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内在地具有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但是当身份成为诉求的目标并被置于群体叙事之中时，便成为严肃的政治事务，发展为身份政治。在西方，身份政治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结果之一。左翼阵营得到多元文化主义等自由主义价值的滋养，出现了从经济决定论的阶级政治到文化决定论的身份政治的转向。然而，追求差异权利的少数派身份政治破坏了左翼的政治理想，并且反向助长了右翼保守主义的多数派身份政治。在全球化危机和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西方身份政治日益陷入“部落主义”的罗网之中，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撕裂和政治极化。求异的身份政治与求同的公民身份猛烈碰撞，将弱化公民身份的凝聚力和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困于身份的政治无助于造就一个持久有力的国家。

【关键词】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部落主义；姆庇之家；公民身份

21世纪的世界政治可以说是在全球化危机和极右翼保守主义复苏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对这两种世界性政治变迁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经济因素及其背后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最先引起了关注和讨论，人们希望从中挖掘全球化陷入困顿而民粹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经济根源；与此同时，文化因素及相关的身份政治、族群认同问题也被不断揭开，一些自由派学者如福山和马克·里拉等人率先从身份政治的角度对西方政治向右转进行了文化反思。虽然从宏观视野解释政治变迁时，身份并非总是处于核心地位，但身份对于政治的强大解释力是无法否认的，因为就本体而言，“身份是意识形态的原型”，这一特质赋予身份以政治潜能。

政治的问题到底是由经济因素还是由文化（或身份）因素决定的，抑或是由某种整全性、结构性因素决定的，从来没有统一答案。从总体上说，２０世纪的世界政治被认为由经济问题决定，战争、革命与社会运动无不肇启于经济斗争，左翼力量声势浩大，以工人、工会和再分配为中心议题的阶级政治成为时代主题；然而，从文化的维度看阶级政治，它又何尝不是一种广义的身份政治呢？在21世纪的今天，时代主题发生了转变，在复杂多元的人类生活中，单一的经济、文化或其他因素都无法充分解释政治的发生与变迁，尤其是21世纪的西方政治。当代西方正在经历的与其说是全球化的危机和极端保守主义的复兴，不如说是以身份为核心的左翼文化政治衍生出右翼文化政治，多元身份政治与白人身份政治形成对抗，极化的政治不断侵蚀自由民主的文化根基。要理解西方社会这种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固然需要考虑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需要在文化维度上，探究身份、身份意识以及身份政治的意义建构与流变，追溯西方政治极化和文化碎片化的根源。

一、从个体到群体：身份的意义及其政治化

身份是一个文化概念，源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人类认知体验，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将自身解释为“拥有身份”———某种个体性或群体性的身份。这也是英文identity（身份／认同）要表达的双重意涵，既指向包含生物、文化和心理特征的种种身份，也指向对这些特征进行确认的具体行为。埃里克·埃里克森最早将“identity”引入社会心理学的分析，他通过考察个体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心理历程，发现明确的自我认同（ego identity）对于个体具有重要意义：当个体在时间中感知到自我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同时也感知到别人对这种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承认，个体的自我认同便建立起来，并由此获得身份意识。斯图尔特·霍尔从文化与启蒙的角度诠释了埃里克森的早期研究，认为“自我的根本中心是人的身份认同”，因为“人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统一个体，他被赋予了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这些人类能力被用于追求和确认自我，即通过自我识别和群体识别的方式获得身份，自我的感知与他人对这种自我的承认是身份认同中无法分离的构成，因为“识别自我的独特个性以及一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是人类本能的一部分”。因此，身份既是个体概念，也是群体概念，人们之需要身份，在于身份内在的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双重意义。

在个体层次上，身份的意义在于获得埃里克森所说的对自我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感知。在现代社会，身份之所以成为讨论的话题，源自社会内在的道德困境和意义世界的丧失，个体生活常常被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感或者没有确定性等自我感觉困扰，因此，自我认同对于确认个体意义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在汉斯·莫尔关于宗教是一种“认同的神圣化”的论述中，身份还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有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防御。查尔斯·泰勒则从伦理学的角度指出个体存在的目的在于追求自我的本真性理想，在于获得具有独特价值的“本真自我”或“内在自我”，个人主义、平等主义的现代社会为这种个体追求提供了条件。吉登斯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类似于泰勒的“本真自我”，强调“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而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泰勒的“内在自我”即是主体性本身，身份于个人而言，是主体性认知的结果，是实现本真自我的需要。

