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罗杰·斯克鲁顿是学术界著名的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也是英国“脱欧”的支持者，2016年获英国女王颁授的爵士头衔。以斯克鲁顿2015年出版的新书《如何作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内容为核心，苏鲁闽梳理了从伯克到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的源流与开展，总结了斯克鲁顿保守主义思想的特点。在当今国际政治形势变幻不定的背景下，我们可能有必要对何为“保守主义”及其现实意义做更加深入的考量。
论及英国的思想传统特色，人们一般都会联想其哲学上的经验主义源流及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底蕴。但在现已年逾古稀的罗杰·斯克鲁顿（RogerScruton）看来，他毕生服膺的保守主义信念其实一直是在被边缘化的困境中。但这正是他引以为自豪的。他穷且益坚，几十年如一日为之奔走辩护至今，以至于有论者视他为自十八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奠基人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以来护持该理念的第一人！他亦因二〇一七年十月参与发起欧洲十大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巴黎声明”而为国人所注意。
历史上将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加以清晰表达并产生本源性影响的，是十八世纪的爱尔兰裔英国政治家伯克，而伯克又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休谟（DavidHume）的同时代人，而且是时相过从的朋友。时至今日，西方保守主义分出很多支流，但总括而言，它们分享同一底色，即对人的本性与理性的不信任，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对抽象理论与理想的警惕；宁可相信人类是受自身情感与欲望驱使，因而倾向自私、非理性及诉诸暴力。休谟在他那部名著《人性论》中直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而伯克则对“剥去其所有关联项、完全处于形而上式抽象的裸露与孤悬状态”的任何理念一概表示不敢苟同。实践上，保守主义者视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建制（家庭、教会、学校、政府等）为压制人类破坏性本能的羁縻之道。
由此基本论点出发，保守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及其他形式的以理性名义预先为社会设计革命性企图与宏大叙事的思想多是误导苍生并导致灾难，因为复杂而多元的人类社会不可能通过自上而下的理念强加而得到改善。保守主义者强调传统，即天然承自先人的技能、规范、道德及文化等因素，及对其所自来的历史的认知。社会的演进（包括人类自由的体现）应是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通过调节改进以达至。伯克就强调：“传承的观念促成了确定的保留原则及确定的传递原则，并且不排除改善原则。”（EdmundBurke,ReflectionsontheRevolutioninFrance,DoverPublications,Inc.,Mineola,NewYork,2006，p.31）
保守主义者几乎是本能地拥抱实然存在的现实与传统，而他们论述中的传统更多的是一种未被阐发甚至是无法条分缕析的精神状态，因而很难发挥成一种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相抗衡的道地的意识形态。用斯克鲁顿早年的话说，保守主义是“对人类事物复杂性的一种感知”，及“对无法以乌托邦理论之抽象演绎明晰地加以理解的价值的依恋”（RogerScrutonTheMeaningofConservatism,3rdedition,St.Augustine’sPress,SouthBend,Indiana,2002）。因此，斯克鲁顿认为：“保守主义发端于一种所有成熟人们共有的情愫，即，好东西毁之易，成之难。那些作为公共资产来到我们手中的好东西尤其是如此：和平、自由、法律、礼仪、公共精神、财产安全和家庭生活，所有这些，我们都要依靠他人的合作才能达成，只靠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些东西，毁之快且易，而且令人兴奋，而创造它们则很慢，艰辛而无趣。”（RogerScruton，HowtoBeaConservative,Bloomsbury,2015）
