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十年前起，世界政治开始经历一场戏剧性转变。从1970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十年，选举民主制国家（electoral democracies）的数量从大约35个增长至110多个。同时，世界商品和服务的输出量翻了四倍，这一增长几乎涵盖了世界各个地区。赤贫的人口比例急剧下降，从1993年占全球人口的42%降至2008年的18%。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在以发达民主国家为主的许多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也极度加剧，因为经济增长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富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的货物、金钱和人口从一处向另一处转移，带来了破坏性的变化。在发展中国家，以前用不上电的村民突然发现自己住进了大城市，开始看电视、用手机上网。中国和印度出现了一大批新中产阶级——但他们做的工作取代了发达国家原本的中产阶级的工作。制造业从美国和欧洲平稳地转移到了东亚及其他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同时，在服务业日益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力市场中，男性正被女性取代，低技能工人则被智能机器取代。
这些变化最终减缓了朝日益开放和自由的世界秩序演变的进程，这一进程开始摇摆，很快就扭转了方向。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开始的欧元危机，是最后一击。在这两次危机中，精英阶层制定的政策都导致了大幅度的衰退、高失业率和无数普通工人收入的下降。美国和欧盟是采取自由民主制的主要典范，因此这几次危机也损害了整个自由民主体系的声誉。
事实上，近年来民主国家的数量有所下降，民主制几乎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所撤退。同时，许多专制国家则变得更自信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似乎很成功的自由民主制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泰国和土耳其——已经倒退。2010-2011年的阿拉伯起义扰乱了中东的独裁统治，但在民主化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成功：起义后专制政府仍然掌权，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深受内战折磨。更令人吃惊、也或许更重要的是，2016年民粹民族主义在世界上最老牌的两个自由民主制国家取得了选举的成功：英国选民投票脱欧，唐纳德·特朗普则在总统竞选中令人不安地意外取胜。
这些事态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全球化的经济、技术转型有关。但它们也取决另一个现象，即身份政治的兴起。二十世纪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问题规定的。左翼政治以工人、工会、社会福利项目和再分配政策为核心；右翼则主要关心缩小政府规模，并发展私人产业。然而，规定当今政治的与其说是经济或意识形态问题，不如说是身份问题。在如今的许多民主国家中，左派对构建范围更广的经济平等的关注减弱了，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促进各个边缘群体利益，如少数民族、移民、难民、妇女和LGBT群体。与此同时，右翼将其核心使命重新定义为对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式维护，这种身份通常明显是与种族、族裔或宗教相关。
这一转变颠覆了一种长期以来的传统，即认为政治斗争是经济冲突的反映。尽管物质性的个人利益很重要，人类会也受到其他力量的驱动，这些力量更能解释如今的状况：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都凭着这样一种观念动员支持者，即他们的尊严被冒犯了、必须恢复这种尊严。
当然，这种呼吁在一些国家已经是老生常谈。比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谈到了苏联解体的“悲剧”，并指责欧美借俄罗斯在1990年代虚弱之机扩大北约。但是，对受屈辱的愤恨在民主国家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黑人生命平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发源于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的事件，它也促使世界其他地区关注警察暴行的受害者。大学校园和美国各地办公室里的女性，对似乎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感到愤怒，她们认为男性伙伴们根本不把她们看做和自己平等的。变性人——他们之前并没有被普遍当做区别对待的目标——的权利引起了一时的轰动。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人都向往更加美好的过去时光，他们认为那时候自己在社会中地位的更稳固。
群体开始一次次地认为他们的身份——无论是民族、宗教、种族、性、性别还是其他的身份——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身份政治不再是个次要现象，仅限于大学校园内，或者为大众媒体推动的“文化战争”中的低成本、小规模冲突提供背景。相反，它已成为解释全球事务进展的主要概念。
