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作为一个现代范畴，是理解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民主国家社会变革的钥匙。进入近代社会，由于经济议题和阶级话语逐渐凸显，身份认同尚处于政治领域的边缘地带。直至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发生自我分裂，身份政治才真正发展为社会运动的代言口号，并在复杂的政治光谱中呈现出不同的理论样态。身份政治虽然在推动社会公平、促进政治参与、提升主体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无论西方的左翼还是右翼都深切地意识到，其消极作用正在直接威胁着国家和党派的生存根基。21世纪以降，全球左翼运动式微而右翼民粹主义回潮，身份政治与西方保守主义的媾和使得左翼运动和全球治理的前景更为黯淡。因此，系统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身份政治的多维度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身份政治的内涵与起源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使国内外相关学者以身份政治为透镜聚焦西方社会的时代变革。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上台等一系列例外事件的发生，使国外学界关于身份政治的讨论于2017年达到高峰。2022年10月24日，印度裔的里希·苏纳克出任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首和英国首相，预示着身份政治对欧美政局的后续影响加剧。在关于身份政治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从身份政治的概念内涵和发展起源入手，把握其现代性特质和价值指向。
（一）身份政治的内涵
身份（identity）在词源上由拉丁文词根idem发展而来，原义是指内在的同一性、确定性和个体性。1950年代，德裔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将identity一词引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强调个体通过与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实现自我发展，以确证自身发展的同一性和连续性，并感知到外界对这种同一性和连续性的承认。由此，同一性概念被转换为一种明确的自我认同（ego identity）意识，“认同”成为比“同一性”更为适用的译法。1960年代，着眼于个体认同的概念发展为描述群体认同的社会科学概念，美国社会心理学和欧洲社会心理学分别对“认同”展开了研究，前者在社会学范式下，基于符号互动理论提出了社会情境下的“角色认同”（role identity）概念，认为社会认同是社会网络中个体所对应的外在角色期待的内化；后者则在心理学框架下，从获得群体成员资格这一诉求出发，提出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概念，意指“源于伴之以情绪的、评价的以及其他心理相关因素的社会群体或类别的成员身份而形成的个体自我概念的那些方面”。由此衍生而来的群体认同概念群，在西方新社会运动中日益政治化，演化为身份政治的话语形态。
学界关于身份政治的内涵考察是从不同层面展开的。在宏观层面，身份政治的初始意义和底层逻辑被阐释为“以基于特定身份的诉求为目标，或以特定身份为优先考量乃至政治判准，或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的政治形态”，这种开放性理解将身份政治视为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中性政治现象。在中观层面，身份政治在前现代社会及现代社会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的群体认同来源于不可证伪的外部权威，具有非理性、群体优先性、身份先赋性和文化差异性等特征；在现代社会，特别是1950年代，一系列社会运动将身份政治从“幕后”推至“台前”，身份的政治意义在与群体关系的互动中形成，体现为向本群、他群以至国家这个大群伸张独特性、反抗压迫性和寻求自主性，身份政治逐渐成为一种以抗争为手段、以赋权为目标的政治形态。在微观层面，身份政治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基于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础的批判，身份政治的逻辑起点不再是自由主义所描述的原子式、抽象化个体，即公民身份政治的主体基础，而是注重阶层、性别和族裔的共同经历和切身感受的微观个体。
作为当代西方左翼在阶级革命退潮后维持抵抗、表达立场的一种行动策略，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的关系问题受到学界关注。尽管阶级政治是一种广义的身份政治，但是为了突出问题导向和聚焦研究视域，更多学者仍坚持认为，阶级概念实际上被排除在身份话语之外。学界通过比较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等范畴，认为身份政治在政治形态上体现为等级政治、普遍政治向个体政治的转变，在发生领域上表现为由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的跃迁，在身份话语上反映出由同质、主流、强势的群体身份话语向异质、边缘、弱势的群体身份话语转移。比较分析表明，身份政治具有普遍性、多重性、冲突性和后现代性等特征，是在后现代主义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产物。
（二）身份政治的起源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国内外学界关于身份政治起源的讨论主要包括六种观点：（1）古代历史溯源说。将身份政治视为起源于古代的政治形态，以亨利·梅因（Henry Maine）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学理论为依据，指出古代社会中的政治身份是个人生存发展的根本依凭。（2）民族主义起源说。将身份政治与民族主义视为具有同构性的政治现象，认为身份政治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的民族国家运动或18—19世纪的西方民族国家建构时期。（3）反抗殖民统治说。认为反殖民战争、去殖民运动以及欧洲殖民帝国在亚非地区的瓦解标志着殖民地人民身份意识的觉醒，政治运动同时引发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转型，由此形成了身份政治的话语形态和抗争形式。（4）启蒙主义反叛说。认为身份政治是边缘群体对启蒙神话所掩盖的主体支配他者关系的觉醒与斗争，反启蒙思想的政治化运用构成了19世纪右翼身份政治的思想资源。（5）左翼运动转向说。认为美国《康比河公社宣言》（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的发表标志着身份政治的历史出场，该宣言反映了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结构性转向，体现出1950—1980年代民权运动背景下左翼运动的理念、方式和目标的转换。（6）21世纪新身份政治说。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和冷战格局的崩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形成了一种新身份政治。后冷战时代的新身份政治以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为三个时间节点，表现出内涵发生部分逆转、主张权利方式更加激烈以及诉求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等特点。总之，身份政治本身仍是一个处于历史发展中的事物，这导致学界对身份政治的相关讨论难以达成共识，体现出当前对身份政治的不同解读视角和研究剖面。
