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筠淘，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1；
原载：《世界民族》2022年第3期。
摘 要：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美大流行、针对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群体的歧视和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以来，有美国华裔开始以身份政治维护权利，这既是针对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应变之举，也是对当前资本主义框架下少数边缘群体维权手段的承袭。然而，从身份政治以往的实践结果和美国当前社会环境来看，华裔此时转向身份政治并不能实现既定目标，反而会在实践中陷入诸多困境。在大量白人物质利益受损、经济议题重返社会运动中心的情况下，华裔投身于追求文化多元和平等的身份政治并不能回应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也无法在现实中形成反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力量。这启示我们，只有重回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路径当中，才能推动新的社会变革。
关键词：美国华裔；身份政治；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视角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社会的内部危机大大加深，部分政客为转移国内矛盾而不断对疫情进行政治化和污名化操作。尤其是前总统特朗普反复使用“中国病毒”（China Virus）和“功夫流感”（Kung Flu）等明显带有歧视性和误导性的话语，放大了美国国内固有的种族问题，激化了族裔矛盾，也助长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和华裔的仇恨情绪，最终导致歧视和仇视华裔群体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面对威胁，美国华裔纷纷发起诸如“停止仇恨亚裔”（Stop Asian Hate）等运动以维护自身权利。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美国华裔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行动取向正日益向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靠拢。然而，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指出，身份政治无力解决资本主义在美国造成的制度性和结构性社会不平等，反而在实践中不断引发不同身份人群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浪潮的不自觉推手[①]。因此，尽管我们在血缘和文化上与美国华裔存在着亲缘关系，但仍应避免仅仅从“华裔”的身份视角出发看待相关事件，而应超越身份之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视角来全面审视美国华裔身份政治及其折射出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深层次问题。
一、凸显身份政治：近期美国华裔的政治行动取向
美国华裔政治意识和权利观念的觉醒是其扎根美国后最具有根本意义的变化。[②]20世纪60年代，受民权运动激励的美国华裔逐步意识到如要保障自身权益，便不能继续抱守“客居”意识，而是应积极参与美国体制内的政治活动，以获取与主流白人同等的公民待遇，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此后，部分华裔开始迈出私人领域，参与政治选举，试图影响公共决策。可以说，依托现有体制所赋予的公民权，基于共同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对普遍性的强调来参与政治，是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华裔维护权利的最基本的手段[③]。然而，随着在2020年被当成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替罪羊，美国华裔在社会上处处受到针对，不仅遭受日益升级的歧视和暴力，其基本的公民权也受到相当程度的侵害。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华裔纷纷从投票站转向街头政治或社交媒体，探索新的维权方式。
首先，美国华裔主张包括“华裔”在内的所有亚裔族群应加强团结，以共同对抗来自主流社会的压迫和歧视。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华裔在美国属于强身份认同、弱政治参与的族裔类型，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文教领域，[④]但当前情况有所变化。为反对种族歧视和扭转不断弥漫的仇恨氛围，一些华裔联同其他亚裔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创立了#StopAsianHate（停止仇恨亚裔）话题标签。2021年3月，就在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后的第二天，华盛顿唐人街就聚集了近百人规模的抗议人群，他们高呼“停止仇恨亚裔”的口号，要求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此后，“停止仇恨亚裔”便由社交媒体上的话题转变成游行示威活动的主题，并迅速席卷美国40多个州的近百座城市。可以看到，以华裔为代表的美国亚裔群体正试图通过这一运动加强内部团结，从而有效制止针对亚裔群体的直接暴力。[⑤]另据媒体报道，华裔高中生田雨鑫（Phoebe Tian）创作歌曲《生为亚裔我自豪》（We Are Proud To Be Asian），呼吁亚裔群体不要甘当“哑裔”，而要团结一致、共同发声，以反对暴力和歧视。她表示：“亚裔在关于种族主义的大讨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将成为变革的开始。”[⑥]值得注意的是，当不得不走向街头抗议以向美国主流社会传递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包括华裔在内的亚裔发现他们身上的“模范少数族裔”标签，使他们的呼声很难得到媒体、官方机构和其他族裔的严肃对待。因为亚裔群体“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暗示了他们更容易向上流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也相对其他少数族裔更高，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似乎并不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⑦]为了扭转不利境况和打破刻板印象，美国华裔开始强调亚裔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发声，迫使主流社会正视他们的处境和诉求。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试图占领道义制高点，寻求文化多元主义话语体系下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庇护。
