就有了这样的划成小组，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
比如国企改革，90年代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非常重大的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我们几乎把80%的企业都改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改成功呢？因为我们放手让地方去干。
第三，开放的讨论。没有开放的讨论，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因为通过公开的讨论，我们可以在社会上凝聚共识。
以下为实录：
姚洋：我们国发院已经走过了24年的历史，我们这是一个在北大校内以学术为主的综合性的学院。但是我们也是深入地参与中国过去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为国家为社会建言献策。我们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有一批在80年代就关注中国现实的非常优秀的年长的学者，他们从80年代开始就关注中国的现实，他们没有把学问关在书本里，没有阳春白雪，而是实实在在地用学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我们是想用学术改变中国。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活动非常多，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站在四十年的节点上，我们怎么来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前我们经济学家会说一些更加实在的东西，我们做对了什么，我们在经济上做对了什么，改革上我们做对了什么。但是今天我想稍微说一点务虚的话，过去四十年改革，在务虚的这个层面是怎么做对了？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我们去总结，而且对今天是有意义的。
第一点是务实主义。我研究一点中国的传统哲学，我觉得邓小平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液，所以当他有机会领导改革开放的时候，他自然就用中国人那套思维方式想象改革。因为中国人思维方式里头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民族性格里头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务实主义，这个务实主义很大一方面就是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的改革一定是渐进的，一定是摸着石头过河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给地方积极性。回顾一下我们改革开放，凡是我们改的比较成功的，除了比较少的，比方说加入世贸组织，其他的改革都是来自于我们基层的创新。
比方说农村改革，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出自小岗村。但是事实上这个改革比小岗村还早，在四川，在安徽，很早就有了这样的划成小组，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如果我们读一下当时的回忆录的话，我们发现哪怕是我们今天认为改革派里面最坚定的代表人物，比如杜润生老先生，他其实在当时都是有疑问的，他在一段时间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他说包产到组就可以了，包产到户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为什么后来责任制成功了？是因为我们允许大家去试，试成功了。
到了90年代，我们知道90年代经历了一大波国企改革，现在我们忘记了，短短的20年间我们好像忘记了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非常重大的国有企业改革。当时我们几乎把80%的企业都改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可以改成功呢？因为我们放手让地方去干。
我们知道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是来自两个小城市，一个是顺德，一个是诸城，为什么顺德改成功了呢？因为顺德美的让员工持股，拿到香港去上市，后来他们让所有者持大股，挪回到A股上市。90年代末到顺德，我问当时的经委主任，我说你这样的国有企业改革放在我们北方叫国有资产流失，你要犯政治错误。他说在我们这里，以我来看，我搞改革才是止血工程。因为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在亏损。诸城也是一样的，诸城之所以愿意去改，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国有企业都在亏损，改革是一个止损工程。
这样地方的改革见成效了，很快到1995年，我们有了“抓大放小”这样的政策，我们国有企业改革才推向了新的高度。到了1998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讨论越来越多，朱镕基说“我们暂不讨论，我们先做”。如果没有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不可能有2001年到2010年我们那么好的增长业绩，因为整个90年代我们国有企业是全面亏损，正因为有了这一轮改革，我们的国有企业才能够在新的时期里抓住了入世的机遇，我们国有企业才可能发展壮大，我们整个经济才可能发展壮大。
第三点是开放的讨论。没有开放的讨论，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国发院是中宣部第一批25个重点智库之一，我们也承担很多的国家任务。我们发现，我们能够真正影响政策的，做的最好的，还是参与公开的讨论。比方说20年前，我们讨论电信改革，那时候周其仁的老师非常激进，他说应该数网竞争，这在当时不可想象的，但是最后他的观点成了工信部改革的方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参与，没有这样公开的讨论，如果光凭周老师一个报告递到了李毅中部长手里，肯定达不到效果。这种公开讨论是让一个学者的观点变成国家的政策。
后面，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我们参与国家政策层面的讨论，参与社会的讨论，都是公开的形式，比如网约车，比如再早一点对股市的讨论，还有最近关于民营企业的讨论。9月20号，我们开的一个公开研讨会，在那个研讨会上，我们四位老师发言，最后通过我们自己的途径散播到公众领域去，最后我不能说完全是我们的功绩，但是我们一定是最前面那一批参与这个公开讨论的。最后我们形成了一个几乎是社会上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民营企业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刻，政府应该伸出援手，而且我们应该改变社会上的不好风气，说民营企业该退场了。最终我们也知道结果，现在我们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回归正轨。
我是想用我们国发院做一个例子，告诉大家说，我们进行改革，顶层设计是重要的，但是公开的讨论更加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改革老空转？大家都说可能是利益集团作怪，有没有利益集团？当然有。但是怎么打破这个利益集团格局呢？公开的讨论是一个途径，因为通过公开的讨论，我们可以在社会上凝聚共识。
这三个方面大体上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经验。
展望未来我想说，我们未来的五到十年，最应该改的方面，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另外一个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改革，或者说地方政府融资方式的改革。这两个改革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刚刚说的这三点上来，首先你得允许大家去试，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大方向已经定了，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我们就已经定了，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方向，那就应该放开手脚让地方去做。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有更多的公众的参与，特别是像我们媒体的参与，在我们社会层面形成共识，最后可以把我们的共识真正反映到改革的实践中去。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