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有先生与余讨论儒学现代价值。 我想，所谓鉴古以知今，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代道来：
余基本同意对儒学现代价值的正面期待。然须注意今哲“死亡之吻”的警告。其实，这并非只是一个当下问题，反顾历史，从两汉以降两千年间，儒学一再遭遇此种不祥之吻一一被权贵利用，以至官方化、教条化，因而扭曲以至僵死。这在西方也有同例：生动而深刻的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学说，在中世纪被教廷造成桎梏人心的教条，成为欧洲中世千年黑暗的文化原因之一。这除了统治者居心叵测、私心自用外，也与儒学本身弱点有关。儒家优点不少，此不具论，但毛病也不轻，一如孔子罕议性与天道，少作形上探讨，以至儒学缺乏本体论建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中外学者多有议及，此不赘。又如儒家因急于用世，素来依附君主及权贵（与出身底层的墨家大异，也与超世道家不同），太史公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曰，治国不难，不得罪巨室，皆此之谓也。儒家虽同情民众、重视民力保护、肯定民众的基础性社会功能（卓越宏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学也有倡导独立之大丈夫精神的高议，史上亦不乏卓异的践行者（苏武、诸葛亮、文天祥皆是），然而一旦涉及治国，儒家则只讲论治民术（孔子把自己的各种政治没计归结成〝何为则民服〞一一这是孔圣本人的名言）。请问诸君，能从孔孟到汉儒、宋儒那里找到几条主张民众自治的言论吗？孤闻如我者，一直未曾发现。信奉孔孟的士人当官（贪官尚不在此列），无非是研讨、践行〝为民作主”，做得好的颂为清官、能吏，赢得万民伞的迎送。但在中国史上，好象找不到一位请民众当家作主的官员。汉代郡守称“牧”（如荆州牧、徐州牧），以民众为无识无权之牛羊，由皇帝派出的官员牧之、宰之。明清（直至今日）官员皆喜被称“父母官”（老百姓也期待为民作主的父母官，从未想过自已参与作主），治者历来宣布民众所得皆上边的赐予，下人只有叩头谢恩的份儿。（汪洋前几年在广东讲了纠此偏误的话，至今为人称颂，称颂得对！）历代统治者愚民以便治民，是儒法两家共同的政治设计。直到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辈方略陈人民自治之义，但也无法实施，只能以“待访”自期。
今日研儒、弘儒，若忽略此一要点，不求民众自治（法制下的民主制，非指无政府主义），仍难以脱出君主臣奴、民众则在顺民与暴民间徘徊之窠臼。 大众不能成为人格自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全然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思想权、发言权、选择并监督及罢免官员权等等），则国家无论叫什么动听的名号（朝鲜最全了，好象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都与现代文明无关，必致民困国衰。
深通国学又接受西学洗礼的严复，于清末谴责君主专制的首选对象，并非法家，大加挞伐的竟然是鸿儒韩愈，痛斥韩愈名篇《原道》之君主臣奴、民又为臣之奴的观念。严复作此批判选项，原因盖在于韩愈自视（许多人也认可）为孔孟嫡系传人。而由孔子至韩愈的思路，恰是宗法皇权制的治国基旨。谭嗣同把君主专制称之门“秦制”，此不错，但严复更为深刻，他尖锐指出儒家（周制）和法家（秦制）同为秦汉以降皇权专制社会（不宜称封建社会）的精神基石，故必力破之，方有望建设近代国制。其实，严复之前千余年，汉宣帝便不加掩饰地宣称：吾家“霸王道杂之”，将此义讲得率直而通透。
儒学不乏善良（比苛酷的法家可爱），且富于伦常智慧，对国民道德建设贡献不浅（以仁义理智信教化朝野，连一些不识字的庶民都不乏品格高尚者），但儒学于文明的政制建构，可资取用的资源不多。而薄弱于政治建制，再好的伦常在政治实践层面，也只能是无根浮萍，作用有限。
儒学的伦理学说及古来的实践经验，今日当加借取（当然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救治时下的道德沦丧，如青年啃老成风，老人碰瓷索赔，商品假冒伪劣，不讲诚信等等（恶名已播传域外，令人闻之痛心），而以儒家道德中之良品灌输之，或许会有纠偏扶正作用。但企图凭借儒学普治天下诸大端（特别是社会制度层面）则过之。有人甚至主张请出孔子后裔（衍圣公）充任通天大教主，管理全国伦常、国政，这对儒学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讲得文雅点，这样做是画饼充饥，难听点是痴人说梦。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改善文化生态，是当下要务之一。但不宜认定主要依凭儒学（那种认识只会重蹈董仲舒一汉武帝〝独尊儒术”故辙，而这正是儒家首次遭到的死亡之吻）。儒学后来有所发展，恰恰不是因为独尊，而是魏晋间汲纳玄学（佛、道等），隋唐更广为援佛入儒，宋明则将儒释道综汇之，方成就了影响千年的新儒学。现代又有学人融会西学，达成儒学第三期（此尚在过程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未获解决，如内圣与外王如何安置等等）。
若要求得中西文化杰构的会通新创，中华文化可贡献者不菲，然当求之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后世的某些曾被贬称“异端”的学说（如阮籍、嵇康、邓牧、李贽），并引入外学与中学的融铸品，而不可以儒学专之。
拙意以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孔子的“三人行必有吾师”“有教无类〞；墨子的兼爱、非攻、为正义死不旋踵；孟子的民贵君轻、士虽无恆产也要有恒心；《易传》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辩证互动观；庄子的主客参校观；荀子〝载舟覆舟〞之谠议，对生物与非生物、植物与动物、人类与动物差异的精准概括；《吕氏春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呐喊；苏东坡〝横看、侧看〞说；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新阐发；陆游〝绝知此事须躬行〞的名言；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黄宗羲的君臣同事观、公非是于学校观、工商皆本观；顾炎武的区分天下国家观、风俗入文化观、进山采矿以求实证观；王夫之的势一理一天合一历史观（批评人主心术决定论），文化中心多元、文化中心转移观；戴震的由字入道观；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材〞及〝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的否定之否定论说，魏源的“师夷〞说，孙中山力倡的〝天下为公〞说，等等，皆为足可传之千古之文化哲思，经现代诠释（无须牵強附会），可与西学精粹对接、交融，共作新创。前述皆是中华文化对人类普世价值的非凡贡献，外人也普遍承认。不知何故吾国有人将〝普世价值〞（自由、人道、非战、民主、权力分治互相监督等等）全部拱手让与西人，进而将普世价值视作思想敌人，加以严密防范。（据说有令不许用普世价值四字），此实乃绝大的误判！是将中国自外于人类文明大道的错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深度参与了、并将继续参与人类共认的普世价值的创制，这是中华文化的荣耀，它们可以自救吾国，又奉献于世界。
虽前路艰险，但余对吾国前景充满信心，原因之一，是我们有坚韧的历史文化支撑；余且相信，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必会恢复对中国的尊重与热爱，因为我们有优美的文化传统，这传统必将发扬光大！
冯天瑜 戊戌桂月 草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