其次，美国华裔还强调自身少数边缘群体的身份属性，并以此为基础谋求与以非洲裔为代表的其他少数边缘群体实现联合。事实上，尽管同样身为少数边缘群体，但美国华裔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非洲裔等少数族裔总体上持负面看法，这使得华裔不仅对非洲裔遭受的不公冷眼相待，而且也始终未能形成联合后者共同展开抗争的意识。不过，这一状况目前正随着华裔所受压迫程度的不断升级而发生变化。2020年6月，就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不久，耶鲁大学华裔学生黄艾琳（Eileen Huang）发表了一篇声援“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公开信。她在信中指出，正因为有非裔美国人在过去发起的民权运动为广大少数边缘群体争得了基本权利，亚裔美国人才不再被称为“东亚病夫”、才得以和白人住在同一个社区、才获得法律的正式承认。换言之，华裔今天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并非自身努力的结果，而是“靠其他被边缘化群体多年的斗争和支持得来的”。[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正确”的价值立场，黄艾琳在信中清晰表达了“我们和非裔站在一起”的主张，并呼吁华裔群体不仅要摒弃过去那种对非洲裔的冷漠和歧视，并且要通过给“黑命攸关”组织捐款、在社交媒体上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和敌视黑人的行为与言论等方式同非洲裔站在一道，以摧毁系统性种族歧视。尽管这封公开信在华裔群体的不同代际之间引发了巨大争议，但在华裔年轻一代中颇有市场，这反映了一个清晰的事实，即“联合其他少数边缘群体以应对共同的威胁”这一过去在华裔群体中未得到清晰表达的斗争理念，如今开始在新一代华裔当中萌芽，甚至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被付诸于实践。如有报道指出，在疫情爆发后的反歧视游行当中已有华裔打出“黑人的命是我们的命”（When black lives are threatened, all of our lives are threatened）的标语以明确表达要联合非洲裔共同反抗压迫的立场。[⑨]更有甚者，还有华裔非常直白地提出“支持黑人就是支持亚裔”（Asians for Black lives），并通过相关网站发布讯息以帮助非黑人群体学习如何与非洲裔成为可靠盟友（effective allies）。[⑩]
从上述变化中可以清晰看到，相比过去强调所有美国人都共享的公民身份认同，当前美国华裔政治运动的主体更希望通过强调一定的种族属性和文化特性来确定身份，然后为这一身份建构观念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归属，从而规范政治选择和引导政治行为，这不仅是一种“将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者政治化的行动或者做法”[11]，更是对身份差异性而非普遍性的着重强调。这种以某种特定的身份认同和对差异性的凸显为基础的政治动员方式，正是身份政治的典型特征和核心要义[12]。这清楚表明，当前美国华裔的政治运动正日益呈现出由传统公民政治向身份政治转变的行动取向。
二、应变与承袭：华裔身份政治的兴起原因
美国华裔之所以在政治行动上日益凸显身份政治的取向，固然直接与他们在疫情中遭受到来自主流社会的压迫和歧视不断升级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们并没有突破由金融资本积累方式所塑造的美国国内政治格局和政治话语体系。
首先，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在美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华裔群体遭受的压迫和歧视不断升级，这是美国华裔转向身份政治的直接原因。在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主导下，美国传统制造业大量向国外转移，金融泡沫过度膨胀，结果是严重侵蚀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同时在医疗、教育、就业和社会治理等行业和领域积累了诸多严重问题。这一剧变给主流白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剥夺感和边缘感，并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身份危机感，他们普遍感觉“自己——被精英人士，被全球化，被女性，被难民——所鄙视、所利用。他们感觉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圈外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没有归属感，不被重视”，这种明显的地位丧失正迫使他们通过“消极归类”其他群体来寻求平衡，[13]而关心经济议题和强调集体行动的民粹主义在此时恰恰能够“趁虚而入”，成为他们的“反抗工具”[14]。在右翼政客的煽动下，民粹主义将民众的恐惧和误解进一步扭曲为偏见和歧视，从而在美国社会中掀起一股不服从与反建制的氛围，并将矛头直指全球化、外来移民和异质文化，认为是这些因素造成了美国当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国执政当局在疫情治理上的全面失败，更使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一系列矛盾全面暴露。正如有研究指出的，白人群体在经济危机中会霸占有限的资源、抑制其他族群的经济恢复；一旦他们感到少数族裔对自身的威胁越大，“歧视作为镇压竞争对手的手段就被使用得越频繁”，[15]这也为执政当局“政治甩锅”提供了新的可趁之机。在疫情中，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右翼政客不断利用主流白人的非理性情绪煽动民粹主义，误导他们将疫情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原因与中国和华裔进行因果联想，美国华裔因而成为民粹主义威权化浪潮下的牺牲品，[16]他们遭受的歧视和压迫也随之不断升级。据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美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增加了150%，是2019年的两倍多；[17]另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自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达6603件，其中近44%的受害者为华裔。[18]面对不断恶化的境况，华裔必须寻求更广泛的政治动员、团结更强大的力量，才有可能反抗来自白人社会的压迫。在此意义上，华裔身份政治的兴起可以视为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反向”激发的应变之举。
其次，身份政治是当前美国政治框架内社会弱势群体反抗压迫和维护权利的主要政治手段，这是美国华裔转向身份政治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左翼力量无力领导反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时代，身份政治已取代阶级政治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进入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国家里，精神生活已取代物质生活成为人们更为关心领域，使获得承认、文化变革和个性解放等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斗争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进一步实行以去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一步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提供便利，此举虽然延长了资本主义的繁荣期，但伴生的传统产业外移却导致国内劳工阶层不断萎缩，使其丧失了领导政治运动的主体地位。在此背景下，经济不平等现象与其它非经济议题相互交织，单纯的阶级政治已难以引发重大社会关切，而原先为阶级同一性所遮蔽的种族、性别、性取向、环保和文化宽容等议题开始进入社会的视野，并日益成为左翼政党竞选纲领的重要议题。为了赢得执政权，左翼政党所代表的利益日益脱离劳工阶层的现实需要而更多地向中产阶级靠拢，[19]并把斗争重点转移到赢得政治选举方面。