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10月在中国知网期刊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我很珍惜今天这个机会，是第一次参加关于期刊的研讨会。做了几十年的社科研究，对于这个单元的主题——未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应该怎样发展，我的看法是：原则上讲，当然要寻求我们这些期刊具有尽可能的高水平。什么叫“高水平”呢？也是从原则上说，就是能够发挥它们应有的功能作用，这种功能作用显然要涉及其社会引领作用，理论、学术、人文方面的支撑作用，在中国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间，要产生建设性。这样的原则摆出来以后，怎么样进一步讲其后面跟着的主题内容呢？我想从“问题导向”谈两个角度的看法。
这几十年做科研，我一方面是读者，一方面是作者，所以首先从读者的角度，谈一个在此视角上我觉得可以称为“困惑”的现象。
我拿到会议材料，才知道怎么样产生的“影响因子”，有很复杂的计算公式。这方面知网的同事，相关的团队，看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多年经验的积累。但是客观地讲，我的困惑也就在这里，看起来，我自己能阅读到的期刊和我注意看的期刊，它们的影响因子排列下来的数量级，可是大相径庭，有高的达1400多，低的不到两位数，当然更多的是不到100、不到200的。实际的感受上，我觉得从读者的角度来说，他们相差得有这么多吗？可能最高、最低的两个极端是很悬殊的，但是实际接触到的很多期刊，并不是这种极端印象。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可能现在居于排分最高之列的，带有上一个讨论单元自然科学领域里专家所说到的“纯学术性趋向”。纯学术容易在过去所称的“象牙之塔”里有业界的认同，然后给它很高的评价，但是人文社会科学，我觉得就更要强调它怎么样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们感觉到在实际生活中间能够给出一些有理论联系实际方面特定价值信息的刊物，现在粗粗看下来，在影响因子排序里的位置都是相当低的。这是不是有点不公平？我说得更直率一点儿，如果讲理论密切联系实际，那么现在排序很高的一些刊物（不是所有的），是不是有点我们教育界、科研界自拉自唱的成分？
为什么这样说呢？据我所知，高校的老师，包括我们财政科学研究所（现在改称研究院）指导的博士、硕士和科研人员，都是有论文发表任务的，一个时间段内你要完成多少篇什么样的“核心期刊”的发表量，才能进入论文答辩程序或参评何档的技术职务。这些任务压力之下，努力发表出来的顺应着原来社会评价导向的那些文章，必然会有相关的功利因素。这个功利因素说得直率点儿，就要解决这些作者的“敲门砖”的问题，它们所在单位考核能过关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展的现实生活中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推动因素或者制约因素。你如果不发出研究生学习期间这两篇文章，你的前途就没了；你如果想获评副教授，那个发文指标你不达到，这个坎过不去，就不光是个经济问题，在同行、在自己的生存环境里你都抬不起头来了。这种功利的因素所形成的压力，是不是带来了我所说到的听起来比较难听的“自拉自唱”，这是我从读者的视角上提出的一个困惑。
其次，从作者的视角和感受方面，我想简单谈四点——也是我这些年一直作为作者要发表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遇到的困惑的方面。
第一要讲一讲这些年咱们跟国际通行规则所对接的“匿名审稿”。我的感觉，匿名审稿它要寻求的就是公正，它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应该尽可能又公正、又能够容纳创新，容纳一些并不是那么简单随大流的东西。但我自己的感受，比较直率地说，有较明显的局限和扭曲。在实际生活中，我自认为这么多年来还是被社会承认有一定自己见解的学者、研究者，也有自己的特色，但是我自己认为很高水平的成果，往往它的发表在匿名审稿这一关，却碰到过不去的坎儿，我知道其他的研究者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匿名评审的时候，它的评审者也就一两个人，有很规范的一直认为是最高等级的刊物编辑环节，说找了两个匿名评审人，有一个迟迟没有提出意见，不得已又再拖了好几个月，终于又有了第二个，每个人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能够交流的，只能是跟这两个匿名评审者所提出的问题（由编辑部转来）去做回应，对我成果否定性的意见，我认为是不成立的，我也以全套的论据回应了，但是最后杂志社告诉我无法通过。所以，我这个成果就在那家刊物上发表不出来。
