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田野地点是一个位于太湖东岸以捕捞为支柱产业的渔村。全村总面积1.66平方公里，1969年“陆上定居”政策落实之后“围湖造田”而成。全村一共1300多户，4000多人，在册登记的专业捕捞船只共计720艘，运输铁驳船270艘。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渔民家庭被允许“单干”之后，渔家的收入逐年提高，渔村新建的一栋栋临湖别墅就是最好的证明。根据渔民的经验，每年只要工作四个月（一月至八月是太湖的法定禁捕期），人均纯收入基本上都能超过十万元。即便如此，青壮年男女还是不愿意进入老祖宗传下来的行当，纷纷撇下渔船跑去从事其他白领、蓝领的工作，哪怕收入没有渔业捕捞可观。这或许是对现代文明的追求，抑或是对自卑的逃离，年轻人们选择了去外面世界闯荡。依旧坚守此业的是那些上了岁数的老渔民，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祖先传下的生计。因此，每逢周末，在市里工作的渔民子女便纷纷开着私家车回家看望父母，离开时带上父辈们捕捞的湖鲜，这渐渐成为“渔村—城市”二元关系的一道风景线。

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我提着沉重的行李来到了村里唯一的一家民宿，准备暂时先安顿下来，以图后计。在与民宿老板的儿子较量了几个回合之后，我终于以较实惠的价格拿到了一间房间。房间在顶层，透过狭小的玻璃窗，我可以看到停泊在避风湾里的渔船。大大小小的渔船在波浪的颠簸下发出“咯咯咯”的声音。桅杆上高高地吊晒着一盘盘的鱼干和虾干，少数几艘船上晾晒着衣服，却见不到一个渔民的身影。偶尔有一只麻雀孤零零地驻停在房间的窗台上，给初来乍到的我平添了几许思绪。

对于一个封闭的水上社会而言，一个陌生人的到来，特别是一个以调查者的身份出现的人，无疑能让他们谈论好一阵子。当他们听到要调查渔民生活时，都觉得莫名其妙，因为他们自认为渔民群体不值得被关注，这大概跟渔民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有关。传统时代，太湖渔民是强大的帝制共同体的“化外之民”，他们穷而无告、弱而无助，悲苦地生活在茫茫的水面上，处于整个社会的底层和边缘，其社会地位远远不及农耕文明的陆上人。

对于渔民而言，读书人是他们敬重的群体。我尽量放低自己的姿态，把自己当成好问的“小学生”。事实上，我也确实不了解渔民文化，需要潜心学习和领悟。但是，每次我跟他们交流仍令他们腼腆不安，脸上泛出一阵兴奋的红晕：“哎呀，采访我？一个大博士采访我老太婆，我不好意思咯。”吴侬软语的话音里却又掩盖不住内心的自卑：“我们都不识字，不会说话的。”对于没有接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渔民而言，让他们准确地析解和表达出系统复杂的文化，确实有点难为他们了。存在于渔民“头脑和心灵”中的文化是一回事，渔民用语言表达给我听是一回事，而我的理解却是另一回事。这让我感到若将渔村的文化现象，经过表达、翻译、理解之后，用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于纸张上确实不容易。换言之，仅凭深度访谈，我们无法达到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意义上的理解。因此，在不善言辞的渔民群体中开展调查，身体力行地参与、体会他们的日常活动，透过局内人的眼睛去看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闷热的夏夜，在品尝了知名的“太湖十八浇”的夜宵后，我回到房间。正准备入睡，忽闻楼下一阵吵闹，我透过窗户看去，是几个渔民与外来建筑商发生了口角。为了不错过观察的机会，我迅速穿上衣服匆匆下楼。原来，一辆旅游大巴停靠在建筑商的办公楼前面的场地上，影响了办公室的视线。建筑商耍横地动用了两台汽车前后夹击，堵住了旅游大巴的移动，并索要两千元的“损失”费。大巴司机试图与他们沟通协商，但没有效果，反而被其中一人抡了两拳。出身于本地渔民的大巴司机无奈之下，急忙打电话通知亲朋过来帮忙。于是，一大群渔民纷纷从家里出来，聚集在建筑商的办公楼前，要求对方将大巴前后的两台车移走，并赔礼道歉。然而，建筑商非但不予理睬，反而紧闭办公室的大门，睡觉去了。渔民情绪激动起来，有些人主张砸门冲进去，有些人试图砸车，均被民宿老板和几个船老大制止了。在等待警察到来的时间里，几个年老的渔民认为今晚发生的事是外人欺负渔民的典型事件，并追忆叙述了人生经历中的一件件被欺负的血泪故事。

警察的到来并没有令情况好转，于是决定将双方带去派出所进行详细的调查处理。临走的时候，一名警察需要征询两名证人，一同前往派出所协助调查。这下渔民们犯难了，谁去合适呢？一时间大家默不作声，好像静静地等待着什么。一个最先在场的渔民自告奋勇，却被某个船老大一顿呵斥，退缩到人群里。有个大胆的妇女当众建议应当找“会说话的”人。大家小声地议论着，权衡着，民宿老板建议他的儿子去，理由是他是渔民的后代，懂得维护本地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是地方一所大学的高才生，现在市里从事人事工作。毫无疑问，他的资格选择通过了。不过，民宿老板推举的另一个渔民，虽然在村里是个捕捞能手，为人正派，但他因胆怯而自我放弃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警察开始催促，但另一个证人还没有产生。大家开始焦躁起来，议论的声音也渐渐变大。突然，在我身旁的一个老渔民大声地喊道：“我们叫王博士去吧！”霎时间，大家齐刷刷地把目光聚焦于我，开始重新认识和掂量我的存在，并七嘴八舌地分析、评估着我去做证人的后果：“他是外人，会不会帮我们？”“人家读了一肚子的书，肯定懂道理，不会瞎来的。”接着，民宿老板拉我到旁边说了一些话，强调渔民们让我“去正义一把”，不要辜负了。最终，我通过了选拔成为证人。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做证人，而且是被甄选出来的证人，内心充满了兴奋和紧张，又有些受宠若惊的惶恐。不过，我注意到，被选来作证的人有个共同点，即在渔民看来我们是“会说话”的读书人。在水上社会中，识字念书是一项比较奢侈的活动，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在他们看来，是否读过书是区分“会不会说话”的标准。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识字、没念过书则被认为是“愚”。事实上，传统社会向来有文字崇拜一说，敬祀字祖、敬惜字纸便是其表现之一。在封建社会早期，能够掌握和运用文字的人一般属于社会的权力阶层，这无疑增加了文字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反过来看，文字崇拜却恰恰反映的是文字长期得不到普及，普通大众缺少学习文字的机会，以至于衍生出一种阶层的象征。

这种文化的特色在费孝通看来是有一定情境性的。在两篇有关文字下乡的短文中，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本质决定了“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情达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而且批判了仅凭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断定乡土社会中的所谓“文盲”与“聪明”的轻率做法。若结合渔民的情况而言，“会不会说话”的判别标准是识不识得字、有没有读过书，恐怕这也是一种文字崇拜的表现。当然，水上社会中的渔民群体内部的面对面交往，并不是愚蠢到字都不识的地步，而是在不需要文字的情势下社会生活依然能够得以维系。但随着社会的变迁，渔民的生计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不得不上岸与其他阶层群体接触。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的现代性变迁是产生渔民社交尴尬现象的缘由所在，亦是“文字下乡”的时代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