然而，经济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不公正和不平等问题，这就为基于差异化的社会身份认同来反抗来自主流精英的压迫、争取平等和多元文化的“身份政治”的兴起创造了契机。正因为它不断要求主流社会尊重少数边缘群体的权益和承认多元文化的差异性，才使得黑人、女性和LGBTQ等群体获得了更有力的法律保护、更广泛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元的发展机会，因而使得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社会像对待主流群体成员那样对待他们，或者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特殊的身份属性及其与主流社会间的差异。可以说，作为美国后工业时代阶级政治的替代物，身份政治在对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上所具有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也因此成为少数边缘群体维护权利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特定的身份认同取代普遍的公民认同，其实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系统性危机的表现。[20]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传统的自由主义公民政治总是希望通过强调平等权利来实现普遍承认，但这无法解决经济不平等和群体差异问题；[21]与之相对应的，文化多元主义则主张承认和尊重公民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的多元身份、重视少数群体的文化权利，从而开启了由代表“普遍”的公民政治向象征“差异”的身份政治的转型。[22]正因此，当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时，各个群体就会试图借助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话语强调差异性，以维护和争取权益。[23]总之，在左翼政治力量衰弱、资本主义危机频发的时代，基于差异性的身份认同而开展的身份政治运动，已经成为美国民众反抗社会系统性压迫和表达利益诉求的主要手段。在此意义上，华裔身份政治就不仅是对抗右翼民粹主义冲击的应变之举，更是作为少数边缘群体的华裔对身份政治这一维护权利的基本手段的直接承袭，这也意味着他们总体上仍在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政治框架内活动。
三、抱薪救火：华裔身份政治的实践困境
尽管转向身份政治似乎能为美国华裔维护权利带来新思路和注入新活力，但身份政治以往的实践效果和当前美国浓厚的右翼民粹主义社会氛围，都预示着华裔此时寄希望于身份政治来维护权利无异于抱薪救火，前景并不乐观。
首先，当前已蜕化为“受害者政治”的身份政治在事实上会严重阻碍华裔与其他少数边缘群体实现真正的联合。建构“受害者身份”现如今已成为美国身份政治开展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当前，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等主要身份标签已十分明显地与“受害者身份”绑定，其政治动员也越来越依赖于每个参与主体通过共享受害经验所形成特定的“情感联结”/“情感共鸣”（affective solidarity）。源于“纠正不公平感的渴望”[24]的情感体验会不断强化“受害者意识”，使受害的意义从最初的个体的、偶然的经验泛化成对社会不公的普遍性体验，逐渐建构出所谓的“受害者身份”。它动员人们加入以相通的痛苦体验为基础的政治行动之中，[25]从而实现特定的政治动员目的。2020年因弗洛伊德事件而不断发酵的“黑命攸关”运动就是这一政治动员形式的典型表现[26]，而当前美国华裔提出的联合非洲裔的主张也如出一辙。然而，通过建构“受害者身份”来实现政治动员的前提在于这个群体的确遭受压迫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伤害。正如温蒂·布朗（Wendy Brown）所说，这种方式实际上是通过强化自身的痛苦体验推动身份的政治化，同时，不去消除这种痛苦正是其持续成功的秘诀；换句话说，集体认同的前提是过去遭受的排斥，而非设想未来解放的能力。[27]因此，这种“受害者政治”不再把政治平等作为目标，而是不断强调主流群体与少数边缘群体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在“政治正确”的护持下，叠加越多“受害者身份”的主体（如“非洲裔同性恋残障女性”）实际上就越能利用不幸遭遇占据道义制高点并反向凸显本群体的“某种文化优越感”，从而越能要求“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特权”。[28]然而正如斯蒂芬·贝斯特（Steven Best）所警告的，只要不以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为目标，身份政治“就依然限制在社会边缘，并且处在退化到自恋、快乐主义、唯美主义或者个人治疗的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形下，政治就仅仅是个人化的”[29]。换言之，徘徊于社会边缘的“受害者政治”已不再是一种为少数边缘群体要求主流社会尊重自身权利和追求平等的手段，而彻底沦为特定群体追求狭隘利益的工具；它的野蛮生长必然在不同的身份群体之间不断引发利益冲突和心理敌对，从而严重阻碍受压迫群体之间实现真正的联合。在现实中可以看到，一方面，非洲裔在主导“黑命攸关”运动时，虽然强调参与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但又始终未将黄种人真正视为联合对象，甚至于非洲裔袭击华裔这种“受害者”之间“同室操戈”的新闻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华裔为了防止非洲裔过度侵占自身利益或反击来自非洲裔的暴力和歧视，甚至会无视彼此在面对白人时同为“受害者”的现实，选择支持“骄傲男孩”（Proud Boy）等白人至上主义组织以抗衡非洲裔。[30]上述事实再次印证了美国的族裔政治通常是群体平行式的，其群体化的自由主义特征十分明显。因而，美国华裔基于共同的“受害者身份”实现与非洲裔“站在一起”的斗争策略，实际上并不能如愿促成各个少数边缘群体之间建立稳固的联盟，甚至还可能因为利益上的对立而进一步引发彼此间的冲突，这只会破坏少数边缘群体之间的团结。
其次，身份政治所遵循的差异化机制的内在矛盾会使其在具体的实践中造成身份的无限分裂和身份政治目标的异化。身份认同机制建立在对不同身份的差异性进行建构的基础之上，某一群体一旦意识到自身与其他群体之间存在某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就会反向刺激其对所属群体的认同。在现实中，社会不公、差别待遇和歧视等是“最能激发身份差异，进而形成身份认同的现实因素”。[31]在差异化规则下的政治动员中，个性原则被发挥到了极致，身份政治的每个参与主体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和区别于其他主体的差异性，主体的身份也由此被建构出来。然而，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的，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差异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新的身份在这些差异中能够不断被建构。[32]这是因为，对不同身份差异性的建构在本质上不过是其背后所承载的物质利益之间的对立分化在观念上的反映。由于基于差异的身份建构并没有理解这一点，使得这一建构流于主观任意，无法抗衡后现代社会价值理念的不确定性和人际关系的日益碎片化，造成主体的身份极易像“更换衣服”那样不断更迭。更严重的是，由于不同身份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物质利益的分化，使主体身份随时可能随着利益诉求而不断变化，从而导致主体把追求差异化的身份当成运动的目的本身。正如学者指出：“这种身份政治不再重视权力压迫关系和体制结构，而把身份的自我审视从公民政治的准备变成了一种自恋肯定。它强调生活方法的差异自由，好像一切不同的差异都具有相同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极端强调某一种特殊的身份的重要性，而对联系不同身份的社会政治伦理漠不关心。”[33]这种对差异性、特殊性的过分强调在具体实践中会“为了增多一些人的自由而减损另一些人的自由，有时甚至是减损多数人的自由而满足少数人的自由”。[34]在当前美国身份政治中就能明显看到，少数边缘群体并没有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而强调共同的公民身份，也不仅仅满足于法律和制度将他们与主流群体平等相待，而是不断要求社会支持那些使他们与众不同的差异性特征，以便他们能在必要的时候能够通过“细化身份”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