然而，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英自由主义思潮勃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克服经济大萧条而推行的“新政”，开启了以政府干预经济及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特征的政治实践。战后美国的几届民主党政府如杜鲁门政府的“公平施政”、肯尼迪政府的“新边疆”和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等政策纲领，就是自由主义改革理想的持续体现。而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上台，远承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思想家格林（ThomasGreen）等人的“积极自由”理念（相对于之前承自霍布斯与洛克的“个人免于拘束与强迫”的“消极自由”而言），近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各届政府增进民众参与及社会福利的施政，与大西洋彼岸相呼应，推动了西欧各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崛起，不但“福利国家”建设在五六十年代取得了较大进展，其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激起了西方左派自由主义分子的雄心，他们号召打破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公以达到人间社会的至善。具体表现在工会的壮大、财富通过国家权力的再分配、少数族裔权利得到强力保护以及国际普遍人权，等等。以此，“积极自由”发展成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西方知识界占据道德高地，高擎个人自由、社会正义的大旗，虽历经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与国际局势丕变，保持知识界左倾的大格局至今，极大地压缩了保守主义的话语空间。在被称为现代保守主义“经典之作”的《如何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以下引文未标出处者，皆引自本书）一书里，斯克鲁顿开宗明义：“做一个保守主义者并非异乎寻常。但做一个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则是异乎寻常的。在英国和美国，有百分之七十的学界人士自承是‘左派’；与此同时，认同传统价值或是对西方文明高端成就有任何与有荣焉的表示，那你所处的文化环境就变得敌意日深。”以至于知识界的保守主义同道只能“缄默谨慎而行”。
有趣的是，与伯克因法国大革命的发生而系统阐明其保守主义思想类似，斯克鲁顿是通过亲历一九六八年巴黎街头左派街垒战而走上保守主义道路的。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在巴黎做了一年讲师并“爱上了法国”。这一经历使得他的思想焦点，从文化到政治，都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一九六八年五月让我明白了我所珍视的欧洲习俗、建制与文化。”史称“五月风暴”的巴黎学生街头抗争及法国知识界的激进左倾令他震惊，从此，他立志捍卫伯克创始的保守主义思想，并于学术生涯的盛年，不惜辞去大学教职，办刊物，开讲座，撰文，受访，为保守主义摇旗呐喊。
大致归纳，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思想与实践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斯克鲁顿可说是原汁原味继承并诠释了伯克的传统。后者在全面阐述其保守主义理念的书信体著作《法国革命反思录》一书中，提出了两大奠基性保守主义观点：（一）自由是有前提的、给定的。他强调自一二一五年《大宪章》到一六八九年《权利法案》以来，英国宪制传统“一直是把自由作为从我们的先辈继承而来并要传之子孙后代的限定遗产来声索与坚持的”；强调这是“特属于这个王国人民的财产，而与任何普遍的或先在的权利无涉”（ReflectionsontheRevolutioninFrance）。(二)伯克针对霍布斯、洛克的社会契约说，强调国家、社会绝不只是普通的、活着的人之间的商业合约，而是“活着的人、死去的人以及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之间的伙伴关系”（同上）。