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功能，要者在展开历史发展过程，明其变易，方能识破兴废成败之底里。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史亦然，须从历史流程（尤其是转折处）着眼。讨论明清文化，需要将其置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加以考究。
一
明清是秦汉以下帝制系列的末端，但这个末端并非细枝微节，而是相当庞大繁复的，与帝制雄阔的开端——秦汉遥相照应。
周秦之际发生中国制度史上的一次大更革。秦代（前221~前206年）是宗法封建分权的“周制”向宗法君主集权的“秦制”变异的节点，这种由“多”而“一”的转折，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已然萌动，故王夫之《读通鉴论》称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经由这种变革，至“秦王扫六合”，一统天下，方正式确立“郡县代封建”的君主集权政制，自此形成的定势，笼罩中国史程达两千年之久，人言：“历代皆行秦政制”，即此之谓也。然而，这精要的概括只讲出史迹之半，秦以下两千年并非单行“秦制”，或如某些昭示“仁政”的帝王及谋士宣称的纯以“周政”治天下。真实情形是：主法的“秦制”与儒家概括的“周制”互为表里、相与交织，帝王无一不左手持儒家经典、右手挥法家利剑，汉宣帝讲了实话：“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拙著《中国文化生成史》下册第九章详论于此，这里不再赘述。
明（1368~1644年）清（1644~1911年）是两千年宗法君主集权社会的晚期，周秦两制交集的制度一如秦汉以来之惯常，不过秦制尤其眧彰，其弊端被时之有识者批评，谋求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清初顾炎武称自己所处时代“已居于不得不变之势”。秦以下，有过汉晋更革、唐宋更革，但那都是在农耕文明—君主集权政治大格局内部的调整。中国历史上突破上述格局、以工业文明—民主政治为目标的大更革，在清末民初方得以展开，而明代及清代前中期恰值这一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希，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降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二
明清处于历史发展的特别节点，略言之——
第一，自秦汉以降，历经多个王朝兴替（不算地方割据政权，列入正史的朝代有：秦、西汉、东汉、魏、西晋、东晋、宋、齐、梁、陈、东魏、西魏、北周、北齐、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西夏、辽、金、元、明、清），而明清是与当下最为切近的两个王朝。此点似乎无须言说，却因其为研讨明清史不可轻忽的基点，故仍当阐明。
去古未远的明清可称之“近古”，其制度与文化，综汇前代，无论从积极意义还是从消极意义言之，都为近现代中国提供了最直接的遗产。这里且不议制度文化与形而上的观念文化，即从可触摸的形而下的器物文化论，唯明清保有较丰富的可供今人观摩的实存体。以建筑为例，中国历朝宫殿无算，但秦之咸阳宫、阿房宫，汉之长乐宫、未央宫，唐之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宋之艮岳，多毁于“改朝换代”的战火，消弭于历史尘埃，只可通过司马相如《上林赋》、曹植《铜雀台赋》、杜牧《阿房宫赋》一类美文，遥想当年宫阙的壮丽，留下远望凭吊的惆怅。今人能实在见到的完整皇殿，只有明清紫禁城，那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的伟岸，彰显帝制的威严；那藏品之渊富，昭示中华声明文物的精深博大。先秦以下，京师、州县城垣更难以数计，当下仍然屹立的南京城、西安城、荆州城、平遥城等硕果仅存者，皆明清所建。战国以降，累代筑长城数万里，而完整保存至今的砖筑长墙只有明长城，吸引中外游客的渤海边山海关、金山长城、八达岭长城、慕田峪长城、甘肃嘉裕关，在在如是。若以典籍为例，巨型类书《永乐大典》、最大辞书《康熙字典》、超级丛书《四库全书》无不集成于明清。
在一定意义上，经由“近古”明清，方能辨识“中古”汉唐、“上古”先秦；透过“近古”明清，方能了然近现代的由来有自。
第二，两朝五百余年是中国史上连续统一时间较长的阶段，只有两汉集合的四百余年统一时段略可与之比肩。
明代从政制、军制、财制、文教制诸方面使掌控一统帝国的秦制得以强化，亦注意发挥周制的调适功能；清承明制，但张大了民族压迫要素（清前期尤甚），又较充分地融汇周制与秦制，集皇权制度之大成。明清的重要历史作用是，使秦汉以来一统国家的建构得以完备与强化，再无分权势力尾大不掉。如果说，汉代封国、郡县并列，唐代节度使掌握军政，导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不时发生（西汉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东晋后的五胡十六国、唐后的五代十国为剧演），而明清制度则杜绝分裂的可能，各种外力与内力皆不足以真正撼动统一大局。然而，明清使秦制极端化，专制罗网严密以至苛酷，障碍社会近代转型，束缚人的自由发展。明清制度的双重功能，为明清后时代提出维护“一统”与突破“专制”这颇相扞格的两大使命，容易顾此失彼，中国近代化进程因以崎岖错综。