二、多学科视角下的身份政治研究
身份政治的丰富内容使相关研究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学科界限，形成高度整合的“身份政治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存在碎片化和表面化的潜在危机。因此，厘清身份政治的多学科研究视域，才能实现对其发展理路的有效追踪和充分把握。
（一）哲学视角下的身份政治研究
身份政治所内蕴的哲学谱系始于对同一性哲学的批判。同一性哲学为普遍主义政治传统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身份政治恰恰要质疑这一政治传统，构建一种强调他者地位、反抗主体压迫的政治话语，因而身份政治的哲学研究从关于“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展开。以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我思故我在”的主体形而上学为开端，主体作为绝对的、先验的优势性存在成为西方近代哲学史中的主流。重构主客体关系的哲学努力经历了从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主体间性概念、弗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Saussure）的语言符号学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话语理论等解题路径的发展历程。此外，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等学者也都对身份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学界普遍认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与身份政治中对他者的伸张有着更为密切和直接的亲缘性。福柯对主体的解构揭露了微观权力压迫他者的事实，促进了弱势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其提供了反抗压迫的理论武器。身份政治在这一理论的加持下，得以深入女性主义运动、后殖民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运动之中，推动了其自身的后现代转型。
（二）民族学视角下的身份政治研究
身份政治的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于一国之内的族际政治。欧美国家的“多族化”现象产生了多维族群身份，以族群身份为基础的族裔政治运动激化了欧美国家内部的族际矛盾。为从理论上对这些矛盾予以回应，多元文化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它吸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包容他者的宪政民主思想、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政治自由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资源，形成了以下主要流派：以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以艾利斯·扬（Iris Young）和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为代表的激进多元文化主义，以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ser）为代表的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族群理论表达少数群体利益的核心理念相反，右翼民族主义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机制谋求政治合法性，诉诸政治文化构筑起来的民族身份，试图取消以多元文化概念为基础的民族身份，抹杀工人阶级与少数民族的反压迫斗争。可见，族群政治与身份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其政治影响来看，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族群政治在瓦解民族国家、诱发社会冲突等方面比其他微观身份政治破坏性更强。
（三）政治学视角下的身份政治研究
在政治学领域，身份政治的研究主要围绕政党政治中的党派竞争展开。就身份政治与美国党派政治生态的关系而言，一种观点认为，美国两党政治是“身份”对抗的政治，党际之间利用“身份”进行选民争夺。民主党试图以人的个性解放为口号标榜少数群体（有色人种、妇女、同性恋、移民）的利益，通过迎合少数群体的承认和诉求而将其收入麾下。共和党则不断拉拢被民主党遗弃的白人劳工选民，这一群体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和移民涌入而不得不面对日益窘迫的就业环境，“反向歧视感”使白人群体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不再坚定。这场文化战争加剧了政治极化趋势，美国社会日益被撕裂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民主党代表的支持身份政治和信奉多元文化主义的少数族裔及移民群体，另一个是共和党代表的奉行社会保守主义和固守传统宗教价值观的白人劳工。另有观点认为，身份政治是美国两党为对抗阶级斗争、转移工人阶级注意力而联手造就的文化现象。1980年代以降，两党共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使美国经济摆脱了滞胀状态，但同时也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分化。为此，大资本家介入党争以左右政党政治的运作，他们鼓励左右两翼的政客把注意力放在文化问题上，淡化阶级政治的影响力，从而在宗教和种族矛盾中力促无产者群体裂变。
（四）社会学视角下的身份政治研究