亚裔内部在“AB.1726法案”（即“亚裔细分法案”）上的意见分歧正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该法案主张政府应基于来源地对亚裔群体进行更细致的划分（如东亚裔、东南亚裔、太平洋海岛裔等），从而在制定医疗、教育和福利等社会资源的分配政策时，针对不同的亚裔群体给予不同待遇。[35]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亚裔在面对社会不平等时，就不是选择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而是希望追求更加细化的血统族裔身份，使自己从“亚裔”这个群体中分裂出去，从而确保自身享有作为“弱势群体”的福利。对该法案最反感的华裔普遍认为，这种细分法案的潜在逻辑就是“要进一步区分亚裔中处境更好和较差的群体”[36]，这将直接或间接导致对亚裔族群的“分而治之”，并使自己在教育和求职等领域遭受“逆向歧视”[37]。虽然该法案最终未能通过，但其在亚裔内部引发的争议则清楚暴露了身份政治日趋堕落的斗争逻辑：似乎某一群体在身份上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越凸显，其利益诉求就越能得到尊重。这说明，身份政治差异化机制的内在矛盾，已造成狭隘的群体利益取代反抗社会系统性压迫这一整体利益，成为了主体参加运动的主要目标。这对寄希望于身份认同来实现联合的身份政治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因为差异化的游戏规则最终只会造成社会的“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这也预示着，美国华裔开展身份政治运动将极有可能在自身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内部不断制造分裂。
最后，传统身份政治的如火如荼的开展还引发少数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严重对立，已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不自觉推手。一方面，由于已沦为维护狭隘利益的工具，身份政治实际上忽略了与主流群体的良性互动并丧失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从而使一场反抗主流压迫的正义之争逐渐异化成不同肤色之间、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文化内战”[38]。另一方面，在种族怨恨和经济焦虑的双重作用下，主流白人群体开始把种族问题与自身经济状况混为一谈，并逐渐演化出所谓的“种族化经济学”[39]。在这些经济上失意的白人看来，正是移民或少数族裔获得了“不应得”的优待，才造成白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使得他们对“政治正确”话语的容忍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传统身份政治如火如荼的开展，不仅根本达不到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目的，反而“把纵向的阶级对立转化成了不同种族、性别之间的横向对抗”[40]，其最直接恶果便是更多美国中下层白人开始与白人至上主义等极右势力保持暧昧不明的关系，而不再把种族主义视为道德的败坏，这就为右翼政客裹挟他们以煽动民粹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为什么在弗洛伊德事件爆发之后，尽管黑人群体掀起的“黑命攸关”运动已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主流白人群体并没有屈服，反而对前者日益感到厌恶，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撕裂。这充分表明，凭借基于文化认同和以文化多元平等为中心议题的身份政治所形成的脆弱联合，去挑战以清晰的经济议题为动员机制的右翼民粹主义所凝聚的强大联合，不仅是以卵击石，更是火上浇油。因此，尽管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华裔开展身份政治仅仅是为了维护本群体的狭隘利益，但在大量主流白人饱受经济困境煎熬、对少数边缘群体的怨恨不断加深的当下，华裔不以反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压迫为斗争目标，反而仅仅寄望于开展身份政治来寻求平权或优待，只会招致主流白人变本加厉的反击，造成自身处境的不断恶化。
四、重返经济视角：对华裔身份政治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够脱离经济因素来谈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且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实际行动去改变现实的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当前美国华裔遭受到来自主流白人的歧视和压迫，尽管从表面上看是身份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但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作用的结果。遗憾的是，资本主义通过“对于文化多元主义的承认和不断对其赋权的方式”[41]，将身份政治的视线从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平等转移到了寻求文化多元和平等这类口惠而实不至的虚假目标之上。由于脱离经济议题而执着于文化多元主义斗争路线，使身份政治不能够正视经济危机给底层民众在现实物质利益层面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更没有因此而转向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与批判，从而在事实上充当了资产阶级统治和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帮凶。缺乏经济分析的视角，决定了身份政治始终无法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因而难以团结反抗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力量，更决定了华裔凭借身份政治运动根本无助于改变自身遭受主流社会压迫的残酷现实。