第三，明朝是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清朝是继元朝后第二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大一统王朝。
传统中国有几个重大分野，为士众念念于兹，其中与“君子小人之辨”相提并论的，便是“华夏夷狄之辨”。明清易代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还有“华夷换位”含义，这是非同小可的一大变故，黄宗羲称之“天崩地解”，王夫之称作“地坼天乖”、“天崩地裂”，不仅震撼中国，在朝鲜、日本等汉字文化圈诸国也引起强烈反响。因此，清末的社会变革，不仅要实现时代性递进（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皇权专制向宪政民主转化），还要解决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的民族性存续问题（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都曾以“反清复明”作号召，“排满”具有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作用）。更重要的是，时至清中叶以降，国人在抗御西力东侵之际达成中华民族共识，这是尤具深远意义的新的民族主义命题。古老的“华夷之辨”又迭加近代民族理念的形成，构造了近古数百年，尤其是晚清数十年朝野竞相求解的绝大题目，多少事变、多少人杰都围绕此题运转。这是明清史的复杂性超迈前朝的所在。
中国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文化认同，是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错综进程中得以实现的。一个众族共生、多族互动的古老大国铸造近代民族国家共同体，较之单一民族国家（如日本、德意志）的近代立国远为困难。而明清两代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详辨的是，清朝既有民族压迫深重的一面（以满人入主中原初期为甚，清末推出满洲亲贵主导的“皇族内阁”为其回光返照），又有满汉成功交融的一面（汉人士子在清朝发挥重要作用，康雍乾诸帝对汉文化的精深修养为其表征），还有实现诸民族亲和的一面（朝廷特设承德避暑山庄接待北方及西北诸族首领，展示了谋求民族团结的智慧），识者当全面观照，不可偏执一端。
第四，两朝皇权制度完备，汉、唐、宋抑制皇权的要素（如贵族权、相权等）被大为裁抑，明清攀援至君主集权制的顶峰。
明代削夺封建贵族权力（永乐以后诸封王“授土而不临民”，王侯未获诏旨不得进京、不得相互联络，禁止干预地方政务），废除秦汉以来沿袭千余载的丞相制度，皇帝直辖六部和行省三司，内阁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还受司礼监制衡，又有厂卫严密监控，皇权几近极至。清承明制，明代中央集权体制基本照单全收，但保留满蒙贵族特权，又增设军机处，皇帝在几名近臣辅弼下独揽朝政。明清的皇权政治多有“不衷古制”的弊政（如明代频繁更迭以至杀戮首辅、廷杖处罚朝官，清代以文字狱恐吓士人，令其就范文化专制），其流弊之一是败坏官风、挫伤民气。现代哲人反思的“官腐民懦”“精神胜利”“看客心理”等“国民劣根性”，其近源正在明清专制政治对官民的精神戕害。
明清皇权专制达于极端，而声讨皇权专制的思潮也潜滋暗长，但皇权制度根深蒂固、皇权思想影响力劲拔，久久控扼朝野，即使清末革命洪涛掀翻帝制，而民主政治仍遭遇难产，这与明清皇权专制的强势遗传颇有干系。
第五，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成熟期，达到农业文明的最高水平。
明清的生产力规模，早期工业国尚不能望其项背。综合各种统计，18世纪前后的中国GDP约占全球二至三成，其经济体量世界第一（但大而不强），并对早期工业国的产品有相当排拒力，而丝绸、瓷器、茶叶深受海外欢迎，因此外贸一直巨额出超。史载：18世纪中叶，中国每年出口欧洲的生丝约1万担，价值约140万两白银；英国人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述：乾隆间，每年由外国商船运到欧洲的华茶约2000万磅，价值近400万两白银。当时正值西班牙等殖民主义国家在美洲墨西哥等地开采、冶炼白银，西方以之换取中国产品。从明万历开始，西班牙银元（时称“本洋”）流入中国，清中叶达到高峰，中国成为白银库存量最多的国度，德国人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载：1545年到1800年，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6万吨。1/3到1/2的美洲白银，最终输向中国，西方因以发生“银荒”。直至19世纪初中期，“世界工厂”英国的商品也难以打入“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中国市场，于是通过鸦片贸易使白银从中国大量外流，又令中国人体质精神双双孱弱，成“东亚病夫”，以便驱使。此祸延绵百年。