在社会学视野中，身份政治研究着眼于两个维度：一是身份群体的社会流动所导致的认同紊乱；二是弱势群体对原有外在化身份标识的重建。第一个维度主要涉及外源性移民问题和难民危机。全球化的时空压缩效应使移民接受国在短时间内被迫接纳大量异质文化，“普世”与“多元”在国家政策设计中难以两全甚至引发矛盾冲突，民族认同成为国际移民族群身份政治的核心。移民问题在美国暴露得更加充分，欧洲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也同样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冷战结束后，难民潮激化了欧洲身份政治并引发了欧洲一体化危机，导致欧洲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败，以反欧洲一体化思潮为标志的民族主义重新在欧洲蔓延。外来移民一方面开启了欧洲社会的极右翼化，另一方面则使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现代文明受到异质宗教和外来文化的深刻改造，导致欧洲人的身份危机从外部被形塑。第二个维度主要涉及内源性种族问题、性别和性取向问题。自二战后直至1970年代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其主导诉求从原先改变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转向整个社会重建价值观念的革命。马克·里拉（Mark Lilla）认为，早期民权运动诉诸作为白人价值规范的权利平等观，不要求改变国家根本的民主制度，但是1970—1980年代期间，身份政治下的种族议题强调美国黑人真实的内在自我和独特体验，他们跳出白人所建构的黑人身份，回溯群体自身的发展历史，并重建其群体的存在意义和独特价值。界关于身份政治中的性别和性取向问题则主要立足于女性主义和酷儿文化（Queer Culture）在社会运动与政治理论中的演变。美国女权运动在1960年代迎来第二次高潮。1960—1980年代，女性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逐渐从经济上的再分配、政治上的代表性转移到文化上的承认，特别是形成强调身份差异的话语，这种转向使第二波女性主义成为身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认为，1970年代的立法和社会进步推动女性主义的诉求日益制度化，并与文化相融合。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同时掀起高潮，对此，柯林·威尔森（Colin Wilson）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酷儿理论与政治运动的发展，并分析了酷儿族激进的身份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三、西方学者关于身份政治的弊病矫治与出路探寻
学界对身份政治这一复合型政治现象褒贬不一。就身份政治的积极影响而言，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在身份政治的理论框架下发展出的性别主义批判、后殖民主义批判等微观话语，冲击了“欧洲中心论”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价值体系的权威地位；从政治参与的视角来看，身份政治减轻了片面强调形式民主的公民政治所造成的政治冷漠，有利于争取政策向少数群体倾斜、减少群体偏见和歧视、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西方社会的不平等。然而，随着身份政治的消极影响不断显现和扩大，西方的左翼学者和右翼学者集中对其展开批判并提出了疗救和替代方案。
（一）右翼自由派的公民身份政治
右翼自由派理论家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对身份政治展开批判。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一书中对身份政治持有较为中立的态度，他认为，身份只有在以特定方式被诠释或维护时，身份政治才是成问题的，其原因在于：身份政治成为严肃思考的廉价替代物，用以掩饰关于国家内部经济社会不平等的实质性问题，使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边缘化群体身上，从而反向激发身份政治在右翼阵营中的兴起。据此，福山提出了“信条国家”方案。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国家需要培育“信条身份”，即“基于对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来构建具有向心力的共同体，由国家创建一种既能体现自身的独特性又能包容他者的文化，通过突显国家意志的主导文化来促进公民教育和移民涵化，使美国在保护多样性文化的前提下免于分裂。里拉在《分裂的美国》（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After Identity Politics）一书中指出，身份政治的危害在于它会沦为空洞的表演，由于群体间缺失共同政治愿景而难以产生实质性的政治成果，其政治想象来自于自己制造的对手，从而进一步加剧政治极化。里拉认为，身份政治在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同谋，是左翼版本的里根主义，是个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选择的一种工具。里拉强调，美国的学校教育应注重培养年轻人的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学校教师应承担起让年轻人走出身份政治迷局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里拉提出以公民政治取代身份政治的方案：从分裂政治走向团结政治，从运动政治转向选举政治，最终在公民自由主义的指引下建立起一套全体美国人共享的政治愿景，从而凝聚全体美国人的政治关切。
（二）右翼保守派的白人身份政治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一书中，直面美国国民特性所受到的解构主义冲击，展开对身份政治的现实批判。亨廷顿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人的特性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这种文化的重要因素包括：基督教、英语、宗教义务、英式法治理念和对天主教持异议的新教价值观等，它维系着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并使其与别国人民区别开来。但在20世纪后期，这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学术界和政界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多样性理论对人种、民族属性和性别特性的强调。自1960年代以来，解构主义运动主张美国是一个不同种族和不同亚民族文化的聚合物，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由共同的国家特性决定，而是取决于自身的群体归属。在亨廷顿看来，解构主义者在教育、语言和历史等方面鼓吹亚民族种族群体和文化群体的优先地位，致使300余年建立起来的美国特性被亚民族特性所消解，“美国信念”、英语和美国核心文化所遭受的种族主义、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已成为21世纪初美国政治生活中难以回避的问题。如果美国未来受到的外部威胁不能有效反作用于内部团结，那么美国在国民特性和国家同一性的问题上将继续陷入分裂。
（三）左翼保守派的民族身份政治
