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孙承宗同祖大寿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复杂的演变。在孙承宗第一次督师辽东期间，祖大寿并不受孙的重用。孙承宗去职后，由于在宁远之战中立有军功而受到袁崇焕的重用，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被逮捕，孙承为了实现对祖大寿的控制，采取了各种权术手段，导致两人之间的关系较为紧张，双方互不信任，直至孙承宗离开督师职位，两人之间的信任依然没有恢复。
关键词：孙承宗 祖大寿 关宁军 袁崇焕 己巳之变
在明末抗清战争中，孙承宗是一位较为重要的大臣，他是关宁锦防线和关宁军的实际创建者，最后遭到奸臣陷害而去职。而祖大寿则是一位关宁军的重要将领，他在关宁军中长期服役，曾在大凌河之战中投降后金，后反正归明，在松锦大战后力屈而第二次投降。他们都在抗清战争中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他们的私人关系却一直都较为紧张。本文试图从孙承宗与祖大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以图抛砖引玉，对研究明末抗清战争中文官与武将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研究试图有所推进。
一、孙承宗第一次督师期间与祖大寿的关系
孙承宗最早接触祖大寿是在天启二年他第一次督师辽东期间。此时，关外的明军连续受到后金的沉重打击，抗清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当时的情况如下：“山海一关，止有残兵五万，皆敝衣垢面。一带城垣，仍低薄塌圮，罗城内器械填塞，莫为查验，而溃兵、逃民团聚如斗之城，互煽互惊，立见兽散之势”[③]。此时，祖大寿也是逃兵中的一员。辽东沦陷之前，祖大寿为经略王化贞中军，辽东沦陷后，他率残兵败将逃到觉华岛。孙承宗到任后，将其调回陆上，负责修筑宁远。“大寿度中朝不能远守，筑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④]]，采取了较为消极的态度。孙承宗得知后，曾一度想处死祖大寿，茅元仪《督师纪略》说：
公尝欲斩汪翥，以其烧砖怠也。又尝欲斩祖大寿，以其不出抚夷而漫坐镇城也。皆以袁崇焕力救而免。然公实无意杀之，欲操纵为用。[[⑤]]
虽然在袁崇焕等人的营救下，祖大寿避免了被处死的命运，但他始终没有被孙承宗所重用。从孙承宗的《部署将领疏》可以看出，天启三年二月孙承宗整顿关内外兵马之时，祖大寿并没有得到提升，他以原任参将复授参将管觉华岛水师，并且令金冠以游击管参将事辅之[⑥]，此时，孙承宗已在计划收复关外失土，军队规模不断扩大，不少将领的职衔得以提升，但祖大寿却不在此列，可见这体现了孙承宗并不重用祖大寿。
综上所述，因此在整个天启年间，孙承宗同祖大寿的关系并不亲密，甚至有一点紧张。而孙承宗并没有料到的是，在其卸任督师之后，祖大寿逐渐上升为辽东军队的主将之一，因此在孙承宗第二次督师辽东之时就要面临如何处理好和祖大寿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
二、己巳之变前后的孙、祖关系
如上所述，在天启年间，孙承宗第一次督师辽东，祖大寿身为逃将同孙承宗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不被孙承宗所信任，也不受重用，甚至一度曾经被孙承宗所厌恶而几乎被处死。从官职来看，当孙承宗离职之时，祖大寿仍在参将的位阶之上。而此时辽军之中的其他将领，如满桂为总兵，赵率教已为副总兵，就连战功不显的左辅也已经是副总兵，而在孙承宗时期功名不显的何可纲，也已经为中军守备，而祖大寿此时的地位在关宁军中，并不能算作是重要将领，只能算作一般将领。
孙承宗离开辽东后。祖大寿地位逐渐开始提升。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围攻宁远城，时担任宁前道的袁崇焕统帅诸将誓死守卫宁远，根据其奏报守城经过如下：
奴酋入犯，本道与总兵满桂、同知程维模住扎宁远，为死守计。城内以广武营步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陈兆蘭，带领步兵与都司徐敷奏凭城为守。总兵标下内丁城上及四门为援，本道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其传宣督阵则中军孙绍祖、何可纲、霍一厚、李国辅、黄惟正、彭簪古等是也。修武营参将祖天寿,领营内健丁出兴水瓦窑冲为援。[⑦]
后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击宁远，身为参将的祖大寿先发凭城死守之议，力主填塞城门，背水一战。袁崇焕在塘报中如此描绘：
若夫宁远幸存，总兵满桂实司提调，副总兵左辅、参将祖大寿与中军守备何可纲，坚执塞门之议。[⑧]
