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香港刘乃强先生病逝，第一感觉是：一个战士倒下了。刘乃强先生是香港社会少有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者，他不仅在政治立场上有高度的原则性及坚定性，更关键的是知行合一，具有战略眼光、丰富知识及立足高远的论述责任感。在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微信群中，我每天最看重的就是先生的千字短文。我也是多家海外专栏的作者，我深知每天持续写作的艰辛与压力，更何况先生还是身染沉疴的病人。是什么样的精神在一直激励着先生以战斗者姿态活跃于香港和国家的舆论场并身体力行甚至孤独对抗着他所遭遇的本土主义挑战呢？是什么激励着先生超脱地方视野而持续眺望民族复兴的新时代船桅呢？我想一定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的信念与责任，一定是一种深植内心的爱国主义。先生是香港的政治建制派，但绝非普通的建制派。他的离世，成为一种独特的爱国精神符号在“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中定格。
与先生初识于2014年4月，那时我作为北航法学讲师刚刚开始在香港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当时香港社会的舆论氛围高度聚焦于特首普选，无数的概念、理论、派别、游说、抗争乃至于阴谋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作为宪法学背景的青年学者，如果你只是听信书本上的“普适知识”，如果你只是依靠想象推测甚至期待香港普选按照“裸选”标准实现，那么就会错过理解“一国两制”及基本法秩序复杂性与智慧性的机会。但刚入香港的我确实经历了最初一段时间的迷茫：如何理解这一场高度社会动员下的、以普选为目标的公民抗命运动呢？它与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相关性何在？香港是一个在市民文化与公共知识上高度“西化”的社会，它的全部魅力甚至缺陷皆源于此。带着这些初识香港社会及感受抗争漩涡的种种困惑，我参加了几次由刘乃强先生策划主持的普选论坛，感受很深。先生讨论普选，是很注意香港作为国家特区的地方性宪制地位的，强调普选必须依法进行，且以国家利益与安全获得保障为前提。这些偏于法治和秩序的保守性设定，往往被反对派及青年学生污名化，也不为内地自由派所理解，但在先生离世之际，我们若回顾先生曾经的语重心长或力排众议，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智慧和理性。
经陈端洪教授引荐，我与先生交换名片，初次相识，约定来日单独拜访。2014年4月22日中午，我主动约先生见面求教，在金钟的一家港式茶餐厅吃早茶。香港人的生活习惯，早茶跟午餐可以一并吃，很悠闲的慢生活及会客交际的方式。与先生畅谈2个多小时。我本身也是知识面很宽的人，先生不仅政治阅历丰富，而且知识储备与思考层次极为深厚，很合我的胃口。话题自然以香港普选为中心，先生侃侃而谈，从回归前的恩恩怨怨、基本法制定中的一波三折、港英的帝国撤退布置、香港民主派内部旧闻秘辛一直谈到回归后种种央港冲突的来龙去脉。先生不仅很会讲历史故事，也很善于将复杂关系概念化，并始终注意立场的正确性。我觉得这是一名政治活动家应具有的基本素养：立场、知识、修辞与责任。先生的分享与教诲，对于我快速进入香港政改论辩的实质性问题和语境很有帮助。我此后在香港媒体报刊撰写一系列的政改评论，包括通过公共写作履行爱国责任的特定使命感，与先生的教诲和激励是分不开的。早茶话题当然不限于香港，而广泛扩展到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国家体制、中美关系等更具战略性的议题。先生的传统文化素养很深，战略视野与分析能力颇强。我清晰记得先生这样评价中国现行体制：“你若按照西方的标准，中国体制的每一个零件都是坏的，但这些零件组成的整个国家机器却创造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奇迹，中国社会科学不应当死抓住‘零件论’不放，而需要有整体观和整体解释能力。”我当时非常吃惊，感叹于先生虽非学界中人，但对中国当代学术之积弊与短视竟然一眼看破，寥寥数语点出要害。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内地自由派与香港民主派的语境和角色错位问题，认为内地语境中国家太强，自由派诉求有一定合理性，但在香港语境中国家太弱，治权不落地，以同样的标准“想象性”地一概支持香港民主派，就是对国家不负责任了。这些精巧而厚重的思考与结论，如果不是小心拿捏与智慧权衡，哪里掌握得住？
今天想来，先生也许早已立下了余生志向：以笔为马，勤勉写作，刺破迷思，去做发现“中国”的解释性工作。这样来看先生每日一篇的“千字文”，其论述主旨及贯穿其间的理性爱国精神就即刻充盈生动起来了。如果这样理性的爱国者被称为“左派”，我想当代中国许多人都会愿意做这样的左派。其实人分“左右”是最侮辱智商和偷懒耍滑的做法，似乎立场就可以豁免论证，是一种立场中心主义和拒绝对话的姿态，先生不惧此类标签，只是坚持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先生最后鼓励我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在香港社会多做观察，以独特的内地学者身份与眼界勤勉写作，增加一种理性的声音，逐步影响香港社会芜杂化和扭曲化的公共舆论生态。先生是提携和培养年轻人的。从那时起至今已四年有余，我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与评论产生了一定影响力，没有辜负先生的期待和支持。
