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磊，供职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学系。

随着明朝热的蔓延，一部分网友开始指责起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认为清朝没有完成近代化转型，他们认为中国近代化转型早在明代末年就已经有眉目了，而清朝统治集团是一个文化后进的统治集团，打断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这导致了一些极端网友抓住清朝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和清朝皇帝的非汉族身份大做文章，大肆进行民族攻击，污染了网络气氛，阻挠了正常讨论的进行。

在当今网上关于晚明科技成果的讨论一般都集中在军事科技领域，这些讨论本身沿袭了史学界关于晚明社会变革的界定，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这些言论将火器史同科技史相互混淆，认为明代火器独步于世界，只是清军入关不重视火器，打乱了火器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些网络言论遭到了一部分有责任感的网友的批判，网友们拿出翔实的资料，他们指出，明代以军事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创新，其实质内容多为仿制、抄袭国外先进成果。例如神机营的创立是学习交趾之法，弗朗机的引进、棱堡技术在书本上的引进是学习欧洲的成果，明代中国的军事科技和其他科技成就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社会，那种认为明朝科技水平独步全球的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明清两朝的科技成果呢？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所导致的四民社会制度、腐朽的专制皇权体制、无官不贪的封建官僚制度，才是导致中国科技创新无法培育出现代化的因素的根本原因。

明代知识分子的科技创新努力极其失败

不可否认的是，明代中后期，一方面，随着专制皇权制度的腐朽没落，社会风气逐渐开放，明初高度集权、血腥、恐怖的专制局面不复存在，为学术的创新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不断进入中国，社会上一些同传教士多有接触的士人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基督教，并且将它们介绍到中国，这些人的努力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的成果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值得国人为之骄傲。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明末的专制皇权制度依然存在，伴随着专制皇权制度而存在的官僚制度，依然在各个方面扼杀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科技创新。现列举几个比较重要的科技创新的知识分子以说明问题。

我们先谈谈徐光启。徐光启是万历到崇祯时期一位著名的士大夫，官至礼部尚书。他对西洋火器、西洋历法都有着很深的研究，徐光启一辈子最重要的科技成果可谓是《崇祯历书》的编纂，该书在明末已经编写而成，继承了西方很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甚至也介绍了西方方兴未艾的日心说，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该书的编纂恰恰是为了修改腐朽的明王朝二百多年都未曾修改的，继承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局部修改而成的大统历，仅此一点就恰恰说明中国的天文学、历法学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而且徐光启的科学成果实际上多来自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传授，并非自己原创。如果从徐光启的政治生涯来看，其人晚年生活在崇祯时期，此时明王朝大厦将倾，仅靠徐光启一人根本无法挽回局面，虽然他引进的红衣大炮在抗清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明王朝腐朽不堪，冤杀大将袁崇焕，在此后的抗清战争中也没有充分发挥火器上的相对优势，反而让后金也获得了火炮技术。因此徐光启的活动是无法挽救大明王朝的灭亡的。

再说孙元化。一提到徐光启，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孙元化。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和武器专家，他所编著的《西法神机》、《经武全书》等著作详细介绍了西方先进火器技术，其《几何算法》也是介绍西方数学的重要专著，他的这些科技成就依然是由利玛窦处获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虽然有一定科技知识，但是他并没有获得进士功名，只具备举人身份，在仕途上不太顺利，天启二年（1622），孙元化向朝廷条呈《备京》、《防边》两策，受到朝廷的重视。兵部尚书孙承宗出任蓟辽督师，用孙元化为监军。他协同袁崇焕驻守宁远，由于奸人魏忠贤专权，袁崇焕被迫引退，孙元化也被罢官回乡。崇祯即位后孙元化复出，在袁崇焕死后，孙元化随孙承宗镇守山海关，后升登莱巡抚。孙元化在登州网罗人才，组建一支葡萄牙外籍军团。然而，孙元化的军事统帅能力严重不足，他接收了皮岛的叛将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人，结果他们于崇祯四年八月发动兵变，孙元化又犯下了过度绥靖的错误，要求朝廷以招抚为主，以至叛军攻占登州，孙元化自杀不死，从登州出走，最后被朝廷抓捕斩首处死。

最后说说茅元仪。茅元仪（1594年9月17日—1640），字止生，号石民，明代文学家茅坤之孙。他自幼喜读兵农之道，曾任经略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用。茅元仪目睹明朝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武备志》总结了明朝二百多年的军事技术，虽然不免有不少错讹，甚至也有不少在今天看来属于封建迷信的内容，但仍不失为当时的一部重要的兵书。但是，《武备志》并没有给茅元仪带来多少好处，他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与同僚鹿善继、袁崇焕、孙元化等人一起，在山海关内外考察地形，研究敌情，协助孙承宗作战，抵御后金的进攻，并到江南筹集战舰，加强辽东水师，提高明军的战斗力。由于阉党魏忠贤专权，孙承宗被排挤去职，茅元仪也随之被削籍，于天启六年（1626）告病南归。次年十月，朱由检即帝位，随后杀魏忠贤，阉党势力大落，茅元仪即赶赴京城，向新帝进呈《武备志》，因被权臣王在晋陷害，被放逐到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1629）冬，后金骑兵直扑北京，孙承宗再度受命督师。茅元仪辅佐孙承宗收复四城，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也因功升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不久，水师发生兵变，他受到同僚的嫉妒陷害，又被权臣梁廷栋所忌遣戍福建。此后，茅元仪再也没有机会为国家服务，一直受到权臣奸党的排挤而在江湖上流亡，家产耗尽，寄人篱下，最后于崇祯十二年（1640）纵酒而亡。