在社会层次上，身份的意义是为了获得他人承认并与他人共享特定的规范和价值，用汉斯·莫尔的话来说，普遍持有的信念规范和价值有助于身份共同体对抗其环境与成员所面临的潜在威胁。个人的自我认同必然要与现代性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因为自我认同“一方面由现代性制度所塑造，同时也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换言之，完整的身份是个体性认同和社会性认同的结合，没有外部承认，个体性并无意义。泰勒认为只有在与他人的“对话”和“继续斗争”中才能获取被认同的可能性，“人类心灵的起源在此意义上不是‘独白式的’，不是每个人能够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在查尔斯·蒂利看来，认同指行动者对于某一范畴、关系、角色、网络、群体或组织的体验，这种体验通常与共享的故事、传统等公共表达联系在一起。现代身份的社会性意义就是在群体中确认自我、完善自我，使个体获得承认，形成归属感。

然而，一旦涉及社会性、群体性行为，就有了利害关系，从而也有了政治。当身份成为诉求的目标并被置于群体叙事之中时，便成为严肃的政治事务，而“社会运动的发明，促进了先前没有得到认可的政治行动者诉求的利害关系”。身份的现象先于政治而存在，一个人要形成政治选择和政见倾向，显然是在其作为个体建构并塑造自我认知和群体归属的身份之后。但是，身份的概念却是在身份政治中形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新社会运动之前，身份的概念并没有被正式提出，随着新消费主义实践即“消费社会”的出现，一系列关于性别、种族和性取向的社会运动频发，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的身份概念才得以形成。可以说，没有身份政治，也就没有身份概念。查尔斯·蒂利认为身份是一组有力的社会安排，人们在其中建构有关他们是谁、如何联系和发生了什么的共享故事，而在国家出场之后，即“当政府成为当事方的时候，身份就成为政治身份”。这种政治身份是一种具有向内凝聚与向外划界功能的现代性政治动力，它在民族国家的内部催生了一种新型政治。

身份政治的登台是20世纪下半叶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结果之一。虽然有学者将身份政治的源头追溯到近300年前发生的以宗教、语言、种族以及殖民者与原住民关系为焦点的各种冲突，或者追溯到19世纪美国的废奴运动和选举权运动，但就身份政治对今天政治的主题及其走向的影响而言，它实际上是在20世纪后期才出现。在美国，《康比河公社宣言》被视为现代身份政治的先声，是身份政治的话语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社会运动中，表达了少数派群体争取承认和平等权利的诉求，反映了西方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政治文化的结构性转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的60年代，在普遍进步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西方社会日益呈现出多元性、包容性和开放性，与性别、性取向、种族或地方相关的文化认同政治纷纷上演，人们从特定的生物、心理或文化特征中提取某种身份信息，形成身份认同并结成身份团体，随之以团体的名义提出政治诉求并采取政治行动。到了8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身份政治成为大众生活、政治论争和学术讨论的重要话题，身份问题日益政治化，族群、性别、性取向成为身份政治的三大议题，建立在身份政治基础上的政治正确逐渐确立。进入21世纪后，身份政治继续发展，后物质、后现代和后工业化的意识形态成为主流观念，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在特朗普任内的四年，美国的白人身份政治声势逐渐壮大，反映了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衍生的、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与多数派群体的身份觉醒，身份政治开始突破“少数派群体的专用政治工具”的范畴，主流社会成员、白人群体也成为身份政治的主体，主张的是与少数派群体完全相反的、针锋相对的身份诉求。于是，最初因少数人的不满而形成的身份政治发展为所有人都希望用来表达不满的方式，少数和多数、主流与边缘等身份群体都声称自己是弱势群体和被剥夺群体，都在身份地位、资源分配、尊严保护等方面陷于一种压迫性结构。有学者据此认为身份政治实际上是一种误称，“它其实是一种关于压迫而不是关于身份的政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在西方身份政治问题升级为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从文化的政治化和少数人的身份政治，发展为既可以是追求平等尊严的群体政治，又可以是强调身份排他性的文化政治。

