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上的超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这一经济奇迹作为严肃课题加以研究。但与此同时，中国在精神文明方面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却少有人真正把它作为要深入把握中国近几十年历史和现实必不可少的理解与审问视角来研究和思考。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义利之辨传统，毛泽东时代更高扬精神、理想的社会，如今却在一般语言表现上极大程度表现为以实利为目的和准绳的社会？本文想对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其所处身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如何等问题，给予初步的清理，以为读者更好地面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历史与观念的背景。
【关键词】当代中国 精神伦理困境 思想史 精神史 理想主义
一
对中国大陆近三十余年历史有较多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被认为从1978年年底开始至今的中国大陆历史新时期，就其开始时推动者的志向来说，是想同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的。在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现在，回头对照新时期发生时推动者的企望蓝图与物质文明方面的成就，可说顺利实现了当初推动者的抱负，同样让人惊讶的是，精神文明方面远远出乎当初历史推动人意料的惊人的不理想。
相比中国大陆近三十多年在经济上的超速发展，已经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有越来越多的学界人士开始把这一经济奇迹作为严肃的研究课题，并由此将带出的认知预先设定为理解当下中国、想象未来中国的不可或缺的视角，中国大陆在精神文明方面越来越严酷的现实，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困扰着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却少有人真把它作为重要课题来研究思考，少有人把它作为要深入把握中国大陆近几十年历史和现实必不可少的理解、审问视角。
也就是，一方面当代中国大陆越来越严酷的精神、伦理、心理状况，及作为这一严酷状况尖锐表征的极端事件的不断出现，使得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常常被谈论，另一方面，却由于少有人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课题进行认真研究，使得这些谈论的认知价值极为有限。
比如，很多人把今天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困境，解释为党和国家只抓经济不抓精神伦理所导致，却不知这种解释不合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有注重抓精神、思想问题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文革”后仍强力存在。比如，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便把中共其时迫切要实现的三项重要任务中的两项，规定为致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在可说是中国大陆党和国家通常被认为最重要的文件中把三项重要任务中的两项规定为和精神、伦理直接紧密相关的课题，还说共产党不注重精神、伦理问题，怎么说得过去呢？而此后中共领导人把党风问题反复表述为攸关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言论更是不绝于耳。因此，说中国大陆新时期共产党对精神伦理问题不重视，远远不如说他们重视，但却不知道如何重视才能有效改善此方面状况，更符合历史实际。
而共产党对道德精神问题的关注之所以不能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道德困境有效，和他们不能对当代道德精神问题的形成给予真正历史具体的分析有关。比如，在“文革”结束不久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会把当时党风和社会风气状况不理想笼统归为“文革”的影响，而如此笼统的回答，便会自觉不自觉地以为只要批“文革”、去“文革”就会对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改善非常有益。比如，随着时间越来越远离“文革”，随着新时期的展开，中国大陆党和国家政治、经济观念与规划越来越告别“文革”，但党风、社会道德、社会风气仍不见实质好转，从80年代上半段开始，共产党便越来越把党风和社会风气不理想主要归为——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个人主义等当时被统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气和观念带来的影响，而这种笼统的认识归结，又实质上等于把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改善过度转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惕和批判。
这样的问题认识，当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大陆越来越开放，“与国际接轨”顿成时代观念、感觉主潮时，显然会一方面使再大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让人感觉不合时宜、自相矛盾，另一方面随着对世界了解越来越多，中国人也越来越知道，大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方面不仅不像先前中国大陆人所以为的那样不可收拾，且多数社会在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表现上相当让人羡慕。而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时代-观念机制，让9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陆政府内的很多人（当然也包括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开始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更多寄托在中国现代化发展方面，盼望随着经济的顺利发展，中国大陆人“仓廪实而知礼节”（以为经济富裕后人们自然不再过度关注物质利益，而一定会把相当注意力转向行为端正和加强身心修养）。而这样一种观念-感觉状态，自然让90年代共产党有关道德的思考更转向现代化思路，就是认为现代化经济发展本身具有道德效能，这效能再加上和现代化发展配合的更多现代教育、现代观念熏陶，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便可相应被解决。如此这般感觉-认识，当然会使这阶段有关当代中国大陆精神、道德问题的理解、思考，被过快、过度、过于直接地回收到如何使中国大陆顺利现代化这一问题视域中，就是自觉不自觉把大力发展现代化、现代教育，直接感觉乃至理解为在面对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
