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一天上午到某村搞调研，正和村支书在办公室谈话的时候，一位挽着裤腿，脚穿黄球鞋的农民战战兢兢地走了进来。书记抬头看了他一眼，问道：“老张啥事啊？”老张道：“这不刚给孩子交了学费，浇麦子的电费临时凑不起来了，你看……”不等老张说完，书记就立马道：“这两个钱都拿不出来，还浇啥地啊？”老张感到自讨没趣刚出门的时候，正碰上迎面而来的村主任。村主任把他拉到一边，嘀咕了一会，然后老张笑着走了。从村主任说话的口型和俩人的表情来判断，村主任大概说的是：“浇地不能耽误，电费我先给出上，啥时候有了再给我！”这件事过去好多年了，但深深地印到了我的脑海里。假如这位老张是党员的话，村支书或许不会采取那样的态度；村主任之所以替他着想，就是因为村主任的选票里面有人家老张家的票数，或者下次选举的时候期望得到人家的票数。
其实，这反映了政治学上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权力服从于来源。换句话说，权力是谁给的，就听谁的，就对谁负责。真理就是如此简单！
回想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高端决策可谓煞费苦心。但有目共睹的是：随着监督投入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腐败却日趋严重。甚至可以说是“摁下葫芦起来瓢”。原因很简单，所有的措施都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现在兴起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大概意思就是从宏观上进行系统设计。改革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了。过去有时也大喊大叫要标本兼治，但就是看不到真正的本在哪里。
监督的根本在于选举。只有实行真正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才能产生有效的监督！选举，是民主的源头，选举权，则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基石，堪称一切民主权利的“母权”。邓小平曾经说道：“不管党也好，政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1页）
针对民主依赖较高文化素质的论调，中国共产党早在70多年前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关于人口素质不够的问题,共产党说过,不应因人民素质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 解放区的直选,是用各种豆子代表候选人,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面投豆子的,所有一切都公开在露天举行.现在的素质,比那时候好很多吧.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
有些领导经常理直气壮地说权力是人民给的，说这种话也不脸红，真是匪夷所思。那位质问记者是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的官员，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到目前为止，除农村两委选举以外，乡镇以上层次的所谓选举，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是任命制。这一点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任命制必然形成领导干部对上而不对下负责；权力监督上，导致上级能监督而不知情，下级知情而监督不了，同级监督形同虚设，网络反腐唱主角的尴尬局面。邓小平曾经预言：“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要正确处理选举权和监督权的关系，只有名副其实的选举权，才能产生行之有效的监督权。
现在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逐步到了必须准备真正解决选举权问题的时候了。
（作者是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委党校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