从身份政治的现代发展历程可知，身份的政治意义是在群体关系中被赋予的，体现在向本群、他群以至国家这个大群伸张独特性、反抗压迫性和寻求自主性的积极行动中，可以说身份政治是一种以抗争为手段、以赋权为目标的现代政治形态。如果说身份在原初意义上是个体性的、文化性的诉求，那么在身份政治中，身份就指向了群体性、社会性的诉求，是所有个体差异的多样性集合。艾米·古特曼定义了身份群体（identity group）的概念：“由一个或多个社会标记所识别的或认同此标记的人们所形成的、在政治上有意义的联合”，人们通常“基于他们的群体身份以组织化的方式在政治中行动”，因此，身份群体一旦形成，身份政治便呼之欲出。

二、左翼政治转向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少数派身份政治

自我认同的追求与身份群体的形成是现代性政治得以展开的基础。现代性政治以平等、自由、民主为价值目标，但是，从历史维度看，它的起点不是以生物性、文化性特征为标志的身份政治，而是经济性、社会性的阶级政治。18世纪60年代的西方工业革命奠定了资产阶级的支配地位，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加速了物质文明的演进，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不平等，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阶级斗争定义了现代政治的激进性和革命性。吉登斯在思考现代性发展的正向动力时，提出了解放政治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观点”，或者说一种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政治追求。解放政治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激进的解放政治具有鲜明的左翼性质，涵盖了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两个历史阶段，前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蓬勃发展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后者受到自由主义的价值形塑，初现于20世纪60、70年代并延续至今。

解放政治从关注阶级的经济平等到关注身份的文化平等，反映了西方左翼运动思考不平等问题的转变。当左翼政党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不平等时，重大斗争是经济性的并发生在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1941年，奥威尔曾这样描述英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普通民众要有奋起反抗的意识，反对低效率、阶级特权、陈旧的规则……英国政府应该是代表人民意愿的，如果我们从底层出发改变结构，就可以得到一个我们需要的政府”。但奥威尔主张的是一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距离，他不认同阶级专政以及“红旗和巷战”式的革命。经过长期努力，改良主义者设想的人权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福利国家实践中得到了部分实现。战后英国建立了以社会保障为主体，包括医疗保健服务、充分就业、住房、教育等政策的全面系统的福利国家制度。1971年，希思政府在《人民与工作》中宣布要实现就业服务现代化，为失业者提供更充分的服务。美国在1961年成立了一个“机会均等委员会”，旨在消除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在用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形式的歧视。