左翼理论家对身份政治的批判始终围绕着身份与阶级的张力和弥合问题。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一书在“黄金年代”“1945—1990年社会革命”“文化革命”等章节中，从左派史学视角考察了身份政治的发生背景。在1996年伦敦教育学院的讲座中，霍布斯鲍姆指出，身份政治无法胜任当代左翼运动的基础和核心，原因在于左翼运动的目标应该基于普遍主义价值，如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而身份政治在本质上只是维护特定群体成员的利益，这会使劳工运动窄化为一个施压集团或产业工人的局部运动，失去动员群众的中心地位和面向未来的历史视野，甚至在社会运动中造成工人阶级的隔绝与分裂。左翼身份政治集团所组成的同盟是临时拼凑的统一体，各个身份集团只是基于短期利益寻求左翼运动的庇护，身份集团的不稳定性成为左翼运动的潜在威胁。除此之外，让基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阶级政治运动对局部少数族群的身份集团负责，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就体现为扶持少数群体的政策反向激发右翼民粹主义现象。面对启蒙运动之后的普遍主义衰退，左翼缺乏构建跨越局部边界、谋求共同利益的方法。
（四）左翼激进派的阶级身份政治
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借鉴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政治表征敌友的观点，将政治理解为“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提出了一种激进民主方案来实现解放诉求。他们在敌友关系的框架下分析政治主体的构成，认为虽然“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但是异于“我们”的“他们”始终存在于外围。即使在“我们”的队伍内部，也无法达成绝对普遍的统一性共识。两位学者提倡平等自由的对话和论辩，在多元的民主斗争中形成新的领导权结构，这种新的领导权使各个社会团体在竞争过程中相互影响，形成交替的、相互渗透的多元决定。通过平等参与和对话连接而成的多元团体不仅体现了每个不同团体的平等权利，而且始终面对着被压迫、被剥削和被管制的具体对象，向没有身份和没有位置的人无限敞开，从而赢得广泛的政治认同。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将工人阶级由领导阶级转变为合作阶级，主张在多元反抗团体的民主斗争中形成被广泛认同的权威，谋求在领导权之下动态的、处于争胜状态下的“人民”解放。
齐泽克关于身份政治的批判立足于新社会运动身份政治和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的比较。他指出了身份政治的局限性：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原则和行动框架，在具体的社会运动中，斗争只是表象，而根本不出场的规定性内容则是阶级斗争，身份政治的弊端之一就在于掩盖了阶级斗争的实质；第二，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政治和新社会运动的身份政治分属对抗逻辑和认同逻辑，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减法政治学，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仅限于“‘内在越界’（immanent transgression）——它们只否定内容，不否定框架……它们只打断事物具体的运行，而不打断整个事物运作机制”，将社会中的矛盾与对抗转化成差异，并将斗争形式变为分散的团体性示威，这种在资本主义制度界限内的斗争稀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也使斗争本身变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齐泽克主张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回归，经由精神分析学构筑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现实性。
四、身份政治是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压迫的新形式——基于马克思主义批判视角
国内学界主要从现实政治视角分析身份政治的本质和消极作用，这有利于形成完整系统的多学科研究视野，但易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向度，难以认识到身份政治是资本主义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极易造成对西方自由派学者的无批判接纳，导致马克思主义批判维度的缺失和意识形态模糊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向度主要被西方左翼学者保留和阐发，他们对西方认同危机的揭露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真实理论表达，既推动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时代发展，又为处于低潮期的左翼运动贡献了实践智慧。然而，西方左翼在理论信心和实践水平上难以担当重振革命现实性的历史使命，甚至表现出右转倾向，易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陷入思想混乱的局面。在身份政治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转化等方面，右翼理论家寄生于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并主导着西方世界的学术和政治话语权，他们试图在社会政治层面转移民众视线，用身份话语遮蔽现实的革命潜能，从而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的包容性假象。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身份政治这一西方社会的特殊历史现象进行重新剖析，认清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新形式，显得格外必要和紧迫。
第一，空洞的身份臆想遮蔽了幕后运行的资本逻辑。身份政治的主要目标人群是社会边缘群体，其本质是游离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相对过剩人口，马克思恩格斯曾考察不同阶层的社会边缘群体，深刻揭示了造成其生存境况的资本逻辑：（1）经济危机中的底层工人。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表现为机器大工业链条中毫无生命活力的动物性存在，其承受重大灾难的能力较弱，往往会成为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经济危机如同一场社会瘟疫，失业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生产秩序的崩溃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甩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使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沦落至赤贫的境地，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荒谬性暴露无遗。