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大学，或以大学为业

中国大学的堕落已然是有目共睹的事情，无论人们抱有什么态度，或惋惜，或冷漠，或在堕落中渔利而得意洋洋。在世纪之交，尤其是当急切的环绕于我们身左身右的现实问题一个又一个极端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所有有良知的青年都不能不追问一个问题，一个在根本上左右了“北大向何处去”的问题：

到底什么是大学，大学的使命和任务究竟何在？

我们无法确认每一个身居大学高位的人都清楚的意识到何谓大学，因为我们不敢奢望即使他们有一点点现代大学意识，也不敢、不愿、不能改变现有大学的窘迫状态（因为很显然，他们大多是大学堕落状况的既得利益者）；追问这一问题的深意仍在于青年，在于已经在大学中生活或将入大学生活的青年，我们不能不追问，甚至一再追问，当我们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标定于一个对自身的使命和任务的意识有问题，甚至有重大问题的国内高等学府时，到底是我们错了，还是大学本身需要反思，需要改变，需要重构？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是““贩卖毕业的机关…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蔡元培）”，是像霍布斯所嘲笑的，“不过是妖魔施展妖法的魔窟”，还是像布鲁姆（Allan Bloom）讽刺的那样，大学不再是激励人们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卓越；而是教育每个人固守自己的监牢，沉溺于狭隘而封闭的心灵。

当从80年代的“立法者”、“ 思想”、“社会的良心”等等以“知识分子”名义和身份获得的自我认同向90年代“专家”、“学术”、“地方性知识”等等回避政治责任的犬儒主义心态和冷嘲社会政治的姿态转移时，我们看到的，或者身受其教的，无非是在种种败坏的大学模式中非此即彼的选择，因为大学在或多或少的淡化同一体化权力模式的关联时，日益变成了可以凭借权力、金钱和社会人际关系随意兑换的商品，成为玩弄于政府官员、老总、大学官僚手中进行政治表演、平衡或交换的筹码，成为所有对大学的堕落状况痛心疾首的有识之士鄙夷的对象，因为大学在摆脱了自己的“高贵”和“矜持”——所谓大学的“自杀”——的同时，成为社会败坏的焦点和中心。大学不但不再是能够批评和对抗社会不义的力量，本身倒反成为这种不义具体的化身，而且或多或少的，参与和加剧了社会的不义。当我们的教师靠贩卖和抄袭度日，以冷嘲和愤世嫉俗自居，只为房子、车子、票子、位子耽心竭虑；当我们的大学生沉迷于一个个“有用”的专业技能（法律、经济、管理、计算机等等），辛苦于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上“copy”文章应付所谓的作业和论文，疯狂于投向新东方的寄托之路准备漂洋过海去过幸福生活，厌倦于堕落而枯燥的大学并希望迅速逃离，结束“学徒”苦日子——那么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们现有的教师和学生，根本不是什么自由人和公民的“导师”和“学徒”，而是奴隶的“导师”和“学徒”，换言之，不过是在已经堕落和败坏的大学中继续推动大学的堕落和败坏，从而大学彻底败坏、堕落并快乐着。

那么，究竟何谓大学？

不夸张的说，大学在本质上标志了一种精神和使命，一种真正属于并“只”属于大学的精神和使命——大学就是不遗余力的追求“最高形式的学识”，就是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就是追求“在此生，什么是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在所有这些意义上，大学以“高等”（而非初等或低等）教育（而非奴役或奴化）的方式使我们明确，大学是以对具有高等教育资格的人进行教育，是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培养，使人得以成人，使人得以触及人的界限并寻找超越的方向，使人在根本上探究安身立命和治国安邦之“道”。无论是安身立命，还是治国安邦，大学在于培养有德性而非甘于卑贱和鄙俗的人，追求真知而非听命于意见和命运摆布的人，能够直面世间的那些根本冲突而非寻求教条借以逃避的人，一言以蔽之，大学的精神和使命在于培养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人，在于培养可能寻求安身立命和治国安邦之道的真正意义上的“Person”。

对照现实大学的状况和大学之为大学的意义，我们不得不承认，摆在我们的形势是何等严峻，但我们也当然明白，问题与危机不过是逼迫我们探究美好生活的动力，我们从来都是在问题与危机中生长，辨明方向，并由此确定我们的任务和使命的——所以，代表未来，并在根本上就是未来的青年根本无须为大学的堕落和败坏痛心疾首，因为我们都很明白，大学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在本质上是我们必须面临的任务，也是身在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韦伯说，以学术和政治为业，我们不能不说，以大学为业，就是在根本上回应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

二、“公民”：how to live a good life in reality，or in the university?