在宁远之战中，祖大寿“当南面应援西南角”，首当其冲地受到后金军队的攻击，根据袁崇焕的报告如下：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时，据宁前兵备道袁崇焕报，二十三日，大营鞑子俱到宁远，扎营一百。至二十四日，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炮打死无数。贼复攻南，推板车遮盖，用斧凿城数处，用捆柴浇油，并搀火导，用铁绳系下烧走。至二更方才打退。[⑨]
而据《清史稿·祖大寿传》载，此次战役中“大寿佐城守，发巨炮伤数百人。”[⑩]给予后金军重大杀伤。由于坚决支持袁崇焕坚守宁远的主张，祖大寿在宁远之战后，在辽东军队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逐渐受到袁崇焕的重用。崇祯元年，袁崇焕督师辽东，在他的领导下，“擢大寿前锋总兵，挂征辽将军印，驻锦州”[11]，祖大寿官至总兵，负责锦州防务，地位十分重要。
公元1629年，己巳之变爆发。祖大寿随同袁崇焕率军入援，在北京城下连续作战，取得胜利。然而，昏庸的崇祯皇帝在后金军队设下的反间计的影响下将袁崇焕逮捕，见到此状，祖大寿“在侧股栗，忧并诛”[12]，而辽东将士听闻袁崇焕下狱也“放声大哭，从此人心惊固，不复有固志矣”[13]，祖大寿、何可纲等将领只好率军返回辽东，当时，针对祖大寿和辽东军的谣言在明朝上下流行：
上逮崇焕下诏狱，大寿与中军何可纲等帅所部万五千人东溃，人言大寿与奴合关、宁十万众，反戈内向，祸在漏刻。[14]
祖大寿后上疏云：
二十日，二十七日，沙窝、左安等门，两战两捷。城上万目共见，何敢言功？露宿城壕者半月，何敢言苦？岂料城上之人，声声口口只说辽将、辽人都是奸细，谁调你来？故意丢砖打死谢友才、李朝江、沈京玉三人，无门控诉；选锋出城，砍死刘成、田汝洪、刘友贵、孙得复、张士功、张友明六人，不敢回手。彰义门将拔夜拿去，都做奸细杀了，左安门拿进拨夜高，索银四十六两才放。[15]
辽军受到京城内外流言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从战场溃退，崇祯想到了曾在辽东督师的孙承宗，他命令孙承宗设法追回关宁军，孙承宗令刚刚从诏狱中释放的前关宁军大将马世龙从。时在山海关亲历战争的朝鲜使者李忔在《雪汀先生朝天日记》如此记载道：
十一日辛酉，夕时有马总兵世龙赉敕及孙军门书，持上方剑宣召入见。则祖总兵曰，奸臣用事，陷害忠良。我军力战杀贼，而功归于满桂。且不给军粮，故军心愤怨，不得已还来。今若赦袁爷斩奸臣以慰军心，且给每名银五两，则当还人京讨贼云云。马总兵即夜回京，未知此举如何。自古奸臣妒贤争功，鲜不败亡者，言之奈何。但朝廷之请还，祖总兵之要君，可谓胥失之矣。[16]
面对此种情形，马世龙即使手持尚方宝剑，也束手无策。孙承宗见状，又令游击石国柱，带上他所写的手书赶来见祖大寿，并对他说：“袁督师事，可为流涕。今阁部在此，自当以尔忠义本心恳告圣上”[17]，然而，此举又遭到祖大寿及关宁军将士的拒绝。孙承宗对此也感到十分为难，他向崇祯皇帝报告说：“大寿危疑既甚，又不肯受满桂节制，有放炮徙营之说，激而东溃，非诸将卒尽欲叛也。当慰谕将领，解散士卒，大开生路，以收众心。辽将大半为马世龙部曲，臣谨遵便宜行事之旨，密调世龙亟往抚谕，苟见世龙，必有解甲而归者，则大寿可勿虑也”[18]。从孙承宗的上书中可见，他对祖大寿的回返已经丧失希望，而且他对祖大寿是否会叛逃后金也持有一定疑虑。《孙文正公年谱》云：
公忧大寿之果与敌合也，大书榜示军前曰：“东敌久薄近郊，急调祖大寿兵往遵化捣巢，遏敌归路。”用以欺敌。传檄谕大寿诸将曰：“今日东兵西还，必无一毫罪戾。阁部四载关门，从无食言于将士，尔辈所悉也。”又密扎祖大寿，教以急上疏自列复遵化杀敌效实，岂惟自明心迹，且历叙大功。大寿得书大哭，诸将亦哭，乃如公指还报，而前军已过永平矣。[19]
不过，无论孙承宗采取何种行动，祖大寿、何可纲所帅之辽军主力部队依然退出了山海关，并没有听从其老上级孙承宗的命令。一筹莫展的崇祯朝廷不得不命令时在监狱中的袁崇焕写手书与祖大寿，令其回军辽东：
石衲因大言，谓崇焕曰：“公孤忠请组，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臣子之义，生杀惟君。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已示意，公其图焉！”焕曰：“公言是也。”因手草蜡书，语极诚恳。至则寿去锦州一日矣。驰骑追及，即遥道来意。军有教放箭者，骑云：“奉督师命来，非追兵也。”寿命立马待之，骑出书，寿下马捧泣，一军尽哭。然殊未有还意。寿母在军中，时年八十余矣，问众何为，寿告以故。母曰：“所以至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河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军中皆踊跃。即日回兵入关，收复永平、遵化一带地方。[20]
崇祯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孙承宗到关上任后，关宁一代的士庶百姓不断向他陈情请求释放袁崇焕。孙承宗此时所承担的任务是召回祖大寿军，他试图博取祖大寿的信任，使得他率兵重新进入关内：
