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 著 吴万伟 译
一本论证前现代时期神秘写作无处不在的新书把列奥·斯特劳斯从许多诋毁者手中解救出来。
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很多连带性伤害之一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列奥·斯特劳斯的名誉被毁在像莎迪亚·卓瑞（Shadia Drury）和安妮·诺顿（Anne Norton）这样的支持者手中。任何一个稍微熟悉斯特劳斯生平和著作的人都明白某些说法的愚蠢（如宣称斯特劳斯建议官员就外交政策撒谎），但伤害已经造成无可挽回了。
从那以后，学界更多同情心的人如斯蒂文·斯密斯（Steven B. Smith）和彼得·米诺维茨（Peter Minowitz）开始努力挽救斯特劳斯的名誉。最有效的重新考虑之一就是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亚瑟·梅兹（Arthur Melzer）精彩的新书，他也是论述神秘主义的期刊《科学、理性和现代民主论坛》创始人之一。
神秘主义是启蒙时期之前和期间众多思想家广泛应用的一种实践，他们通过省略、表面矛盾、真正的论证分散各处等方法（它们的确误导粗心大意的读者误会其真实意图）来掩盖真实的含义。理解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哲学家为什么使用神秘主义是理解斯特劳斯自己的课题的核心，即为什么要把返回古典作为他所说的“现代性危机”的解毒剂。这是因为它指向隐藏在浅薄的读者辨别出来的明显意义背后的更深刻真理。神秘主义或许也是斯特劳斯及其追随者不被学界其他人信任的源头之一，因为它意味着接近神秘解释艺术的人有机会了解到其他人根本无法得知的意义。
《字里行间的神秘哲学》的第一部分简单罗列了从苏格拉底前到18世纪期间神秘文本真的被广泛使用的证据。梅兹呈现了多个世纪以来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重要思想家（以及不怎么重要的）包括西塞罗、阿尔法拉比（Alfarabi(约870—950)伊斯兰著名哲学家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注释亚里士多德---译注）、阿奎那、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蒙田、培根、霍布斯、狄德罗、卢梭等，他们要么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隐秘含义，要么承认阅读过其他作家的神秘主义作品。他还呈现了从事神秘主义写作实践的明显例子，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错误地引用熟悉的圣经故事显然就是为了强调他对基督教进行的广泛批评。
本书的这一部分写得非常精彩，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令人坚信神秘主义的确是一门重要的艺术，只不过现在失传了。梅兹指出从前使用神秘主义的四个理由。第一，它用来保护自己不受迫害；他注意到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极权主义国家如前苏联和当今中国。第二，用来保护政治共同体不受危险真理的危害，如对城市的众神和传统产生哲学上的怀疑；第三，用来作为教学目的迫使读者在更深层次上投入；第四，被现代作家用来作为转型战略以揭穿教条主义的把戏。
后者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导致了和谐论观点的胜利，现在几乎得到了普遍认可，也导致了这样的观点，即可以将哲学真理与现代政治协调起来并给予支持。在当今，透明就是可敬的游戏的代名词。像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古典哲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哲学怀疑主义破坏了维持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非理性信念，因而需要被包装起来。正如梅兹指出的那样，当今学界有一个大群体积极地宣称只有少数怪人才会写神秘主义作品；他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显示从实证角度看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其次，它本身也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解释。
如果《字里行间的神秘哲学》只是重新确立前现代神秘主义普遍存在的事实的书，它也仍然实现了重要的目标。我对当今美国学界人文学科的彻底混乱印象深刻。就业市场强调的是定量研究技能而不是定性研究技能；人们有一种得到广泛传播的感受，即人人都能学习英语专业或古典专业，而学习统计学或物理等“硬”技能就要困难得多。对此观点，当今很多大学讲授的人文学科只能怪自己：因为在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影响下，文本解释已经变成懒惰的、随意的、任性的表现主义，对书籍指导读者真正观点的想法一肚子不屑。神秘主义阅读重新确立了曾经丧失的学科地位，因为它要求仔细的、慢速的阅读。它也恢复了这样一种假设，即事实上有“真实的”阐释反映作者的意图，这些意图并非阐释者的胡编乱造。
但是，梅兹的书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些。其更大优点在于解释为什么神秘主义对斯特劳斯如此重要的最后一章。可以说，本章就是斯特劳斯本人的《生命之歌》(apologia pro vita sua) ，该书是哲学家和主教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自传作品---译注）