但中国大陆90年代以后的现实恰恰是对这一感觉、理解逻辑最尖锐的挑战。如此说，是因为中国大陆近年历史所尖锐表现的，恰恰是现代化进展顺利的另一面并不是道德的改善，而是道德、精神状况越来越让人困扰。也正是这一越来越尖锐、鲜明的时代困局，逼迫进入21世纪以后的共产党不得不在现代化之外重新审视道德、精神问题，并先后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新的论述、措施来应对困境，但和这些论述、措施并行的，仍是现实中精神伦理状况越来越让人不安，众多精神、伦理现象越来越让人困扰。
相比中国共产党关于精神、道德方面问题的思考，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有关思考看起来常常更开放、更多样，乃至更批判。不过，若深究其实，就会发现，表面上的开放、多样、批判，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有关思考就更有效。
比如，相比80年代党和国家更多把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问题归为资本主义不良方面的影响，80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主潮的新启蒙思潮，则更把有关问题归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人没有经过真正的现代化、现代观念荡涤。而到了90年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大规模铺开后，中国共产党很多人实际上可说是以不那么公开、明显的方式，接受了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新启蒙思潮关于现代化有助于道德、精神改善的理解，同时期的中国大陆知识界则因立场分化，对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状况问题给予着看起来相当多样的回答。比如，左派知识分子主要强调资本主义市场逻辑、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等对中国社会道德、伦理问题的影响，也就是把中国大陆当代的道德、精神问题主要归结为资本主义问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把当代中国大陆社会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主要归结为权力腐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中国大陆的政治、行政权力所以腐败，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权力执掌者不受制约，而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样，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便主要被解释为政治制度问题；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大陆今天的道德伦理困境，主要由于晚清以来一波一波激进思潮对传统的冲击和破坏，这样，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的解决便主要被理解为传统的复兴问题，特别是突出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儒家传统的复兴问题；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则强调中国大陆今天的道德伦理困境，主要是由于民族自信心的丧失、民族认同的失落，这样，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问题便被快速解释为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的恢复问题，以及国家民族认同的塑造问题。
比起这些很大程度上直接将自己的政治-社会立场外推的关于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困境问题的回答，1993年—1994年中国大陆的人文精神讨论虽然在其开始时并没有直接深陷这类逻辑、立场预设，但由于最初提出人文精神失落的那些讨论者，没有同时提供——可深入当代中国大陆相关真实经验来讨论当代中国大陆精神、身心问题的——认知、思考途径，仍使这一当时引起广泛关注的人文精神讨论，很快转向因为中国没有宗教，故中国人缺少终极关怀这样一些论说、讨论路径，从而使得这次人文精神讨论虽然一时引起的共鸣强烈且广泛，认知上的收益却相当有限。这种直接聚焦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身心状况不理想的思潮，在2000年后中国大陆知识界又有兴起。只是这批知识分子关注中国大陆虚无主义问题，在思考认识上直接受施特劳斯关于克服虚无主义的思考的影响，认为当代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主要是文化、教育、生活脱离了使中国文明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根源。是以要解决当代中国大陆的虚无主义问题，中国的文化、教育，乃至生活，都应该重新被这些使传统中国成为中国的根源性存在彻底清洗。而显然，这样一种思路开出的药方，是对早期中国他们认为重要的存在的重返，在重返中接新、塑新、开新。
二
通过上面的扼要整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文革”以后中国大陆无论是国家、共产党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困境问题的回答，看起来颇多样，而且常常在调整、变迁，但实际上这些回答彼此间却有着致命的共通点，就是都没有对有关历史作认真、深入的考察与分析，便直接给出了他们关于中国大陆当代精神伦理状况问题的解释与回答。
为什么从“文革”结束后的70年代末，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风气、精神道德不理想状况的谈论、思考，会陷入这样一种隔膜状态呢？简要地回答就是——这和“文革”后一些年中国大陆的思考主潮状况的影响有关。
就是在“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思潮焦点是反思、检讨“文革”，而在这检讨反思“文革”的思潮中，一个越来越占据压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场反现代的运动，而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这一问题：为什么会在自认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这么一场主导了中国大陆十年历史的反现代运动？正是对这一设问的时代回答，关键性地确立着——在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占据着压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感、现实感、社会感。