正月三日，祖大寿整兵入关。次日，与何可纲、张弘谟先后谒公。督府亲兵五百甲，而候于门。公开成诚与语，谕以勉报圣恩。大寿喜溢眉目，出而告将士曰：“公真生我矣。”[21]
这里孙承宗盛陈仪仗、率亲兵五百之举，显然对祖大寿有所防备，从祖大寿的表现，也可看出其担心孙承宗有不利于己的举动。根据《年谱》的记载，孙承宗为了进一步安抚祖大寿之心，“间入其营，周视壁垒部曲，安坐俱谈，每至移晷。又时具酒炙，呼大寿等入引于城楼，大寿益自安”[22]，可见他用了很大力量以收买人心。
综上所述，当袁崇焕被逮捕后，孙承宗的首要目标并非争取袁崇焕被释放，而是试图让祖大寿重新入关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孙承宗使用了不少办法，但都归于失败，这是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袁崇焕是否被定罪。时人余大成对:“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意果欲杀焕矣”[23]。他认为祖大寿与袁崇焕“功罪惟均者也”。而此时的孙承宗“知内旨已定，不敢上请”[24]。而袁崇焕的被处死，最终导致了孙承宗在关宁军的威信全面下跌。《雪汀先生朝天日记里》记录了一个故事：
孙爷进府升堂，各官叩贺，部道镇进揖，茶叙出。观者如堵，官民欢腾，孙爷喜异寻常。验功毕众兵要赏要饷，已非其体，更有一红旗力争赏薄，且云不稀罕这布红匹。孙爷怒甚，“尔将宫未开上红旗来，如何得知？此赏是朝廷家物，尔敢恃功轻薄”。祖总爷从旁谕退，终为全美之累，众皆不悦。其骄悍之气，此后宜戒之，渐不可长，密禀。[25]
从这个故事可以管窥关宁军的军纪在袁崇焕被抓捕后明显下降的情形，而在场的将领见到一个普通士兵顶撞身为督师阁臣的孙承宗竟也没有较为严厉的表示，正可以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关宁军同孙承宗之间貌合神离的关系。孙承宗既知其和祖大寿为首的关宁军将领关系紧张，故采取了权术驭之的态度：
降人银定者，故给事大寿左右，大寿遣之敌营，留半岁，奉敌书来与崇焕讲款。款未就，银定仍留大寿所。敌破永平，遣三叛人持黄旗大书“讲和”字，诣大寿营。大寿以请，公报曰：“听大将军处分。”而又密下教曰：“毁其旗及书，焚之军前，其人惟所置之。”大寿惧，乃立斩其使。[26]
而在祖大寿同文官丘禾嘉之间的斗争中，孙承宗依然站在代表文官的丘禾嘉一边：
己而与镇臣祖大寿相忤，禾嘉以上严侦哨，而前之边吏以此诛，遂为侦哨不严之说，以劾大寿。大寿亦以上严贪贿，即大卿亦多斥褫，遂列禾嘉贪秽，欲以上闻。公以交相劾，则禾嘉得罪，愈以长边人之傲恣，力止大寿[27]。
可见，在丘禾嘉同祖大寿的矛盾中，孙承宗显然站在代表文官集团的丘禾嘉一边而压抑身为武人的祖大寿，虽然祖大寿的反应不可知，但可以推测，祖大寿对孙承宗的刻意压抑是不满意的，双方的关系也没有进一步好转。
公元1632年爆发的大凌河之战，标志着孙承宗统帅关宁军的最后谢幕。时辽东巡抚丘禾嘉等主张收复广宁、义州、右屯三城，而此时在关宁军中，祖大寿与丘禾嘉发生矛盾，互相攻击，孙承宗不愿武将攻击文臣，一直站在丘禾嘉一边，压抑祖大寿。大凌河之战中，祖大寿等人被后金军队重重围困而最终决定投降，而他的副将何可纲则拒绝投降，何可纲在死前对祖大寿说：“我两人皆受知阁部。公不出，无以慰阁部；予不死，无以报阁部。公固不当同予死，而予亦不难同公出。但既出，亦不能同公以有为，不如死，并可以明公之出亦非得已也”[28]，何可纲如此态度，可能引发了祖大寿的严重不快，坚定了他开城门投降的决心。伴随着大凌河之役的终结，孙承宗去职，祖大寿和孙承宗之间的恩怨，也随之终结。
三、结论：从孙、祖关系看明末文武矛盾
孙承宗与祖大寿之间的关系，在晚明文武关系中有一定的典型性。晚明文官集团权力的扩张侵夺了本应属于武官的权力，导致文官和武将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异动，但是，随着辽东战局的逐渐恶化，统帅军队的诸多文官或死或，导致武将的地位在缓慢回升。
孙承宗与祖大寿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祖大寿在天启年间不受重用，同孙承宗关系较为疏远，但是孙承宗去职后，崇祯年间，祖大寿的地位逐渐上升。在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中，由于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投入监狱，祖大寿被迫率军出走，此时代表朝廷的孙承宗不得不使用各种权术诱使祖大寿率军重新参战。在这种条件下，孙承宗和祖大寿之间的关系表面上较为和谐，实际上较为紧张，孙承宗并不信任祖大寿，但是为了抗清战局又不能不依靠其的力量，因此各种只能使用权术驾驭之，而祖大寿也深知孙承宗和明朝政府对其不信任，最终再次投降清朝。
从孙承宗与祖大寿之间的关系演变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孙承宗仅以权术驭之，而祖大寿对此显然心知肚明。这最终导致了祖大寿再次降清。