然而，当一些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身份群体不断提出对法律地位和文化身份的诉求时，尤其是当中产阶级逐渐壮大，左翼政党判断工人阶级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得到了解决时，左翼政治开始与工人阶级脱离联系，不平等理论开始关注妇女、少数族裔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政治舞台上，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政治联合，“各派别的政治人物倾向于吸引最广泛的选民而不是特定的阶级，不平等被定义为社会问题而非阶级问题”。左翼政治议程对文化性身份政治的兴趣已压倒民族性和阶级性议题，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满足消费社会的需求来解决分配性问题的福利国家开始衰落。虽然阶级政治消退了，但是左翼的解放政治并没有终结，它转向受到主流权力压迫和排斥的群体。在7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中，身份概念最终“被有效地用来制定可行的目标并动员起参与者”，因此，“新社会运动是建立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反对权力控制的斗争”。根据吉登斯关于自我的反思性建构的观点，与其将身份政治归于广义的解放政治，不如说是“生活政治”更为准确，即一种“与当地和全球的辩证法以及现代性的内在参照系统的兴起相关联的自我实现的政治”。这种政治关注的是在个体和群体意义上人的自我实现，表面上看是少数派群体要从不平等的文化关系中寻求解放，实质上是从自我反思或自我认同中解放天性，争取差异性的身份权利，因此身份政治既是形式上的解放政治，更是实质上的生活政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式微的背景下，首先兴起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也包含有种族和性别差异的身份元素，但是将它们视为身份政治的起点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两场运动使用的都是公民身份的话语，针对的是相关群体的公民权利在法律上的偏失和在实践中被轻忽的现实，旨在争取完整的、平等的公民身份权利。艾丽斯·杨指出，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主张掩盖了各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掩盖了这样一种事实———公民身份是根据特殊社会身份即男性白人的利益而界定的，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早期的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力图打破这种权力关系，寻求平等的公民待遇，从根本来说有助于西方国家完善公民身份制度，但并不完全等同于后来的多元身份政治。查尔斯·蒂利认为妇女谋求公民身份权利的斗争远比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要成功，“欧洲工人为了工作权利反复诉求，没有一项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公民的法令中得到完全实现。相反，妇女诉求政治参与已经获得相当的成功”。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至少也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取得了胜利。在基本的公民身份权利已有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以种族、性别、性取向等为议题的多元身份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完成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未竟的使命，即在文化与社会层面追求平等和尊严。但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身份政治最后成为一种张扬个性解放和维护差异性权利的新政治。在此意义上说，身份政治的真正起点应该是1977年的《康比河公社宣言》。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身份政治标志着左翼的解放政治从经济决定论向文化与意识形态决定论转向，阶级政治采取的经济斗争与集体行动随之转向个人化、群体化的分散斗争，反抗的目标也从经济压迫转向社会歧视。为这种政治转向提供思想武器的正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立场———多元文化主义。一方面，自由主义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基础，伯林的多元自由主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可以为多元文化主义提供价值解释，威尔·金里卡的“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则致力于使多元文化主义成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时回答在国家视野下如何处理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问题，其中，身份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另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文化主张、文化立场，它为身份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多元文化主义”这个词最先在加拿大进入政策实践领域，其核心主张是：普遍价值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当中以不同的形式来实现，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是值得尊重的。约瑟夫·拉兹认为多元文化主义首先不是一种道德理论或政治理论，而是重申某种社会敏感的标志，它的出现意味着在同一个政治社会中并存着许多大的文化群体，这些文化群体希望在原则上能够保持其独特的身份。现代国家在成长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文化群体（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地方、宗教等差异），保障多元文化的空间和权利至关重要，多元文化主义不仅表达了进步主义的善意和道德关怀，更影响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组合造就了一个文化碎片化和经济不平等的世界，21世纪右翼政治的复兴正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与经济焦虑共同作用的结果。阿马蒂亚·森认为，公正地评价多元文化主义，主要依据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自行其是”，或者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在一个国家内接受教育、参与公民活动和政治经济过程而有效地做出理性选择。正是在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基础上，身份政治成为文化领域的政治正确，成为西方左翼运动、自由派阵营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工具。福山认为西方左翼之所以接受多元文化主义，是因为制定可能导致大规模社会经济变革的政策比之前更加困难了。20世纪末，社会民主党向右转，与保守派在新自由主义的目标下实现了和解。同时，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理念，西方左翼政党改变了政治策略，从阶级政治中撤退出来，不再为工人阶级谋福利，也不再坚持经济平等和福利普适的信条，转而开始关注被边缘化的少数派群体，致力于争取对“特殊”予以承认的差异政治。在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个体部分地是由其群体归属和关系构成的，因而不可能是统一的，而是异质的和不连贯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政治关注多重群体身份之间文化、观点、特点与压迫关系的分殊，有其特定的政治与社会条件。