明代中后期，既有资本（白银），又有国际市场，长江三角洲、晋东南等地商品经济繁荣，“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区域商品市场形成，晋商、徽商、浙商名满天下，在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对商品经济的抑限，专制皇权（通过皇庄、皇店，矿监、税使）对民间工商业的超经济剥夺，使资本主义萌芽如大石镇压下的植物，难以健康发展，一度享誉天下的工商品牌大多成“断尾青蜓”（晋商、徽商乃至广东十三行中的著名的商号皆未延传下来），绝少日本的住友（1590年开端）、三井（1673年开端）、三菱（1870年开端）、安田（1863开端）那样持续发展数百年的工商企业。此种情形延至当代，调查显示，今之日本有150年以上历史的企业高达21666家，而中国仅有“六必居”、“张小泉”剪刀、“陈李济”、“同仁堂”等为数极少的“百年老字号”（多为餐饮业、中药店及小手工业）。
明清鼎革之际大规模战乱的摧折，使商品经济遭受重挫（“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正发生在工商业经济、市民文化最发达地区）。清初减免明代“三饷”、实行“摊丁入亩”，此皆善政，对复兴农业经济功不可没，“康雍乾盛世”由此奠定物质基石，然这类“轻徭薄赋”举措皆不逾古典范域，并无近代新机制可言，故清中“盛世”不过是旧道踱步。明史专家李询说，明清“只有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而没有资本主义确立时期”。诚哉斯言！
第六，国际环境异于往昔。
如果说汉、唐、宋面临经济落后、武功强劲的游牧民族来袭，“御胡”是基本的国防任务，明代依然如此（抵御北元和满洲），然晚期又有携西方早期近代文明的传教士来访，在中国文化池塘吹起涟漪。这是继晋唐间南亚佛学入华之后，中国文化线与外来文化线的第二次交会。清中叶以降更有经济先进、船坚炮利的西洋殖民者入侵，国防重心从西北“塞防”转为东南“海防”，中国遭逢数千年未遇之强敌。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无法沿固有轨迹运行，被动卷入世界近代化滚滚洪涛之中。
明初有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的空前绝世壮举（航海技术之高、船队规模之大，均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西方诸次远航之上），展示了高级农耕文明和一统帝国的富强和对外展拓能力。然而，此一远航虽推进了商贸发展，然主旨并不在此，昭显帝威才是宏愿所在。乏于经济收益及社会动力的政治性远航被时人视为劳民伤财、无益有害的弊政，在发动者永乐帝、实行者三宝太监相继辞世后，必然人亡政息，难以为继，不仅自弃巨舰，连远航档案都加以销毁。诚如梁任公《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所谓：哥伦布、达·迦马后有无量数哥伦布、达·迦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加之明清两朝相继厉禁民间海洋航运，中国自行退出15世纪末开端、一发不可收的世界大航海潮流（也就止步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的门槛之外），中国在中世纪的“先进”地位就此打上句号，等待着四百年后西洋人以枪炮和工业品击破闭锁的国门。
自己终止“走出去”，必然被外人“打进来”，这是明清史昭示的教训，也是从分散趋向整体的近代世界史作出的结论。
三
文化的某些成分（如风俗习惯、行为方式、艺术形式的若干断面），不一定有先进落后之别，如中医与西医、筷子与刀叉、京剧与歌剧、水墨画与油画，各具特色、各有优长，不必作线性比较；而物质文化（以生产力水平为主要标志），还有制度文化及观念文化的某些部分，在历史行程中后浪逐前浪，存在先进落后的线性序列。以后一侧面而论，明清五百年，是中国在世界文化总进程中，从先进跌入后进的历史转折阶段。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宋代生产力及科技、文化水平领先世界，明至清初大体与欧西持平，清中叶以降则落入“后进”行列。这并非是清代在衰退，而是因为自恋于“天朝上国”，固步徘徊，被国人十分陌生的工业化西洋及后起的东洋日本弯道超越（鸦片战争中国败局已定之际，道光皇帝还不知对手英吉利是何方神圣，是否与大清接壤；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方朝野对新兴的日本茫然无知），陷入落后挨打困境。
近代以前，国人以“声明文物之邦”傲视群伦，很少作文明水平的国际比较，我们只得从外国人的评华言论中略见大貌——
元初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大都、杭州充满景仰，对“契丹”（实为中国）文明的先进性多有佳评；明末清初来华西人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白晋、张诚等留下多种对中国的观察记录，褒贬杂陈，却未见从总体上指中国“落后”的言论。