这种状况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一个重要挑战。全球化引发的经济、社会急速变化使社会变得更多样化，并产生了要求对原本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群体予以承认的要求。这些要求引起了其他群体的激烈反应，他们产生了地位丧失、被取代的感觉。民主社会正断裂为按照日益狭窄的身份划分的碎片，这对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商议和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构成了威胁。这条路只会导致国家崩溃，以失败告终；如果这些自由民主制国家不能回归于对人类尊严的更普遍的理解，它们将会使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陷入无尽冲突的厄运。
灵魂的第三部分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行动是由对物质资源或物品的欲望驱动的。对人类行为的这种理解深深植根于西方政治思想，构成了大部分当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但这一理解忽略了古典哲学家们发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对尊严的渴望。苏格拉底认为这种对尊严需求构成了人类灵魂不可或缺的“第三部分”，它与“欲望的部分”和“计算的（calculating）部分”并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这一部分为“激情”（thymos），英文勉强翻译为“精神”（spirit）。
在政治上，激情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我所说的“特大激情”（megalothymia）：渴望被视为高人一等。前民主社会基于等级制度，它们认为某一阶层的人——贵族阶层（nobles, aristocrats）、王室成员——固有的优越性是社会秩序的基础。“特大激情”的问题在于，每当一个人被视为高人一等，就会有更多的人被视为低人一等，后者作为人价值得不到公众的承认。一个人得不到不尊重时会产生强烈的愤恨感。另外一种同样强大的感受——我称之为“平等激情”（isothymia）——则使人希望被看做和其他人一样好。
现代民主制的兴起是“平等激情”战胜“特大激情”的历程：只承认少数精英权利的社会被承认人人生而平等的社会取代了。20世纪，阶级化的社会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权利，被殖民的国家也争取独立。美国政治史上反奴隶制和种族隔离、争取工人权利和妇女平等的伟大斗争也是由这样一种要求驱动的：希望扩大能被政治体系承认为完整人类的个体的范围。
然而在自由民主制国家，法律规定的平等并没有引起经济或社会上的平等。对一系列群体的歧视依然存在，市场经济也造成了巨大的结果不平等。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总体上富有，但在过去30年间，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极度加剧了；大部分人口收入增长停滞，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经历了阶层的下滑。
人们对个人经济地位受到威胁的感受，或许有助于解释美国及其他地区民粹民族主义的兴起。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高中以下的美国工人阶级，近几十年来的处境一直不好。这不仅反映在收入停滞或下降和失业上，也体现为社会崩溃。对非裔美国人来说，这一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移民十年之后）就开始了，当时黑人移居至芝加哥、底特律和纽约等城市，许多人在肉类加工、钢铁或汽车行业找到了工作。当这些部门衰落、男性开始因去工业化而失业，一系列社会弊病随之而来，包括犯罪率上升、可卡因流行以及家庭生活状况的恶化，这使贫困从一代人传到了下一代人。
在过去十年间，这种社会衰退已经蔓延至白人工人阶级。阿片类药物的盛行掏空了美国各地的农村白人工人阶级社区；2016年，严重的药物滥用导致60000多人因吸毒过量而死，这是该地区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的两倍。2013至2014年间，美国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有所下降，这在发达国家十分罕见。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白人工人阶级儿童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22 %上升至2017年的36 %。
但是，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也促使英国投票脱欧）的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或许也在于人们感到被忽视了（perception of invisibility）。愤愤不平、害怕失去中产阶级身份的公民指责精英阶层，认为他们忽视了自己，同时也指责那些在他们看来得到了不公正的优待的穷人。经济困难往往被个体视作身份的丧失，而不是资源的丧失。努力工作应该能为个体赢得尊严，但许多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他们的尊严没有得到承认，政府还给那些不愿遵守规则的人提供了过多的好处。
收入和地位的关联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民族主义或宗教保守主义的呼吁比传统的、从经济阶级出发的左翼呼吁更有效。民族主义者对那些不满的人说，他们一向是一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而外国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谋压制他们。“你的国家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他们这样说，“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也得不到尊重。”宗教右翼也有一套类似的说法：“你是伟大的信徒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被不信教的人背叛了；这背叛导致了你的贫困，也是对上帝的犯罪。"
这种说法的盛行解释了为什么移民在那么多国家都备受争议。移民和贸易一样，能提高整体的GDP，却没有惠及社会中所有的群体。占多数的族裔几乎总把移民看做对他们文化身份的威胁，尤其是在跨境人口流动如近几十年这般频繁的情况下。