“文革”后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解答是：中国大陆虽然看起来在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由于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会体质的现代社会生产、现代经济在中国不发达，在在都使得中国的封建主义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表现在社会实质状态上，就是其时的中国社会主体，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干部、解放军，看起来各异，但多数都因受现代荡涤不够，骨子里实质还是前现代的小生产者。而这种革命其表、小生产者体质其里的社会状况，又有着看似冲突、实际共构的两面性，平时是封闭的、保守的、目光短浅的、缺乏民主意识的，狂热起来则会趋向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特征的反现代“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①
正是通过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们就为——为什么看起来已经迈进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大陆，却发生了一场在他们看起来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现代，但却长达十年的全国性运动——这一深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的解释。就是，一方面中国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文化-心理体质，另一方面其时的国家主导者却过度去关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问题而不注意封建主义问题，从而给——骨子里是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但表现上是打着更激进反资本主义、更激进社会主义旗号的——反现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机。
这样一些有关“文革”发生的理解与认定，一定影响着这些理解和认定者——关于什么是接下来时代最核心且迫切任务的理解与认定。就是，既然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现实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发生强烈危害的危险，那时代最核心且迫切的问题就应该是反封建，不应该是毛泽东时代的批判资本主义。
而为了有效地反封建，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当然就应该大大增强——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小生产者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样态的——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则不仅要大批封建主义，更重要的是要接续当年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启蒙，对中国社会进行一场彻底、全面的现代启蒙；相比经济、思想文化方面态度和看法上的更为清朗，政治方面新启蒙思潮对民主的强调则强烈中又有某种暧昧。如此是因为新启蒙思潮当然强调民主，但这强调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主要由小生产者构成而产生的对广大中国社会阶层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对什么人适合民主实际上有很强的设定。在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和领受者意识深处，只有那些受过启蒙深刻洗礼而成为“现代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民主。
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使80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很多人对国家推动的任何——他们认为有助于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的改革，特别是他们认为可最有效破坏、改造产生小生产者社会经济样态，最有助于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经济样态的加强商品经济（后来是市场经济）的地位与作用的改革，常常没做认真具体分析便加以热烈拥护。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这些经济改革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正面关系他们认为和中国现实-未来命运核心相关方面的根本改善。
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会推动中国大陆80年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界不仅致力于批判封建主义，而且越来越弥漫着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摆脱封建影响，不能真正跨入“现代”、成为“现代”货真价实一员的焦虑。特别是其中的年轻激进者，越来越强烈认为：只有使自己彻底摆脱封建的影响，成为真正的“现代”人，自己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自己对社会的启蒙，对社会的国民性改造，才可能是充分正确和彻底的；且只有一大批人于此决绝行动，才可能使中国彻底祛除封建主义体质，彻底摆脱封建主义梦魇，彻底现代。
也正是这样一些理解和认定，才使80年代那些认为自己已率先“现代”的知识分子，即使完全没有从政的经验，也极其自信自己知道什么是当时中国应有的政治感、应该走的政治方向。而正是这种自信，在平时会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热烈投入地呼唤改革、宣传改革、支持改革，并在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受阻或偏离了他们认定的航道时，自认自己有责任起来，以让中国航船重回他们选定的航道。
