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系  

新修清史是我国当今一项重要的历史编纂工程，一直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些针对新修清史的批评声音，其中有一些是学术的立场进行的批评，有一些则并非基于学术立场的严谨批评，引发了不少争论。

在当今中国网络上，有一个ID名为“一道闪电”的网友，他经常发表一些有关元、清两朝历史的相关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宣传“元清非中国论”。笔者曾撰文批判之，近年来，该网友又撰写了一些有关新修清史的相关文章，基于“清非中国”的立场对新修清史进行了一些评判。这种基于大汉族主义观点对新修清史进行的所谓“批评”，史观混乱，学术错讹之处甚多，在此不得不撰文予以回应，以正视听。

一、以“清朝非中国”为理论基础反对清史编纂是引鸩止渴

纵观“一道闪电”对新修清史评价的网络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篇：《重修清史，又一部〈清史稿〉》、《新修清史要靠大字报开路和保驾吗？》、《清史学界不能强行自行政治化，自封“宣传家”》等文章。总体上来看，其立论基础和理论主张，都是错误的。

“一道闪电”撰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对新修清史以及中国的清史学界的一些观点进行批判。可是，他似乎不愿意搞清楚新修清史的基本观点究竟是什么。例如他认为，“新修清史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康乾盛世”不可怀疑，另一个更重要，他们认为：清朝奠定了中国版图，功勋标彰”，然而，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证明新修清史一定存在“清朝奠定了中国版图”、“康乾盛世不可怀疑”之类的观点，即使参与编纂清史的一些学者持有上述观点，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必然会将这些观点写入尚未出版的新编清史之中。又如，“一道闪电”转述了边家珍、李自然二位先生的《试论清初满洲贵族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主旨》一文，认为该文中所谓剃发易服“终可使满汉消除隔阂，认同于满汉一体，天下归一，增进了清帝国的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就是新修清史对剃发易服的观点，这种以个别学者的见解硬加到新修清史上的观点，也是毫无根据的捕风捉影。又如，“一道闪电”为了证明其“清朝非中国论”。曾引侯杨方先生的观点，侯先生认为“中国”成为正式的国号，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其简称即为“中国”；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简称“中国”；此前的“中国”一般指的是中原王朝或中原地区，并非国号。而“一道闪电”则认为这是一种诡辩术，在他看来，“这点可笑又荒唐，法国的国号是什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哪个是国号，之前就没有法国了？”其逻辑是难以自圆的，侯先生论述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国号”是否在古代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公开声称1912年之前没有中国。由此可见，“一道闪电”往往对他所批判的学者的观点，采取故意曲解的态度，必须受到严格的检视。

那么，“一道闪电”为什么对新修清史产生如此大的成见呢？观其前后发言不难发现，他对新修清史的否定，完全建立在所谓“清非中国论”的观点之上，然而，以“清非中国论”的观点来批判清史学界和清史编纂，不仅不能达到其想要的效果，相反，却只能起到相反的效果。这种观点本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必须予以批判。

首先，“清朝非中国论”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中国古代历史，这种论断首先将古典中国看成一成不变，其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古代中国并非时时刻刻皆是政治上的统一体，而是存在着统一和分裂交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战争和冲突，但最终走向了统一。在此过程之中，不仅汉族参与了统一中国的塑造，少数民族也参与了统一中国的塑造，双方的统治阶级在此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建立的王朝，他们同汉族统治阶级建立的王朝往往处在竞争甚至敌对的关系中，例如宋、辽、西夏对峙的时期，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政权所统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用国与国的关系来界定，这一点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早有论述，兹不复述。但是，如果坚持认为只有中原汉族政权才代表历史上一以贯之的“中国”，而将辽、金、西夏，皆看作“非中国”，显然是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试问，如果辽、金、西夏等政权皆“非中国”，不属于中国，又能属于哪个国家？此说不仅学理上不能自圆其说，政治上更极为有害。