然而，对移民的愤怒本身还不足以解释为何欧美民族主义右翼近年来也吸引那些原本支持左翼政党的选民。右转的趋势也表明，当代左翼政党没能与那些相对社会地位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而下降的人对话。过去的进步主义者，诉诸对富有资本家的剥削和愤恨这一共同经验:“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在美国，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一直到1980年代罗纳德·里根掌权，绝大多数工人阶级选民都支持民主党。欧洲的社会民主制也是在工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建立的。
但在全球化时代，大多数左翼政党都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围绕大的群体——如工人阶级或遭受经济剥削的人——建立团结，而开始关注越来越小的群体，这些群体感到自己以各种不同的、独特的方式被边缘化了。普遍和平等承认的原则，转变为对特殊的承认的要求。这种现象也逐渐从左翼转移至右翼。
身份的胜利
1960年代，世界上发达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爆发了强有力的新社会运动。美国民权活动人士要求美国践行《独立宣言》中承诺的、内战后写入美国宪法的平等。随后的女权运动也是要为妇女争取平等待遇，该运动激发了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也受到了这个过程的影响。一场同步展开的社会革命打破了性别和家庭的传统规范，环境运动重塑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随后的几年内，我们看到了维护残疾人、美洲土著人、移民、同性恋男女以及变性人的权利的新社会运动。但尽管法律有所变化，边缘群体获得了更多机会和更有力的法律保护，每个群体在行为、表现、财富、传统和习俗方面依然各不相同；偏见和偏执在人群中依然普遍；少数群体依然要继续应付歧视、偏见、不被尊重和关注的负担。
这种状况向每个边缘群体呈现了一个选择：它可以要求社会像对待主流群体成员那样对待它，或者它可以为其成员坚持另外一种的身份，并要求人们尊重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差异。后一种策略逐渐占据了上风：马丁·路德·金早期的民权运动要求美国社会以对待白人的方式对待黑人。但到了1960年代末，出现了黑豹党（Black Panthers）和伊斯兰国度（Nation of Islam）等组织，它们认为黑人有自己的传统和意识；在它们看来，黑人应当为自己的身份而骄傲，而不是遵从社会想让他们成为的样子。它们论证说，美国黑人真实的自我与白人不同；黑人是由在白人主导、充满敌意的社会中长大的独特经历塑造的。这种经历充满了暴力、种族主义与污蔑，是在其他环境下长大的人不能理解的。
如今的黑人生命平权运动继续讨论了这些话题；该运动始于为警察暴力的个别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要求，但很快便扩展为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美国黑人日常生活的性质的努力。塔-奈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等作家把当今警察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与奴隶制和私刑的漫长历史联系到了一起，他们认为这段历史是构成了黑人和白人间不可逾越的理解鸿沟的一部分。
女权运动内部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主流女权运动的要求原本侧重于妇女在就业、教育、法庭诉讼等方面的平等待遇。但从一开始，女权主义思想的一条重要脉络便指出，女性的意识和生活体验与男性有根本的不同，并认为女权运动的目的不该只是鼓励女性像男性那样做事和思考。
其他社会运动也很快抓住了生活经验对他们斗争的重要性。边缘化群体越来越不仅要求法律和机构把他们和主流群体平等对待，还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承认、甚至赞美那些使他们区别与主流群体的内在差异。“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一词——原本只指多元社会的一种特点——成了一个政治计划的标签，该计划平等地重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生活经验，有时会通过引人关注那些过去被忽视或低估的文化来实现这一点。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最初关注的较大的文化群体，如说法语的加拿大人、穆斯林移民，或者非裔美国人。但很快它便成了这样一种图景：社会分裂成许多有着不同经历的小群体，以及一些由不同形式的歧视共同规定的群体——比如有色人种的妇女，她们的生活不能单从种族或性别的角度来理解。
随着制定能带来大规模社会经济变革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左翼开始接受多元文化主义。到了1980年代，整个发达世界的进步团体都面临着生存危机。本世纪上半叶的激进左翼，从根本上接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激进平等主义的愿景；社会民主左派的议程有不同：它接受自由民主制，但试图扩大国家福利，让社会保障遍及更多的人。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希望通过国家权力、财富再分配和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获得社会服务的方式，促进社会经济平等。
