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高校学风状况，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产生如此严重而普遍的忧虑，学术抄袭、学术剽窃、学术敷衍、教学敷衍以及滥编书、滥出书等等现象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一种可怕的蜕变在培养国家和民族精英阶层的象牙之塔中不可逆转地发生着，这种学风与我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严重不和谐，甚至对我们的未来将产生难以估量的灾难！一代有一代之学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校学风怎么会堕落到如此田地？这种恶劣学风是如何生成？我们又将如何改变它？现在确实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看，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抑制地把某些原则扩大到社会领域，从而造成了混乱。市场经济追求高效，以资本再生产为惟一评估原则。资本生产以最小投入在最短时间产生最大收益为目标。由此人们追求“短期效益”成风。针对长期以来国营企业人浮于事、扯皮拖延的管理现象，人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的口号有矫枉过正的作用。但一旦越出社会经济范围而膨胀为一种畸形的社会普遍要求而闯入高校围墙后，就会冲垮“板凳要做十年冷”的良好学风。它将学术研究必须长期积累的规律连根拔起。坦而言之，高校学风中各种急功近利的现象，本质上是资本再生产的高速要求在高校机体里的癌变。

“一切向钱看”与高校学风逆转

与市场经济平行出现的是社会精神信仰危机。中国传统的社会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伦理信仰和伦理自觉，近代以来儒家遭到批判，至“文革”时期达到顶点，儒家学说几乎遭受灭顶之灾，东欧巨变的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儒家信仰的替代物亦不复存在，整个社会失去精神依托，而社会管理也失去伦理之依托。追求现实物质生活、一切向钱看、加之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出现，使高校教师的思想境界和高校管理陷入严重困境。

现代生活条件下，一个高校教师应该达到怎样的生活水准才能不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安心于“坐冷板凳”？这已经是很难搞清楚的问题了。由于心理失衡，“贫困”和“富裕”的标准已经很难设定，许多人找不到经济收入与安心学问的平衡点。只知道挣钱多多益善而已。

目前，高校教师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挣钱欲望，有些教师按七、八十年代生活标准并不清贫，应该说很不错，也曾对“两房一厅”非常满意，但从90年代初，社会刮起生活奢侈化旋风后，尤其房地产业的快速离奇发展，新式楼盘、豪宅、时尚家居一下子让高校教师觉得生活在贫民窟的感觉，而买房子的巨款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相当一部分即将成为高校下一梯队青年博士一想到买房，就非常烦恼，“我们现在不拼命校外兼课挣钱，以后哪来的钱买房？”这是他们普遍的忧虑，这种经济上巨大的压力必将影响中国高校下一代的科研和教学质量。

从单纯的经济效益看，一篇一万多字的有质量的论文从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到写出初稿、修改、定稿，起码半年时间，再加上正式发表又需要半年左右时间，稿费也就二、三百块钱，而一年校外兼课下来，收入在几万甚至十几万。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即便为了评职称必须完成的论文质量也不可避免地要大打折扣。虽然许多学校制定了有关规定：在《中国社会科学》等中国社科院一级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给一到两万元重奖，但由于这类刊物为数太少，所能容纳的篇数极其有限，因而对数量庞大的高校教师群体吸引力不大。许多教师为了增加收入，把相当多的空余时间用在校外兼课上，个别的已经到了有课必上的地步，而这些时间原应该用于“坐冷板凳”的。

由于教育经费国家总体上投入少，为解决教研经费和教师收入问题，高校各单位承受着很大经济压力，千方百计地搞创收。这样又逍遥相当一部分教师和双肩挑领导在完成学校必须的工作量以外，再付出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如此，高校的教学、科研的质量再次受到削弱。

“官本位”意识对高校学风的侵蚀

除两院院士、“长江学者”等少数有突出贡献的教师之外，大多情况下，相同职称的教师，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比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在占有学校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和岗位津贴、奖金、获奖、评职称、出国等方面，前者机会远远大于、高于、优于后者。高校事业单位本属“清水衙门”，资源不足，现在内部又人为地分出两个利益分配不均的教师阶层，当官可以在高校全方位地谋取利益，不少人千方百计想谋个行政职务，可以说高校“官本位”现象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盛行。