由此可见，明朝当局的错误举措最终导致了军队上下离心，是抗清战争不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本文为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阶段性成果。
[②]作者简介：曾磊，男，汉族，（198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明史研究。
[③]明熹宗实录.卷十九.天启二年二月己丑.[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983-984
[④]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元.袁崇焕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6708
[⑤][明]茅元仪.督师纪略.[A].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续编.第21本[C].巴蜀书社.2001:230
[⑥][明]孙承宗著.孙承宗集.李红权辑录点校.孙承宗集.[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857
[⑦][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天启六年正月[A].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四三七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86
[⑧]明熹宗实录.卷六八.天启六年二月戊戌.[M].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⑨][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十五.[A].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四三七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87
[⑩]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四.祖大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9420
[11]同上
[12]同上
[13][明]周文郁.边事小记.[A].阎崇年.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C].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13
[14][明]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206
[15][清]汪楫.崇祯长编.卷二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1626-1627
[16][朝鲜]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A].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一辑第9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3
[17][明]孙铨.孙文正公年谱[A].李红权辑录点校.孙承宗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1472
[18]同上
[19]同上
[20][明]余大成.剖肝录.[A].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续编.[C].成都.巴蜀书社.2001:457
[21][明]孙铨.孙文正公年谱[A].李红权辑录点校.孙承宗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1475
[22]同上
[23][明]余大成.剖肝录.[A].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续编.[C].成都.巴蜀书社.2001:457
[24]同上
[25][朝鲜]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A].燕行录全编.[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03.
[26]同注17
[27][明]鹿善继、杜应芳.后督师纪略.[A].稀见明史史籍集存.第12本.线装书局.2003:315
[28][明]鹿善继、杜应芳.后督师纪略.[A].稀见明史史籍集存.第12本.线装书局.2003:399