当然，在这样一些感觉、理解中，中国社会便由于其主要构成者被认定为骨子里是小生产者，而被视为实际是使封建主义在中国存活不灭的社会载体；这些，加上认定小生产者无论是其理想性冲动，还是其日常性格，都是非现代，乃至反现代的，因此当然也不会被新启蒙思潮的推动者、拥戴者认为有向其社会实践，特别是向其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实践寻求资源的可能。②这些合起来，自然使中国社会被那些自认已经有了现代眼光、现代意识的激进者们，当成了必须自上而下彻底接受启蒙和改造的对象。就是，当新启蒙思潮于80年代中后期成为中国大陆知识界决定性主潮时，在被此思潮笼罩的激进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有关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感受已和社会事实的认真分析、把握无关，便被直接认定：只有当中国社会被充分纳进“现代者”所规划的社会经济道路，被这种社会经济道路所深刻改造；只有当中国社会充分被“现代者”所提供的“启蒙”深刻洗礼，这个社会所附着的封建主义病毒才能被真正祛除，它也才不需要被照看和监管，它也才真正应该被尊重，被平等对待。
所以，“文革”后，特别是80年代这样一些观念感觉、理解状态，一方面大大增加着自认为拥有现代知识、观念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热烈与自信，从而有助于中国大陆观念状况的快速变迁，有助于中国大陆历史快速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另一方面其对历史看起来雄辩的对历史的整体回答，则又深刻妨碍着对有关历史去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没对有关历史经验进行细腻、深入的考察，我们能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精神伦理身心意义问题给出深切有力的把握和回答吗？！
三
我的回答当然是：不能！
近年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的努力研究让我深知这一点。
而确定这一点，同时也便意味着：要深刻地把握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一个回避不掉的工作，就是必须深进当代中国大陆历史-现实内在，去认真体察、理解深切内在于此历史-现实的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经验。
而要有效深进当代中国大陆历史-现实内在去理解、把握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课题，就要从那些最能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现有认识、理解状况的经验环节点入手。可以帮助我们突破我们现有认识、理解状况的经验环节点很多，不过，因为我自己是从历史-观念角度切入这一问题的，故我最能掌握的，也有自信在这里跟大家特别分享的，还是如何才能从历史-观念的角度有效切入这一问题。
在我近年尝试从历史的角度把握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的研究中，我便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要想让自己的有关工作能进展得深入，一个躲不开的关键环节就是必须细心面对毛泽东时代和其后有关历史的复杂关联。就是在看到毛泽东时代历史挫折所直接带给“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精神状态的不利影响时，还必须同时看到，“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所以表现为如我们所见这样一种样貌，毛泽东时代的直接影响外，还和“文革”结束后，无论是一般历史当事人，还是政治精英和知识分子精英，均未能很好地把握和思考其时的精神史问题紧密相关。也就是，“文革”后中国大陆精神史所以形成如我们所见的这种样貌并不是历史必然，而是历史和历史中的我们的观念认识状态，以及此观念认识状态所推出的实践，共同结合起来才产生出的结果。
这样，以对这一对接下来精神史构造形成具根本规定位置的历史-观念-实践环节的细致澄清与分析作前提，我们才会真的完全放下——那些听起来振振有词，实则会让我们与有关历史-现实擦肩而过的——那些观念逻辑，才可真的明了接下来诸多历史事件和观念嬗替所带给此精神史的，为什么会如我们所见的这样一种历史演进。
而这也是“文革”后一系列有关社会风气、有关精神伦理问题的讨论应该被细心关注的原因。特别是1980年席卷了中国大陆一代人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也就是“潘晓讨论”之所以特别重要的原因。
关于“潘晓讨论”，当代中国大陆很有代表性的著名记者、报告文学家卢跃刚在近年一次采访中做过极扼要的叙述③：
“潘晓讨论”（也叫“人生观大讨论”）由《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起，《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两大报纸跟进，持续时间近半年。④“潘晓”是当时两个青年名字拼合而成的名字，潘晓那封提出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伦理命题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惶惑长信⑤，发表在《中国青年》1980年5月号上。那时的《中国青年》发行398万份，至少有1500万人读。《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当时的发行量分别是220万和240万，分别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绝大多数是青年。数千万青年被卷进一场涉及社会伦理和人生观的大讨论，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不为过。应该说，1980年代的大门是“潘晓讨论”开启的。“潘晓讨论”的思想史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两个：一、挑开了问题；二、培育了1980年代的青年精英队伍。“潘晓讨论”是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新闻媒体面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危机作出的反应。
而说1980年的“潘晓讨论”对认识新时期中国精神伦理问题特别重要，是因为这场讨论，特别是引爆这场讨论的潘晓来信，最清楚地呈现着其时有较强意义充实感需求的青年们精神状况的两面性：一方面是苦闷、虚无、破坏性的愤世嫉俗；另一方面是对这种状态的强烈不满、不甘，对意义感明确、强烈、饱满人生的充分渴望。而与这一两面性所对应的，便是其时精神史可往建设性也可往破坏性这相当不同的两个方向发展的历史可能性。就是，“潘晓们”看起来决绝的虚无感下面，是热烈的朝向反方向的理想主义激情，是对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高度企望。而认识清楚此点，就意味着时代要真具建设性地面对潘晓的问题，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顺承、转化此宝贵的理想主义激情，为此理想主义激情找到新的稳固的支点的同时，消化和吸收因此理想主义的挫折所产生的强烈虚无感、幻灭感及其所对应的破坏性能量和冲力。