随着二十世纪结束，这一战略的缺陷凸显了出来。马克思主义者被迫对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实现了工业化的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变得更富有，开始融入中产阶级。革命和废除私有财产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社会民主党左翼也陷入了死胡同，它不断扩大福利国家的目标在动荡不安的70年代遭遇财政拮据的现实。当时政府的反应是印钞票，这导致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再分配项目则扭曲地刺激人减少工作、储蓄和创业，反过来又缩小了整体经济体的规模。尽管人们雄心勃勃地试图消除不平等，例如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倡议，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社会民主党被迫与资本主义讲和。
20世纪最后几十年，左翼在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志向的削弱，和它对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的接受汇合了。左翼的特征依然是它对平等的激情——“平等激情”，但它的议程从早先对工人阶级的强调转向了日益扩大的少数边缘群体的要求。许多社会活动者开始把传统工人阶级和工会看做特权阶层，认为它们对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困境缺乏同情。他们试图扩大一系列的群体的权利，而不是改善个体的经济状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工人阶级被抛弃了。
从左翼到右翼
左翼对身份政治的拥护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不同身份群体的生活经验不同，往往需要以特定的方式解决这些群体的问题；局外人常常意识不到他们的行为会对这些群体造成伤害，许多男性在MeToo运动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后意识到了这一点。身份政治旨在改变文化和行为，这也为许多人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身份政治通过把焦点转向更狭义的不公正的经验，使文化规范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促成了一系列对许多人都有好处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尽管警察暴力依然存在，黑人生命平权运动的确使美国各地的警察部门对他们对待少数人种的方式更自知了。MeToo运动拓宽了大众对性侵犯的理解，并引发了一场有关现有刑法在这方面的缺陷的重要讨论。它最重要的影响或许是对男性和女性在工作场所的互动方式的改变。
因此，身份政治本身并没有错，它是对不公正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不过，身份政治关注文化问题的倾向，转移了进步人士对一些问题展开因素思考的精力和注意力——即该如何扭转近30年来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争论文化问题远比改变政策更容易，让女性和少数群体作者进入大学课堂比增加收入、扩展象牙塔之外的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机会更容易。此外，最近身份政治运动的重点选区，如硅谷女性高管和好莱坞女明星，都处在收入分配的顶端。帮助她们进一步实现平等是件好事，但这对于解决收入最高的1 %的人群和其他人之间悬殊差距却没有什么帮助。
如今的左翼身份政治也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更大的群体上转移开了，那些人严重的问题被忽视了。直到不久前，左翼社会活动者对日益加剧的阿片类药物问题，或者在美国农村贫困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的命运几乎什么也说。民主党也没有给出任何有雄心的策略，来处理与自动化发展相伴的大量失业风险，以及技术可能给所有美国人带来的收入差距。
不仅如此，左翼的身份政治也对言论自由和维持民主所需的理性话语构成了威胁。自由民主国家致力于确保人们在思想市场（尤其是政治领域）中什么都能说的权利。但对身份的过分关注与公民对话的需要产生了冲突。身份群体对生活体验的关注，使得内在自我的情感世界优先于对外部世界问题的理性审视，它更看重发自内心的观点，而不是理性的商议过程——这一过程可能会迫使人放弃之前的观点。某个主张冒犯了某人的自我价值感的事实，经常被当做贬低发表主张的个体、让他闭嘴的理由。
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对身份政治的依赖也有缺陷。目前美国政治体系的失衡和衰退也与极端且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有关，这使政府的日常管理成了在边缘上的试探（exercise in brinkmanship）。这主要是右翼的问题，正如政治科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所指出的，共和党转向极右的速度比民主党转向相反方向的速度要快得多；但双方都已经离开了中间选民。关注身份问题的左翼活动家很少能代表全体选民，事实上，他们的担忧往往使他们与疏远主流选民疏远。
不过，左翼目前践行的身份政治最糟糕的一点，或许在于它也激发了右翼的身份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翼对政治正确性的拥护——这是一种使人们在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或意见时，不得不担心招致道德羞辱的社会规范。任何社会中都有一些与社会基本的合法性理念背道而驰的观点，它们是公共话语的禁区，但人们很难跟上新身份的不断发现，以及可被接受的言论的基础的不断变化。在一个高度应和群体尊严的社会中，新的界限会不断出现，之前还可被接受的说话、表达方式会变成冒犯。比如，如今某些场合下只使用“他”或“她”可能被解读为没有考虑双性人或变性人的标志。这些言论并不会威胁到基本的民主原则，而是对某些群体的尊严构成了挑战，表明对他们的斗争缺乏认识或同情。