首先，脱离了对经济关系的分析，使华裔身份政治未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右翼民粹主义的实质，从而使这场运动自始至终未能将矛头对准资本主义及其统治精英。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42]，即深入到经济关系层面，才能真正把握实质。尽管当前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含有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毒素，但其真正根源在于中下层白人群体的经济地位由于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受到严重损害，它是这种积累所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的必然产物。必须看到，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经济持续繁荣的神话彻底破灭，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缓缓滑向社会底层。仅以就业状况为例，金融危机爆发后，白人失业率从危机前的5%以下升高至9%以上，这一数字更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爆发而一度飙升至14.1%。[43]可以说，当前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是这群受金融资本所剥夺的中下层白人对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交织等议题的“政治反应”[44]。在此意义上看，右翼民粹主义与包括华裔在内少数边缘群体之间的歧视与反歧视，虽然表面上是基于价值理念的文化冲突，但实质上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经济冲突和阶级冲突。事实上，民粹主义之所以是民粹主义，归根到底是因为其参与主体被引导到了错误的运动方向上。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美国金融资本通过支配货币发行、债务、有价证券和地产等方式已形成了对生产资料的高度垄断和对经济生活的寡头专制，[45]“当一个国家的市场势力和财富高度集中时，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而这正是美国的现状”[46]。
然而，脱离了经济关系分析视角的身份政治，并不能认清美国当前这一现实。在其语境中，社会并不是被横向划分资本家和无产者这两大“阶级”，而是被纵向划分为华裔、非洲裔、女性、LGBTQ等诸多“身份”。经此划分，金融资本及其特权阶级便能巧妙地隐藏在各个身份当中，而仅仅成为身份政治视阈下造成不平等的众多因素之一。这样，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经济不平等，但似乎只要不同身份的少数边缘群体在社会架构中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和话语权，这样的社会就是无可挑剔的了。由于不能把握右翼民粹主义的实质，美国当前的身份政治实际上已迷失了斗争的真正对象，其参与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权利得不到尊重的原因错误地归结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强调程度不够，因而只能继续在文化斗争的路径上狂奔，这不仅不能回应当前民众对物质利益的强烈诉求，更无法对民众发挥正确的引领作用。与身份政治迷失斗争对象不同，资产阶级右翼政客却总能不失时机地利用民众的不自觉意识和非理性情绪把美国塑造成受害者，把民众的注意力从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转向其他国家或族群，把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必然造成的内在矛盾转嫁到外部对象身上，以缓解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危机并捞取政治资本。正如特朗普的核心幕僚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谈论其“另类右翼计划”（Alt-right）所指出的：“他们（笔者注：指民主党人）讨论身份政治的时间越多，我就越容易搞定他们。……如果左派专注于种族和身份，而我们搞经济民族主义，那我们就能粉碎民主党人。”[47]很显然，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定内涵就是民众运动被右翼政客所操纵，使本应针对金融资本的斗争方向转移至对其他国家、民族或族群的攻击上，使民众运动成为右翼势力加强自身力量的工具，从而实现“以另外一种形式来继续维持和巩固金融资本的统治”[48]的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文化内战”白热化的年代，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愈发严重，“上层合作、底层分化”的格局也愈发明显。这充分说明，脱离经济视角的分析使包括华裔身份政治在内的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迷失了资本主义这一真正的敌人，因而不可能真正消除不平等问题，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民众运动被右翼势力诱拐到民粹主义的错误方向上。
其次，对经济议题的漠视，使华裔身份政治无法有效回应社会成员普遍关心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从而使这场运动难以有效聚合起反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总体力量。现代金融资本对社会生产进程的总体性统治意味着反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主体不可能是基于文化差异动员起来的个体，而必须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下的劳动者阶级构筑的联合体。然而，忽视经济议题的身份政治显然无法承担联合劳动者阶级这一伟大使命。一方面，身份政治在动员群众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极端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价值理念上的争议，而在于物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不同身份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异，不仅仅在于这些身份在文化或观念上存在差异，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背后“都承载着特殊的、狭隘的因而也是相互隔绝的经济利益”[49]。经济利益上的隔绝，不仅决定了这些少数边缘群体“并非是同质化的实体”，更进一步决定了他们“在表述的形成、文化与身份的捍卫、目标的追求和实施的手段方面或许会有强烈的分歧”[50]。正是由于这一点，被身份政治寄予厚望的身份认同动员机制至多只是在观念层面构筑某种虚幻的联结，却不能现实地消除人与人之间因经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隔阂；这种虚幻的联结不仅在现实中遭遇物质利益难题就会立刻解体，甚至还会进一步被各种狭隘的利益所裹挟而最终放弃普遍性的政治规划，转而维护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尽管身份政治在后续发展中能够敏锐察觉到不同的少数边缘群体同为社会系统性压迫的“受害者”这一事实，甚至还以此为基础建构出更具普遍意义的“受害者身份”以团结资本主义的反抗力量，但身份政治在建构这一身份时，并不是把运动主体理解为处在生产关系之中的、不断再生产其自身物质生活的“现实的个人”，而是错误地将其理解为离群索居、仅仅追求个性自由的“抽象的个人”。这意味着，所谓的“受害者身份”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从个体或群体的特殊经验中抽象出来的、因而事实上是主观建构的虚幻主体身份，它在实践中至多只能维护身份建构者本身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而不是其所标榜的全体受害者的整体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运动中，每个身份群体都追求相对高于其他身份群体的权利，其结果只能是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无法得到根除，人人都无法彻底解放。由于不是在经济利益层面上思考如何激发和动员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集体行动逻辑和力量，而是将斗争的议题“从对工人阶级的强调转向了少数边缘群体的要求”[51]，身份政治只能寄希望于在文化层面唤醒一个个抽象主体的“受害者意识”，使他们在虚幻的“受害者身份”感召下掀起松散的运动去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进行斗争，而这注定只能走向失败。