也就是，潘晓来信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状况，表明该时代实处于关系到今后精神史基本面貌走向的关节位置。
但可惜的是，在当时潘晓来信所引发的讨论中，不论是一般讨论参与者，还是其时的知识分子人物和代表国家的政治人物，在初步意识到潘晓来信所传达问题的重要性后，都未能更进一步对潘晓讨论所透露的——历史挑战的关键处何在？历史机遇何在？——这些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而这当然又会影响身处这一中国大陆当代精神史关节时刻的人们，对这一精神史节点进行紧贴历史可能性的建设性的把握和思考。⑥
就是，对这一切没有认识的另一严重后果，是先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延续，仍主要以参与国家推动的大历史计划的方式存在，而未实现扎根广泛、建设性功能广泛的转变。这一顺延毛泽东时代遗留的理想主义在80年代参与大历史的主要形式就是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反改革开放。正是这一对历史的责任感激情在80年代使得时代理想主义找到了时代介入形式，并布成了阵营。这样，80年代中国大陆的理想主义虽不如毛泽东时代阵势强劲，却一直是制约、平衡虚无主义、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蔓延的重要力量。而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仅理想主义激情被再次削弱，并且理想主义激情一时丧失了时代具体介入形式的情势下，人们迎来了比80年代更剧烈的1992年以来的中国大陆全面经济、社会、文化变动。
只有对这一时期的这些历史-观念环节都有着深入理解和细腻解析，我们才能真正准确、展开地认识：“文革”后的精神伦理问题和毛泽东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风土是如何关联的，和“文革”后人们在重新规划此历史时的观念状态、规划方案是如何关联的；才能穿透性理解：很多在新时期推动者那里自以为是在为中国大陆负责任的观念推动和现实规划，其实际精神史后果为何；才能更痛彻认识：中国新时期国家和知识分子有关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的理解，跟此历史中人真实遭遇的精神伦理困扰实际，常常是多么隔膜，多么不相干。⑦
四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身心处境恰恰非常需要知识、思想的帮助，而之所以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中的人们有这种强劲需要，实和当代中国大陆历史中的人们在精神伦理、身心意义方面实际处身处的是如下这些非常挑战的历史-结构情境有关。
首先，简要地说，中国在建设现代国家上所经历的坎坷，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在新中国成立中表现出相当新气象的中国共产革命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抱持了高度的期待与热情，而新中国成立后，新国家在对治先前遗留下来的问题方面和开创新局面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别成绩成效，更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对当时的国家领导者毛泽东与共产党有着热烈的信任乃至信仰。而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前所开创出的各种充分开掘社会潜能、调动社会能量、充分组织社会的技艺，⑧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这样一种有利的社会心情下，更是把自己开掘、调动、组织艺能发挥到了极点，从而在不多几年内便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充分组织。而接下来中国大陆正是在——领导者对自身所认定的逻辑、所认定的理想有着高度自信，社会、民众对毛泽东、共产党有着高度信任乃至信仰，其时社会又被党和国家高度统合——几方面相配合的情况下，国家、社会一起展开着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批判与破坏，以期用当时所理解、认定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取代中国传统伦理，以期造就全面拥有这些伦理和情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以承担共产主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实现的历史重任。
对比中国传统伦理情操和50年代—70年代强调的共产主义伦理情操，重要的不仅在两种伦理情操内容要求上的差别，重要的还在这些被提倡乃至强加的共产主义新伦理、新情操，实被置于当时所讲述的意识形态正确之上，置于国家领袖与共产党的领导正确之上，而非像中国传统伦理那样，虽然无论就起源和现实都和一定意识形态相关，但在表现和感受激发上却更被置于其时理解相当稳定的天地自然构造、个人良知，和与此天地自然、良知相配合的社会构造原理、日常生活原理之上，并和能与这些原理配合的人生境界感，个人身心充实状态、行为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之间，发展出了相当有机的契合关系。也就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感，可来自自己的身心、行为与天地秩序、个人良知相合，或弱一点的人与自然生机的相通、谐和，身心的泰然、安定，和与宗教感有关的个人修行、积德行善所带来的救赎可能，以及在家族、社区、朋友等具体伦常关系中的责任位置所要求于自己的践行落实，等等。而这时提倡的共产主义新伦理、新情操，虽然也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与个人身心状态中去，但就其根本构成状态来说，其实质支点仍在其所依赖展开的意识形态正确⑨、国家领袖与共产党的领导正确。而这样的伦理构造方式，也便因其构造而存在着相应危险，就是如果出现对先前狂信的意识形态逻辑的不信，对先前狂信的国家领袖和共产党的不信这种历史状况，便会连带产生对先前曾热烈努力以获得与拥有的被推荐的伦理和情操的不信乃至反感。