然而，多元文化主义从一开始就遭到民族主义的严重挑战。民族主义者相信共同的民族性是决定政治共同体生存能力的必要条件，多元文化主义不利于建立在共同文化甚至血统基础上的民族性的形成。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内部族群矛盾日益严重，恐怖主义、极端种族主义事件频发，在主流社群中，以反移民、反全球化为主题的逆向身份政治大行其道，右翼保守势力挑战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正确，质疑多元文化主义是否走得太远了。事实上，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与不断壮大，说明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与政策陷入了困境。2005年，英国学者贝特·叶奥出版《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一书。其中，“欧拉伯”（Eurabia）一词是欧洲（Europe）和阿拉伯（Arabia）的组合，被用来描述一种臆想中的欧洲未来，切中了主流社群的身份忧虑———他们担心大量的阿拉伯人移民欧洲会在文化、宗教上极大地破坏白人群体的传统文化与优势地位。2016年，特朗普的大批支持者通过选票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事实上，早在2010年前后，英法等国已纷纷宣布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2011年2月，卡梅伦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反思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认为“我们鼓励不同文化各自为战，彼此孤立也孤立于主流社会，我们没能提供一个使他们产生归属感的社会愿景，我们甚至容忍这些处于隔离状态的社群以完全违背我们价值的方式生活，结果是产生了一大堆双重标准”。在法国，穆斯林文化与法兰西价值的冲突长期困扰法国社会，在“国民阵线”等极右翼政党的影响下，多元文化主义的主张正在失去原有的社会基础，法国政府甚至试图回到同化政策的轨道上。霍布斯鲍姆曾指出，左翼并没有走出一条更广泛的政治联合之路，因为“少数相加不等于赢得多数”，被过度运用的多元文化主义没有真正实现少数派群体的身份政治诉求，反而导致了以维护多数族群的利益与地位为诉求的逆向身份政治。

三、退守“姆庇之家”：从少数派到多数派的身份政治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形态滋养下，左翼的自由派阵营把身份政治打造成了“差异政治”“承认政治”。最初源于对普遍公民权缺陷的反思和抗争，逐步发展为一种追求差异化和“为自己命名”的权利的少数派身份政治，并形成了具有广泛道德约束力的、以权利平等为核心的政治正确。然而，在竞争性选举和政党政治的影响下，进步主义性质的身份政治日益成为功利主义的政党工具，成为“一种沉迷于空洞的自我表演和缺乏建设意义的抗议运动”。身份政治的日益泛滥和工具化不仅不利于左翼政治的发展，也无益于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建构。

当西方左翼政治从阶级转向个人、从政治转向文化，身份政治日益成为少数人的政治，偏离共同体政治的核心议题，这种转向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多元身份政治破坏了左翼阵营的政治理想。从政治使命来看，身份政治对不公正对待的控诉变成一种自我异化和自由派精英的自恋行为，而不是左翼应该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的反抗。霍布斯鲍姆指出，身份政治致力于特定群体的特殊目标，而“左派的政治规划应该是普遍主义：它是为了所有人的”，其目标应该是民主、共和与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多元身份政治也导致右翼身份政治的兴起。保罗·沃黑赫将公共精神的死亡和超级个人主义的崛起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展开的身份政治实际上鼓励人们有系统地相互争斗，扩大了共同体的异质性，尤其是随着全球化危机的加深，制造了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极端保守主义复归的机会。

2008年以来，西方社会保守主义思潮日趋高涨，反映在身份问题上的政治右翼化现象也非常突出，其表征之一就是自由派的多元身份政治逆向激发了主流白人群体的多数派身份政治。长期以来，美国自由派的身份政治重视文化议题甚于经济议题，民主党因政党竞争的需要深陷身份政治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不仅转移了全球化金融资本积累导致的社会矛盾，而且在白人主流人群中制造了身份的压迫感，所谓“全球化的失落者”就是指那些感受到经济不平等和失去文化优越地位的白人族群。右翼的保守派站在本土和主流的立场上表达了对少数人身份政治的强烈不满，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过于支持少数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从而削弱了原有的本土文化”。特朗普、班农等右翼政治家借用左翼的身份认同概念，通过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下层白人群体中激发了同质性的族群意识，以致“身份政治也成为美国白人表达自己受害者意识和经济、文化处境与焦虑的新标杆”。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离不开右翼对于身份政治的利用，“沉默的大多数”和被遗忘的白人工人阶级被动员起来，成为极端保守主义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白人主流社群希望回到有更多固定性和更少流动性、更多国家保护和更少市场掠夺的传统秩序，由此，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群体身份诉求，也提出白人社群的差异性权利。