结语
正如阿萨克•库马尔（Ashok Kumar）等指出的，身份政治隐含的逻辑是“对种族和性别之他者的剥夺越严重，资本家阶级餐桌下的残羹剩饭就越多”[52]，这种战略有效地摧毁了反抗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团结抗争的全部基础，而使自己成为金融资本统治的帮凶。美国的政治生态自身即具有消减冲突的机制，甚至冲突本身也是消减冲突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华裔身份政治仍是在美国国家体制的屋顶下展开抗争，无力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政治制度。因此，尽管当前以中下层白人群体为主要参与主体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对美国华裔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华裔如果不去正视经济议题的回归和阶级矛盾的现实运动，而是以执着于文化斗争的身份政治作为应对之策，就只会造成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事实上，右翼民粹主义所采取的一系列试图转嫁危机而保留新自由主义核心主张的政策，不可能解决金融资本的积累悖论逻辑所导致的问题，终将在金融资本积累的现实面前陷入困境，从而为社会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准备条件。必须看到，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不仅意味着以文化和自我意识革命为议题的传统身份政治运动已走向衰落，更意味着经济和阶级相关的议题又再度回到政治运动的中心，认清这一点对美国华裔乃至整个左翼力量而言都极为重要。要想重新发展壮大自身、并能有效领导民众运动反抗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美国左翼等进步势力最首要的就是重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视角，关心工人阶级的现实物质利益问题，推动和帮助更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并强调集体行动逻辑。这正如一位美国资深左翼活动家所说：“我们要先创造出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然后社会主义者才能在其中游泳。”[53]只有这样，才能汇聚起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总体性力量，从而真正动摇金融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和改善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最终消除隐藏在种族问题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压迫。
Abstract: Since the pandemic of COVID-19 in the US in 2020,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against Asian groups including Chinese have been escalating. In this context, Chinese Americans began to pin their hopes on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process of defending their rights. This is not only a response to the menacing wave of right-wing populism but also a direct inheritance of the basic method used by the marginalized minority groups to defend their rights. However, regarding to previous practice results of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current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e US, the strategy of identity politics advocated by Chinese Americans is fatally flawed which will inevitably brought troubles to them. Since white people’s material interests have been damaged and economic issue is back to the center of social movement, identity politics based on cultural pluralism is incapable of responding to economic problems caused by capitalism, to some extent, and even acts as an accomplice to the systemic oppression of capitalism. Therefore, it is impossible to form an overall force against capitalism in reality. This article enlightens us that new social reform will be achieved only if the Marxist is promoted with the aim of elimination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Keywords: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 Politics; Populism; Marxism; Economic Perspective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研究（20ZDA01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标志着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这也引发了国际学术界对身份政治的热烈讨论。不论是以马克·里拉（Mark Lilla）、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者，还是以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为代表的左翼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身份政治视为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推手。相关研究参见：Mark Lilla,“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The New York Times,Nov 18,2016,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0/opinion/sunday/the-end-of-identity-liberalism.html;Mark Lilla,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 Politics，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17;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97,no.5,2018,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tribalism-francis-fukuyama;[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刘芳译：《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中译出版社，2021年；[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易晖：《身份政治与左派》，载《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 年第1期；Slavoj Žižek,“Why Secondary Contradictions Matter: A Maoist View”,The Philosophical Salon,Jan 7,2019,http://thephilosophicalsalon.com/why-secondary-contradictions-matter-a-maoist-view.