18世纪的西欧，推崇中国文明（伏尔泰、魁奈等）、贬抑中国文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并存，然推崇占主导。18世纪末叶以降，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效以加速度显现，中西文明水平差距急剧拉大，发现中国落后的西人，由凤毛麟角变得如过江之鲫。乾隆五十八年八月（1793年9月）为乾隆帝祝寿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窥破貌似强大的“中华帝国”的虚弱本质，将清朝称之“泥足巨人”。这是外人关于中国已入颓势的较早评述。
19世纪入华西洋传教士、商人、军人、外交官、学者的中国见闻录，更充满指中国“落后”的记录（林乐知、李提摩太、戈登、赫德等人的评华言论有许多尖锐批评）。同为后进国的日本于江户幕府末期，在锁国两百年后，首次派官船“千岁丸”造访中国上海，随船日本武士原先多对文化母邦中国怀有敬畏，但他们目睹的清朝，一片破落景象，官腐民弱，日本武士的中国观遂由崇仰转为鄙夷，甚至萌生“率一万骑，扫平中国”的狂念。须知，那时的日本尚处半殖民地弱势状态。
至于中国人，在门户开放后也开始注意中外比较，发现自身的落后，如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有六“不如夷”之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而承认落后，正是奋起直追的开端，“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王韬更一反仅仅把西力东渐视作灾祸的观点，认为这同时也是中国进步的契机，他1864年所撰《代上苏抚李宫保书》指出：“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
自孙中山以来，觉醒、有担当的中国人高唤“振兴中华”，便是要抓住这“不世出之机”，从近二百年颓势中超拔出来，追向世界文明的先进行列。
四
以上概述明清所处的历史方位，由此派生的明清文化因以呈现“集古”—“萌新”的双重属性。
其一，明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总汇期。
典籍整理、文化集成工作自明而清，以空前浩大的规模展开，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辞书《康熙字典》，丛书《四库全书》均为中国乃至世界相关典籍之最。
订正、考释古典的考据学始于明中叶（杨慎等为代表），清中叶更为学术主流，代表学者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段玉裁、程瑶田、金榜、孔广森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阮元代表的“扬州学派”（任大椿、焦循、汪中等）。乾嘉考据学对古代典籍作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全面总结，使得数千年来各个学科、各个领域的专门之学得到发掘、彰显和条理化。其研究对象重在古籍、古史、古器物，治学态度如“老吏断狱”，“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理性态度、实证方法，与近代科学并无二致，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近现代学术影响深巨。
明清集传统科学技艺之大成，药物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农学总成且汲纳西学的徐光启《农政全书》，手工业技艺百科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地学杰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造园绝世经典计成的《园冶》，沿袭两百余年的雷氏建筑术（仅国家图书馆就珍藏“样式雷”两万多张建筑图样），等等，均达到前工业时代的最高科技水平，即使今日观之，也颇有发明、发现方面的启示。
其二，程朱理学主导精神世界，继之心学崛起，又复归于程朱，构成明清形上学的圆圈，晚清新学勃兴方突破此一圆圈。
自晋唐以降，佛教与道教在信仰世界的影响力愈益增强，儒学退守，至宋明，儒者在消化吸收佛道思辨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类似晚周孟子“辟杨墨”的“辟佛老”努力，一种思辨化的、以伦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在宋代兴起，提供克服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精神武器。中经元代，至明清，朝廷推尊理学，将二程朱熹论证的“纲常”“天理”规定为伦理、政治指针，《四书》朱注成了科举考试范本。富含理性和民本精神的儒学，因为官方片面伸张、强力推行而趋于僵化，衍为一种御用的“制度化儒学”，礼教渐趋严密地桎梏公私精神生活，与亚里斯多德学说在欧洲中世纪教条化的情形颇相类似。而明中叶崛起的阳明心学，强调个体心性修为，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有思想解放意蕴在。由阳明学衍生的泰州学派反映市民阶层突破礼教樊笼的诉求。
