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政治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是当前欧美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现象。有学者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气候危机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反智主义思潮的泛起促使欧美国家进入科学真相和客观事实让位于情绪和个人信仰的“真相危机”时代。作为反智主义兴盛的重要推动力，民粹主义及其与科学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在欧洲民粹主义者看来，真相与科学知识是一种具有政治属性的主观性现象，这也是它们通过重构科学真相、迎合民众情感诉求进行政治动员的又一有力武器。探讨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后真相”动员策略的基本逻辑和生成机制，对于理解欧洲政治面临的认识论危机与民主困境具有重要意义。

一、右翼民粹主义“后真相”动员策略的内在逻辑

在民粹主义的语境下，科学事实与真相是其二元对立叙事的附属品，关于科学问题的事实和真相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具有政治属性的主观性现象：由科学精英所“炮制”的科学知识不但脱离人民的日常经验，没有汲取人民的天然智慧与常识优势，而且作为一种少数群体垄断的政治与认识论特权资源可免受民主机制的干预，是一种腐败的精英化产物。因此，科学真相既不具备道德和民主合法性，又无法成为民主生活中的共同规范和集体认识论基础。有鉴于此，民粹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应当从“非建制”的替代性来源获取，真正的科学真相蕴藏于人民群体之中，人民的个人感性经验和“常识”更加具有说服力和科学准确性，是唯一合法的科学知识来源，科学决策的权力也理应掌握在人民手中。民粹主义者宣称自己真正了解植根于人民群体的真相意涵，自诩为普通人民“真实之声”的唯一代表，敢于代表普通人民说出“逆耳真相”。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后真相”动员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并非“真相之争”，而是为其政治叙事中的“阵营之争”开辟新战场。

二、右翼民粹主义“后真相”动员策略的基本构成

一是对科学精英的道德审判。科学精英的“道德低劣性”在于其做出科学决策建议并不是基于客观的科学依据，而是由特定的意识形态议程或个人利益所驱动，游离于人民的监督之外。人民群体的同质性和超然的道德优越感不仅在于他们共同的价值观、认同,更来源于对常识的崇尚。

二是诉诸情绪作为感召人民的手段。民粹主义者用情绪化的语言来维系其和“人民”之间的道德纽带，从而增加人民群体的归属感。在情绪“回声室”的作用下，科学真相变为民众情感直觉和价值认同的附庸。

三是利用“反知识”与阴谋论解构科学真相。民粹主义者通过建构一种替代性的知识框架来挑战建制派认识论权威，增加民粹主义科学叙事的可信性。在这一方面，“模糊政治”和阴谋论构成民粹主义后真相动员策略的核心内容。

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后真相”动员策略的政治影响

在社会层面上，“后真相”动员策略在公众科学意识方面起到了较为消极的作用。一方面，与欧洲一体化制度层面上的宏观架构不同的是，气候变化和疫情等科学问题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公众行动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而民粹主义推动欧洲反智主义思潮的盛行削弱了解决气候和疫情问题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可以看出，欧洲国家和欧盟的科学政策一直以来没有真正把社会和民意因素的反弹和风险纳入考量，民粹主义者对于科学问题的解读也在客观上起到了预警机制的作用。他们通过关注和强调政府相关科学政策对中下层民众的消极影响，可以帮助欧盟精英和主流政党锁定导致民众不满的相关政策领域，迫使主流政治精英倾听民意，推出能让民众接受的气候和防疫政策。

在民主制度层面上，民粹主义“后真相”动员策略促使欧洲认识论危机与政治极化的加剧。“后真相”动员策略削弱了科学知识本身的认识论权威和欧盟民主科学决策的客观性基础，动摇了欧洲政治与科学精英的公信力，导致欧洲公众的政治无知、认知傲慢情绪的加剧，使得欧洲理性的平等对话和多元协商氛围逐渐让位于不同群体间的身份化与部落化倾向。

在欧盟层面上，右翼民粹主义对欧盟科学政策的推行影响有限。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对欧盟科学问题决策的掣肘作用不容忽视。在欧洲议会中，关于气候政策的立法倡议接近一半的反对票来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所属党团。在欧盟理事会层面，在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下，欧盟传统共识决策模式受到威胁，政府间协商难度相应提高，在气候问题上的集体行动（如能源转型政策）和新的减排目标更难以达成。另一方面，这种掣肘作用不应被过度夸大。例如，在欧洲议会中支持气候和能源倡议的议员比重依然占70%以上。此外，作为世界最大的科研与创新资助计划，“地平线欧洲”的协商曾引发众多学者和政治家的恐慌，他们担忧鉴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中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地平线欧洲”的预算将大幅减少。然而，“地平线欧洲”已成功于2021年正式实施，预算比其前身“地平线2020”超过近200亿欧元，增幅近20%，可见欧洲民粹主义对欧盟科学政策输出的阻滞影响并未有明显体现。

玄理，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博士后。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2022年年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