左翼的多元身份政治与右翼的白人身份政治同台竞演、针锋相对，既是对全球化的反应，也是对民族国家的挑战，在21世纪的后工业时代制造出一种“部族主义”政治，将各个身份群体重新带回他们的“姆庇之家”，使建立在统一公民身份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摇摇欲坠。从身份政治的前现代性来说，“姆庇之家”的政治隐喻和米歇尔·马费索利提出的“部落主义”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费索利看到了全球化反向激发的不满现状的怀旧情结，认为不满与怀旧会使人们想要回到过去寻找组织原则，重回部落状态，将“部落利益”和自我身份认同置于共同体的宏大价值观之上。重返“姆庇之家”的“部落主义”正在成为重构世界政治和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日益侵蚀民主与共和的现代国家根基。

美国是身份政治的大本营，受到身份政治的干扰和破坏也最为严重、最为典型。早在立国之初，美国就确立了建立开放社会、组成多元国家的美国主义信条，但《独立宣言》《权利法案》中的声明和原则更接近一种政治理想或目标，历史与现实均表明，自由民主的美国政治从来没有摆脱种族问题的困扰。经过最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少数派群体的自由主义多元身份政治已渗透并影响到美国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份议题引发的冲突也成为美国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从早先的平权法案、辛普森案判决、堕胎问题、军队中的同性恋问题、同性婚姻合法性问题、男校女校的正当性问题，再到近年的Me Too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等，无不折射出美国文化与政治中的深度对立。当前，美国社会在身份问题上的最大困境是，在少数、弱势族群的权利与尊严远未得到应有保障之时，主流社会却已感觉做出了太多牺牲，无论哪一方，都对现状不满，都无意为了共同体利益而做出妥协。事实上，“只要涉及种族、宗教、起源与文化的差异，族群行为在美国与在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从国内政治的视角看，在身份政治的离散作用下，美国政治极化问题在特朗普任内不断升级，反映到政党政治中便是“共和党正在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在成为少数群体政党”，这一趋势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身份政治在美国的持续发酵，在很多时候会掩盖经济议题的根本性影响，转移和压制阶级政治的诉求。如果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始终停留在文化议题上，事实上将有利于富豪和权贵阶层继续掌控政治。

四、“求异”压倒“求同”：西方公民身份的失落

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在西方社会的兴起，是文化与政治议题交织发展的结果，也是西方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客观反映。福山认为身份政治本身没什么错，只是一种“对不正义的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反应”，有身份压迫自然就有身份政治的抗争。但当身份政治发展出以少数人与多数人的不同诉求为基础的两种对抗的形态时，它就成了问题。身份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对建立在统一的国家认同之上的公民身份的解构。黑格尔相信“生存于国家之中，对每个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归属于一个共同国家所获得的公民身份是身份认同中最具政治意义的部分，它包含对国家的认同以及对个人在其中的权利义务的认同，公民个人“通过对公共关怀的认同行为来获得政治身份”。当然，正像国家内部必然存在各种差异、不同和多样性一样，公民身份也不是一种排斥独特性和差异性的身份提纯。自由主义的公民权利观认为，公民身份应该是一种享受差异、接受差异的权利。公民身份应该超越诸如种族、宗教、性别或地域等的人际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排斥这些文化性的个体身份差异。实际上，人们之所以能够组合成一个国家，不是因为他们彼此相同，而是因为他们彼此不同，异质的成员通过彼此的差异相互接榫和契合，从而结合成一个整体并赋予整体以力量。