事实上，左翼一方也只有少数作家、艺术家、学生和知识分子支持最极端的政治正确性，但这些个例被保守的媒体选取出来，作为整个左翼的代表。这或许能解释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特朗普在核心支持者群体中很受欢迎，而他的行为如果放在更早的时代，注定会使他竞选失败。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嘲笑了一名记者的身体残疾、把墨西哥人描述为强奸犯和罪犯，在一段录音还曾吹嘘过他猥亵妇女的事情。这些言论与其说是对政治正确的违背，不如说是违背了基本的正派准则，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也不一定同意这些言论，还有特朗普其他语出惊人的言论。但在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公众言论被过度监管了的情况下，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会欣赏他没有被舆论压力吓住、而避免冒犯这一点。在一个被政治正确形塑的时代，特朗普体现了一种真实性，这是许多美国人都钦佩的：他或许有恶意的、偏执的、不像个总统，但他至少敢说出自己的想法。
然而，特朗普的崛起体现出的并不是对身份政治的保守拒绝，而是反映了右翼对身份政治的接受。特朗普的很多白人工人阶级支持者都感到他们被精英阶层忽视了。生活在农村的人——他们不仅是美国的、也是许多欧洲国家民粹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往往认为他们的价值遭到了世界主义的城市精英的威胁。尽管他们属于主导的种族，许多白人工人阶级却感到自己受了伤害、被边缘化了。这种情绪为右翼身份政治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种身份政治表现为明显的种族主义-白人民族主义。
特朗普直接推进了这一进程。他从房地产大亨和电视真人秀明星向政治竞选者的转型，是在他在成为种族主义“出生地阴谋论”（birther conspiracy theory）——即怀疑巴拉克·奥巴马出任总统的资格——最著名的推动者之后开始的。作为总统候选人，当他被问及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对他的支持这件事时，回避了问题，他还抱怨说，监督有关特朗普大学一案的美国联邦法官对他“不公平”，因为这名法官是墨西哥裔的。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白人民族主义者举行暴力集会——一名白人民族主义者杀害了一名反示威者——后，特朗普断言说“双方都有很好的人”。他花了很长时间把黑人运动员和名人挑出来进行批判，也乐于利用人们对拆除邦联领袖纪念雕像的愤怒。
特朗普使白人民族主义从边缘走向了几乎是主流的位置。白人民族主义的支持者抱怨说，尽管人们在政治上可以接受谈论黑人权利、妇女权利或同性恋权利，但要想提倡美国白人的权利，就不得不被冠上种族主义的标签。左翼的身份政治实践者会争论说右翼对身份的强调是不合法的，不能同少数族裔、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放在同一个道德层面上，因为他们体现的是历史上享有特权的群体的观点。这显然没错——保守派过度夸大了少数群体获得优势的程度，正如他们也夸大了政治正确限制言论自由的程度一样。许多边缘群体的现状仍未改变：非裔美国人继续遭受警察暴力，妇女仍然被强奸和骚扰。
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右翼是如何从左翼那里借来这套语言和框架的：白人正遭受伤害，他们的处境和痛苦被社会中其他人忽视了，造成了这种状况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尤其是媒体和政治体制——需要被打破。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两端，身份政治都是目前人们看待大多数社会问题的视角。
对信念的需要
社会需要保护边缘的、被排斥的群体，但也需要通过审议和达成共识的方式实现共同目标。左、右翼政治议程转向对狭小的群体身份的保护，最终将威胁到这一协商过程。补救的办法并非放弃身份的观念——这是现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方式的核心，而是规定出更大、更具整合性（intigrative）的国家身份，它需要把自由民主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考虑在内。
人类社会离不开身份或身份政治。用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话来说，身份是一个“强大的道德观念”，它基于激情（thymos）这一普遍人类特征。这种道德观念告诉人们，他们有一个未被认可的内在真实自我，而外部社会可能是错误的、压抑性的。它关注人们要求其尊严得到承认的需求，并为表达不被承认时的怨恨提供了一种语言。
让这种对尊严的要求消失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自由民主制是建立在个体在决定自己的集体政治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选择、行动权的基础上的，但是许多人并不满足于仅被平等地承认为一般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生活状况。现代化意味着不断的变化和中断，以及先前不存在的选择不断敞开。这总体上是一件好事：几代人以来，无数人逃离了那些没能为他们提供选择的传统社区，选择了给他们选择机会的社区。但现代自由社会的自由与选择的程度也可能使人不开心，并与其他人疏离。他们感到自己怀念他们认为失去了的社区和有条理的生活，或者失去了他们的祖先似乎曾拥有的生活。他们追求的真实身份将他们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体会着这种感觉的人可能会被一些领袖引诱，这些领袖告诉他们，现有权力结构背叛了、且不尊重他们，他们属于某个重要的社群，这个社群的伟大将再次得到承认。
然而，现代身份在在本质上是可变的。一些人可能会对自己说，他们的身份基于生理、不受他们的控制。但现代社会的公民拥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是由社会互动形塑的，身份取决于人的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亲密关系和民族。身份政治的逻辑是要将社会分成一个个关注自己的小群体，但它也有可能创造出范围更广、整合性更强的身份。为了使人意识到他们和更广大的公民群体共享着价值和激情，并不需要否定个人的生活经验。换句话说，生活经验可以只是经验——它将个体和与自己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他们分开。因此，尽管在现代世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能免受身份政治的影响，每个的民主国家却都可以将它引导回范围更广的、相互尊重的形式上。