与心学在明末走向空疏相抗衡，眼光投向社会实际的经世实学也有发展（自明末至清末多种“经世文编”的修纂显示此学的昌盛），架设通向近代新学的桥梁。
极端的专制皇权激发明清之际“非君论”涌动，在市民文化及党社文化中产生出继承并超越先秦“民贵君轻”说的“新民本主义”，不仅谴责个别暴君、昏君，其批判锋芒普遍地指向“今之君”，即秦汉以降皇权专制制度下的全体帝王（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唐甄《潜书》为代表作）。拙著《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有详论，此不赘述。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潮别开生面，但在皇权高压下，此种思潮只能暗流潜行（“待访录”“潜书”两书名传神地表达了此种窘态），且在清中叶沉寂百余年，嘉道间的龚自珍、魏源重振其说，成为近代民主思想的前导。而近代新学萌动之际，颇多对“晚明遗献”的借助，这正是一种“以复古求解放”的历史辩证法之显例。
其三，伴随城市经济发展，市民文学蓬勃兴起。
俗谓：中古至近古文学主潮经历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几阶段。小说确乎是近古最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明清小说从“魏晋志怪志人—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一路走来，渐成洋洋大观。传奇、话本都是短篇，明清短篇精进不已（明末“三言二拍”，清代《聊斋志异》皆短篇集合），更涌现长篇巨制，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英雄小说《水浒传》，神魔小说《西游记》，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成为古典文学新的楷范。
明清出现将小说、戏曲提升到与诗文并列地位的议论，甚至认为其教化功能可与经书相比配。明人李贽称《水浒传》和《西厢记》“皆古今至文”，公安三袁服膺其说；清人金圣叹称：“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明清小说在思想及手法上一创全新格局的是《红楼梦》。
小说、戏曲繁荣，文学走出象牙塔，活跃于市井勾栏，为雅士俗众共赏。加上童蒙读物流行，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以明清为最。
其四，“西学东渐”、“东学西渐”双向互动。
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远西奇器图说》等），清代顺康两朝，皇室爱好西学。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来华耶稣会士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种精神借鉴。西学东渐、中学西渐乃17、18世纪中西文化史上的盛事。由于清廷和罗马教廷两方面的原因，这种东西文化互动在清代雍正、乾隆前后中断百余年。清末以降，伴随西力东侵，马礼逊、丁韪良、傅兰雅等欧美新教传教士来华，在宗教殖民的同时传播西方近代文化，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中国士人有辅译之功。严复等启蒙思想家躬亲西学译述，使“西学东渐”在更高层面和更广范围得以展开，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自治论、民族国家论及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激起波澜，学堂、报纸、图书馆等近代文化设施雨后春笋般涌现，新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得以专科发展，知识分子取代士大夫成为文化人主体。王国维把“西洋之思想”比拟为“第二之佛教”，并预期对中国学术文化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必是中西之学的“会通”者、“化合”者。王国维断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梁启超更寄望中西文化“结婚”，以产出健美的“宁馨儿”，以强吾宗。
新学取代旧学似成一不可逆转之势，然被统称“旧学”的传统文化自有其深巨潜力和广远影响力，在近现代文化进程中发挥无可替代的、或显或隐的作用，故“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中西文化激荡（既相冲突又相融汇）构成清末民初的重要景观，戊戌变法前后展开的中西古今的体用之辩，透露中西会通的广度、深度及难度（此辩在学理层面、社会实践层面一直延伸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