凡是在高校工作的人，对“官本位”给高校学风造成的破坏都有深刻之感受。谋官要付出相当的精力和时间，不完善的用人制度又给投机取巧，不学无术之辈提供了良机，使得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业务优秀的教师在利益分配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从而失去心理平衡。个别不学无术之辈一旦掌握系、院、校之权力后，便利用职权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各项政策规定，对业务优秀的教师实行各方面的限制、排斥，甚至逼走教学科研的骨干，对学科建设、学术风气、教书育人、学术研究、教师队伍建设、高校人际关系、崇尚科学精神等产生一连串恶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个别学校，当这些人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后，就必然在学校内营造出一个“优汰劣胜”的恶劣环境。古人云：“学而优则仕”，现在个别高校则相反：“学而不优则仕”。

比如，个别学校竟然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个学术上及其平庸的人，凭借与校领导特殊的关系，连续几次获得行政上系列上“校优秀教师”、“两课优秀教师”、“市优秀教师”等等，借助行政系列的荣誉，评上与其实际水平相当悬殊的正教授职称，在领衔申报硕士点时，所采取的欺骗手段和申报成果之水平低下，令校外专家组成员深感震惊，从而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声誉和形象。这样的人在给学校抹了黑后，还委以院长重任，拿年津贴四万（一般教授在一万至三万之间），在两年任期内竟发不出一篇论文，教学则平平。此类虽属极个别现象，但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后遗症却不容小视。

大学属于科学的圣殿，学术的象牙之塔，由于管理体制的问题、再加上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的严重倾斜，造成高校崇尚“行政权威”而非崇尚“学术权威”，甚至许多高校根本没有学术权威。一个教师当了处长比在权威刊物上发一篇文章更能引起同事的注意！如此氛围中，“崇尚科学”也就被抽去了脊骨，成了一句不折不扣的空话。在许多大学里，除了墙上的标语、口号外，实际上普遍缺乏一种对科学与学术的敬畏之心、虔诚之心，取而代之的是对“行政权威”羡慕，而在一个崇尚“官本位”和树立“行政权威”的大学里，不可能出现良好的师风和学风。这种环境下也不大可能出现大师级学者，即使出现了也认不出来。

学术标准的严重缺席

近几年来，许多高校为了加强学术管理，弄出很多计算学术工作量的措施。比如对所有的学术杂志和其他报刊杂志进行等级划分，并把发表在上面的各类文章进行累计加分，这种方式戏谑为“工分制”，显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劳动量计算方法向高校的引进。虽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许多专家已撰文指出不少弊端。以笔者的看法，这种学术管理方式最大的荒谬在与把体力劳动的工作量计算用于脑力劳动，与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格格不入，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量不成熟的、粗制滥造的学术半成品铺天盖地涌现出来，从而形成学风不正的另一景观，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高校教师整体水准的滑坡，学术研究已经成了被动的工作，而不是像五六十年代是一种完全自觉的工作，那时根本不存在学术工作量计算问题，每一个大学教师都视学术研究为理所当然的天职。

另外，学术评奖风气盛行，也有其弊端，纵观学术发展史，以往的学术大师从来就不是政府官方组织的评奖委员会评选出来的。学术权威和学术大师是在长期的学术过程中自发形成、是学术同行自然形成的共识，而非评奖的结果。评奖本身也可纳入这一自然过程，但问题是许多评奖活动必要的人力和经费投入的代价太大，以致根本无法操作，仅凭印象、杂志级别、出版社级别、是否是名校、甚至人情因素等等非学术因素来定夺，评奖实际上是在一种盲目或半盲目状况下进行的。这就难免把一些平庸之作当作学术精品，真正的学术精品却名落孙山。如此不仅没能区分出学术上的良莠，反而引起更大的学术混乱。

建设良好的高校学风的可能性

高校学风是外部社会和学校本身各种因素综合所致，从社会来看。过分拉大社会贫富阶层的差距，将经济运作原则用于高等教育显然不利于高校学风建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应该加大实质性投入，参照发达国家的做法，让高校教师的经济收入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准，使他们不再把大部分空余时间都用来兼课挣钱。

如果学校无力改变外部社会环境，并不一定在改善学风方面无所作为，就学校内部而言，有些问题依靠自身努力还是能够做到的。比如，建设校园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调动一切手段树立大学自己的价值观、任贤选能、消除“官本位”、崇尚科学与学术、完善符合学术研究规律的学术管理方式、以严肃、慎重、规范的态度和措施来对待学术评奖等等，并且以具体化、制度化落实于实处，而不要流于标语化、形式化和空洞化。这些都是高校通过自身努力能够做到的。总之，在社会环境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高校改善内部环境，培育良好学风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许多事情并非不可为也，而是不愿为也，所以，笔者建议先切切实实在几个学校搞调查研究和试点，等获得比较成熟的经验后，再全面推行，以点带面，为改善高校学风切切实实做些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