斯克鲁顿说，在伯克看来，法国革命者们所从事的激进事业就是“一种建议一个理性目标和一个达至该目标的集体程序，并动员全社会为其因之而成的既定计划倾力奋斗的政治”，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伯克把社会看成是逝者、在世者及尚未出生者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联结原则不是合约，而是更接近于爱的东西。社会是个共享的遗产，我们要为之学着规制我们的需求，在体现为持续的取与予链条的事物中看到我们的位置，并认识到我们继承的好东西不由得我们肆意挥霍”。而这些“好东西”，斯克鲁顿进一步发挥道，就是我们身在其中、可近取诸譬的日常经历与文化熏陶。“我们欣赏笑话、艺术品、论辩、历史与文学著作、礼貌、打扮、仪式以及各种行为举止。而所有这些东西由判断而成形。文化就是涵盖所有这些被‘对真实判断的共同追求’（借用诗人艾略特用语）所组织起来的活动与人工制品。”所以，斯克鲁顿坚持伯克的观点：自由非抽象，有前提，受传统、文化传承制约。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确立了人类理性的地位，但斯克鲁顿指出，启蒙运动也做不到与过去一刀两断，“只有把它放在长期的文化传承的背景下才有其合理性”。而作为启蒙运动的产儿，自由自身是个“脆弱和饱受威胁的事物”，“它有赖于他自己无法保证的文化基础。??简言之，政治秩序需要文化统一体，而这是政治本身永远无法提供的”。尽管对自由主义进行认识论上的严厉批判，斯克鲁顿也承认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应该被肯定。自从宗教改革及启蒙运动动摇乃至颠覆了基督教神权以来，政治秩序就是人间立法，“政治程序提供了建基于民意首肯的大众参与、讨论协商以及法律制定。这已经融入了西方的传统，而这一传统得以保持是多得了自由主义的助力的”。但问题是，在斯克鲁顿看来，战后汹涌而起的新自由主义使得本来就嫌天马行空的自由“不知不觉滑入了谬误”，因为它把经典的“消极自由”变成了“积极自由”，甚至扩张成了“赋权”。他直指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宗师约翰·罗尔斯（JohnRawls）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引述罗尔斯为人称道的“差异原则”：“‘所有的社会基本利益——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须平等分配，除非任何或全部这些利益的不平等分配对最弱势人群有利。’问一句，‘谁来分配’？你翻遍其书也找不到答案。”对此，斯克鲁顿继续严肃地调侃道：“财富来到世间是打上所有权声索记号的，只能通过侵犯个人权利来废止，这个问题的讨论却不见于左派自由者的世界观。”
二、支撑其上述政治立场的，是斯克鲁顿深厚的哲学修养与思辨底蕴。作为剑桥出身的哲学学者，他在长期的学术著述及社会活动中构筑了独特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并在《如何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人称复数”的哲学概念。他从剖析“自由”这一近代哲学的重要基本范畴出发，以“社会契约论”思想为靶标，展开对自由主义的溯源性哲学批判。斯克鲁顿认识到，启蒙运动以降的哲学家从康德到罗尔斯都信奉个人主权，认为个人自由地与所在群体（社会、国家）订立契约。斯克鲁顿秉持伯克的思想，致力于从哲学高度对此加以反驳，指出这类主张立意高远但抽象无着，并不反映人类生活的真实情形。在他的《保守主义内涵》（TheMeaningofConservatism）一书于二〇〇二年推出第三版时（该书首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特意补充了“哲学附录：自由主义对保守主义”一章，“于其中我尝试表明，我所给出的保守主义教义的确有个哲学基础”。他检视了康德的“超验自我”概念，认定该概念是后来无节制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哲学滥觞。在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中，康德为道德建立绝对律令，将理性立为道德评判的唯一基础。斯克鲁顿指出，康德这是在“假定我通过折减我的‘经验条件’以达至理性位置，即是将把我拴在‘这里和此时’的每一个考虑都摒除出我的思维”（同上）。这样做实际上是将理性要求推到与经验世界脱节的地步，剥夺了自我之于道德的具体动机（即康德称为与其道德律令无涉的“人的意向”）。如此一来，自我的“无解窘境”出现了：“或者我是个超验自我，顺从于理性，从而无法有所行动；或者我能够行动，却是这样的情形：我的动机是我身处环境与历史的一部分，无法对理性声音做出回应，因为它是从我经验世界之外发出召唤的。”（同上）