当大学的堕落和败坏已经昭然若揭，大学的精神和使命已经铭刻肺腑，“是”与“应是”的紧张实实在在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时候，究竟何去何从，或者，如果要改变目前状况，解决“大学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应该将希望寄予谁呢，是政府，市场，大学校长，教师，还是我们自己？

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明白，现有的大学状况是既有的权力关系的束结，是历史和社会利益分布状况的反映，任何针对现有状况的批评和改善如果说希望得到一点点实质性成果的话，步履维艰。但只要对于问题的症结和关键有所把握，就会明确，任何批评和改善的企图，只要不只是情绪和一时意气的产物，只要是希望对“大学向何处去”的问题真正有所助益，就不能不是和大学的精神与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不能不是在“何谓大学”的指引下，围绕“使人成为人”进行和完成的——而安身立命和治国安邦之道的要义在于，现代世界中，政治和哲学作为最高的知识形式和根本向度向所有探究者提出了要求：我们必须把政治和哲学结合起来，作为探究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的基础与主导，而这就意味着，使人成为公民在根本上是使人成为人的必要前提。

——当一个父亲问：“要在伦理上教育儿子，用什么办法最好”？

——毕达哥拉斯派的人曾答说（其他人也会作出同样的答复）：

——“使他成为一个具有良好法律的国家的公民”（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文本172页）

那么，何谓公民？为什么在大学内尝试着做一个公民有如此重要而迫切的意义？

“公民”并非中国古已有之，我们所有的是成圣成贤和君子小人之辩，而非以自由为指向，统一了权利与义务的公民。《中庸》要旨在于“三纲八目”，所谓三纲者，“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新民，在止于至善”，八目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所谓的“大学”，照王阳明的讲法，是“大人之学”，也就是使人成为“大人”之学，用我们的话来说，使人成为人何以可能。宋明道学之“新”在于回复道统，综合儒道佛诸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而道学积社会历史之弊，内圣外王不能不有所隔，旧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圣贤理想连连碰壁，韦伯对中国传统制度与思想的批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问题何在（韦伯《儒教与道教》）。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清楚的告诉我们，“人是城邦的动物”，同时，“人是理性（logos）的动物”——人的自然的社会性（natural sociality）使得城邦的终极目的和人的终极目的不能不是一致的，即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然而政治/城邦不能穷尽人的视界，在公民与人之间，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根本冲突。但在城邦中的生活不能不要求人首先要过城邦的生活，即成为城邦的公民。这是一个基本的但却首要的要求，虽然“成为公民”与“成人”之间还有这样那样的紧张，虽然是否能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自由人”来承担公民与人之间的张力还需要现实的考量。

公民首先意味着一种身份，一种认同，一种在实际境域中对更高生活探求的基础，因为公民是以自由为指向并在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中体现了凝结为现实政治和法律制度、规范、程序的现实自由的程度，是自由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制度性的表述，是每一个试图担负自由并探究美好生活的人赖以出发的起点和屏蔽不必要危险的保障。

做一个公民同时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二者不可或缺。

而在大学校园生活之内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与再认同，在根本上意味着个人完全效忠于基于正义，平等的自由，个人权利不可剥夺这些基本信条之上的大学制度，意味着公民必定要致力于安全、平和的校园氛围，并在大学的学习生活中自觉的与大学的荣耀自觉的融构在一起，意味着在每一个人身上完成大学与自我两种伟大力量的相互作用，大学向自我投射丰富，复杂和矛盾的一整套习惯，力量，实践，价值与设想，自我则将这一切有所选择的加以接受，更改，最后或者扬弃，或者融化到本身的发明之中。每一位公民都是大学整个体系得以建构，完善，发展，创造的基石。就像每一位公民以大学为荣一样，大学以其全体公民在性格，个性，行为与价值上的多元基础上的同质性为荣。

公民与大学同在！

只有成为一个公民，只有切身的在大学生活中承担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才能正视大学堕落和败坏的实际状况，也才能够祛除将对大学改革的希望仅仅付诸于政府、市场、大学校长、大学官僚的幻想，要知道，真正的力量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在成为自己的过程中，同时也成全大学的精神和使命。

