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清以来，大众对于国史最熟悉的段落，大概是“三国”；最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可能是“桃园结义”“三顾茅庐”“赤壁大战”；最倾注爱憎情感的历史人物，大约为刘备、诸葛亮、曹操。这可以称之为“三国文化效应”，而引发此种效应主要得力于元末明初罗贯中所写的史传文学《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既不像《东周列国志》那样对史事作忠实的通俗铺陈，也不像《封神演义》那样恣意虚构，将殷周鼎革写成神话，而是“据正史，采小说”，讲述的基本史事和历史演变大势均“据实指陈，非属臆造”，但题材取舍、人物描写、故事演绎则广纳传说野史素材，并借助艺术虚构。在受众那里，《三国演义》经常被当作三国信史，故清代史家章学诚称《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至观者往往为之惑乱”。章学诚讲的观者“惑乱”，就是信史与史传文学两者间的矛盾性给读者带来的困惑。今日大量呈现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也给人们提出同类问题，值得关注。

《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依据的主要是西晋陈寿《三国志》及南朝裴松之《三国志注》。作为中国“正史”之一的《三国志》，是一部关于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三国志》叙事精炼，素称良史，然有叙事简略之短。南朝宋文帝时，史家裴松之奉旨为其作注，博引群籍140余种，注文多出《三国志》本文3倍。《三国志》和《三国志注》，大体提供了三国信史。罗贯中正是依据它们提供的基本历史架构，综合民间传说和戏曲、话本，倾注自己的社会人生感悟，创作出构思宏伟、颇具史诗品格的史传文学《三国演义》。

总观《三国演义》对魏、蜀、吴三个集团的描写，大体符合史事格局，反映了由汉而魏、由魏而晋的政权更替统系。可见作者重统而不违史，保持了对《三国志》的承袭关系，但人物形象刻画、细节描写多有虚构，以服务于拥刘贬曹的需要，突出斥奸颂仁、誉忠责篡的政治诉求，其艺术效果是强烈的。

一般认为《三国演义》“七实三虚”，而我认为尚未达到“七实”，凡精彩情节多属虚构。《三国演义》中关羽的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等壮举，或为移花接木，或为纯属创编。诸葛亮事迹，隆中对有史据，而其军事成就多转借他人，如草船借箭乃孙坚、孙权父子所为。总之，对于《三国演义》我们只能以文学作品欣赏之，从中获得某种历史感和充分的美学享受，切勿以信史待之。

从如何看“三国”这一论题可见，信史与史传文学之间是既有联系又大有差异的，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法国历史传奇作家大仲马说，他把历史当作挂衣服的钩子，衣服则是他缝制的。大仲马的《铁面人》《三个火枪手》《基督山恩仇记》分别写路易十四时代、路易十五时代、后拿破仑时代，其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给人以艺术享受，但我们不必也不应当从这些小说获得信史。对俄法战争史有精深研究的托尔斯泰所著《战争与和平》，不仅严格遵照历史真实框架来撰写，而且十分讲究细节真实，可以作为19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看待，但我们不必也不应当将这部小说当作俄法战争的信史。当然，不同的史传文学与信史的接近程度不同，《战争与和平》比《铁面人》更接近信史一些，《东周列国志》比《三国演义》更接近信史一些。但即使是《战争与和平》也不能作信史看待，《东周列国志》更不可取代《左传》《战国策》。

当下，史传文学尤其是大量历史题材影视剧广为播放，关于历史人物的史剧扑面而来（种种“戏说”“传奇”尚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及历史常识的功能，但对这一功能不可期望过高。优秀的史传文学应当揭示历史的本质真实，但既然是文学，必然有虚构，所述人和事不一定都是历史实际甚至多半不是。完整而科学地讲述历史是信史的使命，不能以之苛求史传文学。同此，虽然若干信史写得富于文学性，《史记》便有“无韵之离骚”的美誉，但不能要求信史纵飞想象空间，充分满足人们的文学赏析需求。

总之，“文”与“史”固然不可分家，但又不能混淆。文史各有职能，文学求美，史学求真，即使达成真美统一的上乘之作，文学与史学的主要功能也不能相互取代。一旦以“文”代“史”，便会导致章学诚所言的观者“惑乱”。不能因这种“惑乱”去责备史传文学，应该对“惑乱”负责的是人们混淆了“文”与“史”。作为观者的我们，要想不受“惑乱”，就要学会把握信史与史传文学的联系性与差异性，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

（作者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