因此，存在差异并不是问题，为了强调差异而拒绝共同价值、拒绝合作才是真正的问题。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这种问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开拓了身份政治的战场，在几乎所有的身份领域都展开斗争，出现了阿马蒂亚·森所形容的一种“多元单一文化主义”，即表面是多元的，多种风格或传统并存，实际上各种身份群体呈现出一种离散、各自独立、碎片化和不交融的状态。霍布斯鲍姆尖锐地指出，高度排他性的身份政治，不论其终极目标是什么，其悲剧性在于它根本行不通，它无法处理当前人们遇到的种种难题，而只是人们面对难题时的情绪反应。身份政治的排他性源自对差异性、独特性的过度强调，其结果是一方面迎合了极端个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的价值逻辑，导致个人权利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另一方面则消解了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普遍共识，破坏了民族国家中心化的权力结构，为政党竞争提供了工具。因此，身份政治无论是为少数派群体，还是为多数派群体伸张身份权利，本质上都是求异，即追求差异的权利或身份的优越感，都没有止步于法律框架内的承认和尊重，也没有设定建构政治共识的目标。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身份政治将身份这个文化议题带入政治斗争领域，混淆了文化与政治的应有界限，在文化领域进行政治性的斗争，而在政治斗争中炒作文化议题，不仅无助于实现文化与经济上的平等，而且带来了一个越来越躁动、分裂的泛政治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各个身份群体日益失去应有的自我克制和妥协精神，无意也无力确立共同的目标并用共享的语言描述共同关怀。

求异的身份政治与求同的公民身份之间不是简单取舍的问题，而是由谁主导和如何相互协调的问题。在西方政治实践中，二者已经发生猛烈冲撞，进而弱化了公民身份的凝聚力和民族国家的向心力，致使无论少数派还是多数派的身份诉求都难以完整实现。沃黑赫认为，“一个社会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叙事的力量，它越强大，交流和身份的形成就会越稳定”，稳定性太高固然会陷入专制，但西方的问题是相反，它正日益走向稳定性极低的一端；瞬息万变的社会表现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很难形成清晰叙事，因此社会成员的身份形成极不稳定，并可能导致边缘性人格障碍①。在西方，身份政治的根源主要在于公民身份和国家等“主导叙事的力量”不够强大，政治无法超越成员个人及其身份群体的文化属性（如种族、宗教、性别或地域等）。“个人权利是前政治性的存在，政治共同体存立的价值就是保护这些权利”，当共同体无力提供应有保护，只能任由其成员为个人权利而厮杀时，身份政治的破坏性便充分显现———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无法生成统一的国家认同和普遍的公民身份，无法造就国家所需要的“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

为了阻止身份政治对民族国家、公民身份造成更大的破坏，很多共和主义性质的政治方案被提出来。如哈贝马斯希望以“宪政爱国主义”取代原始的民族主义，主张多样的生活形式应该平等相处，并且“必须重叠于一个共同体的政治文化”。霍布斯鲍姆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基于共同利益的整全性的身份政治，即“公民民族主义”。福山提出在核心价值观和基本信念之上建立“信念式国民身份”，鼓励公民认同关于国家的根本理论，并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识地吸纳新成员。这些方案的基本思路都是主张恢复公民身份认同的优先性，压倒或吸纳其他碎片化的身份认同。但是，以所谓“共和主义的复兴”来治理分裂性身份政治问题的思路，没有真正解决差异性身份与共同性身份如何并行不悖的问题，更没有提出一个恰当的具体方案，去解决卢梭曾提出的如何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问题。

通过身份政治谋求差异性权利的行动，不管是以少数还是多数的名义，如果无法与公民身份兼容匹配，都不能被视为现代国家所需的，基于公义的政治参与。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有意义的参与应该有助于将人人为利益和生存相互争斗的“自然状态”转变为一种与共同体生活相关联的社会性存在，因为“一个和解的社会只能被理解为一个自由公民组成的伦理共同体”。但是，在自由民主价值统领一切的西方社会，公共生活早已分化为国家认同的仪式性再确认（如参与投票）和有产阶级之间相互博弈的竞技场，以公民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政治被降格为一种纯粹符号性、标志性的例行运作，而“一个只需要在程序上获得正式的合法化认可的国家，将导致公民成为微不足道的政治考量”。大多数普通民众仍然会行使投票权来确保民主程序的存在，但是对政治结果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因为政治始终操控在权贵阶层和利益集团手中。就此而论，公民权的符号化、空心化或许正是西方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