我与香港媒体的缘分也是先生牵线搭桥而成的。当日早茶之后，我一个下午写了关于香港政改的第一篇评论《小政改定位与公民推荐改进》，将此次政改界定为基本法秩序内的“小政改”，而不是对标“国际标准”的修宪式政改，在此前提下讨论部分泛民主派提出的一种相对温和方案“公民推荐”的改进方式。当晚我就将文章发给先生，他很快回信表示赞赏并直接转荐给了《大公报》评论部。2014年4月24日，全文见报。随后先生又介绍评论部的潘江鲲给我认识，建立直接的写作对接模式。从此，我基本上以每周1-2篇的节奏坚持给《大公报》写了两年半文章，并在2014年评论文章基础上整合出版了《香港政改观察》（商务印书馆2015年2月版）。除了《大公报》，先生还介绍我给《中国评论》月刊写稿及参加中评社的“思想者论坛”及有关采访活动。2014年8月，我完成了麦基文《美国革命的宪法观》之翻译任务，从麦基文对大英帝国殖民“二元宪制”的分析中获得灵感，结合香港政改写了一篇1万字长文《香港普选之路：超越法治的民主追求》。文章完成后同样是先发给先生批评指正，先生再次予以热情肯定并即刻转荐给《中国评论》负责人周建闽先生，最终刊发于《中国评论》2014年10月号。这样，在来港不到半年时间里，我就开始活跃于《大公报》及《中国评论》两个偏“建制”的媒体平台，逐步产生学术和社会影响力。也是在此基础上，我后来注意到拓展媒体平台及增强对香港中产精英与青年人影响力的重要性，因此2017年以来在《明报》、《南华早报》、《多维CN》、FT中文网等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广泛讨论一国两制、两岸关系、中美关系、新时代宪制、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结构性议题。每有认为值得一读的作品，也会及时转给先生批评指正。我对先生的意见不尽然认同，但每每感受到其中的真挚与期待。这些年，先生是看着我成长的。
2015年3月我结束一年访学回内地，专程去先生的“大中华青年在线”办公室拜访，并送去我的新书《香港政改观察》。我们又集中讨论了近3个小时。先生首先祝贺我新书出版，认为是在香港社会搭起了一座独特的沟通桥梁，对立场分歧明显的问题及纠缠其中的理论做了较好的客观性分疏与解释。先生鼓励我回京后继续关注香港问题，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当然也不能忘了继续给建制派媒体供稿。先生感慨，香港建制派很多，但知识面和论述能力俱佳的太少，人才储备不足，战略视野短缺，他自己是不得不“老当益壮”，但还是希望青年人多发声，多担当。这些临别教诲对于我后来继续研究香港问题及坚持公共写作是很重要的精神动力。在内地学术界，港澳研究属于小众领域，文章不容易发，关注的群体不大，从学术功利角度而言不会是首选。也有不少短期居港的学者研究过一段时期的港澳问题，或者由于课题原因关注过某个专题，但将港澳研究与国家大战略结合持续思考与写作的学者少之又少。居港一年，与先生的来往并不频繁，但从有限的直接交往、先生的文章气度及先生对我这个学术晚辈的教诲帮助来看，实在是人生难得的经历和财富。
先生也会敲打我，说我身上还是有着内地“自由派”和“政治浪漫派”的通病，对西方自由民主模式还是未能彻底看破。特别是后占中时期出现了“大和解”思潮，新特首似乎也有所倾向，我个人有多篇文章从政治重建及香港信心恢复的角度支持和解论，也支持“有条件民主论”。有几次先生通过个人微信对我提出批评，甚至个别场合在公共空间予以敲打。我当然明白先生的苦心孤诣，然而“代沟”毕竟是有的，先生的某些过强的国家主义立场与论述我也难以认同。我会向先生讲出自己的真实理解与理由，毫无保留地坦诚交流。我认为香港社会是高度西化和国际化的社会，“一国两制”需要注意区分和智慧性对待香港社会在更高发展层次上追求“民主”的意义建构与价值追求，不能以“国家”或“发展”化约一切。在后来的一些学术研讨场合，比如邵善波先生“中策组”的内部研讨会、孔丹先生“中信基金会”关于中国模式的研讨会以及香港中联办、全国港澳研究会的会议上，我还常常见到先生，从其言行中继续感受“一个战士”的余热和风采，也有机会多次当面交流求教。
先生1947年生，早年有着丰富的政党组织经验与政治论述经验，在香港回归史与回归后的建港史中是一面当之无愧的爱国者旗帜。先生还长期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港方委员，对基本法宣传、教育和解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先生晚年身染沉疴，但仍负重承担，成立智库组织，亲自撰写评论，组织学术论坛，培养青年人才。常人看到的是先生的慷慨激昂，以笔为马，纵横驰骋，但未见其与病魔朝夕缠斗、坚持工作到生命最后时刻的万般艰难困苦。先生今日终于停息安眠，作别奋斗数十年的“一国两制”事业。作为与先生有过数面之缘及精神深交的学术晚辈，诚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也愿继续通过自身努力告慰先生，“一国两制”后继有人，民族复兴正待来时。先生生前许多篇“千字文”论及中美贸易战及中美关系的长期前景问题，充满对国家民族的信心和期待，但先生已难亲见。人生总有终点，终点必有遗憾，但以先生对中国文化与中国道路的透彻理解及心智，当确信后来者可续其志，略解憾意。但于我而言有所遗憾的是：其一，我关于香港研究的第二本著作《后占中治港：法理与政治》（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未经面赠及聆听其意见；其二，我在学术思想与战略思考上广泛展开且有深入，与先生近半年来在中美贸易战与中美权力秩序变迁上的多篇“千字文”思考颇有共鸣，却无缘当面求教了。
总之，作为爱国者，作为“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先生光荣地完成了自身的战斗责任与思想责任。先生也许不需要任何溢美之词，也无需加以任何其他的标签，我们只需热情地称呼他“爱国者刘乃强”，他也许就已瞑目！先生，西行一路珍重，走好！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大公报》2018年11月23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