[②] 陈尧光：《美国华人境况的变迁》，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
[③] 这实际上是一种公民政治的行动取向。所谓公民政治，是指单一个体在公民权基础上相对于国家整体所具有的普遍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基于这组关系而进行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公民政治追求全体公民无差别的、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公共领域中除公民身份外不承认其它身份，并依托公民身份认同实施政治动员，组织和推进政治进程。
[④] 严庆、胡芮：《“族裔”及其类型——族类群体身份的视角》，载《学术界》，2014年第8期。
[⑤] “停止仇恨亚裔”运动建立了自己的行动主页：https://www.stopasianhate.info/；此外，还创建了相应的募捐界面：https://www.gofundme.com/c/act/stop-aapi-hate。
[⑥] Tori Bedford and Ava Sasani,“Boston-Area Protesters Rally All Weekend To Stop Asian Hate After Recent Violent Attacks”,Apr 11,2021,https://www.wgbh.org/news/local-news/2021/04/11/boston-protesters-rally-to-stop-asian-hate-after-recent-violent-attacks
[⑦] Cady Lang,“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re on the Rise. Many Say More Policing Isn't the Answer”,Times,Feb 18,2021,https://time.com/5938482/asian-american-attacks/
[⑧] Eileen Huang,“A Letter from a Yale student to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Jun 4,2020,https://asiannetwork.yale.edu/news/letter-yale-student-chinese-american-community
[⑨] 冯兆音：《美国华人激辩“黑人的命也是命”背后的代际冲突》，BBC中文网，2020年7月4日，参见网页：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3259676，访问时间：2021年10月21日。
[⑩] Asian American Advocacy Fund,“Asian Americans for Black Lives”,https://www.asianamericanadvocacyfund.org/asians-for-black-lives
[11] 王建勋：《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
[12] 身份政治通常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基于对一定的身份属性的认同而确立政治倾向、实施政治行为的现象及过程。身份政治所涉及的“相同的身份”主要包括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等，它们更多地是文化、价值或观念上的身份；通过这些身份标签，身份政治就能够把文化或理念上相近的人们组织和凝聚在一起，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自20世纪后期以来，身份政治多为社会少数边缘群体所采用，他们基于特定身份标签而开展政治行动，以反抗主流社会强加的不平等和不公正，这一趋势当代对西方政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3]［德］奥利弗·纳赫特韦：《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载于［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7页。
[14] 林红：《不平等：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
[15] 周博：《经济震荡中美国华人移民的收入同化研究》，载《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3期。
[16] 林红：《从金融危机到疫情危机：西方民粹主义的威权化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年第4期。
[17] Manas Sen Gupta,“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stop asian hate movement”,Augustman,Mar 27,2021,https://www.augustman.com/my/culture/events/what-you-need-to-know-about-the-stop-asian-hate-movement/
[18] Russell Jeung Ph.D. eds.,“STOP AAPI HATE NATIONAL REPORT（3/19/20-3/31/21）”,https://stopaapihate.org/wp-content/uploads/2021/05/Stop-AAPI-Hate-Report-National-210506.pdf
[19] 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20] 方敏、朱韵：《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历史局限性反思》，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0期。
[21] 谭安奎：《身份政治：根源、挑战与未来》，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
[22] 王葎：《文化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困境》，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23] 郑薇：《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及其未来——兼论霍尔身份政治学的当代价值》，载《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4期。
[24] Clare Hemmings,“Affective Solidarity: Feminist Reflexivity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Feminist Theory, no.2,2012.