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出发点，是反对那些导致一些群体受伤害、被边缘化的具体虐待行为，例如警察对少数群体的暴力和性骚扰。任何对身份政治的批评都不能说这些情况不真实、不是迫切需要具体解决方案的问题。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也必须更进一步，政府和市民社会团体必须着眼于将小群体融入更大的整体中。民主国家需要推进政治科学家所说的“信条式国家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这种认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个人特征、生活经验、历史纽带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围绕核心价值和信念建立的。这种观念的目的在于鼓励公民认同于他们国家的根本理念，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融合新成员。
要想在欧洲对抗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将会很困难。近几十年来，欧洲左翼提倡的多元文化主义削弱了把新成员整合进信念式国家文化的重要性。左翼欧洲政党以反种族主义为名，低估了多元文化主义妨碍融合的证据。欧洲新兴的民粹右翼则怀旧地回望着日益衰落的民族文化，这些基于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在基本上没有移民的社会中，曾一度兴盛。
欧洲必须从修改国籍法开始反抗身份政治。执行这一议程超出了欧盟的能力，因为欧盟的28个成员国都热切地捍卫自己国家的特权，随时准备否决一切重大变革或转变。因此，无论好坏，都只能在单个国家层面上开展行动。为了不再让某些族裔群体凌驾于其他族裔群体之上，国籍法基于血统原则（jus sanguinis）——“血权”，即依据父母的族裔赋予公民身份——的欧盟成员国应当采取新的、基于出生地原则（jus soli）的法律，即“土地权”，赋予该国领土上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然而欧洲国家也应当像美国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对新公民入籍施加严格的要求。在美国，新公民除了必须证明已在该国连续居住五年之外，还需要能读、作和讲基本的英语，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政府，品行良好（即没有犯罪记录），并通过宣誓效忠美国来表明对美国政体的原则、理念的认同。欧洲国家应当对新公民有同样的要求。
除了调整对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欧洲国家也需要改变基于种族的国家身份。近20年前，一位叙利亚裔的德国学者巴桑姆·替彼（Bassam Tibi）提议将主导文化（Leitkulture）作为新德国国家身份的基础。他将主导文化定义为对植根于启蒙运动的自由理念的平等、民主价值观的信仰。然而，左翼学者和政治家抨击了他的主张，认为他把那些价值观置于其他文化的价值观之上了；这样，德国左翼就不知不觉地满足了那些不在乎启蒙理念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民族主义者。但德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确实迫切需要像替彼的“主导文化”一类的东西：一种能使土耳其裔德国人自称为德国人、非裔瑞典人自称为瑞典人的规范性调整。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但是速度太慢了。欧洲创造了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了不起的文明，一种能包容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又始终能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的文明。
与欧洲相比，美国对移民的欢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在其历史初期就建立了一种信念式国家认同。正如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的，一名美国公民可以被指责为“不美国”（un-American），而一名丹麦公民不可能被描述为“不丹麦”，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为“不日本”。美国主义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族裔。
如今，必须把内战后出现的美国信念式国家身份重新树立起来，以抵御来自左、右翼双方的攻击。右翼白人民族主义者希望用基于种族、族裔和宗教的国家身份，来取代信念式国家身份。左翼的身份政治提倡者则试图通过强调受害（victimization）来暗中摧毁美国国家叙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是在暗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形式的系统性排斥内在于美国的基因中。这些缺陷向来是美国社会的特征，它们必须被克服。但进步人士也应当讲述另一个版本的美国历史，一个侧重于关注越来越广的人群是如何克服壁垒、赢得对他们尊严的承认的历史。
美国的确从多样性中获益了，但它不能基于多样性建立自己的国家身份。一种可行的信念式国家身份必须给出实质性的观念，如宪政、法治和人人平等。美国人尊重这些观念；这个国家有理由不把公民身份赋予那些拒绝这些观念的人。
回到基础
一旦一个国家明确了一种对现代社会确实具有的多样性保持开放的、恰当的信念式国家身份，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的性质必将改变。目前在欧美，这一争论都处于两极化的状态。右翼试图完全切断移民、把移民遣送原籍；左翼则主张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有义务无限地接纳全部移民。这两种立场都站不住脚。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把移民融合进该国的信念式国家身份的最佳方案。成功融合的移民会为一切社会带来健康的多样性，融合不当的移民则是国家的累赘，在一些情况下会构成安全威胁。