在今天，当大学的堕落和败坏还真切的影响和扰乱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当潜在的校园安全问题还在威胁着每一位专注于私己事物的北大人，当只在恶性事件（如2000年5月事件）发生后才会以大规模的请愿游行来刺激麻木的校方，但当事件随着时间而淡化，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迫切的需要对“何谓大学”和如何在身边做一个公民进行更为清楚、更为深刻的反思呢？

每一次事件也许将注定逃离历史宏大叙事的视野，但是，正是每一次事件以其“事件性”而融进我们自身的生命历程，成为我们使自己成为公民，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生活史中并非无足轻重的环节。埃利亚斯说，每一个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重新经历了世界史的全过程，我们不得不在经历每一次事件的过程中真正来完成我们自己这样一个人格的塑造——

我们不再是救助者（当然更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自救者（也许自救都不得，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哀，或者，我们的命运）；不再有权替别人发言，而首先是为自己发言；不再冷漠或逃避，能面对自身的处境选择行动的方式，兼具理性和改变现实的激情；不再止于情绪化的发泄和意气的感染，而是能以深度的思考和审慎的行动中辨明方向、形势和任务，并做韧性努力——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自由，就是隐含在很多人心中，而却不愿、不敢、或不屑说和做的自由，因为自由首先是从我们自身和现在开始的自救、言论和行动；因为自由不是逃避、不是冷漠、不是在大学官场中为自己积累进入仕途的政治经济关系资本，也不再是引导，而是他人能够分享和受到激励的自由，正如苏格拉底所言，一个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首先是从那些能够看见、并能够践行的人的身上开始；因为对自由的教育——自由教育首要而基本的就是“自我教育”，就是要我们自己教育自己如何进行自由教育的方式和过程。

只有将大学建在每一个公民身上，大学才是有希望的，大学精神和使命才是有根基的；也只有每一个在大学中生活的人义无返顾的尝试着成为公民的努力，自由教育才是可能的，自由也才是可能的。也只有这样，大学才能避免成为仅仅传授专门技艺和技术知识的专科学校，才能避免成为一所以牟利为主旨的控股公司或上市公司，才能在本质上摆脱以政治或经济或关系网为特征的权力的奴役，才真正成其为大学，成其为真正独立和自主的“普遍”和“整全”（universitas-universal-university）。

三、针对具体问题与现实权利的行动：北大向何处去？

马克思教诲我们说：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而我们已然明确，大学的根本要义在于人，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自由人，因此，“北大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紧密围绕大学的根本要义，我们必须以大学公民的身份进行切实有效的行动，在新世纪的开端来回应“北大向何处去”。

——因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因为我们现在所急切需要的，不是解释谁要为北大的堕落和败坏负责，而是要寻找“北大向何处去”的出路，而是要在堕落和败坏之前开始“维新北大”的行动！

行动的方向是“新北大”，何谓之新？鲁迅说，北大是常为新的——其新不在于言辞，不在于口号，而在于行动，在于真真正正踏踏实实的行动；

行动的力量在于所有热爱北大、关心北大的人，在于不再甘于北大堕落和败坏的人，尤其在于以公民身份进行行动的青年，尤其在于自觉的将北大的兴衰荣辱和自己的尊严、前途以及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年，因为青年就是未来，因为青年就是希望；

行动的方针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即在明确何谓大学，何谓公民，何谓在大学中成就公民，何谓在行动中成人之际，将理论的共识化为我们当下的生活，将对北大的热爱和对成为公民的渴望凝结为针对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的行动，既不绝望，也不幻想，韦伯说，“我们要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既在人类关系中又在我们的天职中应承\"日常的当下要求\"，其实这是平易而简单的事，只要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神魔并对之服从，那么他就把握了自己生命的力量”。（韦伯《以政治为业》）

行动的前提是理解，理解现实，理解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之所以成为问题的症结和关键所在，理解“北大向何处去”所面临的诸端困难，理解我们在此世成人，在大学中成为一个公民举步艰难，理解理想的或真正的大学只存在于言辞（university in speech），任何极端或不审慎的行动只会破坏“去过更好生活”（how to live a good life）的梦想，同时也理解韦伯的教诲，“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的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韦伯《以政治为业》）。