其次，“清朝非中国论”不符合世界普遍认知，只能造成对国史研究的错误认识。当今世界，认同少数民族征服王朝或者“异族征服”政权为本国史的国家比比皆是。如印度，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是莫卧儿帝国，其统治阶级不仅是来自中亚地区的外人，而且其文化、语言、艺术等各个方面都十分突厥化和波斯化，同古典印度文明差距甚大，而且莫卧儿帝国的皇帝是帖木儿的后代，帖木儿和其子孙都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和其事业的继承者，连“莫卧儿帝国”这个国号的含义都是蒙古而非印度。然而，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长期被印度化，已经够产生了印度人的心态，在1857至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中，为了反抗英国殖民者，起义者将莫卧儿帝国末带皇帝巴哈杜尔·沙重新拥戴为印度皇帝，其两个儿子也最终殉国，这说明莫卧儿帝国早就是一个印度的政权。所以认为“莫卧儿帝国非印度”，泰姬陵不是印度的文化遗产，显然是荒谬的。又如英国，英国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外族统治时期，曾经出现过丹麦人王朝、诺曼人王朝，如号称“征服者”威廉建立的诺曼王朝的统治阶级来自法国，在其宫廷内部曾一度流行法语。甚至现任英国王室温莎家族，其祖先是来自德国的韦廷家族，其所建立的王朝国号曾经是纯德国式的“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难道据此可认为英国历史上曾经大部分时代是亡国的时代，甚至英国今天依然处在“德国殖民时代”？再如当今希腊认为历史上存在的斯巴达、雅典、马其顿等古国“都是希腊”、都“属于希腊”，殊不知在古代希腊世界，希腊仅仅是文化概念，不仅斯巴达、雅典之间互为敌国，而且亚历山大大帝所来自的马其顿人建立的马其顿政权曾经被不少希腊城邦视作野蛮人而非希腊人，难道据此可认为马其顿政权“非希腊”？所以，以世界标准来看，我国承认为同汉族存在长期交往和联系的蒙古族、满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王朝为我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王朝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最后，“清朝非中国论”是对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不尊重，更是对近代中国诸民族共同反抗殖民主义侵略事业的不尊重。持“清非中国论”者，混淆古今，将清朝视作“殖民统治”，完全混淆了历史和现实。且不说现代中国语境里的“殖民”和“殖民统治”仅适用于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过程，将其用在古代史上就是一种滥用，仅就近代史而言，林则徐、关天培、邓世昌等民族英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热爱的中国只能是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如果“清非中国论”成立，那么如何评价这些彪炳史册的爱国者呢？“清朝非中国论”的存在也是对近代中国人民革命历程的不尊重。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最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我国各个民族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利害冲突，都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清非中国论”者夸大了辛亥革命时期“驱逐鞑虏”的口号的意义，对辛亥革命成功后，全中国社会没有实现所谓“驱逐鞑虏”，反而实现了“五族共和”这一历史事实刻意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能从阶级观点出发，认识到清政府的本质是地主阶级的封建王朝。然而，早在那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坚持认为，哪怕统治中国的皇帝是汉人，依然要推翻之。持有“清非中国论”的人，在中国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上开倒车，其视角显然是极为狭隘的。

二、“一道闪电”对“版图中国论”的歪曲

“一道闪电”在文章中，为了证明其“清非中国论”，经常以“版图中国论”作为批判对象。这种手段是一种故意的歪曲。在“一道闪电”看来，“版图中国论”就意味着肯定清王朝统治的正义性，甚至延伸到肯定洪承畴、尚可喜、施琅等人的问题上去，这是一种逻辑上的错误解读。事实上，谭其骧先生等人提出的“版图中国论”，仅仅是为了界定历史上在我国版图内不少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性质。这种界定，不仅在我国存在，在世界任何国家都存在，而且对于很多敏感性的政权，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着争议（例如中韩两国之间的高句丽政权性质的归属争议）。不过，“版图中国论”并不意味着完全肯定清王朝统治者所从事的一系列战争性质就是“正义”的，如此认知仅仅证明“一道闪电”既无心仔细解读各位学者的观点，更无意于彻底澄清历史事实，阐述正确的历史观。