而“文革”历史挫折带给一代人的正是对先前意识形态叙述与毛泽东、共产党一贯正确的激烈怀疑。所以，“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危机，不仅仅因为历史的挫折所引发的对毛泽东时代所倡导的精神与价值的怀疑，还因为此挫折在基本构造支点层次上摧毁着人们曾虔信、跟从的价值、精神倡导，并在根本上摇动着支撑这价值和精神的真理论述。而这一在根本支点层次上瓦解着先前精神、心理、信仰构造的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加上先前传统价值伦理、身心资源被强烈打击后的虚弱，也即对因时代挫折而顿感价值缺失、精神虚空的众多人们，特别是此中的年轻人们，不能起到及时提供替代性资源、填补虚空的作用，共同使得“文革”后新时期历史在精神伦理方面的起点就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从精神史的视角看肇端于70年代末并于1992年充分铺开的当代中国大陆改革，一个需要首先关注的现实便是：大多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都是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进一步、传统退一步的过程，这使得相对完整的传统形态在相当长时间内可以和现代形态共存，而这些条件使得这历史中的人们，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较从容地基于经验省思的立场，来转化传统，调适现代。相比，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则是由有高度紧迫感和操控能力的现代国家主控的，短时间内从一种现代形式转向众多方面差别极大的另外一种现代形式。时间上的急剧、空间上的同时展开和内容方面的广泛、幅度上的强烈，在在都使得此历史进程中人，很难有相对平稳的心态、相对从容的时间、相对可靠的思考感受支点，来面对自身，面对自身所由出的历史，并以这相对充分些的整理为基础，思考自己的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当然更谈不上做到以这些维度的细密思考为基础，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和相关文化方式作细致深入的分析与检讨。
更不幸的是，当代中国大陆的改革虽然确乎是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但由于：在城市，这意味着无数的个体被从除经济维度外尚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意涵的社会主义单位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在乡村，则意味着无数个体被从组织严密、管理严格，同时规划设计亦包含政治、伦理、精神、文化内涵的农村集体经济共同体中释放出来。因此，中国大陆当代这种从一种现代性转向另一种现代性的改革，因为事实上伴随着个体被从生活-伦理-精神共同体中释放出来这一巨大问题，便使得中国大陆当代的改革就精神-主体层面言，其所遭受的压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处身于此境遇中的中国大陆当代个体必须承受从一种现代性到另一种现代性的快速压迫性转变；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同时承受从传统型社会迈入以市场经济为经济主体形式的现代型社会所要承受的精神-主体压力。
而使得这一切更严酷的是，时代本身带给此历史中个体的不利，没有因为国家与知识分子的介入，一定程度缓解这些加在个人精神-主体上的困扰，反因为他们的介入，让问题变得更难承受了。如前所述，国家、知识分子的介入，不仅无助于此改革处境中人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的建设性思考和整理，反在一些环节和氛围上关闭着此历史中人开启出的讨论契机，和因这些契机或可导致的建设性探索（潘晓讨论中国家和知识分子的介入便非常典型），尤其因为国家和众多知识分子在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推动时，由于以此历史中大多数个人为实质关切在物质利益的小生产者为自己改革推动的对历史中人的人性认识，更导致——即使在改革中保留下来的国营单位，也因与此假设相应的管理方式、分配方式和观念氛围的改变，而特别破坏着在多数集体中通常会有的对此集体中个体的身心、生活踏实助益；而且在改革中被从集体释放出的个体，由于难逃和国家、知识分子这一假设相应的一系列逻辑与氛围的塑造，便使得这些被释放出的个体，即使自组合作，也很难有中国传统合作中通常会有的相互间的团契感。⑩也就是，国家和知识分子介入，加重而非缓解了“文革”后当代中国大陆人的精神、身心困扰。
当然，让已经相当严酷的时代有关状况更雪上加霜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伦理既已在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历史中遭到长期严厉、全面的打击，而中国革命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又没有经过必要的清理、反思地继承、转化；不仅未能被有意识地继承、转化，且这一理想主义主要凭惯性在80年代所找到的新的时代形式，先是遭到8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的侵蚀，后在1989年又遭到致命一击。所有这些，在在都使得在90年代最需要此理想主义来平衡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氛围的时候，此理想主义已先溃不成军。凡此，都使得1992年中国大幅度迈向市场经济的时候，一种相当狭隘的经济感觉与理解不仅得以迅速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得以迅速笼罩乃至一时左右着人们有关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
就是，没有先前三十年过于自信的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的激烈行为，没有接下来改革时代对中国革命和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措置失当，没有1989年对这虽然越来越削弱，但力量犹存的理想主义能量的致命一击，我们很难想象，此一被视为有着几千年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有着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理想主义强调和教育的中国，会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如此地步，且是如此一种溃败方式——不仅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日常生活、日常伦理，在90年代表现上如此容易便被商业逻辑、商业媒体关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所穿透；而且市场逻辑、物质主义逻辑之外的关于何谓人生成功、人生充实的感觉与想象也一时间真的溃不成军。以致在90年代太多人那里，笼罩、主导他们感觉与注意力的，便真的主要成了压迫性的——可计算的物质拥有，和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给定的享受理解所对应的享受的多少，及可方便转换为这些计算与享受的相关进展，等等。而这种关于人生的单一感觉氛围，对那些在其他目标更能找到生命充实感和意义感的人们，除了误导之外，当然提供不了积极帮助资源，反会在实际上造成着使他们的追求不易被理解和欣赏的语言和感觉环境，使他们向更适合自我身心、更有意义感觉方向进行的追求更易招致多余的压力和误解。即使对那些可主要从经济成功获致其人生意义感、充实感，也在经济方面进展顺利的人们来说，当代中国大陆这表面丰富多彩，实质单一、压迫的氛围，虽可使他们的人生因此受到超量的承认与肯定，但由于人生问题终究不能都用经济的方式解决，使得即使是这些专注于经济，也能充分从经济成功中找到意义感、充实感的人们，一个完满的人生也要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汲取营养。而显然，这种表面丰富、实质单一的氛围也难为这单一压迫性氛围的宠儿们提供方便、有效的营养资源。更何况，那些试图从经济的成功寻找自己的人生支撑的人们，还有太多无缘与此成功梦想的，对这些人而言，这种表面热烈丰富、实质单一的氛围，不更使他们的不成功变得难以忍受吗？