斯克鲁顿将康德式道德观的这一“窘境”视为他称之为“第一人称单数”理性的致命短板，理由很简单：人不可能是超验自我，因为“人生来即进入一个联结之网，他们受到其无从应许也无从意欲的力量之运作的哺育和保护。他们的生存本身就负担着爱和感恩的债务，在回应这负担的过程中他们开始认识到‘应当’的力量”（同上）。在斯克鲁顿看来，“道德绝对律令”与“社会契约论”两个抽象理论的结合，造成了抽象而来的自由主义思想肆意扩张，其流弊所及，于今为烈，上文提到的罗尔斯哲学的立场就是登峰造极的一例。同时，斯克鲁顿认为，康德的“超验自我”说建立自我的“自治”，赋予其对道德的自由追求责任，这是应当肯定的。为了捍卫这个应当肯定的“自治”，“我们就必须捍卫由之而提出责任问题的‘（第一人称）角度’”（同上）。
到了十几年后的《如何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一书，斯克鲁顿引入黑格尔哲学，明确提出他自己的“第一人称复数”概念。他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的相关论述，“显示自我意识与自由如何从自我对他人的探险中浮现，冲突与支配关系如何在对彼此的权利与义务的认知中得到克服，以及在此过程中个人如何不止获得了行动的自由，而且一并获得了他自身及他人的价值感”。“黑格尔的决定性断言是自由与自我确定的生活只能通过他人来获得，只有在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在他人的眼中是一个他人的环境中，我才能充分成为我自身。我不能先获取我的自由与个体性，然后在人类关系的世界里验证之。只有通过进入这个世界，接受其风险、冲突及责任，我才能认知到我自身之自由，享受我的视角与个体性，并在人们中间成为成就了的人。”有了这样的角度和认知，再回到霍布斯式想象的社会契约论与康德式抽象化的个人自由，就会看到，实际生活中“社会契约要求一个成员关系”，康德式理论家只是为社会契约“预设了自由理性选择的第一人称单数”，但“实际上，它预设了一个第一人称复数，而归属的负担已经设定于其中”。至此，斯克鲁顿将其多年的哲学思考定型为一个独特的政治哲学概念——“第一人称复数”，用于描述将个人自由放置于已给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加以考察的情景，从而合理地诠释“成员关系”中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密关系。“与另外一个人在他的自由状态中相遇，就是认知其主权与权利：承认发展中的情景不再在你的排他性掌控之下，而是你被这情景所环绕，在那位他人的眼中，由于他的考虑变得真实并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如同他在你的考虑中变得真实并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样。”在已预设的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第一人称复数”，也就是“我们”。斯克鲁顿指出：“我们要想确认社会契约说合理，就只能设定某种先于契约的‘我们’存在。”这里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在其有关论述中，斯克鲁顿认为“国家”是“成员关系”的最重大显现。“对生活在与其邻里之自由联结中的普通人而言，‘国家’就简单意味着将他们统一在这个国体里的历史身份与持续的忠诚。它是聚居地的第一人称复数。”回头翻检他在《保守主义内涵》一书中偶尔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这一措辞的情形，我们看到他最初是用它来专门指代“现代用语中通常被视为国家的历经时间之共同体（thecommunity-through-time）”。斯克鲁顿对“第一人称复数”哲学概念应用于国家定位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三、政治立场与哲学观念的紧密结合，使得斯克鲁顿有底气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现代西方社会诸领域的发展不断发出批判与抗争的声音。“十八世纪，当有组织的宗教与礼仪庄严的王权在思想家的思辨里失去权威，当民主精神开始质疑传承建制，当是人而不是神为人间立法的观念酝酿流传，神圣观念随之黯然失色。”也就是从那时起，“保守主义一直在从事拯救工作”，因为他们痛心于“所需要的持续性被无所指望地打断”。