斯特劳斯的主要担忧是他所说的“现代性危机”，为现实目的使用哲学理由的工程处于崩溃的危险中。这有两大源头：首先，宗教教条主义的顽固性及其复兴；第二，在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等思想家影响下西方哲学传统的自我破坏（斯特劳斯与胡塞尔很熟悉，早期还非常迷恋他。）普遍主义者宣称发源于启蒙时期的理性观点遭受一些反驳，反驳开始于伯克和浪漫主义者对传统的辩护、历史主义的崛起（即思想和文化是历史决定的观念），其高潮是尼采和海德格尔对理性的理论性废黜。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都是这场持续危机的过错方的当代追随者。
自由民主社会的许多当代人对相对主义感到非常自在和舒服，因为他们认为这鼓励了宽容和自由派政治。毕竟，相对主义的反面是绝对主义（不是吗？）。绝对主义显得傲慢自大，有潜在的专制性，相信只有一个真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但正如梅兹指出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工程本身是不连贯的、自我矛盾的。如果所有信念都同样真实或具有历史偶然性，如果对理性的信念不过是民族中心主义者的西方偏见，那就没有更高的道德立场用以评判最骇人听闻的做法，当然也没有后现代主义本身的认识论基础。
而且，与当今随和的民主相对主义者比较起来，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连贯性坚定无情。相对主义很容易支持像法西斯主义这样的教义，鼓吹强者支配弱者，因为不存在“真理”基础，那么所剩下的只有“强权”。我们当今可以在周围看到这种两难的回响。我们(自由民主的信徒)看到中国或黎凡特（Levant）伊斯兰国家的一些令我们不喜欢的做法，但当有人要求你解释为什么不舒服不仅仅反映了我们的民族中心主义时，我们就张口结舌无话可说了，因为我们已经否认了这个前提，即理性能够帮助我们挖掘真理，即便真理不完整或具偶然性。
理性主义工程的重新发现是斯特劳斯终身课题的核心---不是启蒙时期的教条式理性而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提出的更具怀疑精神的版本，这种理想主义不那么抽象，更多地嵌入在人们能够看到的普通现实中。但是，在返回传统成为可能之前必须将其阐释清楚，并把它从多个世纪的错误解释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神秘主义对斯特劳斯的课题如此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正确阅读这些早期作家的话，你就不可能明白废黜理性的最初努力。神秘主义解释不过是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但它不是为了学界的自娱自乐而是方便朝向后后现代主义更高基地的移动。梅兹充满同情、直截了当地列出了这个议程。
应该清楚说明的是，除了强调现在的道德两难处境之外，斯特劳斯课题对当今美国外交政策并没有特别的隐含意义。最近中东政策的巨大错误和对将来行动的处方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完全谨慎的判断和对历史偶然性事件的阐释的结果。（伊拉克存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里？没有。美国有能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这类地方移植民主机构而不腐败吗？没有。美国公众若缺乏对战略的信心，他们多年来会支持代价高昂的地面干预吗？不会）
更进一步的观察更狭隘地指向斯特劳斯的第n代学生和追随者，他们自认为是在延续他建立起来的传统。在本书的结尾，梅兹注意到后启蒙辉格党式的进步和历史信念已经让现代学生很难像苏格拉底那样直接遭遇哲学议题，提出诸如“什么是正义”或“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他写到：
哲学天生有一种随着时间而衰落的倾向，即变成一种传统，变成“历史”，因为人们往往过分消极和不加批判地接受伟大前辈哲学家的结论。这种倾向对真正的哲学来说是致命的危害，因为这种哲学要求人们总是自己从头开始思考一切。在现代阶段，这种依靠别人的发现的危险的自然趋势被进步观点人为地强化，进步观把这种趋势变成了美德，变成哲学方法。
足够真实的是，一个首次遭遇神秘主义解释的人会亲眼看到直接见识背后观点的可能性，无需经过后代哲学家艰苦探索的作品的中介。但是许多当今斯特劳斯主义者似乎被困于同样的陷阱中。他们的学术生涯是为了揭露某个特定作家的背后意义从一个神秘主义解释转移到另外一个神秘主义解释，但从来没有成功地达到他们觉得有资格自己阐述背后观点的地步。一切都仍然通过被阐释的作家的棱镜而过滤一遍。
亚瑟·梅兹引导我们看到一个丧失的传统，恢复了文本阐释的尊严，并试图挽救斯特劳斯的声誉，居功甚伟。研究神秘主义的书提出的明显问题是，作者本人是否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写作，是否涉及到年轻的斯特劳斯主义者可从中获得的建议。乍一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字里行间的神秘哲学》似乎完全处于开放的分析性叙述的现代传统框架内，但这是只有读者您自己才能做出的判断。
本文评论的书亚瑟·梅兹著《字里行间的神秘哲学：消失的神秘写作史》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4年
Philosophy Between the Lines: The Lost History of Esoteric Writing
by Arthur M. Melz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464 pp., $45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利益》编辑部主任和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研究所（the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译自：Waltzing with (Leo) Strauss Francis Fukuyama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5/02/03/waltzing-with-leo-strau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