让我们将行动暂时标定于“北大向何处去”的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的讨论上来。在bbs未名三角地版和校长信箱中，我们随处可见关于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的议题：校园交通安全问题（限制机动车进入校园），校园奸商问题，自习教室过早关闭问题，生活补助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问题稍作分析，不难看出，所有种种，绝非学生在提一些无理而过分的要求，而是涉及到北大校园内的基本安全、基本生活、基本权利，但为什么这些老问题和新问题都没有能够解决，以至于校方和学生的对立和冲突总是潜藏着重大的危险性（2000年邱庆枫事件以及其后的请愿游行标志了这一隐性冲突转化为显性冲突的现实可能性），因此，试图“维新北大”的行动必须首要的从这些关系到生命和生活的基本问题入手，在行动中维新，在维新中行动，将大学的理念和做一个公民的努力落实到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的解决中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校方和学生的对立冲突，通过引导，将校方和学生的主要力量团结在“维新北大”的运动中来。

3.1 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无法解决（或长期无法解决）的因素

整个北大管理模式的混乱和效率的低下是有目共睹的，其主导因素当然是因为领导层不明确何谓大学，何谓公民，无须赘述；针对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无法解决，或长期无法解决的状况，具体因素还包括：

其一，从校方来看。

校方按官僚制的级层关系，可以粗略的分做决策层和执行层，决策层以校务委员会和校长办公会为主，以校长、党委办公室，发展规划部为组成机构，职责在于决策和规划；执行层指党委组织部 、学生工作部、教务部、科学研究部 、研究生院、继续教育部、国际合作部、社会科学部、科技开发与产业管理（校办产业）、财务部 、保卫部、总务部、团委等机构和部门，职责在于学校各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决策层当然会意识到广大同学所提出的合理而正当的要求，如限制机动车出入校园，维护校园安全；打击校园奸商，保护同学消费者权益；及时按额发放同学补贴，保障同学正常学习生活等等，我相信，许校长本人也深切的同情广大同学的切身遭遇，无奈桎梏太多，既得利益者的势力过于庞大，以至于许多基本问题无法，或长期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但更关键的，可能是决策层在错误的大学理念和“官本位”的指导下，忽略了在校方看来鸡毛蒜皮但在学生却是举足轻重的基本问题，而这种忽略却同时伴以好大喜功的大举措，伴以常年大兴土木的所谓“建设”，因此导致学校建设和学生希望之间落差的逐渐加大和累计，并在相当程度上激化了校方和学生的矛盾，于是出现了校方自以为“为学为校，鞠躬尽瘁”，而学生却以之为“高高在上，根本不顾百姓死活”的尴尬局面。同时，在校方错误的大学理念和错误的学校规划的指导下，本来应该对某一或某几个具体问题负责的部门也因为该问题涉及基本安全、基本生活、基本权利而不闻不问，也没有能力去闻与问——“既然决策层都不管，我们具体部门为什么要费力不讨好的去管呢”，于是形成了该管的坐视不管的渎职现象。当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比如物价和机动车问题，无论决策层还是执行层，都还存在着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无法触动的显著问题，简单说，校方管理系统内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腐败，因为对资源绝对的垄断导致绝对的腐败。

其二，从学生组织来看。

据说学生会与研究生会是在校团委指导下的学生自治组织，但从目前的表现和状况来看，除了利用北大的招牌为社会力量和利益进入大学充当媒介，借此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和积累社会关系网络（候补外放），提前实践以金钱和人情换取选票的所谓“民主选举”（贿选）之外，没有进行多少行之有效的针对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的行动，因为官僚化的倾向、在广大同学中因为“官僚形象”而遭到的厌恶和反感（参见bbs未名三角地版的讨论）使之无法真正的代表广大北大同学的利益和意志，而不过是蜕变为个人投机钻营的场所和烘托所谓“民主”氛围的工具。虽然改革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声音不绝于耳，重树形象的口号在换界选举的时刻频频亮相（这也证明，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合法性危机路人皆知），但因为对何谓大学和如何在大学中做一个公民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辩明，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无法清楚明晰的为自己的方向和位置找到合适的改革入手点，因此基本上丧失了“学生自治组织”的职责和效用，基本上无力承担校方和每一个学生之间的沟通桥梁。举一个最浅白的例子，校方人事安排有一个最为明显的倾向，就是校办-党办主任与团委书记目前为一人兼任，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作为团委指导下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居然还没有意识到可以抓住机遇为广大同学更多更好的解决具体问题和争取现实权利，真真是有负大学和广大学生的重托！