欧洲政府口头上表示需要更好地融合，但未能贯彻这种说法。许多欧洲国家制定的政策都主动妨碍了整合的进程。比如按照荷兰的“柱状化”（pillarization）体系，儿童会在彼此分离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和世俗系统下接受教育。在国家资助的学校中接受教育、却不用接触自己宗教以外的人，是很难加速融合的。
在法国，情况有些不同。法国关于共和国公民的概念和美国一样是信念式的，它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理念。法国1905年关于世俗主义（lacité）的法律将教会和国家正式分开，因此荷兰的那种公立宗教学校不可能存在。但是法国也面临着其他重要问题。首先，无论法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普遍存在的歧视都妨碍了该国的移民。其次，法国经济多年来一直表现不佳，失业率是邻国德国的两倍。法国青年移民的失业率将近35 %，法国青年整体失业率为25 %。法国首先应当通过开放劳动力市场来帮助移民融入社会，让他们更容易找到工作。最后一点是，法国国家身份和文化的观念被攻击为伊斯兰恐惧症；当代法国的许多左翼人士在政治上都不接受融合的概念。这令人遗憾，因为这样会使极右翼民族阵线的本土主义者和极端人士把自己定位为普遍公民权（universal citizenship）这一共和理想的真正捍卫者。
在美国，融合的措施将从公共教育开始。几十年来，基础公民课程的教学越来越少，对于移民和对本土美国人都是这样。公立学校也应该停止近几十年来流行的双语和多语课程。（纽约的公立学校系统会提供十几种不同语言的教学。）这类课程被宣传为是加快非本地学生学习英语的方法，但经验证据表明它们的效果好坏参半；它们事实上也可能减缓英语学习过程。
美国也应通过对国民服役的普遍要求，来加强信念式国家身份，国民服役会强化美国公民需要负责任和付出的观念。公民可以通过服兵役或者从事市民工作来履行服务，比如在学校教书、或者在公共资助的环保项目等新政所创造的类似岗位上工作。结构设计合理的国家服务和兵役一样，能迫使年轻人和来自不同社会阶级、地区、种族和族裔的人一起工作。国民服务和其他形式的共同付出一样，它让新公民融入国家文化。国民服务可以成为当代版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种鼓励德性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只是让公民独自为他们的私人生活奋斗。
融合民族
在欧美，关注融合的政策都需要解决接受移民的程度问题。随着移民人数相对于本地人口数的比例增大，融入主流文化会变得更困难。当移民社群达到一定规模，他们便倾向于变得自给自足，不再需要与其他群体建立联系。他们也会压垮公共服务、超过学校等公共机构关怀他们的能力限度。从长远来看，移民对公共财政产生的净影响或许是积极的——但前提是他们找到工作，成为纳税的公民或合法居民。大量新移民也会降低本地公民对慷慨的福利的支持，这一因素存在于欧美两地关于移民的论辩中。
自由民主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都能从移民中受益匪浅，但这些国家无疑也有对自己边境的控制权。所有人都有获得公民权的基本人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除了自己或他们父母的出生国家之外，还有权获得任意国家的公民身份。况且，国际法也并不否认各国控制边境，或设定公民资格标准的权利。
欧盟需要比现在更好地控制外部边境，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要给希腊和意大利等国以更多的资金、更强的法律权力来管理移民的流动。欧盟负责这项工作的机构——欧盟边防局（Frontex）——人手和资金都不充足，并且没有得到那些最想阻止移民入境的国家的强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欧洲外部边界的问题能够解决，否则允许欧盟内部人口自由内部流动的体系在政治上将是不可持续的。
在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移民法的执行不一贯。它一开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数百万人非法入境并居留，随后又开展零星的、似乎是任意的驱逐，这种政策——这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个特点——很难长期持续。但是特朗普对于在墨西哥边境“修一堵墙”的承诺只是一种本土主义立场：很一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合法进入美国的，在签证到期后依然留了下来。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系统，以处罚那些雇佣非法移民的公司和人员，这需要一个帮助雇主分辨哪些人可以合法地雇佣的国家身份识别系统。该系统尚未设立，因为太多的雇主都受益于非法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此外，左翼、右翼都有许多人由于担心政府越权而反对设立国家身份系统。
结果是，现在美国收容了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很多年，正从事着有益的工作、养家糊口，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的公民。少数人则犯罪，正如少数本土美国人也会犯罪。但是，因为非法移民违反了美国入境法或者在美国居留，就认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的观点是荒谬的，就像认为美国可以强迫他们统统离开美国、返回原籍国一样荒谬。
有关移民改革的基本协议的大纲，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联邦政府可以用严厉的执法措施来控制国家边境，同时为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这样的协议大概会得到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但铁杆移民反对者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大赦”，亲移民团体则反对更严格的执法。