为了否定清朝的中国王朝的历史地位，“一道闪电”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所谓“中国版图二战奠定论”，他认为“殖民地有权继承宗主国”的条约，中国的版图继承于二战，同清朝无关。然而，不论是辛亥革命成立后的中华民国政权还是我国政府，都没有在任何宪法和法律文件中规定清朝是“殖民政权”。从历史上来看，任何国家疆域的形成，不仅经历了现代国际法的规定，更是长期以来多民族交往、融合的产物，也是长期历史实践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对中国的疆域奠定起到了一定作用，在这里，自然不能彻底抹杀清朝和元朝的历史作用。因此，依靠反“版图封建论”为根基来支持“清非中国论”，是错误的。

三、是谁在“扣帽子”、“打棍子”？

以上可知，“一道闪电”的文章，总体来看有过度解读之嫌。“一道闪电”等人，却认为所有的清史学家是“扣帽子”、“打棍子”，新修清史是“伪作”。事实证明，以“一道闪电”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者，才是真正在扣帽子、打棍子。

首先，这些大汉族主义者在话语上有着鲜明的“文革遗风”。在他们眼里，世界非敌既友，要么是所谓“皇汉”，要么是所谓“满遗”。他们给清史研究制造了各种罪名，认为清史研究者都是“政治挂帅”。但实际上，其本质是让清史研究屈从于他们的“清朝非中国论”，例如，在对待清史学者阎崇年先生的态度上，他们不仅不赞同学术讨论，也没有对阎崇年先生的观点进行就事论事的反驳和批判，反而对某位所谓的“传统文化复兴者”殴打阎崇年先生的行为叫好，这同他们所声称反对的“清朝遗风”相矛盾，殴打老人这种行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封建主义遗留的野蛮风气。实际上，他们的清史观是极端情绪化的，很多人的发言，充斥着狭隘、戾气，同真正的清史研究相差甚远，也受到了真正有理性的学者的抵制。

其次，这些大汉族主义者鼓吹的“文化道路”，是一条倒退的道路。所谓“文化中国”是什么呢？难道是诸子百家、经史子集？还是适应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的“仁义礼智信”？当然都不是。其实，他们想要恢复的，就是早就被国人抛弃的“华夷之辨”。“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的产物，不可否定的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华夷之辨”有着一定积极意义，例如在南宋末年和南明时期，那些主张抗元、抗清，保家卫国的人物，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推崇的优秀楷模、民族英雄，也受到了敌人的尊敬，就连元、清两朝统治者也都十分推崇之。他们脑海里的“华夷之辨”有一定的保家卫国的含义。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家园，各民族之间皆为同胞，在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鼓吹“华夷之辨”，不仅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复古倒退，而且必然要在各个民族之间制造不和和矛盾，总体上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纵观这些大汉族主义者的主张，即使他们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但从他们的攻击性言论可见，其截然对立的方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只能制造问题。因此，“一道闪电”等人所鼓吹的“清非中国论”，是一种错误的、歪曲的历史观，他们对清史研究的“批判”，最终无法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四、结论：新修清史无可厚非

新修清史，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工作，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长期以来没有一部高水平的断代史，而民国时期修订的《清史稿》，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多错误，而且由于其编纂者是有着较强封建意识的清朝遗老，其立场也存在着一定问题。因此，新修清史很有必要。纵观我国历史，后人重修前代史的现象屡见不鲜，如在南朝宋，范晔就在前人的基础上重修《后汉书》、唐太宗李世民在继承前人所修《晋书》基础上重修《晋书》，唐代的李延寿私修《南史》、《北史》，民国时期学者柯劭忞重修《新元史》等等，所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继承前人遗志，重修清史，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治史文化的发扬，也是一件功在子孙后代的大事。

重修清史，固然要避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美化，要指出清朝统治阶级犯下的一些罪行，但也要公正客观评价清朝，做到不隐善不讳恶，发扬中华民族“董狐之笔”的优良传统。然而，那些基于所谓“清朝非中国”而反对新修清史的观点，显然是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挂帅，存在着民族、文化、政治上的偏见，必须受到严肃的批判和自觉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