我周边的研究者们看了我这篇论文以后，他们有个评价，这可能说得尖刻一点儿：三四流的人在评价一流的东西。我并不认为我的成果一定就是一流的东西，但我自认为那个东西还是很有它思路上和要领上的创见或者不太一般的认识贡献。这种情况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碰到。真正一流的研究者没有时间去做匿名评审，这可能是个普遍现象，大家都忙得一塌糊涂，编辑部必然要找有时间的、相对空闲的这样一些人做匿名评审的评审者，这可能也是个实际情况。所以，对这个匿名评审不是要否定它，而是应考虑在这种制约之下，怎么样尽可能避免由于少数人的不认同，他只看套路或者主要看套路、或者主要看他自己钟情的什么数量模型，而给这些可能的一流成果枪毙掉这种情况。当然，实际生活中这样一个刊物他过不去，作者可以找其他的刊物，也不是就只有一座独木桥。但是感受上，这个问题是要说到的。往往被社会上认为影响因子很高的刊物，它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两个人就挡住了一个可能很有建设性的成果的发表，作者不得不转到业界所称的影响因子比较低的刊物上去寻求发表。
实话实说，我作为研究者走到现在，这几十年下来，我不会看影响因子，我会在这方面持一种自己有特定判断的态度，还是要看成果的文本，看了文本以后我可以产生自己的评价。但是社会大众、方方面面，对于学术界的引领机制，可能大家就看影响因子，就看你发的是哪个等级的刊物。那么我们这些追求高等级的刊物，在匿名审稿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可能值得考虑寻求怎么样根据这些年的经验，做进一步的改进。我的建议就是应该有一个编辑人员在审稿环节的自由裁量权的赋予：要有那种有眼光的人，在来稿里他浏览一下以后，要重点追踪一些来稿的评审结果，他可以基于自己的主见，启动特殊程序，虽然已被一两个人毙掉的东西，他也可以把它激活。这样有可能挽救一些被套路所压住的作品的发表。
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碰到的“查重”。有一些时候刊物和我约稿，我会碰到这个情况，现在查重非常严格，自己跟自己重，是不能高过20%的，或者最高可以放宽到30%。依我的理解，一个研究者他自己跟自己重，往往是在原来框架上有新的进展，有新的一些他自己认为值得肯定的内容加到原来的成果上，是有发展的成果，如按照一定要压在30%以下去做，会扼杀很多人在已经有一定基础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提升了的成果的较快面世。我自己认为从学术上来讲，这样的“高标准”没有道理，自己跟自己重，我认为至少可以放宽到60%。一个作者如果能在自己60%的基础上又有40%新的贡献，那就很值得肯定。你得给一个学者、一个研究者他的成果阶梯式发展的空间。这是我的一个感受：这个查重太教条了。但是很多的编辑可能碰到这个查重稍微高一点儿就过不去的约束，成了一个硬杠子。应当讨论这里面，至少自己跟自己重这方面，要有放宽的必要性。
第三点，顺便说一下，在当前的社会氛围里，我承认大家都如履薄冰，小心谨慎，“道义担当”都出了问题，而且不解释“道义担当”问题出在哪儿，结果现在有一些编辑他就说你这个稿子里的敏感词不行。比如说“邓小平的南巡”是不能出现的，我非常奇怪，什么道理？我实在不能理解。但这是人家实际掌握的规则。
第四点，我觉得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刊物要郑重考虑怎么给出争鸣和商榷的空间。有的编辑告诉我，你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和别的学者的不同意见，而且你指名道姓了，这不行。我看这可不是学术刊物的应有态度，我们其实应该鼓励百家争鸣，鼓励严肃地跟其他学者作不同观点的交流、讨论、商榷，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连这么一个基本的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取向，现在的氛围似乎是都要给它封住，我也实在不能理解。
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比较直率地做个讨论，我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导向之下的困惑，和大家一起对问题寻求一些共识，将有利于未来我们提高人文社科刊物应有的水平。主持人要求总结的对期刊编辑者一句话的寄语，我是这样的话：“愿对有创新色彩的真知灼见，能够慧眼识珠”。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