[25] Frank Furedi,“The Hidden History of Identity Politics”,Spiked Review,Dec 1,2017,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17/12/01/the-hidden-history-of-identity-politics/#.WxbHhCAuDV8
[26] 在“黑命攸关”运动中，一个个黑人如何被击杀的故事、如何遭受种族歧视的个体经验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得以迅速传播，使一种与黑人种族歧视相关联的受害者的情感强度（affective intensities）不断获得加强，最终依靠由此形成的特定“情感的团结”完成了政治动员。
[27] Wendy Brown,Undoing the Demos: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New York:Zone Books,2015.
[28] 徐彬、卜永光：《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29] [美]斯蒂芬·贝斯特等著，陈刚等译：《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2 页。
[30] Will Carless,“Proud Boys saw wave of contributions from Chinese diaspora before Capitol attack”,USATODAY,May 4,2021,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nation/2021/05/04/proud-boys-chinese-americans-community-support-donations/7343111002/
[31] 庞金友：《不平等：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与社会根源》，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
[32] Stuart Hall,“Introduction:Who Needs ‘Identity’?”,in Stuart Hall etal.(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6,p.4.
[33]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7页。
[34] 何怀宏：《从现代认同到承认的政治——身份政治的一个思想溯源》，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 年第2期。
[35] 参见Shuang Fu and Kendall King,“Data Disaggreg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Discourses of Civil Rights,Efficiency and Ethnic Registry”,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no.1,2019.
[36] 钟景迅、赵巾慧：《跨越百年歧视的抗争：深陷高校招生种族争议旋涡中的当代美国亚裔群体》，载《外国教育研究》，2021年第5期。
[37]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在亚裔群体内部，一方面东南亚裔、太平洋岛裔长期被认为是“弱势族裔”，经此细分，他们将获得更多优待；另一方面，东亚裔则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使得他们难以获得法律或政策上的倾斜。即使在东亚裔内部，日本、韩国作为美国传统盟友，其后裔受排斥的概率也要远远低于华裔。
[38] 林红：《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困境及其应对》，载《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
[39] 陈迹：《当代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探析》，载《美国研究》，2019年第4期。
[40] 赵丁琪：《身份政治的困境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西方身份政治的危机与反思》，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5期。
[41] 孔元：《身份政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
[42]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
[43] 关于美国失业率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美国劳工局网站https://data.bls.gov/cgi-bin/surveymost。
[44] 严庆、平维彬：《冲突与动荡：以人民的名义——新一波民粹主义对当前世界民族问题的影响》，载《世界民族》，2019年第5期。
[45] 宋朝龙：《美国政治气候变迁的深层次原因》，载《前线》，2019年第2期。
[46]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刘斌等译：《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第79页。
[47] Timothy Egan,“What if Steve Bannon Is Right?”,The New York Times,Aug 25,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8/25/opinion/bannon-trump-polls-republican.html
[48] 宋朝龙：《后现代主义身份政治的衰颓与新民粹主义的崛起》，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49] 陈筠淘、黄奇琦：《试析“交叉性”在美国的实践及其困境》，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50] [比利时]马可·马尔蒂尼埃罗著，尹明明、王鸣凤译：《多元文化与民主：公民身份、多样性与社会公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3页。
[51] 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97,no.5,2018,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mericas/2018-08-14/against-identity-politics-tribalism-francis-fukuyama．
[52] [英]阿萨克·库马尔等：《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身份政治的介入》，载《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期。
[53] 转引自张跃然：《断裂与回归：美国左翼如何与劳工运动重建联结》，澎湃新闻，2021年10月10日，参见网页：https://www.sohu.com/a/494258718_260616，访问时间：2021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