其三，从校方和学生的沟通来看。

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学工部、各系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学生干部等等都肩负着校方和学生的沟通任务。但从关系到广大学生的基本安全、基本生活、基本权利的角度，在实际上承担上传下达任务的是网络，最显著的，是北大bbs（尤以三角地版为甚）和2000年5月事件之后开设的校长信箱。但三角地版因为并非仅仅在于大学建设和公民实践，难免有很多其他内容；而校长信箱在斑竹严格而残酷的删文原则的指导下也多少限制了公共舆论的展开，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校方（包括决策层与执行层）对校长信箱中所反映的问题到底解决了多少，有没有进一步的渎职现象，我们如何监督校方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效率，这些都是校长信箱所无法承担，或在目前还没有承担的方面。

3.2可能的应对方案

针对以上因素，在明确了何谓大学，明确了如何在大学中做一个公民的使命之后，提出以下相关的考虑，以推动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的行动，以推动“维新北大”的任务——

其一，针对校长信箱的内容，校方必须提出解决问题的最长时间段（比如三天，五天或更长），严格承诺在规定时间内解决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公开可以成立的理由，以及最终解决的时间限制，接受全体北大师生的监督。无论承诺、解决问题的程度、规定时间内没有解决问题的理由、还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时间限制，都必须完全彻底的公开。

其二，设立“校务接待日”或“校长办公日”，由校长-党委办公室组织，包括学校各个相关部门的主管领导参加，在规定时间、地点内接受学生针对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的质疑，现场回复，现场办公，并以备忘录的形式公开质疑和回复的详细情形。

其三，因为学生会主要面向本科生，研究生会主要面对研究生，二者的分立状况导致了无法全面而有力的为最普遍的同学解决具体问题的和争取现实权利，所以在大规模改革学生会、研究生会，使之切实有效的履行学生自治职能的同时，成立以基本安全、基本生活、基本权利为目标的专门机构，其超越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界限，容纳不同系别、不同年级的学生，并可以和学生会、研究生会共同磋商与校方的沟通，更快更好的解决具体问题，并监督校方的执行。

其四，与三相应，校方需要定期（如每月一次）与专门机构、学生会、研究生会进行沟通，具体可以由校长-党委办公室实施。

当然，设想和预计还需要得到校方，尤其是广大同学的认同，但无论怎样的构思，都必须围绕着“维新北大”的中心任务，以针对具体问题和现实权利的行动为出发（而不是终点），为成就大学的精神和使命，为在终极意义上成全我们自身人格的塑造而努力行动。

四、大学必须建在每一个公民身上！

在辨析、明确、认同大学和公民之间相互成全的关系之后，“大学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异常清楚的，就是大学必须建在每一个公民身上，北大必须建在每一个公民身上，这是我们这个世纪大学真正精神所能够寄托的希望，是面对、思考和回应“现在”的关键，也是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大学带来的教育革命是现代社会的第三次革命的真正意涵。只有将大学建在每一个公民身上，才能使理性摆脱冷漠，热情避免亢奋，理论成为理论的生活，才能使大学成为大学，北大成为北大，才能使行动最终成为我们成就自身人格的方式、过程和力量。

我们的理想与希望就依赖于所有公民的理性，所有公民的选择，在这个伟大时刻，我们神圣的理性与选择，将决定大学、北大，甚或我们自身未来的命运。当我们陡然发现我们的梦想与责任已经势所必然的把大学与自我相联系时，我们会听到，号角已然吹响，它召唤我们为迎接黎明而承受漫长斗争的重任，无须他日，只是现在，“欣喜的满怀希望，耐心的接受考验”。为了希望与梦想，我们能否为了成就大学，也为了成就我们自身而组成一个大联盟呢，我们是否愿意在伟大的历史时刻成就伟大的事业呢？

在漫长的世界史中，只有少数几代人在大学处于危急的时刻被授予成就真正大学的责任。就是现在，就是北大，我们为我们的努力所奉献的精力，信念与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大学和所有为了北大而效劳的人，而这火焰迸发的光芒必将照亮全世界。

因此，同学们，不要问北大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大学做些什么！

我们神圣的理性将会要求，让我们一起，将目光投向北大的未来，未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样，当我们面对未来的北大人，我们会坦然而欣然的说，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最终的裁判，我们按照公民的职责行事。

因为我们确切的知道，公民在这个世界的职责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职责，因为我们在应承“天职”中一起等候着大学的召唤。

因为鲁迅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随感录六十六”）

因为《圣经》有言，“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