从这三位有代表性的明朝知识分子的遭遇可以看出，明代腐朽的专制皇权政治，恰恰是阻挠他们发挥才干的重要原因。在今天，我们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待他们，将他们赞誉为伟大的科学家，但是不要忘了在明代，他们是士人群体的一员，而不是专业科技人员，没有专业的诸如中国科学院一类的机构容许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从事科技创新，整个社会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今日社会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要想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只有攀附权贵或者从事科举考试，进入腐朽的官场，然而他们无法改变大明王朝混乱腐朽的政治现实，也因为种种个人因素而受到同僚的陷害和上级的打击，最后郁郁而终，这恰恰说明了在传统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其所支持的专制皇权的官僚制度是无法给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的。

清代科技：依然向前发展

明清易代虽然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清军入关后的剃发、易服、圈地、迁界、禁海等政策又激化了社会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的完全停滞和倒退。事实上，清代科技在明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以清朝中前期为例，军事技术方面，在汤若望等传教士的帮助下，制造出来了“神威无敌大将军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龙炮”等科技成果，清军的火器装备率也非常高，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超过了明代，。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中，戴梓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博学多能，通兵法，懂天文算法，擅长诗书绘画，通晓天文、历法、河渠、诗画、史籍等，是著名的机械、兵器制造家，曾制造了“连珠铳”（又称“连珠火铳”）和“威远将军炮”（“子母炮”）、 “蟠肠鸟枪”等火器。医学方面。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鉴》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著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地理方面。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中国的新疆地区。农学方面。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有《钦定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著作。其中大型综合性农书《钦定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乾隆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

进入晚清，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更是奋发图强，试图赶上世界科技的先进成果。仅军事科技方面就涌现出来了丁拱辰、龚振麟、丁守存、黄冕等一大批学者，他们重视引进西方的火器技术，提高清军的战斗力以抗击外国侵略，但是在腐朽的清朝政府统治下，同明末一样，腐朽的清军战斗力并没有因此提升，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因此，清王朝不是靠几个专家就能免于灭亡的，和明王朝一样，清朝腐朽的专制皇权制度，无官不贪的封建官场，迂腐可笑的保守文官，愚昧落后的民间社会，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四民社会结构是古代科技变革的巨大阻力

中国皇权官僚制度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阻力，不过，更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社会才是中国皇权官僚制度的基础，其产生的极为顽固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体制非常顽固，才是中国科技虽然成就很大，但是发展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四民社会体制下，士大夫群体处在社会的金字塔顶端，当然，跟这个群体平行的还有一些专制皇权政治下的世袭贵族和宦官也可以看作是金字塔顶端的那一部分社会群体，然而，士大夫群体文化水准远超过统治集团中的其他人，因此在专制皇权政治以及儒家文化上拥有压倒性的解释权，因此也就获得了很强的话语权，而传统中国的官僚政治制度恰恰是为士大夫阶级而量身定做的制度，它以科举考试为选拔机制选拔人才，表面上看上去非常公平，但是从明清开始，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考试内容，以朱熹对四书的思想为准绳。这种考试制度，在一方面的确训练出一些较为优秀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考试内容同近代化所急需的科学技术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导致了长于科学技术的士大夫只能将科技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或作为升官的资本，他们的主要精力还是忙于钻研四书五经和经史、文化，这就完全不能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积累所必须的专业性、高效性，导致了中国社会中士大夫身份的科学人才，虽然能作出一些不乏有创新的成果，却无法在整个社会层面形成一种重视科学技术、重视人才的社会氛围，再加上传统中国社会的文献保存极为不易，朝廷的重视程度也极为不足，更加增加了科技知识积累的难度。

四民结构不仅阻碍了士大夫群体的科技创新能力的发挥，也阻碍了非士大夫群体的科学人才突破社会身份的限制，发展科技创新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四民结构社会及其适应其的儒家保守主义思想，言必称“三代”，动辄认为“井田制”、“周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的主张，对现代理性的科学思想、启蒙思维存在着严酷的压抑，这就造成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科学人才的思想和成果不能融会贯通，科技创新活动不能受到长期的刺激和鼓励，再加上中国特色的官僚地主制度的长期存在，导致成功的商人很容易自觉转化为官僚地主，大大抑制了中国商业资本的再积累，其转化为资本主义产业资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就更不可能在生产力上给科技创新以巨大刺激，因此，中国古代的科技创新成就，同现代科学技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政治制度和小农经济制度的顽固性，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困难重重，最终错过了现代化的良机，这固然令人痛惜，但也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命运。晚清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西方，最后导致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其惨痛教训告诉我们，专制皇权制度必须推翻，腐朽的小农经济下的官僚体系是近代化的天生敌人，迂腐、脱离实际的集权式的儒家文化不适应现代工业化社会的需要，必须被时代所淘汰，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轨迹恰恰是抛弃了明清专制王朝的发展模式，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和辛勤建设，走向了现代化社会的康庄大道，那种因为反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就向往腐朽的明王朝的观点，既幼稚，也肤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