着眼于如何让外国人成功融入社会的公共政策，或许能出其不意地打破目前欧美民粹主义热潮的僵局。激烈反对移民的团体是由关注点各不相同的人组成的联盟：铁杆本土主义者受到种族主义和偏执的驱使，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但其他人对大规模移民导致的社会变革的速度的担忧更加合理，他们担心现有机构能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关注融合的政策或许缓解他们的担忧，把他们从偏执分子那里拉拢过来。
当穷人和边缘人被他们的同胞忽视时，身份政治就会兴盛。对丧失地位的不满源于真实的经济困境，而消除不满的一种方法便是缓解他们对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担忧。在美国，许多左翼人士在几十年前就不再考虑那些雄心勃勃、或许有助于改善穷人处境的社会政策了。谈论尊重和尊严远比提出或许代价高昂，但能切实缓解不平等的方案容易得多。这种趋势的一个主要例外是奥巴马，他的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国社会政策的里程碑。该政策的反对者试图把它描述为身份问题，他们暗示这项政策是由黑人总统提出、以帮助他的黑人选民的。但是平价医疗法案实际上是一项旨在帮助不富裕的美国人的国家政策，和他们的种族、身份无关。该法案的许多受益人都是生活在南方农村的白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说服去给决心推翻平价医疗法案的共和党政治家投票。
身份政治使得制定这种有雄心的政策更加艰难。虽然二十世纪早期围绕经济政策展开的斗争产生了尖锐的分歧，但许多民主政体都发现，那些持相反经济观点的人通常也能抛弃分歧、互相妥协。相比之下，身份问题更难调和：你要么承认我，要么不承认。对丧失尊严或被忽视的愤恨往往植根于经济问题，但有关身份的争斗往往会背离那些真正有帮助的政策。因此，通过建立更广的联盟来为再分配而斗争，就变得更加困难：那些同时属于地位较高的身份群体的工人阶级成员（如美国白人）倾向于反对与身份低于他们的人联合，反之亦然。
现在尤其是民主党，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它可以继续尝试通过增加在动员身份团体方面的赌注来赢得选举——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职业女性、LGBT社区等等，如今这些团体产生了一些最狂热的社会活动者。或者，该党也可以试着赢回一些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他们从新政到伟大社会计划以来一直是民主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最近的选举中却投奔了共和党。前一项策略或许能让民主党赢得选举，但就治理国家而言这个方案很糟糕。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经济意识形态，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对于美国民主将很不健康。
更为统一的未来
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往往会很好地表现在小说中，尤其是试图设想新技术下未来世界的科幻小说。20世纪上半叶，许多展望性的恐惧都集中在扼杀个体性和隐私的大型、中心化的官僚暴政上：比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然而，人们设想中的反乌托邦的性质在本世纪最后的几十年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一条线索谈到了身份政治引发的焦虑。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所谓的赛博朋克作家，看到了一个在互联网推动下产生的、不受中央独裁控制，而由不受控的社会分裂主宰的未来。
斯蒂芬森他1992年的小说《雪崩》（）中，提出了一个无处不在的“虚拟实境”（Metaverse），个体可以在其中选择虚拟化身，任意改变身份。在这部小说中，美国已经分裂为一个个“郊郡白柱区” （Burbclaves）——只欢迎特定身份群体的郊区小区，如新南非（种族主义者特区，有邦联旗）和李先生的大香港（中国移民特区）。从一个社区去另一个社区需要护照和签证。中央情报局已经私有化，航母美国“企业号”（Enterprise）成了难民们的漂浮家园。联邦政府的权力已经缩小，只涵盖联邦建筑的所在地。
Snow Crash
我们现在的世界正同时走向彼此对立的超中心化乌托邦，和不计其数的碎片。比如，有的国家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独裁政权，政府会收集每个公民日常交易的十分具体的个人数据。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区的中央机构正在崩溃、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正在产生、两极化加剧、对共同目标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促成了一些自给自足的社区，它们不是被物理壁垒，而是被共同身份隔离开来。
关于反乌托邦小说的一个好消息是它几乎从来不会成真。对于当前趋势会怎么以更夸张的方式愈演愈烈的想象，会成为一种有效的警告：《1984》成了人们想要避免的那种极权主义未来的有力象征，它能帮助社会抵御专制主义。同样，今天的人可以把它们的国家设想为一个支持多样性扩展的更好的地方，但这也包括设想如何让多样性服务于共同目标、维系自由民主制，而不是摧毁这一制度。
人们永远不会停止从身份的角度思考他们自己和所处的社会，但人们的身份既不固定，也不一定生而有之。身份可以用来区分，也可以用来统一；这最终将是补救目前民粹主义政治的方法。
本文原标题为“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载《外交事务》（2018年9/10月号，Vol. 97，No.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