这种情况下，这历史中的众多人们不管自觉不自觉，当然需要来自知识、思想的帮助，但如文章第一部分所指出的，知识界的有关思考恰恰是看起来振振有词、自圆其说，其实却是和此历史中人们的身心困扰实际是相当隔膜的。而这样的知识思想状况，在在都使得有身心、精神困扰问题的个体从知识界的有关思考并不能得到有效帮助，不要说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对治的资源，甚至得不到使自己的身心焦虑感、虚无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对象化把握的认知帮助资源。
而在大历史结构性条件不利，知识界的有关思考又不能提供有效帮助的情况下，当然会使当代人的精神身心陷入更严酷、也更为危险的困难情境。
五
也正是有感于国家、知识分子有关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的这种认知、思考状况，我在2005年初才特别提出11：要想真的深进——“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心灵与精神不安苦恼”现象背后社会与个人精神生活实际，至少要追问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义利之辨传统，近几十年（毛泽东时代）更有高扬理想与信仰传统的社会，在短短十几年之内至少在语言层面上已变成了一个以实利为一切衡准的社会？这一过程是如何一步一步发生的？其历史与观念机制是什么？”；二是“使得新兴宗教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及全国的社会生活土壤和精神生活土壤是什么？因为至少就我多例调查了解，许多新兴宗教的信者恰恰对精神生活价值问题极为敏感与珍视。”
就是，我当时所以强调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会将我们真的带入相关历史和现实中去，我们才可能建立起既平衡、展开，又不丧失复杂性的——关于“中国经济奇迹背后人们的心灵与精神却不安苦恼这一大问题”的基本结构性感觉与理解，我们才可能真的发现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的历史-社会-观念机理。因为显然：“从语言和众多行为表现看，这一社会好像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尚的社会，但从一些新兴宗教所以在短时间传及全国论，这社会实有精神、身心要求被安置的相当土壤”，“而这看似矛盾的两面实又有着彼此间的相辅相成——就是这些新兴宗教在现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以此语言状态所表征的一般社会、文化、观念状况，实缺少他们所需要的、能帮助他们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与安排精神生活与价值疑惑的真正资源”。
而一旦看到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现象背后的这一复杂性，我们当然也就清楚，“显然不是当下无有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的土壤，而毋宁是人文知识分子提供的人文观念、人文分析缺乏和社会要求精神安置、精神关切土壤有效互动的能力”。我们当然也就会清楚地看到，“文革”后中国大陆国家和知识分子过快给出的诸种关于中国大陆当代精神、伦理问题的理解，不仅会阻碍我们去追究、分析之所以造成今天这样一种精神、伦理局面的实际历史-观念过程，从而使我们不能真正触碰到之所以导致全社会陷入今天这样一种精神、身心困顿局面的深层历史-社会-观念结构性缺失所在，从而也就不能为今天人们精神、伦理状况的改善提供切实有力的帮助；而且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对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问题实际隔膜却自以为得计的状态，也使当代中国大陆的人文思考，不可能在当代中国大陆这块本急需有效人文思考帮助的饥渴土地上真正生根。
也就是，能不能对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状况问题有深入的理解与掌握，乃是决定当代中国大陆人文学术能不能深切扎根当代中国大陆这块土壤的决定性试金石。并且，能不能在当代中国大陆精神、伦理、身心问题上有实质性认知突破？不仅涉及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知识分子们”的“人文”工作能不能真正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的问题，还涉及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知识分子们”能不能在政治-经济视角理解当代中国大陆过重、过大的情况下，把人文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的视角真正建立起来的问题。
而在强调细究当代中国大陆精神史课题对当代中国大陆人文研究的核心重要性后，同时强调这一课题对整个当代中国大陆把握、实践的根本重要性，其原因也是我在2005年初便清晰表达的：
我（所以）强调细致考察当代身心焦虑与不安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使它所由之产生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制度、观念语言机制，一方面固是因为非此不能准确、细致理解、把握当代身心问题的实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非此不能理解当代身心问题所以形成的历史、社会、语言条件。因此，对中国当代精神危机的理解把握，稍作翻转，便可以从身心感觉角度对当代社会、制度、文化、历史、语言观念状况作出由它出发的分析、评价，乃至批判、检讨，并可进一步在此分析、评价的基础上，对社会、制度、教育、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给出由人文出发的要求和规划来。显然，强调对身心感觉变化的历史—观念分析，是一种试图把我们的身心遭遇和社会、历史、语言、文化、教育遭遇连起来思考的努力。12
这一努力要求以内在于历史和现实中去认知、把握的方式确立不能被社会价值化约的人文价值，而此在社会价值一维之外确立起的人文价值本身由于被内在于此历史被认识和分析，又可为从此人文角度出发审视、批判社会提供新的认知出发点、批判着力点。就此层面而言，此一人文工作方式的确立，不仅不会削弱社会批判，而且反会因人文敏感的介入，确立出更多的社会、文化、教育、制度的分析、批判角度，从而既增加着社会批判的广度，又加大着社会批判对重要问题的真实含括能力。
而这也正是我所以出发来检讨当代中国人文问题的动力所在。因为不建立人文视角，就无法有力要求人们正视，主要以社会价值（特别是过以经济价值）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实践带给人身心的诸般后果，就无法具体指明此种缺乏明确有效人文价值视角的改革，到底造成了人们精神、身心哪些伤害。而只有以这两个前提为基础，我们才能希望中国未来的变革真把人文关切和社会关切统一起来，即使确实在一迫切时段中，一时不能将两方面出发的要求统一起来，人们也要尽力找到伤害最小的选择，同时心中保留此问题，以待能最终解决此冲突的智慧的产生。