（2）资产阶级父权制下的弱势群体。马克思恩格斯对底层劳动者的关切包含着对妇女和儿童受压迫地位的道德谴责和历史批判。在生产领域，妇女在劳动分工、工资待遇等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当资本占有机器以后，它的口号就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在生活领域，资本主义私有制表现为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孩子的剥削关系，“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3）资本主义民族压迫下的少数族裔。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关注到在伦敦等大城市谋生的爱尔兰移民群体，“又多又穷的爱尔兰居民作为替工业服务的后备军”，为英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其居住环境恶劣，还受到原生居民的排斥。在工人阶级内部，英国工人对爱尔兰工人普遍存在敌意：“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资产阶级刻意维持工人阶级内部的阵营分化以保持统治地位。从根本上看，本土成年男性工人、妇女和儿童、爱尔兰移民等社会边缘群体是可供资本家灵活雇佣的随机劳动力和产业后备军，其数量随着资本规模膨胀和收缩的变化而反向波动，“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为资本恶性扩张的积弊提供了缓释区域。标榜特殊身份的价值诉求而背离对普遍性资本逻辑的批判，导致身份政治最终沦为被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共同把玩的政治工具。如果陷入身份政治的迷雾就会忽视其背后资本逻辑的对抗性质，身份政治受众客观上成为阶级压迫的俘虏和同谋。
第二，碎片化的身份认同是资产阶级借以回避再分配诉求的意识形态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金钱是衡量社会地位的决定性因素，工人的社会地位随着付出劳动的增多而越来越固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异化使无产阶级沦为机器的附庸，丧失独立人格的无产阶级毫无尊严和地位可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凭借经济权力和政治地位操纵社会精神生产，用资产阶级的身份观扭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需要变革经济基础以唤醒感性的阶级意识。以市场为导向的逐利行为会造成社会整体的分裂，但是这种分裂无法依靠现行国家制度进行拯救，因为现行国家制度反而寄生于这种经济模式，处于普遍社会关系中的个人需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活动获得自我解放。市民社会中人的真正本质是“现实的个人”而非原子式相互敌对的个人，身份认同生成于感性的物质交往中的利益诉求，因此，必须深入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去探求身份认同的构成因素和现实条件。西方右翼提出的公民身份仅仅是维系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救命稻草”，社会契约下的公民身份认同不仅不能解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让渡问题，还回避了市民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冲突和身份对立。无产阶级要实现尊严与认同意识的完全解放，就必须同传统的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挣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个体意识的禁锢，实现承认的文化诉求与再分配的经济诉求的统一，在变革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中实现自身价值、彰显个体尊严。可见，身份政治掩盖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对追求尊严与认同造成根本阻碍的客观现实。
第三，身份政治的虚幻共同体形式背离了“真正的共同体”的伟大愿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国家等共同体形式都属于“虚幻的共同体”，各个身份群体只是国家的一种隶属形式。无产阶级被绑定在形形色色的群体身份之中，无法发挥领导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革命作用。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首先要成为“民族的阶级”，进而推动民族共同体的消亡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走向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相统一的“自由人联合体”。当代左翼的任务在于纠正身份政治的解构主义歧路，从而使无产阶级重新审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阶级诉求，唤醒其困溺于个体身份的阶级意识，用阶级身份支撑起当代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价值目标。同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系统性压迫的国际化发展背景下，谋求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党际合作和人类解放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在仍然存在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当代国际关系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生，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全球治理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避免后发国家因经济实力或意识形态的异质身份而受到国际体系的敌意，避免因权力政治的敌友划分而固化国家间关系的对抗性，才真正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
（作者：陈文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涵：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2021年度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世纪资本主义四大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与理论批判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