比如，上文提到，新自由主义把经典的“消极自由”扩张至“积极自由”，斯克鲁顿指出，他们在鼓吹社会正义与普遍人权方面过了头，“开始把更多的积极权利塞进消极自由的清单里，为不同国际公约所详列的自由补充额外的权利——不仅仅要求不受他者侵害，还要强加积极义务于他者”。斯克鲁顿直指《联合国人权宣言》就是这方面的显著一例。该《宣言》第二十二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这种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斯克鲁顿认为，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这一条款，给出了一个关于权利的“无详细说明的清单”，实际上把经典自由主义所界定的免于国家强制的自由扩张为“对国家的声索”，从而导致“权利的膨胀”与“对人权的充满冲突的解读”。
更严重的是，自由概念的扩张所至，对斯克鲁顿所珍视的民族国家概念与现状造成重大冲击。这方面，由欧洲国家间缔结条约而诞生并成长的欧盟尤其令斯克鲁顿不满，因为这个超国家联盟的实践直接抵触了他“第一人称复数”哲学概念对于国家定位的强调。“要使众多的个人相邻相处，还要无论其分歧如何都使其接受彼此的意见和愿望，就必须有一个‘第一人称复数’，一个‘我们’。”由于启蒙运动的深入人心及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的确立，宗教在社会中“已经变成了一个私人事务，无法对公众整体提出要求”。所以，对西方民主国家而言：“我们为了保护反对权及捍卫妥协政治所需要的‘第一人称复数’就是国家的而非宗教的‘我们’。直到人们认同其国家、领土及其文化遗产——有点儿像人们认同其家庭，否则妥协政治不会出现。”以此观之，欧盟的问题就昭然若揭。“欧盟机构不构成‘第一人称复数’的政治表达。欧盟以条约建立，而条约是因签署它的实体而得其权威。那些实体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她们才是欧洲人民效忠的对象。意欲超越这些国家效忠的欧盟，就会永受合法性危机之苦。”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一个欧盟要求其成员国对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各新成员国敞开大门，造成巨大的移民问题，促使斯克鲁顿疾呼“欧洲文明有赖于国家边界的维持”，并严厉指控“欧盟，这个旨在消解这些边界的阴谋，已经变成了对欧洲民主的一个威胁”。他代表保守主义者鲜明表态：“我们承诺于民族国家，而超国家机构没收主权国家立法权的持续企图必须受到抵制。”
在战后左倾共识延续至今的知识界，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固守始终被视为另类，对此他一直以近乎孤芳自赏的态度坦然受之。他一九八二年开办《索尔兹伯里评论》（TheSalisburyReview）杂志作为保守主义的舆论阵地，坚持在主编的位置上惨淡经营，一坐就是十八年，却始终只是“旷野中的呼号”（英国《卫报》，二〇〇三年三月十四日政治专栏纪念文章评语）。在二〇一六年六月欣喜地看到英国脱欧成功之后，斯克鲁顿与其他九名欧洲保守主义同道于二〇一七年十月七日发表体现他基本思想主张的、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任的欧洲》的声明，即“巴黎声明”。旨在扩大战果，似乎也是应者寥寥。但也有令他安慰的时刻：二〇一六年六月获英女王颁授爵士荣衔，又巧合地迎来当月稍后英国脱欧公投成功，在他算是难得的双喜临门。
在我今年七月对他的拜访中，他的自信倔强显而易见，而焦虑忧郁也依然触手可及。他有感于脱欧实施进程之缓慢与混乱，认为当政女首相“太软弱”，“诸事多变”；忍不住抱怨像他这样的哲学家“少人理解”。说到脱欧后英国的前途，笔者问他的国家是否还能像他们的一位前外相所说，仍然“发挥超越自己实力的作用”，他给了个坚定的回答：“是。因为我们有众多的流散社群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多国、美国，或者印度也算上。他们都说英语，践行英国习惯法，甚至采用很多英式风俗习惯。他们对我们的好感，欧洲可比不上！”笔者暗想，他用了犹太人流散社群（diasporas）一词来指称英语系国家，倒也别致，英帝国余晖在这位当代精英身上依稀可见；而英吉利海峡一衣带水之隔，造成英国疑欧、脱欧情绪如此之重，果然其来有自。交谈中他聊起今后的计划是要汇聚青年学生，“传播信息”，使保守主义后继有人。说起英国政坛乱象，他似意有所指地提及做大事业须有忠心耿耿的弟子团队，“就像贵国的孔夫子”，令人莞尔。他还高兴地告诉我，他在牛津攻读神学的儿子此刻在中国的暑期语言学校教英语，舐犊之情难掩，也令笔者感慨当今世界上中国因素的无所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