而要做到这些的前提，我再重复一遍，是我们必须把如下问题当成当代知识分子要真正理解、把握当代中国大陆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就是：我们必须像追问中国经济奇迹问题一样，认真追问——在新时期推动者所设想的重要历史目标中，为什么有关精神文明的目标不仅未能如物质文明目标有理想的发展，反在中国大陆近三十多年的历史展开中不断受伤、沦落？我们必须明白：这一追问和追问中国经济奇迹问题一样，不仅为深刻认识当代中国大陆历史和现实所不可或缺，为当代中国大陆时代、历史、历史中人要真正走稳走好所不可或缺，而且为中国大陆要更有力有效地迎向我们期待于中国大陆的未来所不可或缺！
【注释】
①要了解这一普泛弥漫于时代的思潮的核心逻辑构造，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同时阅读黎澍的《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先刊于1978年12月4日《未定稿》试刊第1期，随即又刊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和王小强的《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先刊于1979年12月《未定稿》第49期，后刊于《农业经济问题》1980年第2期）这两篇——极有历史-理论企图心，也极为雄辩，但今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重要文本。
②当然，那些经筛选被认为避免了封建主义毒害，特别是被认为保留了生命原初冲动和本能的文化表现、生活表现、艺术表现，才会被豁免，认为可从中汲取文化艺术灵感。
③要了解“潘晓讨论”开展更详细的情况，请参见：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郭楠柠：《我亲历的“潘晓讨论”》，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马笑冬：《催生潘晓》，载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稿）：《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241页。
④《中国青年》的潘晓来信刊于1980年5月，《中国青年》的讨论来信从6月号开始刊发，11月截止，12月及以后的有关文章不再是群众来信。《中国青年报》则是从1980年6月12日发出讨论号召，自7月3日开始刊登讨论来信，至1981年1月20日结束，以“怎样认识人生的意义？怎样找到前进的路标？”为正题，以“关于人生观问题讨论”为副题（自7月3日开始用此副标题），在这一名义下共发表了40期讨论。只是从11月开始，所刊发文字显然是有意识组织来的，具引导性的。《工人日报》则以“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为题，自1980年6月5日开始，同年12月23日戛然而止（说戛然而止，是阅读《工人日报》讨论结束前的几期，显然编者没有就结束的意思，而且直到1981年2月27日刊发显然是组织来的余心言《漫话人生目的》一文，编者才配发编者按，宣布此讨论结束），共刊发了23期讨论。细看《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的讨论情况，显然卢跃刚此处所说的“将近半年”，应该是指这些报刊刊登自由来稿的时段。
⑤ 1980年初，《中国青年》编辑部确定要在杂志上推出有关人生观的讨论。为了组织好讨论，当时的思想教育部主任郭楠柠让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作进一步调研。为此，马丽珍和马笑冬在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了多次座谈会。通过这些调研座谈会，马笑冬认识了当时北京第五羊毛衫厂的黄晓菊，马丽珍结识了当时在北京经济学院读大学的潘祎。后来《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发表的署名“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便是马笑冬根据黄晓菊和潘祎的来信，以黄晓菊的为主（包括人生经历和主要观点，包括“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就成为必然的了”这样信中一些最有影响的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话），融进了一些潘祎和编辑在座谈会听到的表述，加工而成，然后由郭楠柠修改、《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审定的。这封信的“潘晓”署名，是从黄晓菊和潘祎中各取一个字合成的。这封信的编者按，是马笑冬起草，郭楠柠修改定稿的。（彭明榜：《“潘晓讨论”始末》，载《中国青年》编辑部［编］：《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第10—14页；郭楠柠：《我亲历的“潘晓讨论”》；马笑冬：《催生潘晓》，载叶维丽、马笑冬［口述］，叶维丽［撰稿］：《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236—241页。）
⑥对“潘晓讨论”种种详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笔者即将发表的长篇论文《从“潘晓讨论”看当代中国大陆虚无主义的历史与观念构造》。
⑦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请特别关注笔者近几年进行的另一大型研究工作“中国大陆新时期兴起的伦理、社会、生活意涵”。
⑧关于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拙稿《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第二节（文中标示为“一”的部分），该文刊于《人间思想》简体字版第４辑，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
⑨即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叙述为世界史的必然原理，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存状态叙述为正在自觉且正确执行此世界史原理。
⑩因为不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在此借用了这个源自基督教的词。只是，大家不必在基督教意义上，而只在这个词所对应的团体为个人身心慰安提供着直接、有效资源的意义上理解我的使用就好。
11以下几段的讨论请参见贺照田：《当代中国精神伦理问题》，载《读书》2014年第7期。
12同上。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He Zhaoti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